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周期实证分析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出口导向型的中国深受其害。回顾已有的文献，采用状态空间模型检验美国的边际进口倾向，描述美国贸易保护的周期性;通过对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分析解释了美国贸易保护的周期性变化;然后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验证了“轮胎特保案”中美国政治经济周期与贸易保护之间的关系。认为，对美国贸易保护的防范必须加强对美国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的研究，把握两种周期交织在一起所引发的贸易保护的周期性波动。加强国际协调，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

　　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实体经济衰退，催生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已成为美国等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最大受害者。据WTO秘书处2009年5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数量分别同比增长28%和27%，其中35%的反倾销、71%的反补贴涉及我国。我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连续3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雷达、孙中栋，2010)。另据我国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1-8月共有17个国家(地区)对我国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79起，同比上升16.2%，涉案总额达到100.35亿美元，同比增长121.2%(阙澄宇、柴渊哲，2009)。

　　受各国经济衰退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进出口总额22 073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3.9%;其中，出口12 017亿美元，下降16.0%。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导致全球贸易环境进一步恶化，不利于世界经济的整体复苏。从国际贸易发展史来看，随着经济的周期性变化，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经常是交替进行的(赵瑾，2005)。周期性变化过程中，贸易保护主义与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是什么样的关系?贸易保护能够遏制或解救金融危机吗?由于美国是金融海啸的发源地，美国的贸易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较大，因此，剖析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周期性并探索防范机制意义重大。本文从政治经济周期与贸易保护周期关系的视角，通过模型构建和案例分析研究美国贸易保护的周期性特征，提出我国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思路。

　　一、文献回顾

　　金融危机中，贸易干预政策在社会公共选择过程中“优于”自由贸易政策的真正根源，仅考虑纯贸易理论范式(最优关税论、减少失业论、保护幼稚产业论、利润转移论等)是不够的，必须从政治市场(霸权稳定论、国家利益论、利益集团论、官僚政治制度等)中寻找答案。盛斌(2001)将政府角色和行为的类型划分为“仁慈的政府”、“自利的政府”和“民主的政府”，贸易政策可能是“仁慈”的政府实现社会福利函数和提供社会保险的途径，也可能是“自利”的政府为了寻求政治支持或竞选获胜向少数利益集团出售的政治商品，还可能是在“民主”的政府目标函数下兼而有之。通常情况下，一国政府并不是经济学上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仁慈政府，也不是完全屈从于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的自利政府，而是寻求各方利益平衡的民主政府，这就决定了国际贸易中充满着自由与保护贸易之争。实践证明，在2008年11月中旬之后，G20集团中的17个国家都采取了贸易保护政策(Gamberoni and Newfarmer，2009)。

　　正如伯纳德·霍克曼(1999)所言，自由贸易是从效益上考虑问题，而保护主义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同利益集团的需求和政府的供给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国会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中坚力量，国会在近期的中美贸易中，制造了消极的气氛，试图通过修改已有的美国贸易法惩罚中国的贸易行为，扮演着中美贸易的“警察”角色(李淑俊、郭增栋，2007)。对美国制造业贸易保护的实证分析表明，国家的核心利益或基本目标始终是决定贸易保护程度的主要变量，而国内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则是“边际性的”(梁碧波，2009)。随着失业激增，一些利益集团、行业协会和劳工组织为了维护本集团、本行业的利益，鼓动广大民众、特别是困难民众对政府施加压力。所以，国会只是通过国会政治结构放大了公众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制造了国会山上浓郁的保护主义氛围，民间力量才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推手(杜正艾，2009)。美国公众的偏好是实现自身经济福利的最大化，制定贸易政策的主体——国会与政府的短期利益是议员和总统赢得连任，而长期利益是国家整体利益。公众与官僚机构的利益诉求一致之处，催生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倪世雄、李淑俊，2007)。

　　既然美国贸易政策是公众-国会-政府三方博弈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自然会受到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影响。Fredfick(1987)的研究将贸易保护与全球政治领导国家的崛起和衰落联系起来。Tansey、Raju和Stellern(2005)的一项研究表明，政府针对钢铁业制定的贸易保护政策存在着一个变化周期，是政府与国内企业、消费者、国外厂商博弈的过程。由于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并不同步，由经济周期引发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周期性波动”，在一定程度上被由政治周期引发的“周期性波动”所冲击，从而导致两种周期所引发的“波动”相互影响(梁碧波，2007)。渠慎宁、杨丹辉(2009)从美国进口倾向的统计分析得出，政府换届、中期选举都直接影响美国的贸易保护程度，贸易保护的周期即为政府的任期。为了赢得选举，美国两大党派往往会满足某些利益集团的贸易保护要求;选举过后，贸易保护力度则有所下降，但是到选举年时又会加强。

　　受政治经济周期的影响，贸易保护周期性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贸易保护周期性变化的根本动因在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生产与市场的矛盾运动，以及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郎丽华(2009)认为，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国家利益和经济与贸易周期的存在，各国政府必将在经济与贸易周期的不同阶段对本国的经济和贸易实行不同程度的干预，贸易政策因而呈现不同程度的保护性色彩和周期性特征。贸易保护周期性还在于世界经济的周期性，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大转移、大调整以及经济增长模式的修正等呈现出周期性变化，以争夺世界市场为己任的对外贸易政策也必然随着形势变化呈现出周期性的特征(王厚双，2003)。

　　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建立计量模型，采用1971-2009年的相关数据考察了美国1971-2009年的边际进口倾向波动，以此说明美国贸易保护的周期性变化的规律;然后通过美国轮胎特保案，揭示美国政治经济周期对其贸易保护产生的影响。

　　二、美国政治经济周期与贸易保护的模型

　　分析

　　根据Stock和Watson(1998)的划分，1854-1991年，美国经济的运行经历了31个经济周期;1945-2001年，美国经济的运行共经历了10次周期性波动(陈继勇、彭斯达，2003)。每个周期的“衰退”期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总会此起彼伏;每个周期的“上坡”期，其贸易自由的呼声就会相对高涨;当贸易逆差过大时，要求贸易保护的呼声就会高涨，各种院外活动也会层出不穷，这时贸易政策就会明显倾向于保护(梁碧波，2007)。每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和每两年一次的国会中期选举，也会使美国内外政策产生周期性变化。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并存，致使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得复杂，这种影响也导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产生某种“规律性”的变化。

　　1.1971-2009年美国贸易保护的统计分析

　　边际进口倾向是指每一单位增量国民收入中，用于进行进口的比重;边际进口倾向大，则每一单位增量国民收入中用于进口的比重大。通过边际进口倾向的波动，可以把握贸易保护的周期性变化。本模型主要分析美国商品贸易进口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然后结合政治经济周期对贸易保护的周期性“波动”进行解释。由于一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变量之间的关系，采用普通的线性回归模型并不准确，因此，采用状态空间模型检验美国的边际进口倾向比较合适(渠慎宁、杨丹辉，2009)。

　　建立状态空间模型的量测方程和状态方程：

　　量测方程：Mt=c1+stGDPt/Pt+μt　(1)

　　状态方程：St=c2+c3St-1+εt　(2)

　　两式中，Mt为年度进口总额，GDPt/Pt为实际国民生产总值，st为变参数，代表边际进口倾向。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网站公布的1971-2009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商品贸易进口总额数据，使用Eviews 5.O软件，回归结果如下。

　　量测方程：

　　Mt=-90.626 17+stGDPt/Pt+μt　(3)

　　状态方程：

　　St=0.023 755+0.805 147St-1+εt　(4)

　　主要参数检验如表1所示。

　　从以上检验结果，可以得出美国边际进口倾向的估计值，边际进口倾向波动曲线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近四十年来美国边际进口倾向波动较为频繁，并具有一定的周期特征。毋庸置疑，近四十年来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也具有周期性的特征，这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密不可分的。

　　2.美国的政治经济周期与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

　　(1)美国经济周期与对华贸易政策

　　自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中美之间基本上没有贸易往来。伴随着1982-1991年这个经济周期的起落，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也由自由贸易政策转向所谓的“公平贸易政策”和“管理贸易政策”。其间，中美之间签订的《MFA(多种纤维)协议》以及后来的《ATC(纺织品服装)协议》就是管理贸易的典型的应用。非关税壁垒在这个时期大量地出现于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措施中，其中以纺织品贸易领域为甚。从图1可以看出，从1975年开始，美国的边际进口倾向明显下降，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进一步降低，表明这一时期美国贸易保护呈加重的态势。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新一轮全球性经济增长中，美国通过信息技术革命成功完成产业结构转型，凭借在IT业及相关产业群的领先优势，美国经济出现了高经济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的“新经济”时期。经济地位的回升促使美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重新推动自由贸易，表现为其边际进口倾向逐年上升，进入21世纪后逐步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水平，如图1所示。其间，中美之间签订了大量旨在促进双边贸易、进一步开放各自的国内市场、限制贸易保护行为的贸易协议。这一阶段的突出成就是1999年中美签订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协议书》。

　　2001年美国经济受“9·11”事件的影响，进入新的衰退期。中美贸易摩擦的频率和强度都明显上升，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中美间的纺织品贸易摩擦。2002年3月，美国总统布什引用201条款对进口多国或地区(包括日本、俄罗斯、中国、欧盟)钢材加征8%-30%的关税。2004年前后，美国联手日本指责中国通过低估人民币汇率来人为地获取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优势，从而造成美中贸易的巨额逆差以及美国的通货紧缩和高失业率。“新经济”时代产生的财富效应极大地刺激了国内消费，加之金融监管的放松，美国消费信贷市场急剧膨胀。消费升级和信贷扩张导致美国进口倾向提高，贸易政策环境趋向宽松，边际进口倾向逐年上升。

　　2007年以来，美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收缩期，美国对华贸易的保护主义又开始抬头。美国采取措施明确加强对国内工业的保护，保护钢铁、纺织、汽车、造船业等国内制造业部门的利益。2007年对中国出口的铜版纸产品征收临时10.9%-20.4%的惩罚性反补贴税，平均税率为18.16%。2009年2月13日通过的7870亿美元的振兴经济方案中，包括“购买美国货”条款，要求获得振兴款的公共工程只能使用美国制的钢铁。在2010年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来临之前，美国130名议员联名要求美国政府将中国界定为所谓的“汇率操纵国”。

　　(2)美国政治周期与对华贸易政策

　　政治周期一般源于政府更迭导致的国家内外政策的周期性变化，政府换届、中期选举都直接影响美国的贸易保护程度，造成边际进口倾向波动。美国大选决定“政治大周期”，而中期选举决定“政治小周期”。例如，1974年、1984年、198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而1979年、1982年、1986年则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比如，1970-1974年尼克松任期内出现了边际进口倾向的波峰，1974-1977年福特任期内又出现了一个波峰，1977-1981年卡特任期内出现波谷。执政党为了赢得相关利益集团的支持，在这些年份都出台过一些行业的贸易保护措施作为赢得选举的有效手段。这种每到选举年就推出重要贸易保护法规的做法，造成美国边际进口倾向的波浪形变动，先前稳定的波动特征不复存在，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了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时期(渠慎宁、杨丹辉，2009)。

　　中美贸易关系受两个周期律的影响十分明显。每次大选前，候选人与争取连任的现任总统或其他竞争对手，都会在对华贸易政策问题上指责对手以牺牲美国的“政治原则”来为利益集团换取经济利益。在每四年的大选前和大选后初期，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总会在某种程度上“向右转”，出台一些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措施;大选之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便会逐渐向“务实”的方向回归。比如，克林顿和小布什在上任前都曾猛烈地抨击其前任的对华贸易政策，并在其执政初期实施“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后来都重新定位和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克林顿在任期内解决了中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问题，小布什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问题上与中国达成共识。两年一次的中期选举增加了美国政治周期的复杂性，在中期选举前夕，美国政府往往会以更大的力度向中国政府施压，频繁地使用反倾销措施、保障条款、“301”条款等，从而配合其中期选举的总体战略(梁碧波，2007)。

　　三、案例分析：“轮胎特保案”中的政治经济周期因素

　　2009年9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即在4%的原有关税基础上，每年分别加征35%、30%和25%的附加关税。“轮胎特保案”涉及金额高达22亿美元。美国针对中国产品发起的特保措施案件(“421条款”)已有6起，由于美国贸易委员会的否定裁决或总统的否决而未实际采取限制措施，“轮胎特保案”是奥巴马政府首起对华特保调查案。之后，巴西和阿根廷也宣布对中国的轮胎进行反倾销调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北美示范效应”悄然上演。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发起的特保行动，主要来自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两方面的原因。

　　1.“轮胎特保案”的经济周期背景

　　2008年12月1日，NBER(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宣布美国经济自2007年12月开始进入衰退。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经济陷入窘境，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出口总量减少、进口产品价值提高，失业率不断上升，财政支出大幅上升。奥巴马政府急需将美国经济带出低谷，开始制定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出台174亿美元的汽车业紧急救援方案，公开对汽车业大量补贴。由于我国出口产品大多集中在生产制造业，或者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上，在很多美国生产商都面临财务危机、工人面临失业时，我国出口的产品就成为美国民众情绪的“靶子”。

　　2.“轮胎特保案”的政治周期因素

　　从政治周期来看，奥巴马政府刚刚上台，在严峻的经济和就业形势面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并且面临2010年美国中期选举的考验，政治上的考量成为新政府实行贸易保护的重要原因。奥巴马在选票和支持率上对工会力量依赖颇深，奥巴马竞选期间曾对纺织、钢铁企业的工厂主、工会领袖及工人们承诺，他的政府将坚持美国的贸易“权利”。“轮胎特保案”的“幕后推手”是美国的行业协会，根据美国“421条款”提出诉求的是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希望借轮胎制造提高就业率。奥巴马执政之后的支持率正在下滑，奥巴马后期执政的成败关键在于能否推行美国的医疗改革。对总统的医保问题批评最严厉的议员很多也对美中贸易颇多指责，2009年7月17日，10位美国参议员敦促奥巴马完全实施ITC(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建议，限制中国轮胎进口。竞选时的承诺、工会的诉求、医保改革优先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等政治因素，迫使奥巴马最终同意了此次“特保”措施(Feldman，2009)。

　　3.“轮胎特保案”的影响

　　为了推行医改和刺激经济复苏的方案，奥巴马需要尽可能得到国内各界的支持。但是，“轮胎特保案”中没有赢家。“特保”涉及我国相关上下游产业的生存和发展，影响大约10万工人的就业。“特保”直接影响美资在华企业的利益，加剧了美国轮胎市场混乱，导致轮胎分销和零售领域近2.5万人失业，损害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蔡为民，2010)。“特保”给刚走上恢复之路的经济抹上阴影，将会延迟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轮胎特保案”将再次证明，贸易保护主义绝不是应对金融危机的“灵丹妙药”，却有可能成为一剂加剧世界经济困境的“毒药”。

　　四、结　论

　　本文运用数据和案例分析对美国贸易保护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美国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具有周期性，这是基于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双重原因。正确判断世界经济周期和美国经济周期，有助于判断美国的贸易政策取向，为我国制定适时的、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提供依据。贸易保护已经成为总统大选和中期选举的主题，国家利益经常成为美国国内政客的幌子，利益集团会利用民众寻找发泄不满的“替罪羊”，这种保守的力量在一定时期内将继续存在。尽管自由贸易的必然趋势不可逆转，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交织在一起形成的贸易保护主义阴霾不会轻易散去，一旦经济出现下降或衰退，又会卷土重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日趋明显，各国贸易政策周期性也越来越同步，加强国际协调是应对贸易保护的有效途径。从根本上说，中国要在国际贸易的舞台上维护自身利益，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

　　作者：欧阳日辉 孙宝惠 蒋旭东 来源：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