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中的实用主义

　　作为美国的半官方哲学，实用主义在美国政治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美国政治中的实用主义，善于妥协，灵活变通，谨慎明智，使得美国在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这种实用主义抛弃了明确的意识形态和伦理原则，考虑问题容易限于眼前利益，也存在明显弊端。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诞生在美国，成长在美国，渗透在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理论观念和政治主张当中，甚至可以理解为使美国成为美国的独特哲学。作为美国的半官方哲学，实用主义在美国政治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政治理论上，同时更为明显地体现在政治实践当中。实用主义在其他国家，如中国，亦有着一定的影响，但又与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

　　实用主义是美国多元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经断言，美国没有哲学。实际上，这个国家确实缺少法国式的思辨，更注重行动和效用。让托克维尔想不到的是，美国人就在这种行动和效用的基础上创立一种哲学流派—实用主义(Pragmatism)，其希腊文πραγμα原意就是行动。

　　实用主义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其后逐渐在美国生根发芽。在美国社会发生剧烈转型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流派占据主流，成为美国的半官方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从皮尔斯发展到杜威，完成经典实用主义的历程。杜威之后，实用主义哲学大一统的局面走向完结，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除了蒯因、古特曼等人的“新实用主义”之外，亦形成了以胡克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在之后的语言学转向当中，亦出现了奎因、普特南等一批思想大师，并在当代哲学界拥有罗蒂、罗尔斯等一批大师级的学者。

　　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在实用主义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在1878年发表的《如何使我们的概念明晰》一文中，皮尔斯从概念出发，系统地论述了“唯有实物的效果导致信仰”等重要的实用主义原则。①皮尔斯的理论20多年无人问津，直到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哲学讲演中重又提起，实用主义才开始迅速传播，掀起了一场“实用主义运动”，深刻地影响了美国改革时代的思想观念。

　　实用主义发展到詹姆斯，更加同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改革精神联系在一起。詹姆斯反对宿命论，号召人们进行改革以改变自己的命运。②詹姆斯实用主义哲学的一个特点是开始追求“调和”。詹姆斯从一只松鼠的争论出发，认为“实用主义的方法主要是一个解决形而上学争论的方法，否则争论就无尽无休。”③在1907年写的《实用主义》一书中，他将实用主义定义为“一个快乐的调和主义者”、一个“仲裁人”或“调解者”。④

　　杜威是实用主义发展的一座里程碑，他本人也是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杜威将他对实用主义的理解应用于政治、教育、社会等方面，并奇迹般地在诸多领域取得极高的成就。杜威调和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创造”出一种新个人主义，取代早期的极端个人主义。在杜威那里，实用主义的政治意义更加突出，他将实用主义哲学视为一种民主哲学。他认为哲学应该成为实现民主的基础，“为人类实现民主的理论所趋使”。⑤在杜威那里，实用主义哲学同民主政治更加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政治思想。

　　悉德尼·胡克(Sidney Hook)的民主理论在哲学基础上直接师承他的老师杜威。他将杜威奉为“最伟大的实验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最伟大的民主哲学家”。胡克将实用主义的经验主义看作是民主生活方式的基本价值，并且主张用“明智的方法，批判的科学研究的方法”来协调民主社会由于承认多样性而产生的冲突。同时，胡克发展了实用主义，开创了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杜威以后，实用主义逐渐转向语言哲学，出现了奎因、普特南、古德曼这样的一些思想大师。但是，这种语言哲学并没有离开对政治与社会的关注，而是继承了实用主义的一贯传统。在当代美国政治哲学领域，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也仍然为实用主义保留着充足的空间。比如，从罗尔斯由《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转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式自由主义对形而上学的疏离和向实用主义的回归。及至当代美国政治哲学的另一位巨擘—罗蒂，则更是通过对罗尔斯新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裁剪，用实用主义把后现代主义和现代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统一起来。有学者甚至明确指出，罗蒂的哲学是“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杂烩”。⑥

　　实用主义在美国生根、发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并非偶然。早在美国初建时期，清教徒务实、奋斗、创新的精神就为实用主义种下了基因，而美国能够最终崛起为超级大国，也与这种实用主义密切相关。更为真实的是，实用主义与美国社会的多元特征联系在一起。詹姆斯就曾经明确指出，实用主义是一种“多元事实的哲学”，⑦这与美国社会的多元特征联系在一起，更增强了实用主义的生命力。在多元竞争的文化传统中，很难形成对理想化制度的认同，人们常常注重实际的效果，从此角度上看，注重实际效果的实用主义是美国多元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

　　对美国政治理论的影响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用主义对美国人政治观念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作为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在美国，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实用主义的色彩。实用主义使得美国的政治学更注重实践和实验。时至今日，政治科学在美国如火如荼地展开，并且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也与美国实用主义的影响不无关系。

　　作为一种学说，实用主义诞生于美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改革时代”。⑧同建国初相比，改革时代美国的政治观念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已从探讨国家‘应该是怎样’(应然)转变为说明现实政权‘是怎样的’(实然)以及现政权应如何运作问题”。⑨实用主义正好契合了西方政治的这种“实然”特征，其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并长盛不衰，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实用主义代替了理性主义，成为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政治思想更加着眼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作为一种哲学观念兴起以后，实用主义十分关注将哲学与政治和社会联系起来，这不仅打破了形而上的桎梏，而且对美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经典实用主义的代表杜威和普特南一致认为，研究的目的就是普特南所说的“人类的繁荣”，建立起自由、民主、宽容、崇尚平等的社会。⑩在杜威看来，个人态度、公共政策和文化适应策略的变化是逐步朝向更自由和更民主的社会群体发展的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并促使人在这种社会群体中发展得更完美。

　　正是因为实用主义的底色，美国的自由主义更少理性主义的色彩，更加务实，更少思辨性，不仅成功地实现了转型，而且能够深刻影响美国的政治实践。运用实用主义，杜威成功地改造了美国的旧自由主义，全面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而且，直到今天，包括罗蒂、罗尔斯等在内的一大批自由主义哲学家仍然透露出强烈的实用主义底色。

　　在政治观念的领域，实用主义直接影响了作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的自由主义，对传统个人观念、自由观念、民主观念改造的结果，使得美国产生了一种不同于西欧的“新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不但融合了“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界线，而且，在重视“消极自由”的同时，也包容了“积极自由”，并试图将更保守的法治与积极的民主结合在一起，突破了传统自由主义的桎梏。实用主义强调经验，新自由主义对民主采取了一种更为友好的态度，并且在民主运作理论上主张演进主义。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务实、创新的实用主义，能够不断突破，以不断的改革为动力，追求更切实际的目标。

　　从这种实用主义出发，杜威彻底改造了传统自由主义，使其成为一种更贴近现实，为政治实践服务的意识形态。在杜威那里，个人已经不是那种“固定的、现成的、给予的”个人，而是依托于环境的个人，而新自由主义也“对于有益的法律、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正面建设抱有兴趣”。经过改造的新自由主义信奉一种不断的变革。这一变革既扬弃了绝对主义而信奉“历史的相对性”，又主张“实验过程”和实验的方法，使观念与政策同现实相符而不是相对。

　　实用主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为民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指导。美国政治思想史家梅里亚姆赞誉杜威和詹姆士“为民主伦理照亮道路的人”。实用主义对民主理论的影响可见一斑。

　　在实用主义的影响下，美国民主观念更加务实，也更加灵活。面对民主制度的危机，人们避免了极端化的倾向，更多考虑能够解决危机的各种途径，而不是死抱僵硬的教条。美国的民主在各种极端认识中间不断地依据现实进行调整，不但实现了民主内部种种力量的均衡，而且推动了民主的动态发展。

　　对美国政治实践的影响

　　作为美国的半官方哲学，实用主义对美国的政治、法律、社会、教育、宗教和艺术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实用主义对美国政治实践的影响尤其明显。在那本被美国人奉为经典的《美国的民主》一书当中，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指出，美国人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民族，不大善于思考。他们凡事考虑眼前的利益，而不大追求长远的利益。他们所重视的，是够得到、摸得着、切实存在并能用金钱估价的东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直接将实用主义视为“美国精神”，认为美国人的求真务实精神和开拓进取之心是实用主义培养起来的，美利坚民族是务实的民族，美国的领导者则是“官僚—实用主义型领导集团”。

　　美国人一直讲究实用。在独立战争中，殖民地人民突破了传统战术的限制，采取了更加实用的战术，使得英军陷入狼狈的境地。华盛顿将军本人就是一个很讲究实用的人，很多政策都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同时，这种实用主义精神和当时殖民地的清教精神联系在一起，虽然没有发展出实用主义哲学，但是，却为美国政治实践中的实用主义奠定了基础。

　　在实用主义改革、创新思维方式的主导下，美国政治实践特别强调了改革。美国历史基本上以时间为断限，被划分为不同的时代，比如，镀金时代、进步时代、改革时代等等，这跟这种改革思维是联系在一起的。威尔逊曾以“新自由”作为他施政的一个纲领;罗斯福也以他的“四大自由”为进一步实施“新政”的旗帜。大到内战期间对奴隶制的废除，小到奥巴马的竞选纲领，在美国政治当中，那些注重实用、锐意改革的政治家常常会获得民众的支持，也更会在政治实践中有所作为。

　　罗斯福主导下的新政，可以说是实用主义在美国政治当中发挥作用的一个典型案例。对于这样一场广泛而深入的改革，作为总指挥的罗斯福总统却“既没有整顿经济的灵丹妙药，也没有什么奇特的计划”。那么，新政失败，如何收拾这一烂摊子呢?对此，罗斯福甚至直接宣称：“如果这种方法失败了，那就坦白承认，并试行另一种”。其实用主义的指导思想，跃然纸上。新政引人注目的演进之路，亦是实用主义的一种体现。罗斯福曾经明确指出，我们说文明是一棵树，在成长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腐木和朽木。激进派说：“把它砍了”。保守派说：“别碰它”。自由妥协派说：“让我们来修剪它，这样就既不会损害老树干，也不会损失新树杈”。发动这次竞选是为了让全国按既定方向前进，走有序前进的演变之路，同时避免激进派的革命和保守派的革命。

　　在法律领域，实用主义亦有着重要的影响，司法实用主义不仅自成体系，而且，成为美国司法实践的一个描述。从庞德到波斯那，美国形成了独特的实用主义法学流派。当代美国著名法学家、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波斯那认为，哲学实用主义给美国的法律带来了一种“最有用的东西”，即一种“实用主义情绪”，也就是“日常实用主义”。法律实用主义的萌芽阶段可以追溯到霍姆斯。这位大法学家通过自己多年的法律实践总结认为，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在美国，司法机关虽然在三权分立的体系当中相对权力较小，但是，凭着实用主义的法学精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不断地扩张司法权力，不仅在制宪会议之后将司法审查的权力握在自己手里，甚至在2000年大选中充当了美国大选的最终裁决人，对美国司法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外交领域，这种实用主义的影响就更大，“有用即真理”几乎成为美国外交的行动指南。尽管我们看到，美国也常常会在外交领域强调意识形态，比如，在冷战和后冷战时代。然而，主导美国外交的还是实用主义。为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可以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外交策略，从而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与中国建交、在朝鲜和越南的停战，都体现了美国外交的实用主义。尽管共和党会对意识形态偏重一些，但民主党一贯奉行实用主义的外交策略，直到奥巴马时代仍不例外，这说明了实用主义对美国政治的持久影响。

　　美国著名外交家基辛格博士就曾明确指出，不要认为美国有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战略。在他看来，美国从来没有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更没有一套完整的战略思想。事实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外交目标的需要， 美国的决策者都提出不同的外交政策。如门罗主义、门户开放政策、人权外交等等。这就让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容易在外交领域推行双重标准。民主与人权是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原则，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却发现，他们并没有遵从一个一贯的标准。美国政府的智库甚至直接声称：“我们的对外政策对现在称作‘人权’问题的情况不仅有双重标准，而且有三重或四重标准。事实上，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有许多标准—这似乎是应该的。”

　　美国政治中的实用主义，善于妥协，灵活变通，谨慎明智，使得美国在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实用主义抛弃了明确的意识形态和伦理原则，考虑问题容易限于眼前利益，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

　　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尽管美国的实用主义兴起较晚，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受到各种挑战，但是，实用主义不仅曾经深深地影响过美国的政治理论，而且，对美国的政治实践亦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种影响，有的时候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出现的，有的时候更表现为意识形态，甚至是直接的政策主张。但作为美国半官方哲学的实用主义，已经渗透到美国政治文化的血液当中，有着持久而广泛的生命力。

　　在政治理论层面，实用主义更加贴近政治与社会现实，改造了传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使新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新民主主义汇聚在实用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大旗下，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在政治实践方面，从建国初期的实用主义要素，到罗斯福的实用主义“新政”，直到当代美国奥巴马的实用主义外交，实用主义渗透到了美国的立法、行政、司法、外交等各个领域，直接对美国的政治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实用主义在世界政治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早期，实用主义也曾流传到英国、意大利等其他西方国家，然而，这些国家出现的实用主义思潮并没有形成较大的影响，甚至被视为简单和粗陋的哲学。如今，在旧的意识形态下走投无路的欧洲，也开始逐渐放弃原有的意识形态，拥抱实用主义，尤其是第三条道路的实用主义倾向更是引人注目。

　　英国前首相卡莱尔放弃意识形态的先决条件，认为“能够实施的也就是行得通的”，德国的施罗德更是毫不掩饰地说：他“推崇实用主义政治，不管标榜什么，什么政策能产生最佳效果就采用什么政策”。在这种哲学的主导下，“第三条道路”在理论上主张“超越左与右”的两分法，主张包容和弹性，采取更加灵活、实用的政策。比如，在布莱尔的领导下，英国工党淡化了原来为公有制奋斗的目标，由工人党向公民党转变，抛弃了原来的意识形态，一切为了争取上台执政，其实用主义的政治倾向更加明显。

　　在中国，实用主义的影响由杜威通过他的学生胡适形成较大的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用主义也有着一定的相通之处。

　　事实上，在当代中国政治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实用主义的影子。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用主义，而改革，正需要实用主义。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不再迷信抽象的政治理念，而是以实践中是否有用来衡量。而且，把行政体制的改革放到了优先的位置上，在改革的过程中对急需、有用的改革给予优先性。

　　实际上，实用主义的某些主张与当代中国改革的某些理念也有着似是而非的联系，比如，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容易被理解为实验主义，邓小平同志的“猫论”也很容易被人理解为“有用即真理”，实用主义的改革倾向也与当代中国的改革有着相似之处。

　　然而，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实用主义的改革为的是有用，根据是经验，而当下中国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仅是有用，同时，更有公平的诉求;而且，改革的根据，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用公度一切”、“有用即真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而实用主义亦与实事求是相距甚远，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看到的。

　　作者：佟德志 来源：人民论坛 2014年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