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关联分析:国际政治

　　今天,经济全球化尽管表现强劲,但它仍是一种背景力量,相对而言,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主导力量。经济民族主义虽然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压制,但它仍可以进行强烈反弹,甚至一定程度上破坏和推延经济全球化进程。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的核心在于经济全球化刺激了经济民族主义新形式的出现,经济民族主义内涵获得了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关联意义

　　“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从字义上看,其中的“化”字既是指世界经济活动“化”为一个有机整体,又说明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应当从推动、形成经济全球化的物质条件入手,揭示其内在的属性;又要从它的历史特征和现实表现入手,研究它的时空性。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涵义应当是:在生产力发展特别是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各地区通过密切的经济交往和经济协调,在经济上相互联系和依存、相互渗透和扩张、相互竞争和制约,形成了世界经济从资源配置、生产到流通和消费的多层次和形式的交织融合,使全球经济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种经济发展态势和进程,称之为经济全球化。一般来说,经济民族主义是指民族主义的经济方面,是指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成功、经济安全与民族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关注。但这个界定仍很笼统与模糊,因为在经济领域中如何反映民族主义的愿望和要求、政策与行动没有搞清楚。实际上,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内部利益集团相互博弈而产生的理论、主张、方针和运动。它出于忠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增进民族利益的权力和财富。它要求国家权力制定并实施符合这一考虑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保护、壮大民族经济并为民族经济的对外扩张赢得市场和资源。竞争、冲突是常态,合作、协调不可无,它参与符合民族利益的区域一体化,争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世界经济机制和秩序。①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看,经济民族主义是十分复杂和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它是当代世界最重要最典型的民族主义形态,它与全球化和区域化背景下的国际行为体形成一种复杂的互动机制,成为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重要的冲突及合作因素。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民族主义,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解释民族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动机和牵制力量,有助于进一步弄清国际社会所显示纷繁复杂、纵横捭阖现象中的某种规律性制约因素,而且有助于明确世界体系中的第三世界寻求适合自身经济发展战略与捍卫全球化和区域化背景下的民族利益所必需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通过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系统地剖析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可以丰富民族主义研究上的乏力之处,益于构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属于中国自己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而且对于解释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坚定不移地发展民族经济、务必适应全球经济规则而又努力创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等现实政策取向方面,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关联内容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拓展必然会给经济民族主义带来一定的限制,甚至会弱化民族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取向。但只要民族国家依旧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经济民族主义就会继续存在下去;只要民族国家依旧是主要的国际行为体,经济民族主义就会继续主导经济全球化进程。在经济全球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这个前提下,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会积极投身于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中,并在其中实现自己的重塑。可以讲,经济民族主义的部分改变既是经济全球化影响使然,又是经济民族主义自身的能动调整造成的。

　　(一)经济全球化对经济民族主义的主要影响

　　首先,在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主权方面,民族国家日益感到失去了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一些能力,在制定和执行国内经济政策时不得不顾及到国际法规、协议和外部变量条件,真正做到完全独立自主地行使经济主权,事实上是很困难的。譬如,民族国家为了解决失业问题的一个补救办法是自行决定本国货币的贬值或浮动汇率。而现在这样的主权行使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有意义呢?这种自主举措会被一些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视为违反国际金融规则的单方行动,招致利益攸关方的不满、抵制和报复,从而使补救方的努力失效。在信息化时代,跨国公司通常会在决策未执行之前,便已获得准确的金融政策计划,从而作出是否撤出在所在国的资本的决定,影响所在国所获得的国际投资额,进而影响所在国的就业问题。其次,“所有的经济民族主义一直把国民经济的区位配置和生产的控制看作是构造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的需要,一直寻找着国家与经济活动的结合点和共同性。当公司按照自己的全球创业战略不断演化为跨国公司或者全球公司时,其利益网络已遍及世界,它们对自己是否是某个国家的公司这一点已经看得不重要。一些公司甚至在世界各地挑选经理人员并把原来置于母国的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迁移到自己认为更适合全球竞争的地区,迁移到经济增长最快、政治相对稳定、信息传输最便捷、人力资源最丰富和利润最大化的地区。”②跨国公司无视国籍的行为将随着各国市场经济体制地不断发展而变得愈发严重,由此必然构成对民族主义的一大挑战,还威胁着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凝聚力。再次,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政府性国际组织以及许多国际经济关系条约、协定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应遵守的共同规则和标准,使世界经济活动中的民族特征越来越模糊,而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整也必须顾及到是否会触犯某些公认的国际经济准则。最后,日新月异的新技术使民族间的沟通不断便捷化,各民族国家对跨国界的信息流的控制和管理变得日益困难起来,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和一体化。民族主义固守的阵地受到信息和技术的不断蚕食。 (二)经济民族主义的能动调整

　　经济全球化给经济民族主义造成的困难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认为经济民族主义会束手就擒,则是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错误。民族国家本来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主体之一,是最有效的政府,没有这种政治结构很难想象会有今天的世界。当然,作为政治,民族国家不像经济和技术那样变化迅速,其变化总是相对滞后的。不仅如此,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对全球化的反映不是被动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适应性的。首先,经济全球化客观上滋生着新型的经济民族主义。这种主义不见得全部是积极的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推行的利己经济民族主义有可能以新的装束掩盖其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实质。全球经济把世界上主要人口都卷入其中,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更让世人全方位、立体化和便捷化地了解世界的变化,使各民族的相互接触、沟通和互动更加频繁密切,如此,它必然激发新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形式,激发落后民族追赶先进民族的运动,以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现状。同时,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如恐怖主义、环境污染、严重传染性疾病、大规模非法移民等,可能加速进行,这些密集互动都将极大地刺激民族主义的发展。其次,国际贸易及其数量和程度并不是实现“世界主义”的途径和评价指标。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额扩大或对外贸易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很高并不一定对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构成什么挑战;相反,有可能使这个国家经济实力更加强大,导致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例如,20世纪前半叶欧洲各国的外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很高,但这个时期也是经济民族主义发展得最厉害的一个时期。再次,由于跨国人口流动受到民族国家的严格控制,并且很难拥有实现大规模、多元化国际人口流动所需的物质和技术支持,因此,世界人口相对固定地属于不同的民族国家。在此前提下,有关进出口贸易和就业事项的国内利益集团便设法利用国家政权力量对抗竞争压力,而现代民族国家也以福利国家的形式装扮起来以增强自己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民认同性和政权合法性。世界人口的相对不流动性是经济民族主义存在的最深层原因。再其次,即使最全球化的公司实际上也服从和遵守母国的法律和习惯,其人力资源配置、技术研究开发一般很难完全放到国外,其利润的很大一部分还是流向母国,在管理和经营方面,还会体现出许多母国特色。最后,民族国家一反过去控制和限制跨国公司的政策,改为通过创造良好的环境来吸引世界各地的资本和先进技术,这种转变其实还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的,因为大量跨国公司的进入,虽然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但从根本上讲由于民族国家的主权地位,民族主义可以通过对外开放增强活力。

　　只要民族国家依旧存在,经济民族主义就不会消失,民族国家与经济民族主义是一对共生体,民族国家的属性决定着经济民族主义的属性。面对日益汹涌的全球化浪潮,我们发现,多数民族国家似乎变得更加富有活力,他们在全球化中的处境用“涛浪排天而木浮于上”这句话形容非常贴切。民族国家的强劲势头是因为它适应了全球化的发展并适时调整了对策,这种适应性和调整性在经济民族主义中演绎得非常自然、灵活和富有弹性。

　　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和谐共融:关联逻辑的发展

　　要讨论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实现和谐共融的问题,至少需要进行三方面的思考:第一,实现二者和谐共融的现实依据是否存在?这种依据如果存在,则在多大的思维空间中存在?第二,是经济全球化还是经济民族主义更能从根本上决定和谐共融这种状态能否存在?两者中的主导方会以何面目和内涵出现?第三,国际社会是否有这种状态生存的土壤?它的存在、壮大会给国际秩序带来什么?

　　二者和谐共融的现实依据就是民族国家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民族国家仍是国际社会的主导力量,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它将一直存在和主导下去。民族国家受到了全球化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正如阿尔温·托夫勒所说:“当第三次浪潮汹涌澎湃地横扫全球的时候,民族国家,这个第二次浪潮时代关键的政治单位,正受到像钳子一样上下压力的夹攻。”③日本学者善本吉宣也承认,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固有的“核心机能”正渐渐地转化为“协调机能”,有些甚至被废弃,成为“空白国家”。与现实相适应,国际社会出现了否定国家主权和贬低国家作用的思潮,即“全球主义”。“全球主义”是全球化的政治宣言,它宣扬“民族国家崩溃说”和“主权过时论”。全球主义认为,全球化的突飞猛进使民族国家的主权意义日渐式微,世界市场会在成本——收益原则诱导下自动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在他们的视野中,市场与国家“几乎总是被在一种内在紧张的状态中加以界定”。国家的保留将导致生产力的“萎缩”,主张建立“全球政府”以进行“全球治理”。美国世界秩序学会主席罗伯特·C·约翰逊曾呼吁:实行“全球人文主义”,以人类利益克服狭隘的民族利益。英国政治学家拉斯基也对民族国家大加抨击:“现代文明之范围日拓日广,国际关系愈趋愈密,欲从民族的主权的国家为定制,在政治上为大患,在道德上极为风险”。④全球主义敏锐与深刻地意识到全球化力量对民族国家的重大冲击,特别是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上下压力,但不能低估民族国家的生存与适应能力,不能只看到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作用,而看不到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反作用。当代全球化还有脆弱性和泡沫性的特点,民族国家仍然是国内社会与国际经济间的重要调节器,民族国家仍然负有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职责,特别是民族国家正在探索自身在全球化下的存在理由与价值,并将会找到全球化下发挥功能的新形式。

　　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全球化要达到和谐共融的境界,关键在于经济民族主义的作为。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背景力量而经济民族主义却是一种主导力量。经济全球化缺乏足够的勇气、坚定和灵活,而经济民族主义却可以创造它、改变它。其实,目前世界上各极力量的经济实践,正是努力把经济全球化纳入自己的经济民族主义轨道,也就是说,在各极力量眼中,经济民族主义只是一个可以借用进而促进自身发展的趋势。那么,这种与经济民族主义和谐共融的经济民族主义该如何称呼呢?我们暂且称之为“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Positive Economic Nationalism)。这是美国学者和政治家赖克(R·Reich)在《民族国家的作用》一书中首先使用的名词。总起来看,赖克所论述的“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适应全球化的新经济民族主义。它是一种介于零和思维指导下的民族主义和理想主义指导下的世界主义之间的折中主义,核心是它能防止全球化导致的民族经济分裂,促进国家团结。赖克认为,由于全球化的作用,传统的一国之内公民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祸福与共的旧民族主义消失了,全球经济力量把公民分裂为赢家和输家。赢家是那些占一个国家财富的主要部分的少数人,即所谓的“符号分析人员”,他们运用知识和信息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通过全球网络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创造高附加值;而占人口大多数的非符号信息人员则是全球化的输家,他们与全球经济的联系较弱,最易受到全球化的冲击。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不是维护全球化的赢家而漠视输家,而是积极帮助输家;输家也不是诉诸“此胜彼败”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它既反对自由放任的世界主义,又不采取此胜彼败的极端民族主义。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不是用传统的保护主义实现民族使命,而是主张政府进行公共投资,只要它们能提高本国公民的生活和生产能力就行。其新逻辑是:一国劳动力的技能和该国基础设施的质量是使该国在世界经济中独具特色并且具有特殊吸引力的源泉,在全球生产中,对这些相对不流动要素的投资便是国与国之间的主要差别。⑤ 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针对全球化的适应性调整。全球化造成了民族国家内部的分裂状况。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强大实力不再需要传统的重商—经济民族主义,甚至国家的任何干预,而需要的是开拓世界市场的世界主义;但是,大多数的劳动力和中小企业仍局限于国家内部,它们由于面对着全球的竞争,仍需要国家保护和扶持。国家只能在上述两种力量之间维持平衡,结果出现了协调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世界主义的“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积极的”表明要顺应全球化趋势,不是被动地作出反映性政策;“民族主义”仍是核心,表明国家帮助自己的公民增加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情况下的发展。当代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之于此。美国是当今全球化秩序的缔造者和维护者之一,自己积极融入全球化当中不说,还通过各种手段要求他国或其他地区与经济全球化全面接轨。在美国,“民族国家——国民经济”系列概念遇到了极为深刻的挑战,全球网络导致跨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是“民族国家的卫士”,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发展在几百年中第一次碰到了区别“我们是谁?”这个大问题——国际大企业与国内中小企业所各自奉行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激烈交锋。通过近几年美国经济政策的实践,可以看出,政府所遵循的是对双方都有所妥协都有所管理的折中主义。对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大企业,美国政府一般采取鲜明的世界主义政策,任其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对弱小或关键的中小企业,美国政府通常采取隐蔽的民族主义政策,加强干预力度,实施战略扶持。但世界主义不是自由放任、漫无目的、理想普世的世界主义,它必须服从服务于美国民族经济;民族主义不是非胜即败、旗帜张扬、张牙舞爪的民族主义,它必须尊重遵循全球时代收益规则。

　　从根本上看,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国家仍然要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发挥作用。经济已经日益变成全球性的,但主权依然归属于不同的民族国家,即使再进一步,主权部分归属地区,但在全球体系中这个地区仍然是一个放大的民族国家。主权既存,它就要与全球经济发生复杂的互动,它比那种不顾别国和国际规则的民族主义当然要好,但它仍将加强国际经济竞争,体现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刻矛盾性。同时,必须注意到,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追求的是全球化下的民族发展,因此,它更有可能实现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并行不悖,它更有可能衍生出许多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新民族主义形式。从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看,全球化与民族主义难免会有最后一战,但在一定阶段一定条件下,二者实现和谐共融、各自发展甚至共同发展是可能的。至少,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所衍生出的西欧地区主义正在践行着上述理念。但不管怎样,现实的全球化仍是一种手段,还不是一位主宰者,它只是被充当霸权国增收的工具而已,真正的主角是提出类似“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口号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当然,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如果被发展中国家充分采纳和利用,就会对现存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会在付出较小代价、激生较小震荡的前提下,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无论对全球化发展,还是对民族主义发展,都是好消息。

　　作者：邓 维,宋国栋 来源：改革与战略 2010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