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都策略、人口增长与政治中心东移

　　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及其主导下的实都政策是京畿物资供需失衡的根源，也是历代都城盛衰的关键。唐显庆至开元间长安、洛阳政治地位的变化即是受此影响导致政治中心变迁的实例。由于唐初京畿地区推行实都与限迁政策，长安人口在永徽末年已近历史最高值，人众地狭导致授田亩数、户均粮食量、余粮数额等持续下降。根据灾损比例与农户维持温饱的最低亩数的量化分析，可见永徽之际的京畿农户不仅储粮有限.且承灾能力极低。政府根本无法在这一地区收购余粮，仅凭关中租税与外粮已无法满足长安人口的增长。所以在实都与限迁政策下，京畿人口膨胀与粮食供给之间的矛盾成为显庆至开元年间唐政治中心东移的主要因素。

　　在集权体制下，历代统治中心既是政治、经济的核心区，也是人口聚集区。人口膨胀往往导致京畿周边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粮食供需失衡，物资供给不足与生存环境不佳势必影响政治中心及国家政权的稳定，政府亦多通过建立陪都(或迁都)、增加漕运等方式应对。在历代建都之初，机构简易、吏员精干，皇族、宫人、杂役相对较少，供给压力不大。因此择都时，政治、军事、地形地貌等因素往往更为重要。但政权稳定后，出于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及征发赋役等经济需要，多在政治中心推行实都策略，导致各色人等集聚京师，开支与日俱增，供需矛盾逐步凸显，所以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及其主导下的实都策略是都城兴衰的关键，持续的人口膨胀也是京畿物资供需紧张的根源。唐代是我国政治中心变迁的重要历史时期。唐代以前，长安与洛阳是择都的首选;唐代以后，中国政治中心逐渐东移。作为宏观变迁的序幕与微观视域的转折点，唐前期长安与洛阳政治地位变化的原因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亦可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中心东移的大趋势提供重要参考。

　　唐初建都长安，显庆二年(657)后高宗开始营建东都洛阳，武后亦在洛阳建都，唐代的政治中心转向洛阳。开元后期随着漕运的增加，玄宗返回长安，不再东巡，长安再次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中心。唐前期的这一变化最初出现在显庆元年(656)，高宗在洛阳修建乾元殿为其东巡洛阳做准备。《唐会要》载：“显庆元年，勅司农少卿田仁汪，因旧殿余址，修乾元殿，高一百二十尺，东西三百四十五尺，南北一百七十六尺。”《旧唐书·高宗纪》载：“(显庆二年)春正月庚寅，幸洛阳。”高宗首次幸洛阳，二月抵达，并于六月五日敕：“洛阳州及河南、洛阳二县官，同京官，以段宝元为长史。其年十二月十三日勅：宜改洛阳州官为东都，州县官员阶品并准雍州。”高宗《建东都诏》亦云：“宜改洛阳宫为东都”，由此确立了东都洛阳的政治地位。之后，又命韦弘机主持整修洛阳的宫室、解署，开始置中央职官。文明元年(684)，临朝称制的武则天又将东都(洛阳)更名“神都”;载初元年(690)，武则天改唐为周，以神都洛阳为首都。洛阳逐渐成为高宗中期至玄宗初期的又一政治中心。高宗显庆二年后，27年间七幸洛阳，时间累计达11年;武则天将洛阳作为武周政权的都城，在其执政的 21年里，除晚年回长安两年外，其余时间均在洛阳度过;玄宗前期也曾5次临幸洛阳。

　　开元年间，裴耀卿整顿漕运，关东地区物资得以顺利运至京师，长安的物资以及仓廪充裕，极大地缓解人口增长与粮食短缺之间的矛盾。开元二十四年(736)后，“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长安又一次成为了唐帝国的主要政治中心。这一时期严禁京畿民众外迁的政策也逐渐松动。

　　长安、洛阳政治地位变迁的主要原因，自宋代司马光始，至近代陈寅恪、岑仲勉、全汉异、韩国磐、牛致功、吴涛等先生皆有讨论，也产生多种观点：一是武后惧怕长安萧、王厉鬼为祟，二是关中经济供给不足，三是迁都洛阳便于皇室纵乐，四是武后迁都洛阳为消弭关陇氏族政治影响，五是为了加强周边的军事行动等，近年来又有灾荒、气候等其他认识。以上各位先生均从史料出发，持之有据，甚至部分史料引述相同，但所论证观点却分歧颇大。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忽视了都城选址所涉及的各因素，其重要性是随客观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初期可能政治、军事等主导，而中期受人口增长影响更为重视都城的经济供给，毕竟物资供给是择都的基本前提。二是持经济供给不足观点的陈、全、韩等先生，囿于史料局限，未对高宗、则天朝时京畿物资供给数额进行量化分析，且未对经济供给不足的根源进行深入探讨，致使岑仲勉等先生认为此类问题可通过移民、精简机构或收购关中余粮等缓解(开元二十四年后即是通过此类方式解决)，大可不必东巡洛阳。实际上，永徽显庆之际的实都政策限制京畿百姓移民他处，致使京畿人口已达当时供给的最高额度，人众地狭使得长安周边农户仅能维持温饱，政府根本无法持续大量的收购余粮(高宗及玄宗前期)，疏通漕运又屡遭失败。所以，显庆至开元间长安、洛阳政治地位的彼此消长，政治、军事、交通原因不乏其中，但绝非主因，京畿地区人口增长与粮食供给之间的矛盾是其关键，而这一矛盾源于集权体制下的实都策略。在此用具体的量化数据分析高宗初期京畿地区的人口规模、农户个体应灾程度与余粮数额、租税与漕运所能供给京师的最高户口值等，探讨政治中心的变迁。

　　一、永徽六年京畿人口规模

　　出于稳定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及征发赋役等经济需要，唐前期在政治中心长安有意识聚集大量人口。陆贽曾言：“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势当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权也。是以前世转天下租税，徙郡县豪桀，以实京师。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关中五百，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也。”这是沿袭了汉代以来的实都政策，以期在政治中心区聚集官吏士卒各类人等，“居重驭轻”，确立京畿的核心地区，形成对地方的压倒性优势。

　　同时唐朝政府又明确规定京畿民众不得迁往外地，《唐六典》载：“畿内诸州不得乐住畿外，京兆、河南府不得住余州。其京城县不得住余县，有军府州不得住无军府州。”贞观元年(627)唐朝政府曾有移民宽乡之议，但陕州刺史崔善为上表反对：“畿内之地，是谓户殷。丁壮之人，悉人军府。若听移转，便出关外。此则虚近实远，非经通之义。”其事遂止。这更限制了政治中心的人口迁移与扩散，致使人口持续增加。同时耕地面积及粮食产量难以同步提高的情况下，一旦遭遇水旱灾害，必然带来粮食供给的短缺。因此唐前期长安与洛阳间政治地位的转换中，长安区域人口持续增长应视为最初的原动力。

　　但在长安、洛阳政治地位变化的高宗则天朝，长安、洛阳的户籍数字却于史无载。唐前期各地具体户籍资料主要有两唐书记载的贞观十三年(639)户口数、《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开元中期户口数、《通典·州郡门》记载的开元二十九年(或天宝元年)户籍数、两唐书记载的天宝中期户口数。因此缺乏高宗初期京兆府、关内道的著籍户数，这是论证高宗、则天朝长安人口增长的一大难题。

　　但翻阅《通典》、《旧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等，均载有永徽三年(652)全国户数。据《通典》载：“永徽三年，户部尚书高履行奏：‘去年进户一十五万。’高宗以天下进户既多，谓无忌日：‘比来国家无事，户口稍多，三二十年，足堪殷实。’因问隋有几户，今有几户。履行奏：‘隋大业中户八百七十万，今户三百八十万。’永徽去大业末三十六年。”由此可知，高宗朝人口处于增长的趋势中，而且永徽三年全国人口户数为380万(按贞观户与开元户的中间值每户五口计，约1900万口)。再按《旧唐书·地理志》载贞观十三年全国人口总数为3041871户(12351681口)，可得出当时的年人口增长率为33.68%。

　　贞观十三年与永徽三年仅相差13年，永徽三年至永徽六年(时间为高宗显庆东巡前)也不过3年，期间是唐代经济政治最为平稳的时期，尤其是关中地区无太大波动。加之唐律规定京畿地区人口不得迁移，因此永徽年间京兆府与关内道户数是增加的，按此增长率推算其永徽六年的户口较为可行。贞观十三年关内道人口为398066户，1744628口，按年人口增长率33.68%，可计算永徽六年关内道人口约为592816户，2964084口。京兆府永徽六年人口数约313740户，1568700口(具体参见表1)。

　　此次估算的数字应低于实际数字。首先京兆府及周边地区是唐朝的政治经济中心，人口不得随意迁移，因此其人口增长率应高于其他地区，而估算人口增长率却只按全国平均值。其次，《唐会要》记载的永徽三年全国户口为385万户，而在估算中则采用了《通典》、《旧唐书》等记载的低值380万户，所以推算出的关内道、京兆府永徽六年的在籍户口数应比实际户口数低。

　　但这一保守的户数，却已超过隋朝大业年间京兆府的户数。《隋书·地理志》记载大业年间京兆府户数达到308499户，而永徽六年的户数为 313740户。另外，对比《元和郡县图志》所记载的开元中期京兆府户籍362909户，《通典·州郡门》记载的开元二十九年(或天宝元年)334670 户，以及《旧唐书》记载的天宝中期362921户，可见永徽六年京兆府户数虽未达到天宝年间的最高值36万户，却已相当接近当时人口饱和值。这一点从另外两个方面也可窥知：一是虽然永徽年间长安户籍增长率为全国平均年人口增长率33.68%，但这一数值远远高于开元、天宝时长安的人口增长率(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京师开元362909户，《旧唐书》天宝为362921户，可见几十年间京师人口再未增长)。二是高宗则天朝以后，京师长安的人口增长反而远远低于关内道人口增长，甚至低于国家总体的人口增长。关内道户口开元、天宝时期增长了约10万户，而京兆府人口则基本停滞，它占关内道户口的比重也从贞观年间的52.16%、永徽时期的52.92%，下降到44.67%(参见表1)。由此足以证明高宗、则天朝以后，京师长安人口已接近饱和。

　　再以隋代京兆郡为例，当其人口规模增至30万户前后，人口与粮食供给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显现。开皇十二年(592)，“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其年冬，帝命诸州考使议之。又令尚书以其事策问四方贡士，竟无长算。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隋朝人口密集地区主要是京辅与三河，“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可见，隋朝京辅地区人口达到30万户时，每丁耕地才20亩。再遇到水旱，就已难以供给。开皇十四年(594)，“八月辛未，关中大旱，人饥。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关中户口就食洛阳者，道路相属”。开皇十二年距永徽六年仅有63年，农耕技术并未出现较大变革，因此两者情况具有一定可比性。大业以后，隋炀帝也开始营建东都洛阳与开掘运河，这也是出于缓解京师长安的人口压力与物资供给需求之举，而这些举措恰恰和高宗迁都洛阳、玄宗整顿漕运方式相同。

　　当高宗初期的户数超过隋大业年间时，亦出现了“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的情况。即便亩产未因水旱减产，也存在“虽获登秋之积，犹亏荐岁之资” 的记载，甚至粮食短缺引发饥荒。显庆以后京畿饥荒屡现，皇帝数次被迫东巡洛阳。咸亨二年(671)，“驾幸东都，留太子于京师监国。时属大旱，关中饥乏”。仪凤三年(678)十月，饥荒导致高宗“来年正月幸东都”。永淳元年(682)，“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时出幸仓猝，扈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高宗以后，京畿地区饥荒依然屡次出现。中宗景龙三年(709)关中饥荒，米价达到了一斗百钱。而转运山东、江、淮谷物输往京师的牛都死亡十之八九，费用太高。’因此大臣们大多恳请中宗前往东都，中宗无奈称自己是逐粮天子。玄宗亦多次“数幸东都，以就贮积，为国大计”。开元二十一年(733)，玄宗幸东都，原因也是“霖雨害稼，京城谷贵”。京畿地区的多次灾荒反映了人口与区域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

　　显庆至开元间京畿地区人口增多导致户均耕地减少的情况，也可从授田不足的史料中得以印证。《代皇太子请家令寺地给贫人表》中提及：“关辅之地，萌庶孔殷，丁壮受田，罕能充足，所以水旱之岁，家室未丰。正末端本，思有裨助，臣家令寺有地九百余顷，特请回授关中贫下等色。”文中提到的所谓“天皇”，即是指高宗李治。“关辅之地，萌庶孔殷，丁壮受田，罕能充足。”萌庶孔殷意指百姓众多，而丁男受田却少有额满，表明这一时期人口增多导致的授田不足。另据敦煌所出《文明判集残卷》(P.3813)：“奉判：雍州申称地狭，少地者三万三千户，全无地者五千五百人。每经申请，无地可给，即欲迁就宽乡，百姓情又不愿。其人并是白丁、卫士，身役不轻，若为分给，使得安稳?……雍州申称地狭，百姓口分不充，请上之理虽勤，抚下之方未足。但陆海殷盛，是号皇居;长安厥田，旧称负郭。至如白丁卫士，咸日王臣，无地少田，并皆申请。州宜量其贫富，均彼有无。给须就彼宽乡，居宅宜安旧业。即欲迁其户口，弃彼桑榆，方恐楚奏未穷，越吟思切。”这则材料池田温先生将其定在七世纪中期，也就是高宗、则天时期。《判集》中关于雍州地狭的情况，也是该时期京畿周边地区人多地少的体现。所以说，高宗则天时期，京畿地区受田不足的现象已较为普遍。

　　再分析这组户口数字中的另一问题，贞观十三年至永徽六年间，京师长安的户籍增长率远高于该地区其他时期的人口增长率。高宗则天朝以后，京师长安的人口增长率已经低于关内道人口增长率，甚至低于国家总体的人口增长率。这说明京畿地区虽然人口饱和，但关内道其他地区仍

　　开元天宝间京畿地区人口增长基本停滞，但关内道的人口依然有提高。因此，永徽六年以后京兆府地区的人口增多所带来的人均土地减少，主要是指京兆府，并非整个关内道。因此这一矛盾仅限于京兆府及其周边地区。整个唐代前期，京兆府人口基本占关内道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加上非著籍户人口更多)，比如贞观十三年户籍为207650户，为关内道户数的52.16%，《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开元年间，其户口略有下降仍然占51.09%，据此分析京兆府在永徽显庆年间的户数也应是关内道户数的50%以上。而前文推算的京兆府与关内道户数比为52%左右，与此亦可相互印证。另从人口密度上亦可佐证，直至开元天宝年间，除同州外，京兆府周边的邠州、同州都达不到京兆府人口密度的一半。因此永徽年间的关内道户口数并未达到大业五年(609)的峰值，关中地区的地少人众主要是指京兆地区，而周边地区仍有人口增长的空间。开元二十九年(741)三月，玄宗所颁敕文说：“京畿地狭，民户殷繁，计丁给田，尚犹不足。兼充百官苗子，固难周济。”这里同样指向的是京畿地区。

　　作者：闵祥鹏 来源：社会科学 2016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