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海盗党兴衰与政党政治的困境

　　2011年9月，一个自称信息社会“网络党”的“海盗党”(Pirate Party)出乎公众意外，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竞选团队以8.9%的选票进入柏林议会，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海盗党只提名了15名青年候选人，结果这15人全部“上榜”，成为议员，其中甚至还包括一名19岁的女大学生。2012年3月，海盗党又以7.4%的得票率进入萨尔州议会，萨尔州只有区区381名海盗党成员，却有4人进入了州议会。同年5月6日举行的石荷州议会选举和5月13日举行的北威州议会选举前，海盗党的民调支持率都在10%左右，接近绿党;截至2012年底，海盗党的全国民调支持率曾一度高达13%，与绿党不相上下，甚至超过左翼党约3个百分点。

　　然而，2013年德国海盗党遭受了重挫。先是内部出现了一系列丑闻，接着组织者内部的分歧被公开化，德国媒体对其进行大肆的负面报道，使其失去一大批支持者。政治苦果很快袭来，其在年初的下萨克森州议会选举中得票率仅为2.1%，同年7月在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中，它也仅得到2%的选票，没有得到一个议席。在2013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海盗党的得票率仅为2.2%，低于德国宪法规定的5%的政党门槛，最终失去跻身全国性政党行列的资格，为此，其党主席贝尔恩德·施洛姆尔(Bernd Schl?mer)引咎辞职。

　　作为一个由年轻网友组成的新型政治组织，为何德国海盗党初期有如此强大民意推动随后却忽然陨落?为何西方媒体对其由起初的广泛赞许突然转为一致声讨，整个过程显得扑朔迷离。事实上，德国海盗党的兴衰正是现代政党政治危机的缩影，20世纪90年代起，德国传统的“全民党”(Volksparteien)格局开始走向碎片化，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民习惯于新媒体的社交方式，这改变了他们的政治观念。在此背景下，尽管海盗党的组织者缺乏政治经验，亦无力解决德国社会的问题，但它却成功吸引了大量的青年选民，其中包括一部分对传统政党充满失望却束手无策的传统选民。与此同时，海盗党却又不被西方主流社会所接受。基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海盗党在德国的兴衰，希望为观察德国政党政治乃至西方以“选党”体制为核心的政治参与模式，打开一扇窗口。

　　“海盗党”的基本纲领和政策主张

　　德国海盗党成立于2006年，其自称是一个信息社会的“网络党”，亦是全球“海盗党运动”的一部分，同时它还是欧洲海盗党和海盗党国际的最大成员党。该党自成立以来便发展迅速，2011年9月的柏林选举后，海盗党成员数量出现爆炸式增长，半年多的时间里增加了近15000人。截至2012年初，海盗党已在德国的16个联邦州中建立起党组织，吸纳党员27000多人，其成员的平均年龄29岁，远低于其他德国政党的党员平均年龄(绿党46岁、自民党51岁、基民盟56岁、社民党58岁、左翼党62岁)。2012年下半年，随着州议会选举的胜利，其党员人数增加至35000人，成为联邦议院之外的第一大党。

　　德国海盗党强调，自己既不属于左翼，也不属于右翼，而自命为一个“世界主义的”政党，其目的是为所有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充当一个讨论的平台。在政党纲领中，海盗党把民主、分权和自由作为基本的价值诉求，其认为只有真正的民主才能在一国实现“公平与公正的共存和个体利益的平衡”，并提出“分权于民”的主张，强调在维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独立的同时，还要分权于民，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分立之外，加上第四种权力，即“公众舆论”。而民主国家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保障“批判性的大众舆论”，从而确保政治体制对分散、独立的社会声音有警觉和回应的能力。除此之外，德国海盗党强调政府要保障个体获得“知识和文化的自由”，反对以反恐为名，牺牲个人的信息自由。

　　德国海盗党的《党纲》所宣示的核心政治目标主要有两点：

　　第一，改革著作权和专利权法。海盗党认为，现行著作权体系是少数人出于经济利益而“制造人为贫困”，专利法已从激励创新变为遏制创新，其是“对普遍福利的人为限制”，因此海盗党主张对著作产品的非商业性复制、存储和使用予以法律许可;对专利体系应进行改革，缩短专利有效期，减少私人垄断，开放市场。

　　第二，建设“透明国家”，实现公民参与。海盗党认为，拥有信息就拥有权力，仅限于少数人获得信息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由少数人构成的权力集团的形成。因此，海盗党主张政治决策过程透明，鼓励公民广泛参与和监管社会发展进程。

　　海盗党所谈论的“公民参与”，同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政治参与有很大区别。西方的民主参与通常指代政党制度和自由选举，德国海盗党却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虽然海盗党也会推出自己的政党代表，参与地方议会选举，但他们所致力推动的是公民更广泛的参与，乃至于公民对社会发展的直接监管。另外，海盗党试图利用新型的网络社交媒体，探索可行的公民议题形成和民主参与模式，让党员们在网络世界里收集民众意见，提出政策主张。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多元主义“自由民主”，海盗党将他们所宣扬的民主参与形式称为“流动的民主”。上述主张恰好戳中了西方以“选党”体制为核心的代议制民主的软肋，使西方政党体制不得不重新检视自身所面临的困境。

　　此外，海盗党还提出一系列社会政策主张，例如实行由政府财政支持的充分就业政策、免费的学前和学校教育和“环境呵护型”的能源政策等，这些政策主张吸引了大量对社会现实不满以及对政党政治失望的选民。另外，海盗党还提出了一些“另类”的主张，譬如家庭组合自由、性取向自由、反对处罚吸毒者、保护告密者、实现彻底的政教分离等，其吸引了诸多单一诉求的小众选民;而其反对歧视移民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主张，则赢得了大量移民的支持。

　　德国政治体系的核心是“选党”体制

　　政党制度被视为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的一大支柱，而德国则是西方政党体制的模范，在德国的《基本法》(最高宪法)中，政党在民主政治体系的运行中占据核心位置。德国是混合制(Mischwahlsystem)议会民主制，其是一个以政党比例代表为主要制度设计的政治体制，即以“选党”为主。德国的民主选举分为联邦议院(Bundestag)选举和各州议院的选举。

　　联邦议院在德国的民主政治体系中占据中心位置，它是德国的国会，亦是民选的人民代表机构。联邦议会的任务是选举联邦总理，并通过认同其政策来支持其执政。因此，各政党在联邦议院竞选席位就成了各党派获得政治权力的主要途径，各政党每4年参加一次联邦选举。

　　根据德国联邦选举法第1条规定：“德国联邦众议院由598名众议员组成(2002年之前有656席)，但本法另有规定除外。根据与直接选举相结合的比例选举制原则，议员由有选举权的德国人经普遍、直接、自由、平等和秘密的选举产生。其中，299名众议员由各选区直接选举产生，其余众议员则根据各州候选人提名(Landesliste)选举产生”。第4条对两组议员的产生办法规定：“每一选民有两张选票，第一票选举选区议员，第二票选举邦名单上的政党”。

　　从技术角度看，598位联邦议院议席中的半数通过选举各党派州竞选名单(第二票- Zweitstimme)来分配，另一半则通过299个选取选举的个人产生(第一票- Erststimme)。简单来说，第一票用来选人，选民从全国划分的299个选区每个选区选出一人，由该选区得票最高者当选(票数不用过半)。第二票用来选党，联邦议院按各州的人口比例统一分配席次，各政党在大选前提出由各党自主排序的州名单，选民按名单投票。

　　这种选举方法虽然有一半席位是通过选区选举个人产生，但通常情况下只有隶属于某个政党的选区候选人才有可能当选，因此这种分配方法旨在强化德国选举体制中政党的关键地位。为了避免因众多小党的存在而致使多数意见达成的复杂化，联邦选举法特别增补了一个限制性条款，即所谓的“百分之五条款”。此种选举制度下，小党很难胜出。20世纪80年代以前基本是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两大黑红阵营主导德国政坛;80年代之后随着绿党、左翼党和自民党的崛起，德国政坛逐渐形成了五党格局。而现有的政党制度使得一党很难单独组阁，60多年来，单独组阁的情况只出现过一次。

　　德国政党体制面临困境与挑战

　　德国近二十余年以来的政党体制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第一，德国的公民参选率持续下降，民众对传统政治参与形式的兴趣和支持在逐年降低。

　　高参选率是德国政治的传统，20世纪70年代，西德地区的投票率曾一度高达90%以上。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西德地区的投票率一路领跌，1983年，当地的投票率为89.1%，1987年则下降至84.3%，1990年降至78.5%。1990年的大选是两德统一后的第一次大选，但是投票率却历史性地跌破80%。由图1可见，虽然在90年代末期，德国投票率一度上升，但未能改变其整体下滑的趋势。2009年的联邦议会投票已经接近70%，2013年，联邦议会选举注册合格选民6200万，只有71.5%的选民(4400万人)参加了投票。

　　参选率下降的背后，反映出民众对政党政治的信任滑坡。根据德国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9年出版的《选举制度比较研究》(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lectoral Systems)，德国民众中认为“政党是必要的”比重高达80%，然而认为“政党关心民众所关心的问题”的比重仅为18%(远低于13个发达国家样本30%的平均水平)。此报告还显示，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影响民众参选意愿和行为的重要因素。

　　第二，传统的“全民党”稳定结构基本终结，政党组织呈现分散化、碎片化趋势。

　　自二战结束至20世纪80 年代初期，原联邦德国的政党体制被称为“两个半政党制”。两大政党即社会民主党(社民党)与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简称基民盟/基社盟或总称联盟党)，由于其广泛的代表性和对参政权利的高度垄断，两大政党可算作名符其实的“全民党”(Volksparteien)。半个政党指的是长期参与执政的第三大力量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1984年，绿党(Die Grune)首次进入联邦议院。

　　两德统一后，绿党与前东德地区的90联盟(Bundnis 90)合并。1990年两德统一后，新选举产生的联邦议院出现了第五个政党，即民主社会主义党(简称民社党)，它作为前东德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SED)的后继党而进入联邦议院。2005年，民主社会主义党更名为“左翼党”，并在其候选人名单中吸收了新成立的德国劳动与社会公正选举联盟(WASG)候选人，2007年两党合并，成立新的左翼党，发展成全国性政党。

　　2009年德国政坛的转折之年，两大全民党几乎彻底丧失了主导地位。2012年，绿党在工业重镇巴符州议会选举中胜出，这是自其1984年建立以来，第一次在邦议会选举中胜出，而且是在德国最重要的工业重镇取代联盟党执政。一些选票方面的统计数据表明，除了几个主导性政党(基民盟、基社盟、社民党)外，绿党、左翼党和自民党亦在崛起，其选民人数已经超过德国人口的30%。

　　政党结构的“碎片化”不仅体现在政党数量增多，而且政党组合呈现纷繁复杂的趋势，传统政纲被打乱。

　　在德国，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代表色”。例如战后组建的基民盟和基社盟，这两个保守政党的成员主要是俾斯麦时代和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天主教中央党成员，党派源头是以教士为主的宗教政治团体，由于教士穿着黑色教士服，因此黑色便成了保守党的代表色(基社盟认可自己的代表色为蓝色)。而社民党在二战前是德国两大左翼政党之一，因而采用代表左倾或革命的红色作为自己的代表色。绿党的代表色当然是绿色，以表明该党环保主义和平主义的政治主张。随着政党结构的变化，德国在2005年大选后又先后出现了所谓的“牙买加”模式和“交通灯”模式。“牙买加联盟”指的是默克尔政府与其传统盟友自民党联手，同时邀请左翼阵营绿党加盟，构成了黑、黄、绿牙买加国旗颜色政治图谱;而“交通灯联盟”，指的则是以红绿颜色为代表的社民党与绿党执政联盟说服以黄色为代表的自民党加入，形成与交通灯颜色相同的红黄绿三党联盟。

　　随着“两个半政党制” (Zweie in -halbparteiensystem )转型为“流动的五党制”(fluid es Fonfparteiensystem)，在德国持续数十年的“全民党”概念正面临瓦解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海盗党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德国政党体制碎片化发展的直观表现。

　　第三，选民的“政党”认同偏好下降，党派之间政纲趋同，党派竞争政策议题化趋势明显。

　　现代政党竞争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政党之间围绕政治权力的竞选;二是政党之间围绕政纲与政策议题的争辩。传统政党体制的政纲区分相当明显，然而，随着政党结构出现碎片化的趋势以及竞选政纲的模糊，德国政党之间的竞争更多地是围绕具体政策议题的辩争，而这一变化也是适应选民行为的结果。

　　在德国的议会选举中，通常只有隶属于某个政党的候选人才有可能当选，这也说明了政党在凝聚选民意志方面的重要作用。而2012年的一份调查则显示，德国选民分裂投票的行为有增加的趋势。2000年时，第一票和第二票投给同一个政党的比例高达90%，2009年时已降至不到75%。越来越多的选民不再以政党立场——而是以本人对相关政策的偏好——作为投票的基础，公民不会再因为“政治偏好”(意识形态立场)而牺牲自己的“政策偏好”(个人或群体的价值偏好或特殊利益)。为迎合更多拥有具体“政策偏好”选民的支持，传统的以“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化政纲为基础的政党，必然向中间政纲靠拢，这无形中又助长了政党结构的进一步趋同化。

　　“凝聚公民意志”能力何以衰退?

　　传统的政党体制之所以陷入上述困境，其根源在于，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德国《基本法》中规定的政党“凝聚公民意志”的功能正在衰退。传统政党体制的基础是意识形态分化，而今，在社会高度分化、政策偏好压过政治偏好的环境中，任何政党都难以依靠单一的意识形态路线来凝聚人心、获得支持。然而“政策偏好”下的民意更具流动性、分散性，如何更好地在执政过程中凝聚民意、反映民意，是任何政党都不可回避的挑战。当海盗党提出“流动的民主”，其正是在反对西方政党体制的固化，反对以简单“选党”的形式凝聚公民意志，而更加关注公民对政策议程和社会管理的参与权。据统计，在海盗党获得的选票中，超过80%是“抗议票”，这其中还包括了原本以弃权表示抗议的大量选民，他们不再满足于让传统政党来代表自己。

　　政党“凝聚公民意志”能力的衰退，还受到结构性要素的影响。历史上，德国的政党体制变迁，总是与其社会结构因素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初期绿党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工业化社会晚期城市中产阶级的后物质主义诉求，两德统一后，传统产业工人比例日趋萎缩，新中间阶层逐渐扩大，心理层面“后物质社会”特征被强化。而近年来德国的社会结构又出现一些新变化，中产阶层开始转向萎缩，根据德国之声电台的一份报道，到2020年，德国人口中属于中产阶级的比重将降低至50%以下，同时伴随着老龄化与社会多元化，新的社会结构对于政党政治的影响将更加复杂。

　　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还体现在社会利益团体方面。德国《基本法》充分保障了多元社会利益团体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与政党建立联系或对议会党团进行游说是利益团体参与政治过程的重要形式。政党与利益团体之间的纽带，是德国“选党”体制稳固和发展的关键。2005年之前，在德国所有的利益团体中，代表经济利益的社会团体占到总数的近50%。然而有数据表明，德国的利益团体结构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以代表经济利益为主的团体的比重在近年来逐渐下降，更多的是代表社会利益或其他抽象诉求的团体，人们正在重新定义“利益”。传统的政党在代表经济和社会利益方面(工业和企业利益以及相对应的工会或劳工权益)具有显著优势，但当涉及更具体、更多元的抽象诉求时，传统政治体制则难以应对。

　　国内政治意识形态淡化对德国的政党政治也是一把双刃剑。现代西方政党制度的一项重要特征是通过建立特定的 HYPERLINK “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针对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订立政纲、展示愿景，为自己的参选争取选票。清晰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目标，以及围绕这一目标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政策规划，是现代政党存在的重要条件，也是其区别于一般社会组织的关键。

　　从历史角度看，清晰的意识形态是现代政党政治诞生的前提，各党派都十分善于利用意识形态因素凝聚党团队伍、获取民意支持。在西方世界，德国属于后起型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中后期，当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尾声时，德国的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这种后发性使德国从资本主义初期就形成了一个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但同时并存着代表传统容克地主利益和宗教势力的保守力量，再加上外来工业无产阶级思潮，这种严重的意识形态分化造就了酝酿现代政党体制的土壤。二战后，在冷战背景下，德国国内政党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相当明显。西欧作为冷战前沿，虽然这段期间内德国出现了中产阶级勃兴，社会民主党为适应、生存，改变了自身纲领，但政党格局基本以意识形态划线。

　　两德统一后，意识形态因素在德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逐渐式微，从两党主导到五党局面的发展过程中，各类关涉社会发展的议题争论逐渐盖过清晰的意识形态分化，意识形态因素无论在政治生活还是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的意义，都在淡化。意识形态淡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有利于各政党向中间路线靠拢，更易于拉拢选民，形成多元参与的格局，这在德国已经变成现实;另一方面，它使政党的合法性受到传统支持者的怀疑，导致政党内部失去聚合力。

　　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对于西方政党体制也产生了消极影响，过去20年的经济全球化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扩张，它削弱了“选党”体制的回应能力。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德国以著名的“莱茵模式”而闻名，较之于英美传统的市场自由主义，德国的国家运行机制以“市场社会国家”为基础，增加了国家干预、社会法团合作以及广泛的福利色彩，但是“莱茵模式”并不能挽救西方世界朝着新自由主义发展的大势。这期间所形成的生产过程高度要素化、全球化，金融资本的经济形式，数字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等，在积累了社会财富并催生新兴集团的同时，其亦无法掩盖一系列社会问题。资本扩张和全球化要求放松管制，而国内则需要制定更加强力的规则框架对流动资本和市场进行监管，需要国家强力的再分配功能弥合社会分化。然而，“选党”体制并没有很好地协调两者的关系，从德国近年来社会领域的改革情况来看，放松监管和降低社会保障水平占据政策议程，2010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联邦政府启动了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财政紧缩计划，至2014年持续削减财政开支高达800亿欧元，这些举措使企业税负得到削减，但低收入群体家庭的社会保障水平却受到影响。有统计显示，德国的社会抗议、游行数量在近年来持续上升。传统政党政治的困境，还来自于新媒体的广泛运用和传播。 随着互联网、移动交互通讯等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信息壁垒被打破，组织成本大大降低，社会个体、公民倡议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主体获得更多参与政策制定和监督执行过程的机会，这对传统体制形成了强烈冲击。据相关机构统计，截至2011年3月份，德国的全部网络在线人口已经达到6512万，占德国总人口的79.9%，德国已经成为欧洲互联网渗透率最高的国家。海盗党的兴起正是以互联网的普及和新媒体发展为基础，它很早就提出了开放网络的政策，吸引了在虚拟网络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在18～24岁年龄组中，有超过22%的选民支持海盗党。海盗党所提出的政治参与形式都以新媒体为基础，例如它通过网络组织活动，容许双重党籍，主张“党内透明”，借助网络征集意见、制定决议和政策，以“群体智能”替代专家意见，实行所谓最大化的民主参与，有条件时甚至网上“直播”党内会议，等等。借此它吸引了大量热衷政治参与的青年人。

　　反思政党衰落，创新政治参与

　　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德国“海盗党”迅速崛起之后旋即陨落，这一过程提供了观察西方“选党”体制的绝佳机会。“选党”体制是西方代议制民主的重要支柱，对德国的分析表明，高参选率的时代已经过去，相当一部分民众对传统政党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年轻群体对于“选党”的兴趣和支持率显著下降。政党本身的发展则更趋碎片化，在组织结构、政治整合方式和功能方面都面临不可回避的挑战。政党制度走向衰落。

　　在西方民主体制中，政党通过分属左中右等不同的意识形态，划分社会阵营、代表不同社会利益结构，而民众则通过“选党”来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这一制度设计植根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社会阶级结构简单清晰，阶级内部利益整齐划一，因此形成了代表两大阵营的“全民党”。然而进入后工业社会，传统阶级结构被打破，社会观念领域多元化，以分散的个体或小众为基础的“政策偏好”或“价值偏好”盖过以阶级为基础的“整体偏好”，这可以部分解释西方政党的衰落。

　　德国“海盗党”的兴起与发展，一方面反映了西方选民对现实政治的厌倦;另一方面海盗党也抓住了信息和网络社会提供的机遇，顺应了数字时代的潮流。它不仅为选民提供了“抗议”和“泄愤”的渠道，其所提出的一系列变革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德国的社会气氛和政治文化。现代政党已难以改变去意识形态化的趋势，为了积累政治资源，政党竞争必然朝向政策议题化的方向发展，使政党无法区分于一般社会议题组织，这无疑会伤及政党存在的根基，进一步推动传统政党衰落。

　　与此同时，社会议题组织此起彼伏，社会议程逆向推动政策议程的现象屡见不鲜。除了媒体意外，包括社团、协会、基金会、自由选民组织等政党以外的社会组织，成为活跃的议题制造机制。有德国媒体就认为，海盗党本质上属于一类“单一议题政党”(single issue party)，即主要围绕单一的政策议题，形成以公民为主体的政策联盟，这与传统政党有很大区别，但又不是传统的公民倡议团体，因为它有着比一般公民倡议团体更强的政治性和组织性。

　　“选党”体制困境和政党衰落并不局限于德国，而是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现象。2009年柏林出版的《选举制度比较研究》显示，在13个西方国家中，虽然民众认为“政党是必要的”平均比重达到76%，但是认为“政党关心民众所关心的问题”的比重仅为30%。显然，当社会利益和观念高度分化，民众越来越多具体的“小事”会在信息技术的助力之下凝聚成为政策诉求或政策偏好，甚至会压过由统一的阶级和意识形态支撑的政治偏好。这种情况下，更多的单一议题的政治组织将取代传统政党，搅乱政治舞台，但超大规模的“全民党”如果能够通过灵活回应、有效决策来推动社会发展，亦可获得合理性。

　　总而言之，当代世界的政治文化正在经历转型。民意的高度分散性和流动性，社会议题组织的此起彼伏，乃至公众政策联盟的兴起，皆构成了追求持续发展的政治体制所面临的挑战。能否迅速回应社会议题、广泛吸纳公民意见，并将不同的政策倡议进行协调整合，将成为衡量政治体制合法性和有效性的重要尺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即将面临工业化转型的大国而言，执政集团能否创新参与机制变得十分重要，通过富有成效地集结公民意见，改善大众自我管理和社会监督方式，以便解决群众的“大事小情”来凝聚民心，将是获得广泛支持的关键。

　　作者：樊鹏 来源：文化纵横 2015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