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社会舆论与对华政策的关系

　　一、冷战共识与美国社会对华舆论

　　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意识形态作为分界点，由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牵头，世界被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并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各个方面展开激烈的竞争。自冷战开始直至美国深深地陷入越南战争这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国家内部充满了浓厚的反对共产主义的舆论气氛，从社会的各个层级到广泛的大众媒体都产生了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一致的态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冷战共识”。在这段时期内有着“一位总统却有两个职位”的说法，也就是总统所提议的关于国内的一些政策在经国会商榷之后，能够最终通过的概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但总统有关对外政策的提议通过的可能性却达到了百分之七十左右[1]。对于外交政策，总统的权力相比国会而言，是占据了极大的优势的。这与国内民众对美国政府所实施的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具有十分一致的认同感是分不开的。

　　1946年11月，盖洛普公司在关于美国民众对中国国共内战的看法的调研之中，百分之五十一的人觉得中国共产党接受的是莫斯科的指令，仅仅有百分之十的人不赞同这个观点。百分之三十九的人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出自己的观点。除此之外，在中国内战有没有对世界的安定产生不利影响的问题上，有百分之四十五的人持肯定态度，仅有百分之二十二的人选择“不是”，百分之三十三的人对此选择不表示任何观点[2]。中国在朝鲜参战以后，百分之八十的人觉得中国之所以会加入战争是受苏联的指使[3]。1949年7月的调研中，关于题设：“倘若美国的法律认可共产党的存在，那就得允许大学的教职工加入共产党，并且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百分之七十三的人不认可这一观点，仅有百分之十五的人表示同意，还有百分之十二的人没有表示自己的立场。1950年，在一项调查中，当接受调查的人被问及倘若美国与苏联之间发生战争，应当怎样对待美国国内的共产党分子的时候，提议“送入集中营、囚禁、流放、送往俄国还有判处死刑的竟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4]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获得胜利，美国民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意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他们把新中国归类到“红色威胁”之中，并且？J为中国共产党以及新中国是苏联的附庸和卫星国。特别是在朝鲜一战以后，美国内部形成了浓重的反华的氛围。1958年2月，关于“该不该同意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调查中，持肯定意见的只有百分之十七，百分之六十六的被调查者都对此持否定意见，而同样的问题在英国的调查结果却与美国截然不同，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被调查者持肯定意见，持否定意见的人只有百分之二十一。在此后几次对这个问题的调查中，持肯定观点的人略有增加，但是否定态度的美国人仍保持在百分之六十以上。1958年9月的调查“你是否觉得把台湾中立化并放在美国的保护范围之内是一个好想法？”百分之六十一的人持有肯定的观点，持有否定观点的人只有百分之十九。

　　总的来说，在冷战初期，美国人对于“国际共运的口是心非和残酷无情感到十分的惶恐”[5]。所以，粗略地以善恶作为分界点，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打上“正义”和“邪恶”的标签，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对世界的和平安定造成重大威胁。再加上，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对立以及中国在越南战争中对北越进行援助，更加放大了美国人的反华情绪。

　　二、社会舆论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

　　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极端反共分子参议员麦卡锡（JosephRaymondMcCarthy）被推上了历史舞台，他以反共作为借口任意妄为，连艾森豪威尔也得避其锋芒，大多数跟遏制战略有关联的外交人员都被迫或者自愿辞职，连遏制策略的创始人乔治？凯南也是如此[6]。激烈的反华舆论让政府面对着十分大的内部压力。为了不被加上“向共产主义妥协”罪名，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楔子战略做出了改变，调整了杜鲁门时代“以拉促变”的政策，改为对中国实施的“以压促变”的方针。

　　1953年11月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艾森豪威尔继任之后的首份对华政策文件。这份文件认为，共产党中国政权的产生，从实质上改变了远东地区的实力构成，而美国在该区域内的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怎样处理强大并且对美国有着敌对态度的中国所带来的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中苏同盟所构成的威胁[7]。1954年8月30日出台的NSC5429/2号文件中谈及了对付共产党中国的详细的策略：①倘若有必要，并且对美国有好处，用武力反击所有由中国计划并且扶持的活动；②强化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经济还有军事实力；③保持国民党的地位及其在联合国的每一个机构中的代表地位；④保持目前的禁运措施，并且在国民党针对大陆的敌对运动中提供支持；⑤以各种公开、秘密方式在中国内部制造分裂，并离间中国与苏联的关系[8]。

　　这些重要文件的出台给这一阶段美国的对华政策奠定了基础。1954年9月3日，第一次台海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内部在经过激烈讨论以后，在12月2日与国民党达成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其中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第二条“为其更有效达成本条约之目的起见，缔约国将个别联合以自助及互助之方式维持并发展其个别及集体之能力，以抵抗武装攻击及由国外指挥危害其领土完整与政治安定之共产颠覆活动。”第五条“每一条约国承认，对在西太平洋区域内任一缔约国之领土上之武装攻击即将危及其本身之和平与安全，兹并宣告将依其宪法程序采取行动，以对付此共同危险……”还有第七条“中华民国政府给予，美利坚合众国接受，依共同协议之决定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为其防卫所需要而部署美国海陆空军之权利。”[9]不过这一条约表述不清，没有对沿海岛屿的保护义务进行准确的规定，这也就充分体现了美国的战争边缘政策，即一方面震慑中共、另一方面控制蒋介石，同时避免跟中共正面开战。这与朝鲜战争后，美国和南朝鲜政权签订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一样，都是战争边缘政策的实际应用。在东南亚地区，美国将中国作为头号假想敌，把越南战争当作美国跟中国、自由主义跟共产主义的较量，“失去支那就等于千百万人会被共产党奴役”[10]。所以，美国政府增强了对法国经济援助和军事帮扶的力度，企图在该地区削弱共产党中国的影响。

　　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4年4月7日在白宫的记者见面会上提出了关于越南战争的“多米诺骨牌”概念：“你将一张骨牌竖立，仅仅只要放倒第一块，那么位于最后面的那一块也即将会倒下，这样就给分崩离析做好了开头。”[11]“亚洲有45000万人民正生活在共产主义的奴役之下，我们不能让这个再损失加大了。倘若失去印度支那，那么缅甸、泰国、马来西亚还有印度尼西亚也会随之丢失，除了资源和物资的丢失，这更加意味着千百万人口的丢失。失去印度支那将会给我们造成不可计量的后果。”[12]在这样的思考下，美国不同意《日内瓦协议》，还在1954年9月8日跟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以及巴基斯坦等国家达成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并且组建了东南亚条约机构，把南越、老挝和柬埔寨纳入该军事机构的保护范围之内。以此，美国调整了借助于帮扶法国以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的方式，而转为直接干预并加入了越南战争。

　　不止于政治讹诈和军事威胁，美国在经济方面也增加了关于对华贸易的限制。朝鲜战争之后，美国觉得中国会把力量投向印度支那。法国在奠边府战役的失败也被美国当作是共产党中国采取的扩张措施在东南亚地区所取得的成功。就是在这样的冷战思维之下，即使各盟国都出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利益而提议减少对华贸易的限制，美国还依然寄希望于对华禁运，企图以此来阻碍中国工业的发展。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54年6月18日的NSC152/3文件里面提议：新政府要维持对共产党和北朝鲜目前的管制标准[13]。几经商榷后，这一政策获得了其同盟国家的同意，并延续到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夕才结束。

　　对于中国政府主动表现出的有意改善两国关系的姿态，美国也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如1956年8月，中国邀请15家美国重要的新闻媒体派记者来华访问，而美国国务院坚决履行对华旅行禁令，拒绝为访华记者？l放护照。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政策的强硬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美国把中国当作反对共产主义在亚洲地区进行扩张的主要对手，期望能够通过强硬的对华政策来阻碍中国的“扩张主义”并且离间中苏同盟。对华政策具体表现为包括经济封锁、政治讹诈和军事威慑相结合的全面遏制。

　　三、反华舆论与对华政策的相互关系

　　站在美国大众的反华舆论对政府决策产生的影响方面看，丢失中国的议论尚未停止，没有人愿意在可能使自己身败名裂的威胁下给对华政策提出中肯的建议而变成麦卡锡分子的针对对象。在麦卡锡的促使下，国务院很多的优秀的外交人员以及中国问题专家遭到了解雇或者被迫辞职。按照统计显示，1953年申请外交部门岗位的人降低了约百分之五十。真正清楚中国问题的专家基本上都被赶出决策层，外交政策制定人员无法客观地认识中国，使得院外援华集团以及国会内部的亲蒋集团在对华政策方面形成了支配性的作用[14]。百万人委员会作为美国院外援华集团中的代表性组织在1953年10月建立，为了给在抵制中国进入联合国的请愿书上攒够100万人的签名，该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活动。这一举动得到了美国社会各界的帮助，连前总统胡佛也是其中的赞助者之一。《纽约时报》等主要大众媒体也都加以帮扶。次年七月，百万人委员会即凑够了100万人的签名成为真正的“百万人”委员会。面对这样庞大的舆论压力，政府关于对华政策的一切动摇都将被认为是绥靖政策而受到极大地干扰。

　　站在这个阶段美国政府对于民众对华舆论的管控方面看，级别较高的官员在民众面前通常把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描述成为借助战争手段争夺世界霸权的又一个“纳粹德国”。1957年6月杜勒斯在演讲时提及，中国大陆有6亿百姓正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中国共产党凭借武力建立政权并依靠武力威慑百姓；它挑唆并且帮助印度支那、菲律宾还有马来亚等这些地方的共产党暴动；它凭借着暴力占据西藏；无处不表现着扩张的欲望，并特别仇恨美国，把美国当作是实现欲望的眼中钉。第二次台海危机以后，1958年9月11日，艾森豪威尔在广播电视里面这样形容到，“在目前的年代，居然有人借助暴力来实现这样的侵略目的，倘若我们害怕了，他们必然更加肆无忌惮地向我们还有我们西太平洋地区的伙伴们发起战争。”10月28日，杜勒斯在举行的记者会上说道，中国对金门岛隔日炮击的侵略行为“不是军事战略，只是加以不区分的杀戮。”11月13日在西雅图商会上他说道，人民公社体系是赶不上时代的大范围的奴役制度，人被视为物质单元，被视为国家的劳动工具……妄想借助于这种方式形成规模庞大的奴隶国家，并且扩大国际共运的力量。”包括杜勒斯在内的很多高级政府人员数次在大众传媒前把中国形容成权力高度集中、极度压榨百姓、无视人权并且喜欢屠杀的奴隶国家，促使国内的反华舆论愈演愈烈。激烈的反华舆论反过来又推动鹰派的主张不断得到支持，从而使得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的对华政策愈发强硬。

　　总之，艾森豪威尔时代，与其说是美国政府部门像往常一样掌管控制着民众的对华的舆论，还不如说是政府部门在反对中国方面的舆论宣传推动了冷战共识的发展，而对华冷战共识反过来又促进美国政府对新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政府的舆论管控与社会反华舆论之间的彼此影响、相互推动，从而把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遏制政策推向了顶峰。本文来自《农产品市场周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