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查清的政治谋杀案

　　尽管一些政治谋杀案的真相不可能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但是这并不妨碍后来人根据各种史料，将一些原本牵扯进来的嫌疑人进行合理排除，或者对一些原本被认为无罪的人进行合理的怀疑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客机历经各个国家两年多的苦苦寻找，迄今依然不见踪影。最近传出来的消息说，专家组已经确定，在非洲东南部沿海发现的几块飞机残片几乎确定来自于这架神秘失踪的客机。如果这个结论能够得以确认，那么最为乐观的估计也只能说人类可能很快就会找到这架失事客机的残骸。至于在当年的那次绝命飞行中，这架客机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已经注定成为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案。

　　马航这架客机的遭遇很有些类似于发生在中外古今历史上的一些政治暗杀案件。两者的共同点是，一旦发生了，那么要查清楚事件背后的真相以及真正的幕后主使者，几乎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以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宋教仁被刺杀案”为例，此案迄今为止已经发生了一百多年，但究竟谁才是暗杀的主谋?严格意义上说，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宋教仁案永远都会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随着岁月的继续更替，已经不可能有人能够用令人信服的各种过硬证据还原历史的真相。

　　长期以来，对于宋教仁案，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主流学术界都将其主谋认定为当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但事实上，将袁世凯说成刺宋的主谋并提供了其中的证据链条的并不是当年的司法系统，而是作为当事人一方的国民党孙文、陈其美一派。且不论这个证据链条本身存在着多处无法解释的硬伤，即使从严格的法理层面而论，它也只能算是对立双方中的一家之言，两岸主流学术界将其作为板上钉钉的结论是很不严肃的。对于袁世凯一方而言，恐怕属于法律层面上的“有罪推定”。

　　其实，铁口断定袁世凯为刺宋案幕后主使的史学家们，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宋案发生后有利于袁世凯方面的一些证据和史料。譬如，袁世凯的公子袁克文在他的《辛丙秘苑》一书中，就讲述过袁世凯在获悉宋教仁被杀后的一些反应。

　　根据袁克文的记述：宋教仁被刺杀后，袁世凯每每和他谈及此事就“挥泪不止，深为惋惜”，并将这件事视为袁世凯本人政治生涯中的大不幸。对于国民党指责袁世凯是刺宋案背后主谋一事，袁克文曾经追问袁世凯为什么不出面通电“辩诬”。袁世凯则回答：“予代人受过者多矣，从未辩。我虽不杀遁初，遁初亦由我而见杀，更何辩焉?”

　　接下来，袁世凯用很浅显的道理讲明了自己不可能是刺宋案的主使者：“不思予既欲杀之，不必招其来而杀之可也，或待其来陷其罪杀之亦可也。予杀之之道不一，胡必待数使招之，乘其将行而杀之?斯明授人以柄，虽愚夫不为也。况反对予者如孙文、黄兴、陈其美辈皆可杀，胡必但选一助予组阁、不用党人之遁初而杀之?此理不辨，必有自明之日也。”

　　虽然中国向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传统，但仔细阅读袁世凯父子的这段对话，却不能不承认袁世凯所云句句在理，绝非单纯的狡辩那样简单!这段对话固然不能将袁世凯的嫌疑完全排除，但至少提供了另外一种重要的审视刺宋案的视角。

　　关于宋教仁被暗杀案件，文史学者张耀杰先生前些年曾出版有《谁谋杀了宋教仁?》一书。张先生本着谨严的学术精神，根据现有的各种史料爬梳考证，得出了宋教仁是被国民党内的同志陈其美等人谋杀的结论。相对于此前将刺宋案的幕后主使说成是袁世凯的“定论”，张耀杰此书的观点可能更加接近于历史的真相。但从严格层面上说，亦不能作为此事件的定论，只能算是聊备一说而已。

　　事实上，宋教仁案已经成为一桩不可能解开的谜案，真相永沉于无人知晓的历史海底，不可能有什么历史定论了。

　　类似于宋教仁被暗杀一案的扑朔迷离，中国近代史上还有一起著名的“张文祥刺马案”。在太平天国刚刚被平定之后不久，清政府主管两江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两江总督马心怡，竟突然被一个不知来路的江湖侠士张文祥刺死!此事轰动朝野。张文祥为什么要刺杀马心怡?事件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这一系列的追问都因为刺杀的具体实施者张文祥的三缄其口而始终难以厘清。

　　政治谋杀案件的真相很难厘清，不独中国如此，国外也是这样。譬如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杀案，其真相究竟是什么，谁才是真正的凶手?至今在美国史学界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释，依然是一笔糊涂账。

　　中外古今的一些政治谋杀案为什么难以弄清真相?盖因为此类案件绝不同于一般的突发性质的刑事案件，它明显存在着蓄谋已久、组织作案、策划周密、行动决绝、证据消灭彻底等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此类案件一旦真的付诸实施，很难根据所掌握的各种证据链条追究到幕后主使。因为此类案件在发生后的第一时间，策划刺杀的强大势力甚至会很快将在最前线的实施者灭口，从而彻底消灭破案的逻辑起点，让司法机关查无可查。像刺宋案的凶手武士英、刺杀肯尼迪的凶手奥斯瓦尔德就是这样被处理掉的。

　　尽管一些政治谋杀案的真相不可能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但是这并不妨碍后来人根据各种史料，将一些原本牵扯进来的嫌疑人进行合理排除，或者对一些原本被认为无罪的人进行合理的怀疑。这个怀疑和排除的原则其实很简单，就是看谁是这些政治谋杀案中的最大受益者，谁又是其中最大的利益损失者!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是理性的趋利避害者。毫无疑问，最大受益者的犯罪嫌疑最大，而利益损失最大一方的嫌疑最小。

　　根据上述原则，应该说还是可以做出一些合乎逻辑的推断出来。以宋教仁案而论，从该案中受益的绝对不是当时在大总统位置上希望政局稳定的袁世凯，甚至可以说袁世凯是刺宋案中最大的利益受损者!以袁世凯的政治智慧，他不可能做出此类无异于自杀的莽撞行为。至于刺马案，通过这个事件得益最大的是曾国藩兄弟为首的湘军集团，因而曾家兄弟恐怕与这起流血事件难脱干系……

　　对中外历史上很多尚未破案的此类政治谋杀事件皆可作如是观。依照这个原则，虽然不能寻觅到全部的真相，但距离真相大致不会太远，至少不会陷入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怪圈。

　　作者：周英杰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 2016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