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

　　近代以来百年间，中国反复出现了西化与国学两种思潮的交替，这是值得极为深思的历史现象。过去我们把国学思潮简单地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或复古主义思潮，是存在严重误解的。

　　为什么西化思潮过后往往为国学思潮，国学思潮真的是保守主义吗?仔细考察过后，我们发现国学思潮并不真的是保守主义思潮，而是一种立足本国国情与本国文化进而努力吸收消化西学的现代化思潮。

　　一、第一次政治国学思潮：从西方现代性本土化中寻找中国的现代性

　　近代以来，中国发生了三次国学思潮，第一次发生在清末，即20世纪初。为什么这次国学思潮发生在这个时候，有什么宗旨和特别的意义?

　　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就踏上了向西方寻找救国良方的道路，其后的洋务运动就是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波。这一时期，中国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习原则，还没有走向全盘西化的道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道德风俗方面还是坚持自己的一套。

　　1895年之后就不一样了，经过甲午战争的沉重打击，中国失去了自信，对自己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已经逐渐丧失了信心，学习西方的宪政、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制度、政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当时已经有人提出全盘西化的要求，公羊学派已经用西方现代性思想，例如进化论、自由民主论，来解读儒家思想，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作重新解释的行为，固然是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支持，也是在通过改造传统的意识形态逐渐建立现代化的意识形态。

　　经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再次沉重打击，1901年之后，全盘西化的思潮狂飙突进，不可遏制了。中国自己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已经面临空前的危机，全面学习西方几乎成为社会各派的一致要求，尤其是革命派，不仅要学习美国、或法国、或日本的政治制度，而且发起了“三纲革命”，“孔丘革命”，要求完全推翻儒家意识形态，不再满足于改造儒家意识形态。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考试制度，给了儒家意识形态最后一击。但在西化思潮甚嚣尘上之际，为什么反而出现了国学思潮呢?

　　第一，反思西化思潮，对它进行纠偏，要求现代化切合中国实际，提出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国学派认为，中国实行欧化30年没有获得良好的效果。国学派清醒地认识到国学的缺陷，学习“外来之学”的必要性。但认为“他国之学”有他国特定的适宜性，完全用到本国未必适合。国学为本国之学，有长期的适宜性，即使环境有了重大变化，本国之学还是更具有适应性，只要本国之学是开放的，能够吸收他国之学与时俱进，那么对本国无疑会有更多的亲和力与适宜性，更容易为本国所认同，其根植于本国历史风俗人心，不是西化所能够轻易取代的。只要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善于吸取西学的营养，善于密切联系现实，国学复兴不仅不会导致亡国，而且特有利于国家建设。

　　第二，这次国学思潮不是保守意义上的国学思潮，而是西化基础上的国学思潮。这次国学思潮并不反对学习西学，反而强烈主张吸纳融化西学，甚至也不反对西化，在一定意义上还有强烈的西化取向，只是反对离开中国实际完全西化，希望西化能在中国得到真正落实，也就是西学与西方现代性要入乡随俗而本土化，只有经过本土化的西学与本土化的现代性才是真正属于中国的。1905年2月，《国粹学报》主编黄节在《国粹学报》创刊号上发表的序言中指出，国学包举“东西诸国之学”，国学复兴并非狭隘的排外主义，复兴国学的宗旨是复兴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是为中华民族树立精神支柱。1905年10月，《国粹学报》主编邓实在《国粹学报》第9期发表著名的《古学复兴论》，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宣言，指出复兴国学、创新国学是每个中国人对于祖国应尽的责任。“吾人今日对于祖国之责任，惟当研求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见种种之新事理。”复兴国学主要是复兴先秦“诸子之学”，因为诸子之学与西学相通，可以相互发明。“诸子之学，其所含之义理，于西人心理、伦理、名学、社会、历史、政法、一切声光电化之学，无所不包，任举其一端，而皆有冥合之处，互观参考，而所得良多。”西方的现代化起于文艺复兴，中国的现代化也应该起于中国的文艺复兴，20世纪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世纪。“十五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二十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

　　第三，为了挽救中国民族危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中国需要复兴国学以构建国魂。即构建中国自己的民族国家精神、社会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唤起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唤起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建立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意识，使得现代民族国家能够真正立起来。1906年7月，近代革命家、思想家、大学者章太炎在《民报》第6号上发表著名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讲》，指出主张欧化主义的人是因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只有认识本国的历史与文化，深入了解本国的历史与文化，才会真正热爱自己的国家，就不会再持欧化主义的主张。高旭《南社启》也强调，国学为国魂所寄，建设良好的现代民族国家，必须有国学作民族国家的精神支撑。

　　第一次国学思潮是第一次西化思潮的延续，也是对第一次西化思潮的反思，是中国人在全面吸收西方文明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开始。在二者相得益彰、互相发明的意义上看，第一次国学思潮与第一次西化思潮可以说是同一个现代化思潮的两个侧面。第一次国学思潮是开放的、创新的、现代化的，不是封闭的、复古的、保守的。第一次国学思潮有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取向，是通过文化现代化建设来建立现代中国的开始。

　　二、第二次国学思潮：从西方现代性反思中寻找中国的现代性

　　第二次国学思潮发生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一股强劲的西化思潮。提出打倒旧文化、旧文学、旧道德、宗教与专制，建立新文化、新文学、新道德、科学与民主。西化派认为中国贫穷落后源于中国文化，源于“国学无用”，因此有必要全盘西化。但为什么在这次强劲的西化思潮来临之后又会产生一个新的国学思潮呢?

　　第一，对西化思潮进行批判性反思，吸收消化西化思潮中的合理因素。国学派反思晚清以来中国西化的效果，认为西化并没有拯救中国，中国还是混乱不堪，还是贫穷落后，还是一再出现民族危机。国学派认为西化不仅没有产生很大的社会效果，反而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传统的道德风俗人心。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的第二次国学思潮。第二次国学思潮也是在西化思潮的基础上发生的，是对西化思潮的一种反思;也是对西化思潮的一种消化融合，企图找到二者融合的方法，开辟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新文化运动虽然一开始是由西化派主导，但即使是西化派也提出要“重整国故，再造文明”。而东方文化派则致力于国学复兴，致力于以西学来诠释国学，致力于把国学运用到寻找中国现代化的新道路之中，所谓“旧邦新命”，“为万世开太平”。

　　第二，对西方文明进行批判性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我们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我们开始反思西方文明的缺陷，重新审视中国文明的优长之处。对西方文明开始了重新审视，不再毫无怀疑地接受。对中国自己的制度与文化也不再一味地怀疑、批判、乃至否定。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论争、东西方文化论争、科玄论战等就是对西方文明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表现。1929年1月钱基博在《国光》第1卷第1期发表《今日之国学论》指出，第二次国学思潮是在反思欧化的“物质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古典主义”基础上创新的，其主旨是“人文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促使中国学者开始反思西方文明的缺陷，也迫使东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的缺陷进行反思，罗素、伯格森、杜里舒、斯宾格勒、托尔斯泰、泰戈尔等人的思想与学说就是这种反思的产物。他们也愿意重新认识东方文化，并对东方文化复兴予以倡导。东西方学者的这种言论传入中国，对中国学者很有影响，使得中国学者不再把自己的文化弃若敝屣，视如无物。

　　第三，寻找中国自己的民族认同，寻找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国学派一直相信保存国学不是固守国学，不是保守，而是在吸取消化融会贯通西学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国学复兴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国学要与西学相互比较、相互发明，国学要有包容性、开放性;第二，国学要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符合现实需求，寻找救国方案;第三，国学研究者要率先垂范，具有良好的道德水准。

　　第二次国学思潮是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是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西化思潮的一种反思，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危机的一种反思，也是对长期以来学习西学与西方文明的一种消化融合。与第一次国学思潮一样，第二次国学思潮实际上也与西化派是分不开的。不仅东方文化派推动了国学运动，西化派也推动了国学运动，虽然他们的目的并非复兴国学，而仅仅是如解剖尸体一样解剖国学，但他们也期望通过重整国故，再造文明，尽管他们可能是以西方文明为模板来再造中国文明。但当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西化派也不再盲目崇拜西方文明，对国学也有所认同，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

　　三、第三次国学思潮：从现代化道路反思中寻找中国的现代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又迎来了第三次国学思潮。20世纪80年代中国吸取前30年学习苏联和关门搞现代化的严重教训，虚心地向西方学习，向世界开放，如饥似渴地吸取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验，中国的现代化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也在开始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学习的其中一个结果，就是西化思潮盛极一时，中国也不例外。但为什么在又一次强劲的西化思潮袭来之后再来一次国学思潮呢?

　　中国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吸取教训高瞻远瞩所作出的战略抉择，而这离不开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的理解和支持。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巨大的成功的背后，学界一般认为存在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支持。这就是第三次国学思潮为什么在中国坚定地选择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之后能够兴起的根本原因。

　　第三次国学思潮也是我们不再盲目相信西方文明、自觉反思西方文明，要求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新战略选择。现代西方文明重视科技、重视物质、重视理性、重视人权、重视信仰，也重视个人道德，是一种空前伟大的文明，世界历史由此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毫无疑问，现代西方文明也是一种具有严重缺陷的文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无止境地掠夺大自然，科学万能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都是现代西方文明的痼疾。既然已具有晚期现代性特征的西方文明本身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我们就不能指望西方文明来拯救自己，拯救自己只能依靠自己的文明，但又不能复古，只有依靠自己文明的创新发展。由此，我们应该严肃认真地反思传统的西方中心论，反思西方发展模式，反对对西方道路亦步亦趋，旗帜鲜明地坚持开辟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第三次国学思潮既要反思西方文明和人类发展中所面临的共同危机，也要反思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特殊矛盾、突出问题和各项实际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决定寻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到了90年代当改革开放进入了攻坚战的阶段，越来越多的问题凸显，这不是复制他国模式、学习西方经验所能够完全解决的，必须有中国自己的探索。到了21世纪初中国经济现代化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深层次的制度问题、道德信仰问题的负面影响却日益彰显。这需要借助国学重整我们的制度文化、道德风俗、宗教信仰、企业文化、政治文化。因此，第三次国学思潮的宗旨是立足中国现实，适应当代社会，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有助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全人类的良性发展。

　　与前两次国学思潮一样，第三次国学思潮也是对第三次西化思潮的反思，更是对近代中国以来整个西化思潮的反思，也是对从西方兴起扩展到全球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同时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反思。第三次国学思潮是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流不是复古的、保守的、封闭的、封建的，而是包容的、开放的、创新的、现代化的。

　　国学与西化两种思潮在近现代中国的不断轮回，说明了我们还没有走出文化的“三峡”，还没有完全融化西方文化，走出自己的发展大道，还没有完成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但也说明中国从被迫走出“中世纪”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寻找适合自己文明发展的现代化之路。人的发展应该是自由而全面的，一个宜居的人类社会应该是一个丰富多彩而非千篇一律的社会，因此，传统文化是多元的，现代文明更应该是多元的，多元一体才是文化现代化的大道。

　　作者：何爱国 颜英 来源：党史文苑 2016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