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穆视角下的中西政治

　　钱穆为近代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同时又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20世纪90年代的民国热使钱穆在大陆学界的影响力倍增，其对中国政治的思考及对中西政治的对比具有独特的视角，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同时，研究中的一些局限性也应引起学者注意。

　　在探寻中国社会落后的根源之时，很多学者着眼于外部因素，为西学东渐及器物制度上的竞争这两大因素所限，从西学角度进行阐释。不同于此，钱穆立足于中国厚重的历史文化本身，主张对中国政治进行中国式的史学解读，理清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独特历史脉络;并于对比中表达出对中西政治的不同理解。最后，其研究中的重要成果和局限性值得探究。

　　一、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考辨

　　钱穆首先对中国传统政治进行了考辨，本文通过选取自汉以来几个时期的历代政治得失进行分析，得出中国传统政治之最高目的为调和个性与群性的重要结论。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考辨按以下几个时期划分：

　　1.汉

　　于中国传统政治而言，汉代是其的形成时期，对汉代中国政治的研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皇帝世袭制较贵族世袭制而言更符合我国向心凝结的文化传统与大一统政治的要求，具进步意义。钱穆认为皇权与相权的分立当为我国历史发展的一大趋势，皇帝应作为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在政府。他指出“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 [1]，而政府之领袖应在政治上负起一切实际责任。”而通过对汉代皇室与宰相关系的考察，钱穆明确指出汉代的一切实际事权在相府，政府的真领袖为宰相;皇帝和宰相间为主权与治权、分工合作的关系。钱穆认为，汉代选举制度(时称“乡举里选”)的创立通过考试的方式选拨官吏，打破了传统选举方式中极大占有血缘、财富、军功等有利因素的利益集团对仕途的垄断局面，使大量文人走向仕途。

　　2.唐

　　钱穆认为，与汉代相比，唐代对政府与皇室的划分无大差异，只在“相权”方面有重大变动——“若以现代的话来说，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则采用委员制。”[2]也就是说，汉代宰相独揽了整个国家的行政权，唐时则把相权划分给不同部门。这使得唐代中央政府的效率得以提高，是优于汉代之处。但唐代的地方政府组织在很多方面弱于汉代，如其规模、权重、官员升迁制度等。在人才选举方面，钱穆说：“汉代的选举，是由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公开竞选，是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开放的范围，较诸汉代更为广大，更为自由。所以就此论点，我们可以说唐代的政治有进步了。”[3] 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因为再无其它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使得参与科考的人数日益增多，导致政府规模不断膨胀，行政效率趋于低下。

　　3.宋

　　“杯酒释兵权”是宋代有名的削弱相权的例子，因而相权被分割，君权独揽，造成了宋代政治的弱和散。宋时皇帝直接对军事、财政、用人三权进行干预，致使最高政令的决定权直接归属皇帝，如钱穆说“皇帝就不仅有同意权，而有参加意见之权了。宰相不过是奉命行事，所以君权就重，相权就轻了。”[4]在科举制上，宋代在基本框架上继承了唐代，在此基础上严密了考试制度，考试内容由诗赋变为经义，并吸收了不少身份低微的寒士科考。

　　4.明清

　　明清时期，我国传统政治呈衰退趋势，这一时期，宰相制度被废除，皇帝专制特征显著。此时的皇权与相权是合一的，决策权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明代，六部在宰相制被废除后代行其部分职权，另有内阁辅佐皇帝理政，最终导致了宦官弄权，政治黑暗。清时的独裁更加严重，我国传统政治制度总体呈崩溃之势。

　　在科举制度方面，明清时期把考试制度变为合培养人才的机构为一体的机构;并采用八股文取士。在钱穆的观念里，八股取士本身并无过错，只是由于报考人数倍增及评价标准失当致使其遭至争议，并在清代由于私心演化成愚民之策。

　　综上，钱穆从人事与制度的角度阐释了我国传统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并为我国未来政治制度构建寻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这一重要思想根源。

　　二、对中西政治的对比

　　近代很多学者忽视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圆融性特征，仅以西方经验作为评判中国政治的依据，有失偏颇。针对我国道统文化在近代呈式微之势的局面，为使传统文化在当世重新焕发出活力，钱穆对中西政治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力图从中寻求适应我国国情的政治制度。钱穆分三方面对中西政治进行了对比。

　　1.起源

　　由于我国地大物博，起源于农业社会，使农耕经济在我国占重要地位，加之我国三面陆地、一面临海的得天独厚的环境免受外来文化入侵，种种条件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从上层统治者到下层民众都倾向于在安定的环境中进行生产活动，故较为保守，小农思想也植根于炎黄子孙的意识中，形成了求“安”的政治理念和求“足”的经济观。

　　相比而言，西方国家分布分散，一向重视商业，不便于集中管理。由于土地的贫瘠不能满足人民需要，加上文艺复兴后资本主义的形成，外侵型的商业文化逐步形成。西方国家急需政治上的“强”与经济上的“富”，便通过武力掠夺其它地区。不同的文化使中国和西方国家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前者的政治制度依赖于宗族血缘关系;后者则倡导主权在民。

　　2.政治理念

　　中西方政治理念的不同源于对政治的不同理解。钱穆指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来说，“人类道德之意义，其地位在国家意义之下。”[5]意为西方的政治更强调现实功利，由此，利益纷争造成个体对群体德性信任感的缺失，只能通过契约及法律条文协调彼此的利益纷争，合为一体。

　　中国传统政治注重文化道统，并将其不断传承，在这一点上被钱穆认为是高于西方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对人性复杂性的洞察，而是用德性教化人性，从而使个体与族群精神作为共同体的生命生生不息。

　　3.具体制度

　　西方在国体上有君主国体、民主国体两种形式，并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民主立宪制的政体之分;中国则只有君主，并在发展中逐渐摆脱了独裁和专制，通过宰相制和人才选拨趋于平等，即现代理论中直接民权的体现。

　　在中国，政治上的统一思想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表现为家族的血统、国家的政统和思想道德层面的道统，认为君王“受命于天”，故能独权;又认为政统高于血统，道统又高于政统。三者最终合而为一，构成中国历史中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使我国历史文化流传不已。西方则认为政府的存在仅为了达到权力的相互制约，其管理也是众人参与的。

　　三、对中西政治探究中的成果与局限

　　钱穆在对中西政治的探究中做出了独特贡献，总的来说有几点：首先，在研究政治时注意到文化和历史对其的影响，主张全方位，并以人群全体为出发点对政治定位。其次，强调政治对人的启发作用，并最终促成人的群体性的形成。再次，将历史的书写对政治演进的限制与引导作用作为强调的重点。最后，深刻批判了对中国传统政治“专制论”的论断。

　　当然，钱穆的观点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由于个人经历所限，其在现代民主政治的设想方面存在方向上的偏差，过于理想化;三是对士阶层在政治中的异化及异化可能性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应对方案。这些局限性为学者在研究中需要注意的方面，并应在之后的政治设计中深入思考探索。

　　作者：乔陶然 来源：新丝路杂志(下旬) 2016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