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闽南社会家庭结构异化

　　摘要：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迫打开，社会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福建闽南社会家庭结构也逐渐发生了断层、块状变化。本文试着以一个英国传教士在其所著书中的一个故事为例，来分析鸦片战争之后闽南社会家庭结构模式的变化。

　　关键词：家庭结构；闽南社会；竹树脚

　　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迫打开，社会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福建闽南社会家庭结构也逐渐发生了断层、块状变化。本文试着以一个英国传教士在其所著书中的一个故事为例，来分析鸦片战争之后闽南社会家庭结构模式的变化。

　　文中所引用的故事是麦嘉湖（JohnMacGowan）在《竹树脚》（BesidetheBamboo）中讲述他在闽南见证王家女儿婚嫁之事。这种关于个人记忆故事与社会关系的叙述，如海德格（MartinHeidegger）所言，“一方面阐述个人记忆如何透过生命故事展现其社会互动，并企求时间、传记、主题和因果的连贯性，另一方面则解释为何人与社会并非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在之中’的寓居关系。因从生存论的角度来看两者是一体的，社会并非客体，也不是人要拓殖（colonization）或超克（overcome）的对象，其乃寓居之所，人就在社会之中，而社会亦须藉由人方得以开显（disclosure）。”[1]因此，本文希冀通过王家女儿婚嫁之事显示历史内涵，摆脱过往帝国殖民、经济扩张的叙述模式。

　　《竹树脚》是从日常视角出发，对鸦片战争之后，闽南地区尤其是厦门社会生活所做的观察记录，目前该书尚未中文翻译出版。该书作者麦嘉湖1866年至1910年住在闽南地区，对闽南社会有独特观察，代表作有《华南印象》（PicturesofSouthernChina）（1897），对中国历史亦有研究，如《中国通史：上古至今》（AHistoryofChinafromtheEarliestDaysDowntothePresent）（1897）、《中华帝国史：中国史学家编纂之帝国史》（TheImperialHistoryofChina：beingahistoryoftheEmpireascompiledbytheChinesehistorians）（1906）；也对中国社会生活观察与描述，如《中国生活拾零》（SidelightsonChineseLife）（1907）、《中国生活光影录》（LightsandShadowsofChineseLife）（1909）、《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MenandMannersofModernChina）（1912）等；并曾在厦门创办戒缠足会（TheHeavenlyFootSociety）。因此，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独特认识，尤其《竹树脚》封存着那个时代的记忆，一叶知秋。

　　首先，作者从宏观角度描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在某些层面上仍保持固有传统。对于中国家庭结构，作者写道：“中国民居“面积不大，房间又少，我们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家庭规模很小，但事实并非如此，甚至通常恰恰相反。中国盛行的宗族和家族体系都有一个目的，就是开枝散叶，扩大规模。”[2]“随着家庭人数增多，就需要建造大点的房子。此时，他们直接紧贴着后院，再建一座一模一样的房子，住所也就随之增加了一倍。这个程序可以一再重复。中国人很有艺术细胞，每多建造一座房子，都会比正前方的一座建得高一些。等建到六七座的时候，就是一派雄伟壮观的景象。”[3]作者这些观察，与古老闽南社会家庭固有结构模式并无差异。对于闽南人的印象，作者在书中描述：“最令我们为之倾倒而又无法言状的是什么呢？是每个人身上神秘的个性”[4]，“幽默而且充满了人情味”。[5]但是，这种社会结构下，隐含着各种生命悲欢离合故事。作者也通过记述如何处理社会环境与个人命运的矛盾，来展现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家庭结构模式。

　　正如作者所说：“天刚蒙蒙亮，家家户户的前后门就大敞着，直到日暮人静，准备休息。由于没有窗户，无法透光，所以只能一整天地敞着门。”[6]“如此一来，家庭生活就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幕幕家庭悲喜剧在路人的面前上演。”[7]对于王家女儿的故事，作者写道：“时光荏苒，小柳很快长大成人。她已经18岁了，而在中国南方，女孩儿一到了这个年纪，就算已经成年，应当承担起女儿应该承担的责任。”[8]小柳算不上漂亮，但笑容明丽。她思想过于常人，“有些问题，和她同龄的女孩只会等着别人定夺，小柳却会有自己的想法。”[9]“此时她的人生出现了危机，令我们每个人都坐立难安。而且这件事从在中国人看来，根本没有解决之道。此事和她的婚事有关。”[10]作者正是借由小柳的婚事，写出了在西方教会逐步介入传统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东西方两种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的碰撞和对抗。

　　作者采用对比手法，将两种文化处理社会家庭矛盾的方式展现出来。“中国婚事的安排与西方截然不同。在中国，最关键的两个人不得有丝毫联系。关于婚事，他们不敢向对方提起，甚至都不敢跟自己的父母讨论。我在中国待的这些年，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中国人违反这条社会法则。”[11]“女孩儿长大后，自然就要给她说一门亲事。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女孩儿就再也不能外出散步访友，只能一直跟在母亲的身边。她的母亲一直陪着她，向她袒露内心的一切秘密，只有一件事例外，那就是她什么时候会嫁给谁。母亲知道女儿内心的想法，和脑海里浪漫的想象，因为她自己也曾是个小女孩。但一旦提起，就会让她们无地自容，也让她们之间产生一辈子的隔阂。”[12]于是这种媒介，只能由东方式媒婆来充当。“这个国家四亿人民想出来的办法，就是经由媒婆的帮助。媒婆对所在地区适婚男女的家庭情况了若指掌。”[13]“媒婆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份职业本身也是许多个世代的产物。从很多层面来看，媒婆都是很有意思的角色。她会尽量公平地对待双方，但万一行不通的话，她就会欺瞒忽悠，完全不怕将来遭到惩罚，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哪条律法会惩治她在促成婚事时的不当之举。媒婆以向双方收取费用为生，为了这个目的，她可以无中生有，即便男方是城里最大的恶棍，媒婆也能滔滔不绝地罗列他的优点。媒婆的品行众所周知，但是各地的人们还是会请她帮忙，因为这是能促成他们儿女婚事的唯一方法。”[14]为此，作者提到一个例子，他一个女性朋友的儿子长相英俊，满腹经纶。作者的这位女性朋友找了媒婆给儿子说亲事。媒婆介绍了一位姑娘，说是温良贤淑，是理想的妻子人选。作者的朋友亲自见了姑娘一面，见面时姑娘正在做女红，装扮得体，举止温柔，“不敢擅自就坐，两位母亲交谈时，她不发一语，显示出良好的家教，也说明她未来将是多么模范的媳妇。”但整个过程都是媒婆设计出来的，姑娘的性格与她表现出来的截然相反，而她后来的丈夫第一眼看到她后，就发现她根本不适合当自己的妻子。[15]作者这种对媒婆观察非常准确，也凸显出婚姻中最关键的双方在婚配过程中的一再缺失，以及存在的隐患。“小柳早就已经许配给了一个与她门当户对的小伙子。可惜小伙子品行堕落，估计很快就会葬送他本人和小柳的人生。……没有什么方法能让这个小伙子改过自新，从而配得上许配给他的姑娘。”[16]文中作者提到了处理这种矛盾的另一种方式。

　　作者此处提到教会力量的介入，这是千年来闻所未闻的。“悔婚是不可能的，从来没有人听说过这种事，我跟当地的牧师提起来时，他大为光火，祈求我不要再提，因为中国人对此深恶痛绝，根本不可能这么做。”[17]作者决定尽力帮助小柳，将小柳的婚事推迟了两年，但也终于不能再拖。最后是小柳自己站了出来。“她对她母亲说：‘您和父亲将我许配给人，对方很快就要来迎娶，我也已经做好了出嫁的准备。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也没有想到会变成这种情况。我不抱怨，也不敢抱怨。迎亲的人一来，我会穿戴整齐坐上轿子去成亲，但你们也就再也见不到我了。我没法跟这种臭名昭著的人一起生活，天黑之前我就会就近跳井自杀。’”[18]而“这片土地上根本没有秘密”[19]，风言风语很快传到准新郎家里。作者作为一个外国人，曾两次阻扰这场婚事，如果新娘自尽，作者有可能请英国领事要求中国官府彻查。虽然准新郎没有过错，但官府一旦调查，就会一再勒索，令准新郎倾家荡产。所以准新郎家决定接受补偿，取消婚约。“这可能是中国南方地区有史以来的头一遭。”[20]“为了避免将来的麻烦，小柳几个月后就嫁给了教会的成员。”[21]应该说，教会力量的介入在鸦片战争之后的闽南社会虽然没有带有普遍性，但也说明当时的社会呈现断层、块状的趋势。一则鸦片战争之后教会活动在闽南有一定规模，也有一定活动能力。如反缠足运动取得一定成效。另一则从教民数量亦可看出端倪。据1875年伦敦会统计，截止1876年，伦敦会在厦门施洗1482人。[22]

　　总之，从个体上说，作者从理解人生的角度来处理，使得小柳避免陷入不幸，一生备受折磨。但是个人在历史中与其所置身的社会往往有割不断的联系，因此作者从另一方面也写出了清朝整个社会溃败，官府介入，“一再勒索，令准新郎倾家荡产”，[23]使得社会公权力介入变得不可能，教会私权力得以介入闽南社会固有家庭婚姻模式，也使得鸦片战争后闽南社会家庭生活模式呈现断层、块状的形态。

　　作者简介：叶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