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谐环境及创新意识研究小论文（共5篇）

　第1篇：现代政治语境中的道德论证

　　在《追寻美德》一書中，麦金太尔列举了三个例子，以证明如今的道德论证已经沦为不同偏好的简单声明，就像一个人声明自己喜欢喝可乐，另一个人声明自己更中意红酒，双方都无法合理证明自己的偏好优于对方。推敲起来，他列举的例子似乎都牵涉道德论证与事实陈述的关系问题。

　　在堕胎的例子中，支持或反对人工流产的争论显然涉及对一个事态的确认：在母亲体内的胎儿究竟是等同于如手指、肝脏这样的母亲身体的部分，还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支持人工流产者不可能承认母亲杀死一个已经出生的子女是合法的，而反对人工流产者恐怕也不会认为母亲切除自己的手指（即便仅仅是出于自残）足以引起严重的道德关切。麻烦的是，从卵子受精的那一刻到婴儿脱离母体的前一秒，我们能否在母体的部分和独立的生命之间划出合理的界限呢？这样去看，问题的焦点就不再是不同道德立场之间的简单对峙，而是如何对事态做出一种界定。假设说我们划出了一个得到双方认可的界限（虽然我不太相信这是可能的，但不妨想想我们如何界定死亡），支持或反对人工流产的争论似乎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在另两个例子中，道德争论所涉及的事实陈述有着更为复杂的问题结构，不过比堕胎的例子更有希望获得某种解答。以自由与平等的争论为例。设想我们这样质疑一个平等派人士：实现你所钟爱的平等需要一个超大规模的政府，随之而来的往往是经济效率低下、腐败严重等后果（想想所谓的政府失灵）。面对这样的后果，你还愿意无条件地支持平等吗？我的理解是，无论一个人何种程度地为着平等本身而热爱平等，假定上述质疑中的事实陈述为真，他总是会感觉到这类事实陈述对其道德论证造成的压力，被迫对自己的立场做出某种修正，就像罗尔斯保留下来的差别原则。如果我们也能如此这般地说服自由派人士，则双方立场的分歧就不再仅仅是不可调和的偏好差别，调解双方的分歧将会在很大程度上牵涉市场与政府各自能够承担什么职能、占据多大比例、形成何种关系的事实问题。

　　更一般地说，所有的道德立场都必然包含着一组事实陈述，假定某些事态为真（用麦金太尔的话说，就是“任何一种道德哲学都特别地以某种社会学为前提”）。唯其如此，才可能明确我们的道德责任，或者从某一道德立场通达某种被认为是值得过的生活状态。上述分析至少暗示着一种可能性，即如果我们能够合理地证明或否证不同道德立场预设的事实陈述，相当一部分道德争论是有可能得到解答的。问题在于，我们无法像证明一个数学定理一样证明这些事实陈述的真实性。毕竟社会现象是如此的复杂，选择不同的问题化表述和数据总是可能得到不同的解说，背后往往还会浮现诸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样的哲学问题。于是，这些事实陈述往往被归结为道德立场、意识形态的产物，越发凸显出道德争论中各说各话、自言自语的困境。

　　从中可以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我们无法就事实陈述达成一致，如何可能指派我们的道德责任，并明确某一道德立场与社会生活的相关性呢？如果我们无法就罗斯福新政究竟是解决了经济危机还是延缓了经济危机的解决这样的问题得到一个合理的答案，自由与平等的争论就不仅仅是偏好的单纯表达，它们甚至可能是一堆毫无意义的自说自话而已，有点类似于普特南举过的“缸中大脑”的例子。因为毕竟情况有可能是这样，所有相互分歧的道德立场所预设的事实陈述都是错误的，现实世界的运行遵循着完全不同的规律、法则。对此我能设想的一个例子是这样的：在某个中古的王朝时代，当气候的变化造成了干旱、洪涝等严重的灾荒，从而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流民遍野、盗贼蜂起。这个时候聚集在朝廷中的道德精英们则正在争论，君主品德上的亏欠如何招致上天的震怒，以及恰当的补救措施究竟是君主的道德反省还是禅让。我的意思是，发生在这里的道德争论因为包含着错误的事实陈述，即君主的道德表现与自然灾害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很大程度上就是没有意义的。

　　麦金太尔表明“目前吸引了学院哲学家们特别关注的某些问题的根源，与占据我们日常的社会生活、实践生活核心的某些问题的根源是同一的”，他显然意在强调，恰当的道德论证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实践生活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他的这一观点不仅出自一个伦理学教授对自己毕生从事的专业所倾注的信心与期待，更与他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为当今道德困境的恰当解答有着内在的关联。

　　二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诉诸古典道德话语确实能够更清楚地呈现我们当下的道德论证所面对的困境，麦金太尔的这番努力还是很可能会落空。原因有二：第一，古典道德话语的公共性本质上立足于它的政治化，这与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方枘圆凿，也与现代的政治语境格格不入。第二，虽然有别于如今道德偏好化、私属化所导致的困境，道德的政治化、公共性同样会被某些内在的难题反复纠缠。

　　先看第一点。古典时期的道德话语（我把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归属其中）共享着若干特征，作为一种漫画式的版本，或许可以被归结为如下几点：

　　（一）任何有序的社会都必须并且首要地依赖于道德准则；

　　（二）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道德禀赋，正如灵魂中的不同部分对道德教化的感受性有所不同；

　　（三）由此可见，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取决于道德禀赋高的人统治道德禀赋低的人，正如个体的道德修养取决于理性对欲望的驾驭；

　　（四）由于道德禀赋无法通过生育行为自动被下一代继承，在代际更替间要继续满足第三点就只有两个办法：其一是，当统治者的下一代被证明没能达到必要的道德水准时，将其替换掉。考虑到这实际上是在公开鼓吹造反，更可能为统治者接受的办法则是，努力把统治者的下一代教育成具有必要道德水准的统治者。所以古典时期的道德话语作为一种政治统治的原则，最终归结为君主教育的主题。

　　我还可以继续列举特征，增加这张单子的长度，不过在这里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只有肯定了道德准则对社会秩序发挥着根本性的建构作用，并落实为政治统治的原则，才可能把承载这一道德准则的生活样式标注为更高的道德水准，而不仅仅是与其他生活样式并列的一种偏好选择而已；也才可能基于道德水准之高低而区分出来统治者—被统治者、君子—小人、理性—欲望等等。麦金太尔正是从这一区分中看到了恰当的道德论证必须包含的三个部分：未受教化的人性概念、理性伦理学的训诫以及实现其目的而可能所是的人性概念。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我们只有先行把道德准则政治化，才能从这种道德的公共性出发合乎情理地界定“实现其目的而可能所是的人性概念”。因为对之加以确认的唯一办法，就是证明它对于社会秩序发挥着建构作用，并在这一社会秩序中实现其人性的潜在目的。听起来这就像是一个循环论证。因是之故，对于《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来说，首先从城邦还是灵魂出发去寻找正义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从某一端出发，总是以到达另一端结束。

　　至于说到当代的道德论证中这种“实现其目的而可能所是的人性概念”的丧失，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困境的起源，麦金太尔通过从情感主义、克尔凯郭尔、康德到休谟的一组伦理学史的回溯，将之归咎为一种伦理学筹划方案的失败。这似乎颠倒了因果。毋宁说这是政治化的道德秩序瓦解的后果，由此得以展开的就正是我们通常称为“现代性”的话题。其要旨在于，诸如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国际关系等各种社会机制从强制性的道德秩序中解脱出来，遵循其自身的规律和法则，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这样一来，人的相当一部分社会行为就从道德考量的对象，变得非道德化了；对它的充分描述不再是依据道德人格所进行的种种品判，而是参照各种社会机制进行的说明。在其极致状态中，资本家成了资本运作的种种机制的人格化而已。

　　如今，这种去道德化的趋势更是通过社会心理学家们设计的实验，直接指向了道德人格本身。其中有一个实验是这样设置的：在公用电话亭放置两毛五分钱的硬币（美元），等打电话的人捡到硬币后，让实验人员假装在其面前跌倒，并将手中的书撒落在地。通过对照可以发现，捡到区区两毛五分钱可以显著提高实验对象助人为乐的概率。这就意味着：人们的道德行为与判断主要受到各种认知与情感的心理机制影响（如著名的诺布效应）。对这些心理机制的揭示有助于我们设置相应的条件，诱导出期待的道德行为与判断。想想看，这样的前景与康德那著名的“勿以人为手段”的律令有着多大的距离！

　　现在的问题是，一旦去除了道德内涵，政治语境发生着怎样的结构性转变呢？它首先指出了古典道德话语的一个主要缺陷：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最终取决于那个常常无法满足的条件，即始终保证君子统治小人。否则社会秩序就不可避免地处于衰朽状态，直到再次出现一位圣王（因是之故，古典时期的时间观念都是循环论的）。作为替代，它转而诉诸普遍具有且恒常不变的人性（即“未受教化的人性概念”），寄希望于将之摆放进虚拟的自然状态，从中推导出人类进入政治秩序的必要性。当进一步考虑这种恒常不变的人性的需要究竟包含哪些内容时，其论证所试图达到的普遍有效性本身就必然排除了任何一种道德准则的优先性。因为后者命中注定地处于相对主义状态。于是，个人的道德追求就变成了政治权利范围内纯粹私属性的自由选择，唯一的限制只不过在于我的选择不应有损于你进行选择的权利，反之亦然。

　　三

　　再看第二点。古典时期的这套道德话语至少遭遇着两个重要的质疑：其一，社会秩序真的立足于道德准则之上吗？在种种冠冕堂皇、道貌岸然之下，事情的真相难道不是赤裸裸的权力倾轧和胜者为王？面对此番质疑，苏格拉底给出的回应最为精致。他提醒色拉叙马霍斯，一个服膺权力逻辑的智术师恰恰不能公开宣扬“正义即强者的利益”，否则只会引起他人的警觉和防范。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他倒是必须表现得比真正的正义者还要正义。于是情况有可能变成这样：只要理智的正义者能够随时辨析出不正义者在正义伪装下的蠢蠢欲动，再加上不正义者们彼此之间的相互揭发，就使得真正的不正义者完全没有机会撕下正义的伪装，遂行不正义的勾当。所以，正义的城邦中未必每个人都是正义者，但是不正义者却只能始终装出正义的样子；于是，不正义者的所作所为就和正义者的所作所为一般无二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最终和色拉叙马霍斯达成了和解。

　　不过此番论辩所假定正义者拥有的辨析真伪善恶的能力多半纯属虚构，在此类基础上推衍出来的逻辑自洽的种种说辞也就终究难以说服统治者们。所以无论孔子、孟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君主教育的本职工作上，他们的业绩都难孚众望。相形之下，马基雅维里则试图用另一套源自政治实务的品行替代掉哲人们流传下来的道德教诲。其要旨或许可以归结为：无须理会冬烘先生说教的妇人之仁，统治的最高品德就是看清局势，行必然之事。所以切莫相信战败者的效忠之辞，要巩固统治就必须斩尽杀绝；同样道理，也切莫相信招降者保全性命的承诺，而要像卡塔丽娜女伯爵那般行事。当叛乱者以处决其儿子为威胁，逼迫她开门投降时，她站在城头，脱下裤子，向敌人展示出下体，意在告诉他们：她还有生育能力，还可以再养！就算亲眼看见儿子被杀，她也绝不开门投降。因为无论她投降与否，她儿子的性命终究是保不住的。至此，不加掩饰的权力斗争的真相成就着最高的政治美德。

　　其二，道德的政治化、公共性会使得整个政治体制承载起道德伪善的巨大风险，以及道德修养不同路径之间的持续争论。不正义者之所以能够伪装成正义者，源自关乎我们道德行为、社会行为的一个基本事态，即我们彼此是“半透明的”（借用萨特的说法）。这就意味着，我们永远只能从外在的行为表现去判断一个人的真实道德水准。考虑到附着在道德声誉上面的统治权力、物质利益，外在的行为与内在的品行当中的间距就始终容纳着伪善的可能与诱惑。而立足于道德准则的政治体制则不得不内化这份伪善，使之成为制度运行的基本仪轨。

　　理论上说，区分美德与伪善的关键是真诚，必须发自肺腑地服膺道德准则，使之贯穿于举手投足之间，最终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在怎么做到这一点上，总是会出现两种不同的道德技术。一种遵循的是先他律、后自律的路径，强调从外部的规矩、约束起步，依次渐修地通达内心。作为每一种道德实践被制度化、组织化之后的必然形态，它的危险在于，有可能仅仅止步于遵守公开的规则、模仿外在的仪态，将种种亵渎、贪婪、傲慢掩盖在虔敬、節制、谦恭的面具之下。于是，历史上的每一场道德复兴运动都在斥责前者伪善的同时，转向第二种路径，诉诸猛然的顿悟、感召和苏醒，在一瞬之间，以全部的身心去承载、感受着美德的塑造、人格的再生。只不过每一次，当道德复兴运动达到其影响的最高点时，仅仅是为了将众多追随者纳入持续的日常作业，它也必然转向制度化、组织化的建构，从而蜕变成了它曾经批判的那个样子。

　　四

　　既然在当代的政治语境中，作为一种基本的政治正确，道德规范、价值观念被固定在权利框架内，成为个人私属的偏好，要使道德论证得到普遍的认同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像功利主义那样一举勾销所有偏好的优劣之分，将之还原为诸如效用这样的纯粹心理感受性；随后以社会效用总量的多少作为评判，裁决道德争论。要么追随着罗尔斯、哈贝马斯，试图从抽象的对话情景中提炼出某些具体的规定性。这就需要将虚拟的对话情景尽可能地拟合社会生活的境况，使之具有说服力。

　　功利主义方案的失败可以归结为，从平等的个人主义起步（在道德论证中，个体的效用是平等有效的），却可能产生群体层面上的不平等（只要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安排可以得到社会总效用的最大化）。要避免这个结果，就只能诉诸某些无法被彻底还原为心理感受性的道德规定（比如禁止种族、性别歧视）。

　　罗尔斯在反思性平衡中所操作的一系列思想实验，则必须不多不少刚刚好地把握住使对话得以可能的限制性条件。举例来说，我曾经多次在课堂上提问学生：假设若干年前A、B两人的父亲合伙创办了一家企业。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使他们同时丧生。现在A、B两人打算拆分掉这家企业，只是他们无法知道各自的父亲最初投资了多少，对企业的发展做出了多少贡献。那么，他们怎么分配才是公平的呢？学生很容易就给出了平均分配的答案。可是在我提示他們还有一种分配方法也可以是公平的之后，得到的反应则往往是困惑不解。当我告诉他们，A、B两人可以通过抛色子的方法决定谁独得全部遗产，他们在承认这是一种公平的分配方法之余，依然带有难以置信的表情。这就表明，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宁愿得到有保障的一半，而不愿意冒着失去这一半的风险去博取全部，我们对风险的偏好是中度的。那么，罗尔斯在预设参与对话的各方，试图得到某个关于社会基本善的分配方案时，就不能假定他们是一群热衷冒险的赌徒。这是他推导“最大最小值”规则的理由。同样道理，与其假定对话各方相互关切彼此的道德、福利，设想他们彼此冷淡就是更为切合实际的假设。

　　针对罗尔斯的论证路径，包括麦金太尔在内的社群主义者提出的主要质疑在于：任何对话之所以可能，都必然预设了不能在对话中被彻底议题化的先在共识。所以罗尔斯试图以“交叠共识”去构建不同价值立场之间对话的努力必然是失败的，有效的对话只能出现在由价值共识划定边界的社群内部。这就像桑德尔指出的，能够被罗尔斯的方案所说服的只能是这样一种人：他理性地规划着自己的世俗生活，并把此一规划所朝向的目标理解为自己的自由选择。考虑到社会基本善的分配状态深刻地影响着他实现自己人生规划的可能性，他会愿意与他人达成某种平等优先的分配方案，以确保自己处在实现自己人生规划的基本条件之上。可是，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如果他既不承认自己对神的侍奉乃是出于自己的自由选择，又将所有其他价值取向一概斥之为堕落、渎神，必彻底铲除之而后快，罗尔斯的方案就是毫无说服力的。

　　对于这番辩难，我们不妨从两个方面来思考。第一，它并不必然构成对罗尔斯方案的否定，倒不如说是一种推进。因为即使任何对话都预设了先在的共识，不能被彻底议题化，却并不意味着，先在共识中的所有预设都具有不可置疑的神圣性，并非不可在对话情景中被议题化。并且，共识的形成未必都要回溯到基本的价值原则上去，而完全可能立足于次一级的实践性价值准则。比如说，不同的宗教传统自有其各自不同的宗教体验和教义学说，但是往往都持有“禁止杀生”这样的实践性价值准则。这就构成了对话得以展开的共识，从中就可能将不同的价值原则本身议题化，使之经受包括体验真诚性、操作可能性、逻辑自洽性和事实命题等等在内的检验。

　　第二，伴随着人口的迁移、资本的流动、技术的扩展等趋势在全球的铺展，不同价值立场的相遇和碰撞显然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并深刻地塑造着我们进行道德论证的基本情景。就此而言，在确保政治权利的基础上推进价值体系之间的对话仍然是最合理的方案。至于如何处理那位顽固的原教旨主义者，我想起来一则逸事。据说，有人曾经问过罗尔斯，靠他那套道德论证的程式能否成功地说服希特勒。沉思良久，罗尔斯回答道：“我们只能杀了他，才能讨论建设公正的问题。”无论真假，这至少提醒我们，道德论证不是万能的，而更可能受到诸多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驱动和约束。当然，在这种不断变迁的境况中，保持我们的道德关切，努力辨析更好的道德论证，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所在。

　　作者：徐玮光

　　第2篇：提高政治能力是党政干部的立身之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到党政干部要“讲政治”，而注重提高政治能力，牢固树立政治理想，正确把握政治方向，坚定站稳政治立场，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加强政治历练，积累政治经验，自觉把“讲政治”贯穿于党性锻炼全过程，则是党政干部“讲政治”的具体方向和科学路径。党政干部应该将提高政治能力作为“讲政治”的终身任务。

　　只有政治能力强，党政干部才会在新的局势和困难面前临危不惧、迎难而上、勇于担当

　　政治能力体现的是一名党政干部的政治素养。党政干部只有提升了自身的政治能力才能真正地履行好自己所担负的职责。

　　党政干部身肩维护中央权威贯彻落实中央大政方针的职责，政治能力越强，大政方针贯彻落实得越彻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制定了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能否将中央的大政方针贯彻得全面深入、落实到实处，能够发挥较好的效应，这对党政干部政治能力是一种非常严格的考验。政治能力强，才能顾全大局维护中央权威，才能领悟中央大政方针的精髓，将方针政策做好具体部署，确保方针政策的执行有效。因此，党政干部必须在提升自己的政治能力上下苦功夫，真干实练，高标准、严要求，练就具有大局意识、明辨是非的真本领。

　　党政干部身肩走好群众路线聚集民心民力的职责，政治能力越强，民心民力聚集得越紧实。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伟大创造者，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国梦的主力军，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能否让亿万民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发挥众人合力，对党政干部的政治能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党政干部政治能力强，就能发挥统领一方、谋篇布局的作用，就能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就能得民心聚民力。

　　党政干部身肩勇于担当攻坚克难的职责，政治能力越强，困难攻克得越顺利。新的时代，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社会多元化价值观凸显，各方面的复杂形势逐步逼近，我国已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需要开创新的局面，寻找新的思路，创造新的奇迹，这就需要党政干部具有强大的政治能力去担当。只有政治能力强，党政干部才会在新的局势和困难面前临危不惧、迎难而上、勇于担当。因此，党政干部应不断适应时代要求提升自身政治能力，创新工作思路，奋力前行。

　　政治能力内涵丰富，提高政治能力寓意深远

　　政治理想是政治能力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①思想上的清醒是政治上坚定的前提，政治理想是总开关。总开关如果发生动摇，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共产主义遠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是保持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

　　政治方向是政治能力的基石。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政治方向对一个党、一个组织、一个党员干部来说极其重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我们党带领人民群众取得巨大成就的实践经验，也是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党政干部“讲政治”，关键是要正确把握政治方向，就是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提升明辨是非能力，在大是大非面前有强大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免疫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凡是有利于国家利益和大局发展的工作，必须毫不迟疑地去做；凡是中央确定的各项任务，都要勇于担当、落到实处。

　　政治立场是政治能力的核心。坚定的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质属性，是对党的各级党政干部最基本的要求。政治立场是定盘星，定盘星不准，政治局面就会不稳。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党政干部必须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肩负着带领人民群众实现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这就要求党员党政干部必须坚定政治立场，适应时代发展帮助人民解决实际问题，做出执政为民的实绩，凝聚民心民力开创事业新局面。

　　政治纪律是政治能力的保证。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习近平总书记一再指出，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必须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要位置，任何人不得越过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红线，越过了就是大忌，就要付出代价。党政干部必须深刻领会党的纪律的要义，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不阳奉阴违、阿谀奉承，必须担负起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责任，时刻用党规党纪规范自己的行为，将政治纪律贯穿于工作的方方面面。

　　政治能力扎根于实践，提高政治能力需千锤百炼

　　政治能力提高的过程，实际上是政治实践再实践的过程，需要不断的行动，不断的总结经验，其实就是一名党政干部逐渐进行政治历练、积累政治经验的过程。政治能力的提高，绝非一日之功，必须经过政治实践的千锤百练。

　　首先，党政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牢固树立政治理想，正确把握政治方向，坚定站稳政治立场。认识来源于实践，政治能力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党政干部必须在政治实践中走在前面，做好示范。凡是要求党员做到的自己必须先做到，凡是要求党员不做的自己必须首先不做。党政干部要担负起政治责任，亲自抓亲自管，确保“讲政治”贯彻落实不走偏不走样，将“讲政治”落实到自己担任的实际工作中，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出新业绩，树立好榜样。

　　其次，党政干部要严格自律、慎独慎微，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党政干部如果没有自律意识和政治定力，就很容易在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前，违反政治纪律，迷失党性、失守原则，被表面利益所惑、被甜言蜜语所醉，最终跌落万劫不复的深渊。因此，党政干部在政治实践中要从自己做起，从身边人管起，从最近身的地方构筑起预防和抵制特权的防护网。党政干部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主动接受监督，对党忠诚老实，带头执行党的各项政策，纠正各种不正之风。

　　最后，党政干部要将学习和实践相结合，不断总结经验。学习是一个政党获得进步的力量源泉，是党政干部不断成长的阶梯。党政干部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要结合实际学深悟透，把握精髓要义，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摸索规律，总结经验，把党中央的指令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实践是锤炼能力的大熔炉、检验能力的大考场。只有在实践中历练，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才能提高政治能力，才能真正做到“讲政治”。

　　作者：罗海荣

　　第3篇：高中政治有效复习之探索与践行

　　一、复习导入情景化

　　本人在以往的复习课中导入是“老方一贴”，自己提问学生作答，然后1、2、3、4的简单罗列，学生在课堂中分心走神，难以聚焦课堂，而没有兴趣的课堂就没有活力。英国教育家哈曼说：“那些不设法勾起学生求知欲望的教学正如用锤子打着一块冰冷的生铁。”所以本人在这次复习实践中先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内容进行了全方位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本单元深入文化的内部，对文化的传播、继承与创新进行分析，引导学生了解文化传播、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三者是三位一体紧密联系的。复习课问题情景的創设不同于新课的单一切入，它必须具备以下特征：1.能产生发散性思维共振；2.易引起新旧知识冲突；3.遵循最近发展区，满足“跳一跳，摘得到”的摘果子原理；4.富有趣味性，激发学生思维。

　　本节课教学本人摒弃了以往把学过的内容进行简单的罗列，而是创设了一个生活中最习以为常的问题情景，抓住学生的眼球，激起学生的好奇心和矛盾感，引起学生的思维冲突，形成探究动机，并通过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嫁接，较好地把复习诱向深入，复习的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二、复习过程模式化

　　（一）依据考纲回归书本

　　省学科教学指导意见坚持知识考查、能力考查与情感态度价值观考查的有机统一；注重学生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注重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省学科指导意见和考纲是复习的依据，为此，笔者在复习《文化传承与创新》时，先展示省学科指导意见中这一单元的基本要求和发展要求再根据指导意见归纳出本单元的主干知识点，从而让学生强化复习主干知识，通过这两个环节可以让学生明确复习是有依据的有方向的，要根据考纲、学科指导意见全面掌握所列考点的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基本原理，以学科指导意见为提纲，以课本体系为根本，夯实基础、突出主干、踩点落实。

　　（二）研究考情品味真题

　　有效的训练能够查漏补缺，夯实基础，提高学生答题的速度和技巧，因此复习课的题目选择要在“有效”二字上下工夫。选用试题或命制试题要立足本校学生实际，结合本省高考命题特点，选择命题严谨的高质量试题，特别是历年高考真题。历年真题中易混易错知识是命题人的最爱，是学生的最疼。为了提高课堂的复习效率，节省学生的做题时间，笔者在复习《文化传承与创新》时将近五年的历年真题中与这一单元的有关内容分别进行了客观题和主观题的汇编，客观题部分笔者在课堂上是以改错的方式呈现给学生，如：1.保护好古村落有助于全盘继承中国传统文化（2014.浙江高考）；2.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保持世界文化的一致性（2014.福建高考）。这样一方面能让学生熟悉近几年高考的考情，另一方面还能提高学生课堂中客观题的答题速度，是提高课堂效率非常有效的方式。对于主观题部分，笔者也进行了历年考查角度归纳如：1.结合材料，谈谈中俄文化交流对发展我国文化的重要意义？（2014.重庆高考）2.结合材料，说明动漫大片《田螺遗梦》的成功体现了“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哪些道理。（2011.浙江高考）通过对主观题角度的整理，笔者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你发现了什么规律？（角度、题型）从而和学生一起归纳出历年真题的命题角度是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做？历年真题的题型可以归为原因类？措施类？启示类？体现类？意义类？认识类？评析类？这种对典型主观题的归纳分析方法，可以使师生双方互动起来，调动师生双方的积极性来完成复习目标，它可以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对典型题目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见解，作出判断和决策，以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让学生知道怎样获取正确答案远比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更重要。

　　（三）聚焦热点学以致用

　　高中政治强调人文性、时政性，关注人们当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关注人们思想领域的建构和生成，因此高中复习课也应该是生活的、开放的。近几年来，政治学科测试特别重视联系热点生活事例，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基于以上的原因，笔者最后首尾呼应，拓展深化了《舌尖上的中国2》在2014年荣获中国大学生电视节最佳纪录片奖这个情景，向学生抛出一个问题：“假如你是一名命题专家，结合背景材料针对‘文化传承与创新’这一单元，你会出哪些问题？”热点分析法在复习课的运用一方面可以引导学生关注热点，另一方面可以启发学生将本单元的知识灵活调用总结提升。当然，笔者在课堂讲述时适当的对学生设置的问题进行点拨并鼓励其他同学积极思考如何拟定答案，通过这一活动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从而避免这节复习课的赘述烦闷。笔者认为，复习课也是可以渗透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目标的，在本节复习课的最后，笔者紧扣时代主旋律将中国的文化与中国梦紧密相联，是这么总结的：“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思想资源和强大精神力量，中国梦是时代主题与优秀文化相融的结晶，中国梦承载着中华民族既古老又常青的光荣与梦想，浓缩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基因。”通过这一两句的总结激发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激励学生为了自己和祖国的明天不断努力奋斗。

　　笔者反思这节复习课的教学实践过程，发现一节有效的复习课不应当是教师讲多少，而在于学生能学会多少。美国数学家保罗哈尔默斯有句名言“最好的学习方法是去做，去问，再去做。最好的教学方法是让学生去提问，去做。不要简单地宣传事实，模仿活动。”把课堂还给学生，学生的积极性提高了，教学效率自然提高了。

　　作者：陈静

　　第4篇：如何在初中政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一、鼓励参与，巧设疑问，树立创新意识

　　老师的教学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设疑、质疑、解疑的过程，因为只有面对问题，学生们才会去学习、去观察、去探索、去实践，最终解决问题。这就要求政治老师要在课前认真研究教材，在此基础上根据教学内容设置令人深思、有思考价值、能调动中学生参与积极性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巧妙地将问题展现给学生，让学生根据问题联系自己的生活实践，并组织学生相互讨论，鼓励学生相互质疑，让学生们大胆探索，在讨论中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这个过程中，老师要要以组织者和指导者的身份参与进去，要注意控制中学生讨论的节奏和方向，还要及时捕捉到学生在讨论中创造的思维火花，并加以鼓励和引导，从而真正激发中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如：在初一教学时，要培养学生在预习、学习和复习时的问题意识，在学习过程中经常做到“三问”，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而在初二是学习到“正当防卫”的内容时，老师可以再课前给中学生们播放播放一些案例，然后讓学生们将心中的疑问和想法表达出来，再让学生们根据这些提问展开讨论，通过有效的讨论和老师的指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通过自己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不仅引起中学生积极思维的激情和探究式的教学环境，还在极大程度的展现了学生自身的主体地位，从而有效锻炼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发现性、敏捷性和发散性。

　　二、改进教学模式，转变师生关系，激发创新热情

　　传统的政治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填鸭式、一言堂和说教式等几种，因此老师上课时只需要带一张嘴和一支粉笔就可以，这种教学模式既不利于中学生在课堂上发挥自身的作用，也不利于学生对学科兴趣的培养以及对知识的吸收，还会在很大程度上消磨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因此应该极力的避免。一直以来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只能消极、被动的学习，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则处于主导者和支配者的地位，尤其在一些思想政治课上，思想政治老师在讲台上照本宣科，教学内容完全不顾及学生是否能够接受，教学方法也采用生硬的填鸭式教育，这种课堂肯定无法让学生提起兴趣，更不用说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了。在这种教学模式下老师的教学效率低下，教学效果不达标也是意料之中。

　　为了提升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就必须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改进。改进传统教学模式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中学老师在政治教学中要注重把学生放在教学的主体位置，多采用启发式和讨论式的教学形式，并倡导多样化的课堂学习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统一起来，从而给予学生足够的展示自己才华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让自己感觉受到了尊重。与此同时，还要多方面、多层次的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关系，让老师更好地带动学生的成长和进步，从而避免学生成为消极被动地学习者。只有这样，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才能将课堂变成实现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核心的素质教育基地。

　　三、改变学习方式，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培养创新能力

　　一直以来，政治老师大都只关注到教育过程中的教学方法，而忽略了学生对教学内容学习方法的探索，老师在制定教学方法时要以方面学生学习为出发点，高效的学习方法是教学方法的归宿。新课标下，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工作共在飞速的向前推进，通过课程改革既促进教师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的转变，有可以帮助学生学习方式发生根本转变，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共处，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打下坚实基础。政治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遵循思想政治学科发展规律，重视学科知识的特点，引导学生学习并帮助他们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要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方法。而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在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的基础上，培养自身的创造意识和社会实践能力，为为了的发展做好充足的准备。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教学中“一张嘴，一支粉笔”的教育格局逐渐被打破，一些投影、录像、网络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不断融入课堂教学中。因为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具有直观、生动的特点，可以创造步步深入的教学情境，这些优点即有利于将政治课堂教学中的抽象内容形象化，又有利于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结合起来，从而可以帮助学生提升综合分析能力。特别是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很大方面开拓了学生的视野，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四、结合生活实际，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课，保持创新动力

　　为了让学生能够高效地运用所学知识正确全面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养成有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新一代中学生，政治老师在教学中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教学过程中举例时，尽量找一些贴近生活实际的例子，这样既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事例本身理解，还可以让学生认为所学即所用，感觉到学习是有用的，增加对学习的兴趣。

　　发掘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不仅是现代教育的主要特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开展社会活动课不仅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接受的理论教育在实际生活中得到运用，还可以增强学生的交际能力，锻炼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活动课的形式要不拘一格，要注重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为目标，并在课程安排时根据中学生的性格特征，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作用，让学生在活动中激发学习兴趣，提高中学生的创新意识。

　　五、结语

　　一个民族唯有不断创新，才能屹立与世界民族之林。总之，在初中政治课教学中，要引导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多面发展学生主观能动性，在开放教学模式中让学生放飞思想、学以致用，使他们创新意识、实践能力更胜一筹。

　　作者：陈林

　　第5篇：中国交建缓解地缘政治弊端打造和谐环境

　　走出去不能陷入怪圈，不能“粗放式”开发，而是首先要将项目做好，这也是最为重要的；其次要建立风险防范体系和应急机制，法律保障、安保措施、人员培训等等这类可实现事先规避风险的准备都要提前做到位；并且，要发挥对当地的文化传播、舆论的引导能力，与当地人交朋友，打造和谐环境。

　　看完《中国交建：交出“一带一路”成绩单》这篇文章，最为感触的就是中国交建对在建项目所在国家和地区的贡献，充分彰显了国有企业的重要责任，正如文章所说：“中国交建坚持做政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分担者、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度参与者、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优质提供者，与所在国政府、人民、企業共同发展、共享价值的做法是值得推崇的”。

　　的确，“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受大国博弈影响严重”成为我国国有企业走出去的制约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于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回应也不一致。虽然有新加坡、蒙古、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许多国家积极回应并支持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但是，由于受到政治互信的缺失、大国博弈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周边国家对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仍存有疑虑或持观望态度。比如，印度一方面希望在中印合作框架内加强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但又担心“海上丝绸之路”会加深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从而削弱印度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这些战略互信的不足会增加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走出去的政治风险，尤其不利于中国发展对那些战略认同不明确的周边国家的直接投资。再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到西亚、中亚、东南亚等世界各大国“博弈”的交汇地带，由于地缘政治、能源利益等因素，这些地区政治局势一向较为复杂，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势必会引起其他大国对中国的警惕与戒备。

　　所以，打消在建项目所在国家的顾虑，与对方政府和企业交朋友，是一切合作的基础。而中国交建的很多项目都在试图做到这一点。

　　资料显示，自2013年9月，中国提出涉及65个国家和地区的“一带一路”倡议后，已有数万家中国企业和上百万中国人走出去。所以，走出去不能陷入怪圈，不能“粗放式”开发，而是首先要将项目做好，这也是最为重要的；其次要建立风险防范体系和应急机制，法律保障、安保措施、人员培训等等这类可实现事先规避风险的准备都要提前做到位；并且，要发挥对当地的文化传播、舆论的引导能力，与当地人交朋友，打造和谐环境。

　　企业走出去践行“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做好基础工作，盲目不仅仅会砸了自己的招牌，还会坏了国家的大事。那么，像上面文章这样，多多挖掘中国交建这样的优秀企业的先进经验，对其他走出去的企业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作者：徐华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