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政治思潮对中国的影响

　　很长一段时期内，受西方主要政治思潮影响。中国社会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各种社会思潮展开了激烈交锋和辩论。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各主要政治思潮的主要特征、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结合中国当代实际问题，重点分析科学社会主义在面对新权威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交锋的过程中如何保持独立自主。这对进一步探索构建中国政治建设发展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引言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推行“社会实用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民主”革命的任务尚且没有完成。政治上的民主和经济上的民主都被少数“集中”者操控，或者说新权威主义者。中国前途的信心在于聪明的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变化论的基础上不断依照自身问题发展创新，走出一条符合自己的路，既不是权威主义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既不是民族主义者也不是民粹主义，既不是新自由主义也不是保守主义。

　　二、当代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影响

　　以瑞典为代表的社会制度被看作当代民主社会主义成就的典范。二十世纪末在理论界曾出现过关于中国是否能进行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的大论战。

　　恩格斯“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这是判断是否是“共产主义者”的标准。当然，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影响造就了欧洲国家改革福利制度的社会现实，并不代表着他是一种社会主义形态，其“社会主义”的属性，还要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为判断标准，充其量算是“民主资本主义社会”。

　　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同样的，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在今天的历史时期看来我认为不合适。马恩所在的时代是阶级矛盾尖锐，充满人身压迫、人权被肆意践踏，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物质条件不甚丰硕。暴力革命的理论和资产阶级宪政理念一样是工业文明的产物。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民主、人权、和社会保障都蓬勃发展，尤其是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战争方式，军事手段的极大发展造成了掌握核心资源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对比的绝对不衡。或者说是政府与反对派力量的不平衡，暴力革命在这样的条件下造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人类认识在不断向科学靠近，正如恩格斯所言：“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把他发现出来，他就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1]。

　　武器不仅仅指的是兵器，手中的笔也是武器，那么革命学说是否可以在纸上论战呢?二十世纪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中国人“心头皆有主义，手中皆有枪杆”代表各自的阶级和政党，孙中山先生在争取民主革命过程中运用法国革命的口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来解释民主，而国民党失去了人民，只记得权贵只记得争斗。最终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他心系人民，真正为人民幸福谋利益，而在现代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相当一部分干部却没有了革命者的担当和胸怀。造成了自由只是当权者的自由，人民对当权者的爱是恐惧的爱，当权者对人民是口头上的爱。权力需要制约，就要行政透明，受民众监督。这是一场硝烟之外的战争，是自我的战争，人性的战争，是思想的斗争，斗争不好，历史就要倒退。社会秩序经历重大挫折，经济建设的成果就要遭受重大损失。“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2]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拒绝积极思想成果对其理论发展的充实，对于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应当以批判的学习，辩证地看待，才是科学的民主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认识论应该遵循的态度。

　　三、当代中国政治权威的必要性及向民主过渡的时机

　　无论是什么政党，那种主义，必须要以能解决实际问题为合理性的基本的判断标准。新权威主义有两大特征，一是有权威，特别是有强势领导人;二是有现代化取向的改革开放。新权威主义是手段性的主义而非目的性的主义，是被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能容纳的原因。一定时期内，政治上的“权威主义”是必要的历史过渡。每个国家、民族的各个阶段都有自己的历史任务。从改革开放后的政治现实来看，新权威主义并不是意识形态作为“把效率提高一些”、有效期限定为“现在和以后一个相当时候”的手段，而得到广泛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决策的实现方式。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近期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先落实“党内民主”最终实现“高度民主”及“普遍实行直接选举和高层搞直接选举”的目标。显然，新权威主义只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之后，就要通过民主化实现高度民主。在邓小平理论中，新权威主义只是达到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必要的历史过渡。

　　中国实行现阶段的权威主义合理性来源是什么?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强大政府是根除动荡的源泉，政府的权威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若遭到破坏就必然导致政治衰朽和秩序混乱。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就会引发社会动荡”。[3]亚非拉的政治动荡就是由于政府力量弱小而引起的，其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最终导致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有人要拿西方宪政民主来抨击我国的现行制度，认为美式民主是世界民主政治的典范。美国民主政治的成长环境是独特的，真正的四邻无战火，周边无强敌。没有经历民主革命的苦难而坐享了民主的果实。所以在政府建设问题时的思路不是创造权威和集中权力，而是限制权威和分散权力。[4]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来说，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共产党人能提供保持政治秩序的定心丸。可以不强调意识形态的斗争，但是不能不强调意识形态。

　　经济发展达到了要求扩大政治参与的程度，就会迫使政府开始民主化的进程。[5]在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民众自由人权意识的觉醒已经彻底改变了对于革命运动的认识，生命的价值探索大大加深了对革命主义的厌恶之情。亨廷顿在总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结论中认为：选举的动力使得许多国家摆脱了威权主义，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动力使得国家从一种威权形式走向另一种威权形式。革命征服并运用了自由，革命的动力直接改变了形式，选举过程打出“不要独裁者也不要革命家”这是第三波转系选举中选民们的一个座右铭。

　　整个社会出现了非暴力的、和平的因素，这是第三波民主化的重要特征。亨廷顿通过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民主运动分析得出结论[6]。支持民主政权的基础是多样的，必须有制度化的方式来改变政府，这是民主政治赖以存在的前提[7]。

　　四、政治改革的出路是民主化

　　1、中国必须在现代化的半途中转向渐进性的民主化改革，新加坡模式和台湾模式都是在先在新权威主义的框架内实现现代化，然后实现民主化的。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来说，现代化和民主化必须同时进行，民主化是实现现代化的一部分，没有民主化，现代化也是畸形的不完整的。

　　2、以集权推动和保障分权是顺利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必经阶段。以威权力量实现这种分权，实质上就是执政者的自我限权、主动放权和分权。由此，这种分权也就只能来源于执政者的理想主义诉求。但在缺乏制约的权力的长期腐蚀下，这又远不是大多数公职人员所能达到的思想道德境界;由此，官场上的揽权、扩权、集权、滥权现象也就广泛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唯有通过中央的高度集权才有可能强有力地促使各级官员放弃其本不应有的那部分权力，从而实现以分权为特征的大量改革。

　　五、稳定压倒一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现实发展过程中还是要走现实主义发展道路。恩格斯坚持认为斗争策略和方式随时随地都要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认识在不断地进化，如果外星生物的确存在，那么未来人类的内部矛盾会不会转化成共同的敌人呢如微生物、外星生物、机器人。

　　在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证明了牛顿有认识的局限性之前，牛顿三大定律被认为是绝对真理。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把共产主义认为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同样，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会引导我们的现实前进方向。无论是近百年来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此消彼涨地竞争，还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或称民主资本主义)高举民主化的旗帜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行。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共同推进人类文明，这是全世界的共识。世界已经不是一种文明是否消灭或者取代另一种文明的野蛮时代，各个主要政治团体所争论的核心问题都是使本国或者本集团利益最大化。世界没有一种普适的价值。

　　中国有搞自己特色的传统，自秦朝以后形成的皇帝制的君主专制政体就不同于西欧封建分封制。宋代以后的行政体制改革均衡相权与皇权，宰相分权，职务细化，加强了中央的权力，加强了中央的行政职能与效率。威权主义政治形态使得宋朝在短暂的时期内出现了所谓“儒家宪政主义”。通过几代宰相的不断努力和精妙的政治设计，宋朝政局稳固刑罚相对宽容，因而出现了相对稳定繁荣的局面。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认为：建立政治机构绝非一日之功。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发展是缓慢的，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①。

　　而权威主义终究靠的是“人治”，要以“民主”和“法治”将“新权威主义”取得的政治成果用制度的形式落实下来，中国的民主政治才会向着现代化的实现方向进步。政治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不能错过改革的最后关键机遇期。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争论那种主义的问题，而是稳定压倒一切的问题。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指导实践。实用主义在当前中国的重要性在于：统治思想不能乱，绝不能有西方势力演变政治的“颜色革命”;反对派要有，但不能取得权力。照镜子可以正衣冠，要以史为鉴，以人为鉴。习总书记说：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脱离现实只谈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用唯物史观看来，共产主义是会实现的，但共产主义也是会发展变化的，认识是客观的，只是我们认识客观事物的主观存在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作者：韩帅 来源：商 2016年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