试论社交媒体新闻话语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影

　　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沟通方式，同时也改变着普通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方式。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超越了传统媒体的局限，其所具有的交互性、及时性、透明性等优势有力地推动网络政治参与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促进民主价值的实现。以《武汉2049》远景发展规划发布事件为例，社交媒体的使用使政治信息的传播从单向发展为多维，政治参与从动员转变为自主，推动公民的政治社会化范式从单向主导向多元互动转型。同时伴随社交媒体新闻传播经验的渐趋成熟，社交媒体新闻话语将更加全面地向传统新闻话语渗透，加强公民意识的培养以及合理利用科学引导社交媒体，才能促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可持续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网络政治参与是指现代公民以虚拟的网民身份或者以网络社区的形式发表政治主张、政治意愿，影响和推动政治决策过程、监督行政管理的活动，是一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定和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参政行为。”[1]中国网络政治参与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产生并日渐显露出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与内在的发展潜力，迅速成为人们政治参与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对于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说，如果人们对它不信任、不支持甚至厌恶、反对，它就失去了权威性，人们就会产生政治不服从行为，从而使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中[2]。伴随着网络普及和使用人数的不断增加，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应用之广泛和影响之深远有目共睹。互联网的应用催生了诸多新生事物，社交媒体便是其中之一。网络平台也正逐渐成为公民政治意识表达的主要途径和媒介，出现了一系列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活动。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沟通方式，同时也改变着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式。社交媒体为公民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广阔的政治参与平台。由于社交媒体允许人们自主地撰写和分享信息，并能即时地进行评价和讨论，因此受众可以自发贡献信息和观点并进行广泛的传播，这就加快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步伐，也使传统型的政府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传统的大众媒体能通过大规模报道和强化宣传，在引导社会政治心理和形成共同的政治意识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但由于其从上到下的信息灌输倾向容易导致逆反心理和政治冷漠。新兴的第一代网络媒体以其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扩大了政治信息的传播渠道，但对主流政治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造成了冲击。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又出现了一种基于网络技术的移动媒体形式——社交媒体，这种媒体以微博、社交网站和即时通讯工具等为代表，是互联网上的第二代媒介，它具有极强的互动性和很高的参与度。社交媒体较少自上而下的控制，属于用户自己生产内容(UGC)的媒体，其生产者就是消费者，人人均可自由制作、表达和出版。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新媒体研究所发布的《2014移动媒体趋势报告》，截至2014年6月，中国手机上网比例首次超过PC机上网比例，手机网民规模超过八成。毫无疑问，这种社交媒体和以往出现的所有媒体一样，都会对公民的政治社会化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微博和社交网站等社交媒体的使用对公民的政治社会化究竟有何影响?本文运用新闻话语分析的质化研究方法展开探讨。

　　二、案例：《武汉2049》远景发展规划之发布事件

　　2013年11月28日在武汉市召开《武汉2049》远景发展战略规划专题研讨会，勾勒、描绘武汉未来美好图景，在全球视野中找寻未来武汉的位置。《武汉2049》提出，2049年的武汉，是更具竞争力并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城市。武汉的世界城市目标是分层级、分阶段和分功能的。在世界城市体系中，武汉瞄准第三层级，聚焦于亚太地区，是亚太地区的国际门户城市。 在时间上，武汉实现世界城市的目标要在2030年之后开始培育。《武汉2049》提出武汉从区域中心到国家中心、再到培育世界城市的“三步走”路线图。第一阶段是国家中心城市成长阶段，到2020年之前，重点打造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影响范围主要在中心城和“1+8”都市圈，产业表现是工业加速与服务强化。武汉的世界城市核心职能是现代物流、贸易、高端制造等高端生产的相关职能，其次为创新、国内交通门户等职能。第二阶段是国家中心城市成熟阶段，2030年之前，武汉影响范围从“1+8”都市圈扩展到中三角，产业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制造业向区域转移。武汉的职能重心向技术创新、区域金融中心、亚太总部集聚、亚太交通门户等核心生产服务职能转变，同时兼顾贸易、现代物流与高端制造功能的整体提升。第三阶段是世界城市培育阶段，2049年之前，武汉影响范围开始从中三角扩展到更广泛的区域，形成以生产性服务业和区域消费服务为主导的产业表现。武汉的核心职能开始朝向更为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核心职能在于文化集聚度、国际交通门户、国际企业总部以及金融创新等。《武汉2049》提出，未来武汉的城市空间呈现“1+4”布局。“1”是城市的核心“主城区”，“4”是外围地区的4个“次区域”，分别是“临空次区域”“临港次区域”“光谷次区域”和“车都次区域”。“主城区”的范围在三环线以内，面积约530平方公里，是未来武汉的中心城，也是武汉建设国际服务性城市最主要的空间载体。武汉将在这一范围内打造“活力中心城”，未来，主城区的人口控制在700万左右，九成工业企业外迁，约六成就业岗位在主城，夜间消费额占总消费额的比例不低于30%。“两江四岸”是主城的核心，在沿江两岸打造江南、江北两个城市中心。在王家墩、四新、鲁巷和杨春湖打造4个副中心。中部中心城市、绿色宜居城市、活力创新的城市、具有竞争力更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城市、保持自身差异化的独特城市……3天研讨会期间，与会者从不同角度描绘了武汉2049发展图景，演绎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头脑风暴”。政府官员、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著名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民网民代表，容得下400多人的会场济济一堂。会场外，通过图文直播，还有数十万网民现场互动。该规划发布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社交媒体在公民政治参与过程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展现。

　　三、社交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范式转型的推动

　　由于互联网“开放性”“去中心”和“去边界”特征，削弱了公民个体对所属政治共同体的忠诚。对于新型公民而言，互联网不仅是海量信息的集散地，而且提供了批判和反思的新场地。具体到政治参与，网络不仅成为公民政治社会化的新途径，唤起了广大公民参与改善政治生活的热情，而且降低了人们从经济负担到心理忧惧的参与成本，提供了相对便捷且颇具效能的参与渠道。社交媒体推动公民政治参与范式从单向主导向多元互动转型，从《武汉2049》远景发展规划发布来看，这种范式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政治信息的传播从单向转变为多维，政治参与从动员向自发演变。

　　(一)政治信息的传播：从单向转变为多维

　　由于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实现必须借助一定的参与工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技术条件的发展尤其是通讯技术的进步为前提和保证的。显然，以传统媒体为途径的公民意见的表达不是直接的，而是要借助记者和编辑的工作，间接地得以反映。一方面并非所有的诉求都能够得到表达，而是要经过记者和编辑的筛选和过滤 ;另一方面被表达出来的诉求或多或少也会受到编辑和记者个人价值观的影响。以《武汉2049》远景发展规划发布现场研讨会为例，传统媒体着重报道普通公民代表全国最年轻的“千人计划”入选者、28岁的光谷创业海归学者范犇，其海外留学毅然回到家乡武汉发展：“武汉2049，光想一想就让人热血沸腾。希望到那时，耳顺之年的我，可以骄傲地对儿女说，我参与了大武汉复兴梦想的实现。”传统媒体选取网民“新青年”和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武汉公民胡艳萍网民“新青年”说：我从2006年来武汉求学，见证武汉近几年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地铁通车、汉街开张、生态走廊规划、过江隧道通车、打造国家中心城市”等一系列重大盛事活动，不断地激励着城市中的人，不由感叹大武汉的宏大气魄，作为中部地区唯一的特大城市，武汉正在大有作为。在她的期待中，2049年自己的生活会很美好：“年过七旬的我骑着自行车在城市里自由穿越，走过绿树成荫的宁静小道，行驶在华丽动感的宽敞大道，再环行湖泊，路上迎着微风与五大洲的朋友道声好。夜晚在明亮的星光下写着前尘往事，清晨在鸟鸣声里醒来。”她觉得自己的生活体验是对一个城市最为直观的感受，未来的武汉生态环境优良，道路四通八达，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武汉人都会是幸福的。国内外目光聚焦武汉2049远景发展战略规划。引自新华网，2013年11月28日。，她表示对武汉未来发展信心十足。与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相比，社交媒体给公民提供的参与途径具有更多的优势。基于社交媒体的意见表达而言，由于参与传播信息的发布者数量巨大，传播速度快，造成网络传播成为非中心的空间。由于社交媒体文本具有开放性，与传统媒体的封闭式大众文本不同，开放式的文本叙述清晰，力图释放出多种多样的联系和解释，允许多种解读同时并举，以使其全部的“丰富内涵”和“文本肌理”并未试图传达一种单一的信息从而关闭其他可能的意义，也未将自身的重点集中在一个唾手可得的意义上，从而把不同的读者都限定在同一种理解之中，它允许在其中进行各种不同的、复杂的解读，因为解读永远不可能是单一的。所以网络中的每一位参与者都可以提出、批判或反对某种观点，通过陈述自己的理由，让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同时也认真听取他人的观点，从而使政治决策向更加理性、结果更加公平的方向上发展，在信息传播上的一致性被完全打破，政治信息的传播开始从纵向单维转向横向多维。

　　社交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由传播者对信息的垄断和舆论的控制，使传播过程中的传播与接受双方都变得更加自由、平等，共同享有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信息的自由和发表意见及观点的权利。受众的主动性也大大提高，不仅仅可以自主选择获取和积累信息的路径，还可以通过评论、转发等方式参与新闻文本的生产与传播(UGC)，从受众角度出发，受众获取不同信息的路径，建立了一个信息量由小到大、逐级递增的网络新闻信息层级模型。随着信息层级的递增，多媒体元素也随之增加，由此确立了一种网络新闻的“多媒体语法”，包括超文本、链接、标签、整合的多媒体内容、固定图片、可移动的图片、图表、信息制图、地图等。还可以进一步利用网络媒体的可存储、实时性、个性化、泛在性等特点，丰富“多媒体语法”的内涵和外延，媒体与受众的关系也从此前的单向传播变为双向甚至多向互动传播。以《武汉2049》远景发展规划发布现场研讨会为例，长江网通过文字直播、图片直播和开辟“2049我未来的武汉梦”论坛，受众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的过程也不再清晰地表现为信息量递增模式，而是出现了跳跃性、反复性、不规则性等特点，例如《武汉青年发出倡议：迈向武汉2049 青春正当时》《共拼地铁梦之墙，畅想2049上万作品晒出五彩梦想》《奔向2049梦想出发，最美家庭健康跑》等一系列通过社交媒体的非独立型报道策划，使新闻话语多样化，多媒体元素进一步杂糅。

　　(二)政治参与：从动员向自发演变

　　“觉醒民众”与既有制度之间的紧张是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分析网络政治参与的症结，同样需要意识到政治发展进程中无意识的政治焦虑。特定的制度体现着特定的权力关系。政治制度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政治发展的进程通常缓慢而痛苦。英国学者安德鲁·海伍德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政治就是人们为制定、维持和修改一般规划而进行的活动。这样，政治就不可避免地与冲突、合作等现象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对立的观点、不同喜好、竞争性需求以及对抗性利益的存在，必然会使人们在社会规划问题上产生争议;另一方面，人们意识到为了改变规划和确保规划得到支持，必须与他人进行合作[3]。故需要提醒的是，在推动政治制度进步的过程中，必须客观认识政治制度改善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必须努力保持一种建设性的姿态以凝聚改革共识，必须懂得多元思想、多样利益彼此宽容妥协的重要性。

　　我国在接入条件、消费能力和媒介素养等方面的“数字鸿沟”依然客观地存在，考虑到网民结构状况、网民与公民概念上的不同，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广度和代表性仍显不足，进而影响着政治参与的总体质量。社交媒体出现以后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的信息不对称，为社会公众政治参与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创建了便捷、互动的参与平台，社交媒体之中的“关注”“粉丝”“转发”和“群组”等，都是基于共同的兴趣、利益或意识形态的新型参与结构，移动媒体的网状结构和协作特性，很容易起到政治生活中“结社”的作用，大大提高个人的资源动员和社会行动能力，利益表达和聚合更加自由。

　　社交媒体使用其核心特点是网络语言和对话新闻学“对话新闻学”认为，新闻报道是记者与其报道对象之间相互对话和沟通的产物，也是不同话语和立场相互冲突、协调和与协商的结果 ;新闻文本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开放性的、蕴含多种阐释可能性的话语建构。作为社交媒体的代表，微博在新闻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使得“对话”得以在更为丰富的层面上进行，催生了“对话新闻”。引自史安斌、钱晶晶 ：《从客观新闻学到对话新闻学》，《国际新闻界》2011 年第 12 期。，信息包含丰富的细节、多媒体形态和大量互动元素，以及媒体内外部的信息资源，甚至还包括受众贡献内容的“众筹新闻”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把“武汉2049”打造成充满朝气的青春正当时和赢得未来的武汉愿景。以微博、微信账号发布为主渠道，层层递进，打通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平台，通过运营新浪微博“@武汉来了”“@乐活武汉”“@武汉同城会”等多个账号，让公众获取及时、准确的相关资讯，充分感受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大武汉的2049”，其好与坏，腾飞与没落，伟大与渺小，均取决于现如今这场史无前例的谋划。作为传统媒体的《长江日报》以及旗下长江网与社交网站新浪微博共同开启关乎武汉复兴大讨论的“头脑风暴”模式。全球城市研究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萨斯基娅·萨森等知名专家学者，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阮成发，市长唐良智等武汉管理建设者和公民代表等400余人齐聚一堂，共谋武汉长远发展图景。在研讨会首日，就有10名代表登台发言，畅谈自己心中的“武汉2049”，广大网友在长江网专题报道的评论专区点击互动达百万余次。2014年由武汉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认证的新浪微博账号“@武汉发布”成为正式社交运营平台，该账号在新浪微博上已经拥有超过149万的粉丝，以超文本、多媒体、互动性、个性化的“互联网思维”主导着对话新闻的实践。“@武汉发布”以话题引导“文化武汉”“科教武汉”“美食武汉”每日更新大武汉资讯，推送相关的武汉建设动态新闻，熟练使用网络语言与网友频繁互动，利用网络热门词汇设置转发和分享话题。“最任性的城市就是武汉”求关注、求转发、求点赞，与之前先后推出的以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武汉话为话题的相关微博形成系列，《只因在人群中对你说了一句武汉话》《斗狠必备武汉人吵架108般武艺》《谁敢再黑我大武汉，不服来辩》《来看哈你呛不呛正宗的武汉班子?》《萌贱的武汉话，我已凌乱》，不仅实现了文字、图片、视频有机融合，用调侃、戏拟(parody)、拼贴等具有后现代风格的“自黑”传播策略再现了“大武汉”和网友之间的互动。

　　长江网的“武汉2049——武汉未来与规划”专题页面上，配发相应的报道《梦里宜居江城——人口、资源与环境》《蓝图中的魅力都会——城市规划与建设》《问道实力武汉——经济与产业发展》和《传承城市根脉——文化和社会建设》，专门设置了“网友微博互动”栏目和“2049我未来的武汉梦”论坛，呈现网友与武汉规划之间的精彩问答，建立了一种政府与公民直接对话交流的模式，网民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及时地参与政治信息的讨论，甚至可以直接在网络中发布政治信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配合《阮成发畅谈2049：我们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不容置疑》的报道推出的《如果可以，我们能不能一直留在武汉》，大量的基础素材，精心筛选和反复提炼，富有人情味和趣味性的社交媒体新闻文本的形式和语态。武汉晚报官方微博开辟﹟武汉2049﹟微博话题：在未来的机遇和挑战下，武汉如何发挥优势?对于全球、中国广角下的武汉未来，你希望武汉如何发展?确立怎样的战略地位?武汉如何发展成为一座“世界名城”，小伙伴们支支招吧。传统媒体更主动地从社交媒体和网络媒体中汲取养分，打通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两个平台，实现了主流(官方)、专家(精英)、网民(公众)三个话语体系之间的有效互动。

　　四、结论

　　随着媒介形态的不断丰富，未来的新闻话语体系将不再按照媒体介质类别进行严格区分，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杂糅和融合将成为一种常态。伴随社交媒体新闻传播经验的渐趋成熟，社交媒体新闻话语将更加全面地向传统新闻话语渗透，以用户为中心的用户自制内容(UGC)与专业新闻机构报道(PGC)的有机融合将掀起新一轮创新高潮。技术在新闻话语体系创新中的引领作用日渐凸显，“武汉2049”的相关多媒体报道仍大多是文字、图片、图表和视频的简单叠加，并没有真正做到文本和视觉、互动元素有机融合。例如，可以呈现未来武汉的三维愿景或时空转化的数据化的可视报道，新技术与传统报道手段在无缝融合的全媒体报道能力还有可能做出较大的提升。如何把社交媒体所带来的诉求变化纳入新闻话语体系的研究范畴，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难点。

　　除此之外，社交媒体在危机传播领域的运用将更加普遍。例如，新浪微博“@武汉发布”转发率过低、评论中不乏非理性、情绪化的“意见领袖”。网络舆论不仅是政治焦虑的表现，而且加剧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焦虑。在社交媒体上不同的新闻话语如何影响危机传播的效果，怎样通过监测社交媒体报道对危机进行预警，在危机发生的不同阶段应在社交媒体上如何发声，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在危机传播中进行哪些合作，这些网络的负效应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并加以解决。这其中，一个关键的环节便是培养网民的现代公民意识，努力形成理性、健康、负责的网络政治文化，促进网络舆论空间向真正的“公共领域”的转变，即自由进入、平等讨论、多元表达。具有公民意识的现代网民是网络政治参与水平提升的重要条件，缺乏公民意识的网络政治参与，必将导致非理性和无序的政治乱象。公民意识源自公民对国家和公民关系的理性认识，包括主体意识、民主参与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法制意识、政治宽容意识等要素。在公民意识支配下，公民如能普遍自觉地以自身的政治参与去影响政治参与具体制度、程序、渠道的设计与建设，参与政治的渠道和形式会越来越多，制度和程序会越来越完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将开始进入公民参与机制创立和制度设计的实质性阶段。

　　作者：李理 来源：知与行 2015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