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政治思潮走向

　　2006年以来，伴随跌宕起伏的国际形势，国际政治思潮也相对活跃。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下，各地区各国政治思潮都出现了若干值得关注的动向。

　　“主权民主”论逐渐成型

　　“主权民主”不仅准确地描绘了普京时代政治体制的特点，而且成为俄罗斯官方的意识形态。

　　(一)从“可控民主”到“主权民主”，俄罗斯转轨时期的政治体制及意识形态基本成型。2005年以前，西方和俄自由派媒体认为普京政体继承和发展了叶利钦时期的“可控民主”。2005年,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了“主权民主”的概念，他认为俄罗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应该根据本国的历史、地缘政治、国情和法律自主地确定民主的道路。2006年《国情咨文》中，普京再次强调捍卫国家主权和建设民主法治的重要性。普京的这一立场被舆论界称为“主权民主”。随后,这一概念在俄广泛流行开来，并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主权民主”相当准确地描绘了普京的治国理念，既加强俄罗斯的主权，又尽力避免采取专横或极权的统治方式，既维护了民主，又让民主服从于最高价值的主权。

　　(二)“主权民主”论的内容：既进一步积极推进民主，又在西方的压力下捍卫国家主权。普京的“主权民主”思想可归为四个方面。第一，每个国家有权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法律自主选择民主道路。普京认为，民主不可能由其他地区输入，民主必须是一个社会内部发展的产物。他批判美国对俄“压制人权”的指责，把虚伪的“人权卫士”比喻为“狼同志”。为此,普京进一步加强了国家政权垂直系统，进行行政区域改革，修改地方行政长官产生办法，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第二，在俄政党体制问题上，普京反对照搬西方政党模式。认为目前俄不具备立即由多党组阁的条件。俄现行政党体制既不同于苏联时期的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多党制，而是总统高度集权下的多党制。在这种体制下，俄只有“政权党”，不存在执政党。但不排除条件成熟时由多数党执政的可能性。为此普京修改了《政党法》和杜马议员选举法。第三，持续增长的经济是“主权民主”的物质基础。普京指出，俄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只取决于它是否强大和发展顺利，为此，普京注意着力提高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第四，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完善法制，保持国家的主权地位。普京上台后曾提出“法律专政”的口号。强调在俄罗斯发展民主的必要条件是建立有效的法律和政治体系。为此，普京强化了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和监督，防止俄发生“颜色革命”。

　　(三)“主权民主”确保了俄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综合国力提高。普京上台后，反对和限制寡头干预政治，加强垂直政权体系，强化中央和地方的控制力度，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势力，改革政党体制，逐步把政党活动纳入法制轨道，改组政府和总统办公厅机构，着手政治体制改革。这些措施保证了国内的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为此，俄舆论认为，“主权民主”的政治体制使人民有机会意识到自己是政治主体并相应地采取行动。在这种体制下，再也没有高于人民的最高价值。俄通过“主权民主”的统治形式，对内防止因照搬西方民主而造成的混乱，对外提高国家的竞争力，保证了国家的统一。“主权民主”虽然使俄在制度和价值观方面拉大了与西方的距离，并为此承受来自西方的强大压力，但对转轨国家在世界民主化浪潮中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

　　反恐战争久拖不决，美国新保守主义有所调整

　　以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失利为标志，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外交影响开始减弱，美正在酝酿出台新的对外战略。

　　(一)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后持续动荡，美国政府由此做出“持久战”的战略判断，新保守主义指导的美外交战略有所调整。2006年美国出台总统《国情咨文》和《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等重要文件，提出反恐将是一场“持久战”。“9·11”五周年之际，布什两次发表讲话，美政府公布新的《打击恐怖主义国家战略》，为美外交政策辩护。称恐怖势力为“纳粹法西斯继承者”，强调反恐是意识形态决战，赢得反恐战的途径是“推进有效民主”。这表明随着反恐战成为持久战，美对外战略有所调整。事实上“9·11”之后五年来，美对外战略一直在调整，经历了从集中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到兼顾传统挑战和地缘利益，从单独反恐到确立反恐防扩和推广“自由民主”双支柱，从奉行单边黩武的新保守主义路线到软硬兼施、双多边并重的“新现实主义”转变。布什政府坚持多年的新保守主义在国际上触犯众怒，也未在伊战、朝核、伊朗核、中东民主化等美投入巨大的问题上达到预期目标，在美国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同时，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安全威胁交织，新兴大国实力和影响上升，美霸权扩张的外部制约因素增多，在这种情况下，美对外战略不得不进行调整。

　　(二)以美国中期选举为标志，美新保守主义对外交的影响由盛而衰。新保守主义的理念是建立美国世纪，它从1993年开始，《旗帜周刊》主编克里斯托在美“企业研究所”和“布拉德里基金会”的支持下，会同卡根等人建立“新美国世纪项目”组织，提出冷战后美外交和军事政策，继承“以实力求和平”的里根主义思想。认为21世纪是美国独行天下的世纪，美不仅要用超强的军事实力保护自身的安全利益，还要建立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如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菲斯和沃尔福威茨等，占据了布什政府副总统、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中的重要位置。他们支持将新保守主义理念作为美的外交原则。在布什第一任期及“9·11”后，新保守主义在美政坛处于鼎盛时期。但是随着反恐战的进行，美至今未查明伊拉克与基地组织的联系，中情局更承认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有误，使得伊战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美深陷伊拉克泥潭，无法稳定局势。美国内批评和反对伊政策的声音迭起，国际社会反美情绪高涨，作为美外交政策指导思想的新保守主义元气大伤，开始遭到布什政府的冷遇。美中期选举中民主党获胜、拉姆斯菲尔德辞去国防部长一职，标志着曾被共和党推到颠峰的新保守主义开始衰落。虽然新保守主义的影响还会持续，但对美对外政策的影响将会减弱。

　　(三)随着民主党控制参众两院，受民主党影响，美正在酝酿出台新的对外战略。2006年9月份美国出版了普林斯顿国家安全战略项目的最终报告《打造法治下的自由世界》，报告更多地反映了民主党的观点,提出了美21世纪新国家安全战略建议。报告认为美不能再以二战或冷战的眼光看待21世纪的世界，也不能再依据单一原则来制定对外政策，如过去的反法西斯或反共产主义。报告提出，随着世界各国依存度的增加，为确保长期安全，美需要保护其盟友，发展与其他自由民主体的安全合作，避免出现与美敌对的大国或国家联合体，并在全球鼓励建立自由民主和负责任的政府。这样，美就会更安全、富裕和健康。对此采取的措施是：第一，美应在全球鼓励和帮助建立合格的政府，即大众的、可靠的和尊重权利的政府。美必须尽可能地促进、鼓励和支持各国政府及其人民接触、了解和效仿已达到标准的政府及其社会。应在各个国家、地区、地方政府官员和非政府代表之间建立规范的网络，使之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交流保障法治下自由的价值理论和实践。第二，建立自由的秩序。单边地或为寻求狭隘的国家利益而炫耀武力是不可取的，美需要赢得别国的支持来应对共同问题。美已不能再依靠冷战遗留下来的国际组织，其中，彻底改革联合国成为美政治重点。改革国际组织同时，美应会同其友邦和盟国设立一个新组织棗全球“民主大合唱”，以加强世界自由民主体之间的安全合作。这是对“民主和平论”的修正。第三，重新思考武力的作用。美不应再坚持绝对优势的理论，而应保持各自由民主体的军事主导力，鼓励它们发展与其安全利益相称的军事能力。重新启用和更新“威慑理论”，建立对恐怖分子和极端国家使用武力的新指导性原则。

　　英、日等国共同推进“全球民主化”

　　英、美、日等国的外交理念日益新保守主义化，寻求通过“全球联盟”共同推进“全球民主化”。

　　(一)2006年以来，英国首相布莱尔多次发表演讲，系统阐述了英在新形势下所奉行的外交政策理念，“布莱尔主义”内涵进一步扩大和延伸。首先，提出“政治全球化”概念，强调民主是实现一国内部稳定的最佳制度，也是消除全球性威胁的最终途径，呼吁在“经济全球化”渐趋成熟的情况下，实现“政治全球化”，向全球推广民主。其次，提出反恐是意识形态之争，强调从思想上打败恐怖主义。布莱尔认为，要战胜恐怖主义，不仅要在武力上胜过敌人，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上彻底打败敌人。再次，主张综合使用“软”、“硬”力量，构建普世价值观，培育“世界公民”，缔造“国际共同体”，通过“全球联盟”应对各种挑战。一方面，应建立捍卫共同价值理念的“全球同盟”，必要时采取军事手段打击恐怖主义。另一方面，应共同帮助非洲减贫、关注气候变化、推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以体现这种普世价值观的公平与公正性。最后，强调有效多边主义，提出改革现存国际机制。布莱尔表示，民主国家拥有共同价值基础，应成为有效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而中、俄、印等发展中大国的参与和合作也至关重要。布莱尔认为，产生于二战后的现存国际体制已不能完全反映当今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在应对新威胁和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予以改革。

　　(二)日本大力推出“民主外交”理念，奢谈美式价值观，强调“民主同盟”，为实现“正常国家”和政治大国创造条件。首先，日着力强调自身“民主国家”定位。麻生外相多次撰文吹嘘日是亚洲的民主“样板”，声称“实现政府正常更迭的普选制度”才是民主的标志，在国际上异乎寻常地摆出高度关注民主人权的外交姿态。其次，在国家关系中引入自由民主等意识形态因素，以特定政治标准衡量他国。日对蒙古、乌克兰等国的政治转型大加赞赏，对朝鲜、缅甸等国人权纪录的批评调门不断升高，对中国政治制度民主建设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最后，在亚太极力拼凑“民主同盟”。公开主张亚太“民主国家”要加强合作，投入很大资源拉拢印、澳、新三国加入东亚峰会，谋求在峰会内部构筑与中国抗衡的“民主板块”。日还大力推出“海洋同盟”理论，称日、美、澳同属自由、民主、开放的海洋文明，与以中俄为代表的大陆文明迥然不同，鼓吹三国共建“海洋同盟”以应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图谋在日、美、澳对话基础上建立亚洲版小北约。

　　欧、日等“民族主义”色彩升温，拉美左翼“新民族主义”兴起

　　欧、日及拉美国家加强对经济全球化的应对，在内外政策方面表现出较强的民族主义色彩。欧盟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伴随拉美左翼上升，“新民族主义”兴起。

　　(一)欧、日等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较多，但“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在此背景下也明显升温。首先，民众要求保障就业和社会福利的呼声不断高涨，民族主义情绪日益上升。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为顺应全球化发展，先后以经济自由化为主导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但遇到的阻力不断加大，特别是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改革牵动广泛利益，触及下层群众生存底线，招致社会广泛不满甚至激烈抗争，大规模游行示威不断。如英国数十万市政工人为抗议政府延长退休年龄和削减养老金计划举行全国性罢工。法国爆发反对政府出台《首次雇佣合同法》的上百万人抗议活动。其次，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政治化倾向进一步加强。如欧盟频繁使用反倾销及其他限制性措施，缓和外部产品对欧盟市场的冲击;保持对重大战略经济部门的掌控权，力阻外部企业在关键领域并购;保护劳动力市场，缓阻新成员国及欧盟外的廉价劳动力涌入。一些发达国家贸易政策的重点从推进自由贸易转向强调公平贸易，贸易摩擦从单个市场准入问题扩展到制度性、结构性问题。政府取代普通民众和民间组织在贸易保护主义中打头阵，保护主义诉求已上升到国家政策和立法的高度。

　　(二)随着拉美地区左翼的兴起及对拉美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反思的加深，一股以加强和改善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维护国家金融的“新民族主义”思潮正在拉美国家兴起。2006年以来，随着巴西、智利、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等国左翼政党大选获胜，拉美左翼再次兴起。但是拉美政治左摆并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理念的复兴，而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拉美国家在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中，为摆脱发展模式的困境，追求民族主义、民众主义目标而推动的政治钟摆的周期性运动。左翼运动以“新民族主义”面目出现：首先，高度重视经济发展，提倡积极的经济发展政策，主张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走调控与市场相结合的道路。其次，反对新自由主义所推行的金融政策，主张摆脱对西方的金融依附，维护拉美在金融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的自主权。再次，主张积极推进拉美一体化，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减少经济的脆弱性和对美依赖，以积极、主动和竞争性的姿态参与经济全球化。最后，强调维护国家主权，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提倡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美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主张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些措施与原来意义上的左翼已有很大的差别，与其说是民族主义或民众主义的，不如说经济稳定发展才是拉美国家最重要的任务。

　　作者：钟　和 来源：当代世界 200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