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域下世界军事变革的宏观表征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紧跟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的潮流，积极稳妥进行国防和军队改革，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对于当今世界正在进行的新军事变革，国内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它是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开始出现的，是以安全态势演变为动因，以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发展为动力，以军事观念转变为牵引，以军事体系调整为中心的全方位、全领域、全系统的军事变革。从历史长河看，正在行进中的新军事革命，不过是历次军事变革在当代的展开，压缩成一张缩微时间图表，可以发现，军事变革呈现出地理空间上的中心转移，在历时上不断缩短，并且表现为军事变革主体间的异化流变，殊途而同归。
一军事变革的中心转移
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于1962年提出了科学中心转移理论，他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科研成果数占同期世界总数的25%以上，这个国家就可以称为“世界科学中心”。科学中心不是一劳永逸的，近代以来，“从意大利到美国，科学中心已经发生了四次转移，每个国家的平均兴隆时期约为100年”。[1]军事变革是由于军事技术质的飞跃而引起武器装备、组织体制、作战方法和军事理论等发生根本性变革，使整个军事系统军事形态发生质变，并从而引起军事系统军事效能跳跃式增长的一种社会现象。如果某个国家的军队武器精良、编制优化、作战法先进和军事理论超前，在一个时期内具有别人无法匹敌的军事效能，这个国家就是当时的军事中心。从有记录的人类历史来考察，世界军事变革的中心转移是一种客观现象，先后经历了地区性的中心转移、区域性的中心转移和全球性的中心转移三个阶段。
（一）地区性的军事变革中心转移
军事变革的中心在地区内转移，主要出现在中世纪前的地中海地区和明代以前的中国，这同当时军队的机动力相关联。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军事变革中心转移遵循以下路线：以雅典为中心——公元前2000年前后，古希腊人开始创建城邦并逐渐向东、西地中海和黑海沿岸一带殖民，他们引进腓尼基人、埃及人、波斯人的弓矛甲胄和海军、陆军的作战方法，加以发展和改进，在军事上迅速强盛起来，击败了波斯军队的两次大规模入侵；以斯巴达为中心——公元前594年斯巴达人建立了严整的步兵战斗队形多立斯方阵为标志，通过征战，斯巴达成为希腊半岛上和雅典不分上下的霸主之一；以波斯为中心——从公元前518年开始，波斯国王大流士对原有的统治机构和古老的军事组织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史称“大流士”改革，军队被编成万人团、千人团、百人队、十人队四级，在都城组建精锐的近卫军，组成以腓力基人为核心的海上舰队，规模庞大；以马其顿为中心——公元前4世纪前后，原先处于野蛮状态的马其顿由于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崛起，创造性地将斜切战斗队形发展成为步兵、骑兵、弩炮兵、攻城兵联合的马其顿方阵，增强了马其顿方阵攻城、突破和扩大战果的能力；以罗马为中心——马其顿方阵先后虽打败了斯巴达人、雅典人，后来却败于一个更灵活、更机动、装备更好的对手——创建了古罗马军团的古罗马人，罗马军团的整体机动能力和单兵作战能力都远远超过古希腊方阵和马其顿方阵。对中国而言，第一波军事变革中心的转移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就是当时的军事变革中心。第二波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民族组建的政权兴衰交替，成为军事发展的黄金时期。第三波是唐朝以后直到明朝建立，先后由宋、金、辽、西夏、蒙元等以军事强大而兴旺，以战败而衰落。
（二）区域性的军事变革中心转移
区域性的军事变革中心转移，主要发生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大陆，遵循以下路线：以西班牙为中心——16世纪初，为了从伊斯兰教徒手中收复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建立了一支职业性的军队并组成了西班牙方阵，是一个几乎无敌的力量；以荷兰为中心——西班牙军事改革后，各国陆军纷纷仿效西班牙军事制度，遂致各国陆军皆笨重不堪。尼德兰的莫里茨亲王于1590年实施了一系列军事改革，推行军队日常操练制度，重点提高骑兵、炮兵的机动性，组建了胸甲骑兵这一新的骑兵兵种和轻炮兵，使各战斗单位更适合于机动，短期内建立了当时第一流的雇佣军队，一次又一次地击败了西班牙人；以瑞典为中心——17世纪早期，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在检讨了现有的军事组织之后，清楚最优势的兵器还是火枪，火枪兵在军队中占三分之二，在改组时减少长矛兵数量，把他们与火枪兵混合在一起。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中的决定性战役布莱坦会战不仅是新战术对旧战术的第一次大考验，也是近代的第一次陆上大会战，机动与火力第一次战胜了数量和长矛的冲力；以英国为中心——在1642年爆发的英国内战中，新军领导人在克伦威尔提倡使用新型骑兵，增强了军队的机动能力，迅速击败了王军，组建的新模范军成为英国第一支正规陆军；以法国为中心——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爆发，扫除了军事领域进一步发展的社会障碍，过去的雇佣兵制这时改成了全民征兵制，军队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法国大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拿破仑战争，更是彻底地改变了战争的形式。之后，沙皇俄国的“米留金改革”、以老毛奇为代表的普鲁士军事改革以及由日本人进行的影响到后来亚洲历史进程的明治维新，都使这些国家成为当时的世界军事强国。
（三）全球性的军事中心转移
全球性的军事变革中心转移，主要是在机械兵器军事变革之后，遵循着如下路线：以普鲁士为中心——19世纪末内燃机和无线电报的发明使战争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这个时期战争的主要形式是相对静止的阵地防御战，全面摧毁能力是战争国家化和工业化的内在要求，工厂之间的战斗变得与军队之间的战斗同等重要，总体战的理论形成。除普鲁士之外，其他国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一阶段的军事变革也被人称作“普鲁士军事革命”；以苏联为中心——20世纪20年代，苏联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改革，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首的一大批苏联军官积极推进的苏联军事改革，使苏军各军兵种机械化和摩托化程度都有明显提高，被称为苏联军队的黄金时期；以美国为中心——20世纪初，在莱伊特·鲁特任美国陆军部长期间，美军实行了许多军事改革：设立了陆军作战学院，加快海军建设步伐，至1907年已拥有世界一流战舰20艘，从过去的分散配置集中编成大西洋舰队和太平洋舰队；以德国为中心——希特勒取得德国政权后，旋即撕毁凡尔赛合约，开始重整军备扩充军力，恢复义务兵役制，以原国防军为骨干扩建为强大的正规军，特别注重机械化部队发展，重建空军和海军，德国超常的军事发展作用十分突出，保证了其在二战初期战场上的主动。以美国、苏联为双中心——在核军事变革中，美苏一直处于牵引的位置。冷战时期，美苏两大国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核军备竞赛，高峰时，美国拥有30000个核弹头，苏联拥有40000个核弹头。经过冷战的较量，美国不战而胜，再利用新军事变革的成果，美国成为当前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
近代以来世界军事变革中心转移路径与科学中心转移路径具有惊人相似性，表明了科学技术在军事变革中的基础性地位，有力地证明了军事技术变革在军事变革中的支配和先导作用。
二军事变革的进程加速
从历史的纵轴看，军事变革具有呈加速发展的态势，也即上一次军事变革与下一次军事变革的间隔时间缩短，越到后来发展越快，越来越主动，形式也越来越多样。
（一）周期不断缩短
冷兵器军事变革虽然从人类诞生以来就已经开始，但其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尤其是木石兵器军事变革更是相伴人类原始社会的始终。从公元前3500多年前后的青铜兵器开始萌芽算起，到钢铁兵器在纪元前后在世界各主要国家较多地使用，中间差不多有4000年。火药兵器的使用，使军事变革的进程明显缩短，并呈现波浪式前进的特点。火药14世纪传入欧洲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火器并非是战争中的主要武器，它所起到的只是一种威慑作用。直到16世纪中叶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才掀起了火药兵器军事变革第一次高潮，这种高潮很大程度上由荷兰的莫里茨亲王和瑞典的古斯塔夫二世所进行的一系列军事改革完成。拿破仑战争时期开始了火药兵器军事变革的又一次高潮，拿破仑创造性地使用了一种“大战术”的作战方法，第一次实现了武器、编制和战术三者实质上的统一。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火药兵器军事变革又走向了新的高潮，这一高潮的到来是1850～1860年之间来福枪和圆锥形子弹发明与使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冲突，如1846～1848年美墨战争、1854～1856年克里木战争、1861～1865年美国内战、1866年奥普战争和1870～1871年普法战争，将火药兵器军事变革推向新的高峰。从14世纪火药传入欧洲到普法战争时火药化军事变革完成，西方差不多经历了六百多年时间。西方的机械兵器军事变革萌发于18世纪后期，20世纪初真正展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基本完成，总共不到二百年的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美国在日本上空投掷的原子弹，标志着热核军事革命的到来，这几乎与机械兵器军事革命达到完成阶段同时。从美、苏的核军备竞赛，引起了武器装备、组织体制、军事理论的相应变化，到20世纪70年代，美苏处于核均势与饱和状态，达到核兵器军事变革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中间只有短短二十多年时间。由于核武器的巨大毁伤力以至无法使用，标志着核兵器军事变革已经走到了尽头，也表明着热兵器军事变革的终结。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军事变革——新军事革命就走上历史前台，新军事革命随着人类技术社会形态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以及新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在20世纪80、90年代逐步展开。其发生与发展，不仅将导致战争形态和军事行动方式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对世界军事的发展亦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军事变革的未来起着里程碑的作用。
（二）主动不断增强
军事变革是由于其内部的动因产生的一种主动的选择和实践，体现在对军事理论的超前思考，对新的军事技术的热心执著，对作战方式改进的积极探索和对组织编制的主动改革。相较中国而言，西方军事变革的发生，通常是统治阶级为了逞其称霸的野心和侵略性而进行的，并不是在严重的危机下被迫进行的，因而通常具有自我革命性，阻力相比较要小一些。而且由于西方民族具有开放的倾向，改革能够得到较广泛的支持，具有彻底性和坚定性。越到后来，军事变革的自觉性越高，主动性越强。当近代军事变革发生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军事变革的时代，也没有人主动地对这种军事变革进行宏观的周密的设计和导演。然而，从普鲁士军事变革开始，人们对这种军事领域的剧烈变化有了明显的自觉意识。恩格斯在1893年时曾对他所面对的那场军事变革有过这样的概括，“现在未必能再找到另一个像军事这样革命的领域”。[2]也就是从这次军事变革开始，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研究军事变革，力图找到军事变革的规律，进而把握军事变革的进程。西方对军事变革的偏爱和执著，出于为了满足其自身的利益需要。早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国际国内贸易迅速发展，随着经济的繁荣和贸易的扩大，需要对商路进行更有效的保护，火药传入西欧以后所发明的火药兵器首先被用来保护贸易。城市和商人需要那些能迅速取胜的武器和战术，对于以赚钱为目的的雇佣兵来说，谁拥有先进的武器，谁就容易被雇佣。这样雇佣兵都极力想得到最为先进的武器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这就强烈地刺激火药兵器的改进和发展。扩张、霸权、殖民等对于军事的需要也是西方主动进行军事变革的动因所在。拿破仑的对外战争具有侵略的一面，他在战争中所追求的目标是掠夺欧洲的财富，吞并欧洲的土地，夺取新的市场和建立法国的军事、政治以及工商业霸权。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加大对军队的投入和关注，提高军事效能便成为其必然的选择。到20世纪80年代后，当西方意识到一场新的军事变革有可能发生时，更是以空前的主动精神对之展开积极的探索，力求首先在理论上取得新突破，并进而更好地指导实践。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认为，“作出战略调整的最安全和最佳的时刻是在独占鳌头的时候，而最危险的时候是等到对手来临并找到打击你的地位”。[3]
（三）突破日趋多元
砸开令人迷惑的科学突破怪圈，可以发现组成怪圈的基本环节只有三个：实验、数学和哲学。[4]有趣的是，军事变革的突破，也有三种基本形式：技术牵引、理论引导和要素重组。研究发现，到目前为止的军事变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纯粹的新军事技术推动的军事变革，二是在作战方式和组织体制创新推动下的战略调整，三是发生在军事领域之外，使战争的性质和方式发生深层次的、根本性的转变，发生的标志是社会的整个结构都发生变化。这三种形式可以有互不相同的组合方式和逻辑结构，有的起始于技术牵引而完善于要素重组，有的起始于理论引导，完善于要素重组。以技术牵引的军事变革在中国是渐变式的，特别是在低技术时代。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整个社会经济仍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窠臼里循环往复，高度集权且腐败的君主专制，以封建宗法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以封建伦理为统治思想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心理，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明末已经开始萌芽的新生产力因素由于找不到适宜的社会环境而发展缓慢，作为一种特殊社会存在形态的军事领域也长期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有所发展的只是一些周而复始循环的渐进式缓慢增长。以技术牵引为突破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西方海军的发展，就在清朝统治者对鸦片战争中英国远征军风帆战舰大为惊叹的时候，西方海军列强已在军舰动力蒸汽化领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到19世纪60年代，西方海军强国争相完成了帆力舰队向蒸汽动力舰队的发展过渡，并积极致力于舰炮攻击力和装甲防护力这对矛与盾的探索，使近代海军装备步入长足发展的新阶段。以要素重组牵引的典型是拿破仑军事革命，拿破仑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各种要素以新的方式联结起来，从而导致了军事系统的结构性革命，使军事领域里所蕴藏的新潜能得以充分的聚集与释放。以理论牵引为标志的，则是由美国一马当先的新军事革命。但不论是何种方式的突破，冷兵器时期，人数越多，兵器越锋利，战斗力就越强；热兵器时期，人数越多，火力越猛，机动能力越高，战斗力就越强；到了信息兵器时期，人数与兵器在数量上的优势，已不再成为军队战斗力的主要标志，信息兵器的使用，使部队的作战能力呈几何级数的增长。
三军事变革的异化分流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世界历史大部分是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竞争中发展的，东方的衰微就是西方的兴盛，而西方的衰败往往表明着东方的崛起。18世纪以前，中国和西方的军事革命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相反地，中国在军事领域方面或多或少地占有领先的优势。但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和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出现了特有的异化分流现象。
（一）领先与落后的进程颠倒
在世界军事变革的进程中，中国的军事变革经历了从落后到领先，由领先到落后类似抛物线的轨迹。西方与之相反，走了一条从领先到落后又从落后到领先的马鞍形路线。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火药和最早使用火器于战争的国家，有关火药发明的活动要比欧洲初知火药的年代早三四百年。当宋代的铁壳火球炸碎士兵的铠甲，火箭的闪光掠过长空时，从欧洲东征的十字军正使用长剑、长矛、战斧等金属兵器在战场上厮杀，英国人最锐利的兵器——长弓才得到初步发展；当元军火铳已经大量装备军队时，阿拉伯人才开始使用“马达法”等火器同欧洲国家的军队交锋，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始使用火器的年代，显然比阿拉伯和欧洲国家还要晚得多，因此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能有中国这样悠久的使用火器的历史。然而这是中国在世界军事变革进程中保持领先所能达到的巅峰，这之后中国的军事变革慢慢地走向了衰落。相反地，西方国家从17世纪开始了由冷兵器军事革命向火药兵器军事革命的过渡。1789年发生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扫除了军事领域进一步发展的社会障碍，随着19世纪后半叶的克里木战争、美国南北战争以及普法战争等，火药兵器军事变革达到高峰。实际上，早在明代时，具有500至600年历史的中国火器已落后于不到300年历史的西方火器，清代火器却连明代已有的成果也没有保住。鸦片战争之前，双方的军事实力的天平已经明显地倾斜了，“今天，作为评价各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的标准，最正确的大概是每个社会在‘杀人的技术’已达到的精湛程度、互相毁灭武器的完善程度及其种类多少和运用它的技巧和熟练程度如何。如果这些见解是对的，则中国将被看作处于文明最低的境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东西，还只是处于13世纪。至少，其中的变革是那么的微小，不值一顾”。[5]鸦片战争后，西方军事变革是以加速的趋势发展，中国虽然也开展图强求存的洋务运动，并一度把双方的军事技术的延迟效应控制在20年左右，但中日甲午战争将这一努力打破，之后双方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核兵器军事变革中，中国奋起直追，缩短了差距，成为传统意义上西方国家之外唯一研制出核武器的国家。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军队早已实现机械化、在信息化方面遥遥领先的今天，我军仍处于机械化任务尚未完成、同时又面临信息化任务的特殊历史时期，需要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双重历史任务。世界军事强国的第四代武器装备已服役多年，新一代武器装备正在积极研发之中，而我军武器装备基本上是以第三代为骨干、以第二代为主体，与世界先进水平至少存在20年左右差距。
（二）传布与嵌入的角色互换
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最早的交流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代，来自中国的丝绸布料已成为希腊贵族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奢侈品，中国也因此在欧洲获得了“丝之国”的美名。在悠长的历史年代中，古代中国的典籍、火药、炼丹术、造纸术、航海术、雕版印刷术、建筑技术、医学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方，但双方在军事上的交往和联系却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双方军队之间在成吉思汗的铁骑西征时才发生第一次交手——战争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进行是在生产力发展到可以使军队的机动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从中国和西方分别进入文明社会直到成吉思汗的铁骑跨过多瑙河，中西方的军事变革就像两条并行的河流，一直朝着世界军事变革演进的方向流淌，尽管各自的军事变革有前后缓慢的差异，但并没有产生具有实际意义的相互影响。当火药发明以后，双方的命运就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中国对西方最大的影响是火药的传入。作为战争手段使用的火药火器技术是通过蒙古军队远征西传的。13～14世纪时，阿拉伯人与欧洲的一些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在与阿拉伯人的战争中，欧洲人接触和学会了制造火药和火药兵器。“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6]日本科学史学家薮内清也指出，“蒙古人建立了横跨东西的大帝国，在把各民族置于其统治之下的同时，也起到了相互介绍东西文化的作用。例如蒙古军的突出的军事实力，与中国的火枪有关系，而把中国的火枪传到欧洲就成为火炮之源”。[7]12世纪后半叶，指南针技术经阿拉伯人传向西方，对促进风帆时代的到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欧洲得以进入一个大发现的时代，导致了15世纪和16世纪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等人的一系列英勇创举，使人类的眼界扩大到了今天所知道的整个世界，带来了空前的政治和商业扩张，为近代各国海军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火药时代，帆船与地理发现不仅是差不多同时发生的，而且它们与宗教改革互相影响，创造了近代世界”。[8]但是火药故乡中国的火器技术到明代中叶，失去了以往那种异军突起的势头，元末明初金属管形火器的发展速度迟滞下来。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利马窦、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传入天文、立法、数学、火器等近代科技，传播各式火炮的制造法、运用法、安装法以及子弹和地雷的制造等，对中国火器的制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鸦片战争后，西方以更主动的方式，强迫地进入中国，除了将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外，还使中国的军事发展明显地嵌入他们的烙印。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认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于是向西方国家学习军事成为晚清的一大传统。1864年，中英联合组建了凤凰山训练营，训练了一大批淮军士兵来使用现代武器，淮军的训练方法也相应改变，由土操改为洋操，“操演阵法纯用洋人规矩，号令亦仿照洋人声口”。后来清政府仿照淮军和湘军，对绿营兵进行改编，对八旗兵进行洋式操练，组成神机营，专习洋枪洋炮，训练阵法与步法，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练兵运动。中日甲午战争，更让清最高统治者认识到日本“专用西法制胜”，痛切感到“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也”。[9]决定采用西洋方法，训练一支新式陆军，以代替旧式军队，陆军建制、训练、战术、操典到军器等基本上是模仿德国，无论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北洋军，还是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江宁编练江南自强军，两支新军都聘请德国军人担任顾问，所有的教范、操典都按照德国军队模式训练。民国成立后，西方对中国军事的影响不仅没有降低，而且更加密切，在北洋军阀时期以日本对中国影响为最大。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德国对国民党的军事影响甚深，十年间，共有135位德国顾问在华任职，他们帮助国民党政府训练军队、采购军火、出谋划策，以致“8·13”淞沪抗战被日本人称之为“德国式战争”——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中也是以德国人为师。抗战初期和中期，苏军顾问和教官较广泛地参与了国民党军的教育训练，中期以后美军顾问、教官逐步增多，到后来的国共内战，成了美国人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的代理人战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军队的军事装备、组织体制以及军事思想无不受到“苏联老大哥”的影响。当中苏关系恶化，中苏之间的军事交流中断后，中国的军事虽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但在20世纪末的时候，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军事技术上已经形成了以代计的时间差。
（三）原发与输入的性质转化
中国的历次军事变革，总是在力图保持固有的“军事结构”的同时，导入外来武器装备并加以实践，从而促进军事发展的一种模式。最典型的莫过于晚清的洋务运动。19世纪60～90年代，中国掀起了洋务运动，继而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其背景都是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向西方学习，为求得富国强兵巩固统治，都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建立了一批近代企业、新式军队和学堂。但两种变革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洋务运动宣告失败，而明治维新运动使日本成功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通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发展成为亚洲强国。清政府固守本国政体的“中体西用”，与日本认同西方政体的“和魂洋才”，是导致两种变法不同命运的终极原因。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对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自始至终采取了坚定的甄别、遴选的审慎态度，他们对“自强”过程中学习、引进的认识，全在一个“用”字上。他们虽然意在使国家实现富强，但却不敢提出文化、制度方面的改革，即变革国‘体’，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体’本质上是优越的。关于“唯技术论”，李鸿章有一个十分精到的解释：“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10]中体西用只局限于引进西方的技术器物，本意在于护“体”。洋务派是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只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最终因封建统治的腐朽而失败。明治维新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目的，对封建制度进行全面冲击，最终获得成功。中西军事变革经历了一个由输入性与原发性错位变化的过程，表现在：在冷兵器军事变革和火药兵器军事变革前期，中国都是自身发展的，没有受到外来的冲击，具有原发性；而西方的冷兵器军事革命和火药军事变革前期分别受到古埃及和古西亚的影响，具有输入性的特点。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军事变革自主发展的道路被阻断，在西方列强的强迫影响下，被动地接受西方的后期火药兵器军事变革、机械兵器军事变革和热核兵器军事变革，具有输入性。而西方则相反，在吸收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军事变革的成果后，在火药兵器军事变革中期之后，即成为世界军事变革的策源地，并以其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向全世界扩散后来的机械兵器军事变革、热核兵器军事变革，现在又进行信息兵器军事变革的传播。
中西军事变革在近代之所以有这种性质上的错位，这是由双方各自军事变革的特点决定的。西方主动汲取其他国家和地区军事变革的成果，以军事技术的发展为推动力，变为原发性；与之相反，以被动的姿态进行缓慢变革的中国注重谋略的发展，并且以内发性的态度对待外来的军事变革，结果军事变革由原发性变为输入性，性质的差异决定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
作者：彭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