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中日两国发展迥异的思想特质

　　摘要：鸦片战争之后中日两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受列强压迫的国家，而日本却逐渐兴起，成为亚洲列强，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文章旨在分析其中的思想原因。

　　关键词：鸦片战争中国日本发展迥异思想原因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即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割地赔款，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矛盾、革命任务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鸦片战争客观地给中国带来了些许进步的元素，如：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大门，带来了欧洲的现代文明和技术，等等。但是，这没有改变中国被侵略、被压迫的命运，中国由此进入极其黑暗的时代。反观日本，以中国的鸦片战争为“天赐之鉴”，开始积极准备与西方列强的预期接触，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加强海防、主张改革内政等。这为日本后期的明治维新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那么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为何在鸦片战争之后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其思想原因是什么？本文旨在从思想方面论证两国鸦片战争后发展迥异的必然性。

　　一、儒学对中日两国的影响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主要指导思想为历朝历代所继承，清朝也采用了这一统治思想。“尊孔尚儒，提倡儒学，以中国传统的儒学统一人民的思想和行为是清朝统治者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举措”。［６］儒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在客观上有利于保留古代文化，有利于继续发扬传统，在伦理道德方面要求人们遵从礼乐等级制度，要求人们维护父子之亲、君臣之义，等等，对于维护太平盛世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儒学日趋僵化，不具备近代学术的许多基本属性，使清末改革思想推迟出现，自身也过早衰亡。其反作用也逐渐显露出来，特别是在封建社会走向尽头的清朝，其消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儒学使清朝形成了因循守旧、依傍前人的思想作风，阻碍了创新思维的发展。“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学派曾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但在其长期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逐步发展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1］

　　正是由于儒学思想的消极影响，清朝统治者对鸦片战争前世界的局势一无所知，恪守着传统的价值观念，自命“天朝上国”，沉醉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小圈子里，而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打破了这个“神话”，也惊醒了那些沉睡的中国人。虽然当时的统治者或多或少地认识到了自身所处的不利地位，但仍然想照旧统治下去，却不愿革新自强，其主要原因仍可以从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来寻找。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使当时的统治者没有形成革新自强的意识，他们所想的是只要天下太平，割地赔款也无所谓，但是西方列强是不会让他们如愿的，在枪炮轰鸣声中中国开始了屈辱的百年近代史，而儒家思想作为其统治思想在其中所起的消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日本的儒学思想在江户时代开始盛行，并逐渐代替了其他各种思想成为日本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朱子学在江户时代取代了以前的佛教，成为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以说，日本是通过朱子学才懂得伦理思考”。［2］儒学思想发展到幕府统治时期也一度被统治者作为统治工具而利用，也如同在中国一样在一段时间内也成为创新思维的阻碍。但是在日本却出现了与中国不同的现象，日本的有志之士在面对日本的民族危机时首先想到的是推翻幕府统治和革新自强，同时他们也开始批判并改造儒家思想为其从事的倒幕运动服务。

　　日本儒学对中国儒学进行了取舍、改造和发展，在文与武、孝与忠、礼义与功利、自我修养与实用、复旧与创新等方面，中日儒学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日本儒学在体系上还与其固有的神道及兵学结合，并发展到与西学融合，虽然在中世纪它一度成为政治道德的主导思想，但随着西学的渐入，其地位很快下降，且在民众中没有多少市场。正因为近代以前中日儒学有上述不同，所以对两国社会发展的作用也不相同。［3］

　　二、西学对中日两国的影响

　　1.在国内

　　中国接触欧洲近代文化的开始时间与日本相差无几，但从接触西学的群体来看，中国基本上限于宫廷和官僚，未遍及于民间，而在日本则渗透到民间。从对近代欧洲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来看，在中国主要是传教士在宫廷中从事译书，而在日本则是由幕府与诸藩组织翻译西书，同时民间也出版翻译的西书。从吸收西学的内容来看，日本在18世纪兰学兴起后，所学的东西要比中国广泛得多，译书的数量与质量也都优于中国。［4］

　　19世纪60年代前后，西学在日本的传播要比在中国及时有效得多。日本引进和仿制西方近代化武器装备的活动从中国鸦片战争失败后便开始了，而中国相似规模的活动一直到太平天国对清廷构成致命威胁时才被迫开始。宣传“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海国图志》，在日本引起广泛共鸣，在中国却没有发挥同样的影响力。西学在日本更为及时而有效的传播，对日本的改革产生了重要作用。［5］

　　由此可见，在两种思想的运用上，中国是被迫引进西方文化，而日本则是主动积极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

　　2.走出国门

　　日本对于东西文明碰撞的回应要激烈得多，向西方学习也是由衷的，“既无故虑，即不以为耻”（美国赖肖尔语）。更有极端者，一些日本学者为过去推崇中华文化而感到惭愧、痛苦不堪，这种全盘否定其道德之源、进化之源——中华文化的论调当然是虚无主义的，但反映了日本文化淡理念纠辩重实利实用的务实作风和趋新、善变的传统。“脱亚入欧”的始作俑者福泽渝吉于1885年发表《脱亚论》，主张：“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为尽快融入西洋文明，犹如当年“遣唐使”络绎不绝到东土求经，日本人现在又络绎不绝地远涉重洋前往欧美——新的精神故乡寻求富国强兵之术。最有影响的一次当数岩仓使节团，1871年9月明治政府派遣右大臣岩仓为全权大使的庞大使节团出访欧美，正式成员有48人，使节团按考察的不同内容编成三组，第一组研究国家制度、法律理论，考察议会、法院的体制及工作情况，第二组研究贸易、铁路、邮电等公司、工厂的规章制度，第三组研究教育规章和方法。使节团历时一年零九个月，耗资百万，先后访问了美、英、法、荷等十二国。使节团成员们徜徉在西方文明中“始惊、次醉、终狂”，回国后，将所见所闻与日本实际结合起来，勾勒出了民族腾飞的基本策略：经济学英国，政治体制、军事学德国，教育学美国。与日本朝野如饥似渴全面学习西方文明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政界还喋喋不休于“体”与“用”、“道”与“器”的争论。由于阶级的局限性，李鸿章等人对西学的理解并未超越魏源20年前的认识水平：“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结果呢？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耗巨资建成的规模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舰队落得个灰飞烟灭的命运。这证明没有经济、制度及人的近代化的近代化是片面的、畸形的。

　　就在东瀛赴欧美人潮汹汹，多得连政府负责官员也“未知如何应付”时，中国人也开始拖着辫子走出国门了。经过中国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第一人容闳的多年奔波、筹划，1872年，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第一批官派留学幼童抵美，但这次中国近代史上开风气之先的留学活动却以悲剧结束，守旧的驻美公使陈兰彬、督学吴子登，认为学生离经叛道（剪辫子、改长袍马褂为西装、进教堂等），“有以夷变夏之险”，不断造谣中伤和向朝廷打小报告，1881年清政府愚昧地撤回了全部留学生。就是政府派遣的考察团与日本使团的西行之路也有根本差异，同治初年，“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说：“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孚？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究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源，其在此孚。”这话深刻地指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缺陷，“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曾任清驻英公使的郭嵩涛语）。由此观之，在没有新的阶级力量产生之前，中国对来自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是肤浅又软弱的，长期停留在“器物”层面，布新而不除旧。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之后中日两国发展迥异与两国不同的思想认识有相当大的联系，正因为两国思想认识如此不同，中日两国发展迥异是必然的。当时，中国固步自封，日本却学以致用；中国唯我独尊，日本却取长补短；中国儒学僵固，日本却对其取舍改造；中国西学只求皮毛，日本却全面吸收为己所用。因此两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接触西方文明相距仅十余年，但迈向近代化的速度与结果的差异却是如此惊人。中国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用了近70年，才完成了近代化的一部分，这期间，丧权辱国，走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扭曲发展道路；日本则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150—200年走过的道路，20世纪初即显世界强国端倪。这固然有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远大于日本的原因，但因思想认识的不同而产生的历史的不同的必然性带给我们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作者：宋薇

　　　参考文献： 

　　［1］张秀平.影响中国的100种文化［M］.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 

　　［2］依田熹家.近代日本与中国日本的近代化［M］.辽东出版社，2004. 

　　［3］赵云旗.中日儒学比较研究［J］.探索与争鸣，1991. 

　　［4］赵建民.中日两国的吸收欧洲文化及其“近代化”［J］.复旦学报，1990. 

　　［5］王少普.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后西学在中日传播的比较［J］.学术月刊，1990. 

　　［6］刘建强.新编日本史［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