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斗洗礼的党章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顽强地进行战斗。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公开打出人民军队的旗帜。特别是毛泽东、朱德会师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此开辟了中国革命的崭新道路。党章和党内相关制度也在革命战斗的洗礼中不断规范、完善。

　　莫斯科六大的党章

　　1928年7月，中共在莫斯科郊外举行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正是中国革命发展的转折关头。党的六大主要讨论政治问题，也讨论了组织问题。它正确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这是积极方面；但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这是消极方面。因此，对于党的建设问题也不可能获得完全正确的解决。反映在六大通过的党章中，主要问题是脱离了中国革命和党的实际状况。刘少奇后来总结说：“党的六次大会通过的党章，由于情况的特殊，许多部分不能适用。”这也难怪，当时由于党中央同本国尤其是同农村根据地的隔绝，而且党章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共产国际组织部的直接影响，所以只是照抄照搬外国经验，不能把毛泽东创建农村根据地（包括建党）的经验充分反映到党章中来，不能使党章真正起到有力的规范指导作用。

　　举例来说，六大党章把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就强调到过分的、不适当的程度，规定各级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服从国际一切决议案，迅速而正确地实行，甚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是由共产国际同意后召集之，大会的选举也由共产国际决定。这就是说，我们党不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领导革命运动，自行处理党内事务。这显然是同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相违背的，也不利于我国革命和党的发展。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党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台失掉联系，党有了较大的活动自由。接着，在遵义会议上结束了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领导，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六大党章除正确部分外，事实上已停止执行了。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做出决定：各国领导者可以“独立地来正确解决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任务及策略任务”，共产国际“一般地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组织上的事宜”。这就从事实上否定和纠正了六大党章中的某些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规定。

　　起党章作用的古田会议决议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这是党的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随着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建立，我国革命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新道路。摆在党面前的是一系列新的重大课题：军队、政权、土地问题，还有党的建设等等。尽管党的六大作了一些正确决定，但对党的组织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讨论，六大通过的党章许多部分也不适合当时的具体情况。然而，党的建设工作没有因此停滞不前，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在努力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情况下，十分重视红军及根据地党的建设工作，着手解决在我们这样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加之党又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怎样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问题。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党中央的一封信中，鲜明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他说，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由于红军和根据地的党员中农民成分占很大的比重，小资产阶级思想比较浓厚，“‘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因此，“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问题”。

　　早在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途中，毛泽东就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并亲自作政治动员，审查吸收党员，加强党的活动。鉴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党没有在部队中生根立足，没有切实抓住士兵工作，毛泽东认为应坚持实行党代表制度，并提出把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在工农出身的战士中大批发展党员，以保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后来，在赣南、闽西辗转作战中，毛泽东又继续同地方同志及红军指战员座谈，分析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寻找较好解决的办法。

　　毛泽东在亲身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解决好建党问题，对此周恩来曾说，“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是未之前见或未之前闻的经验”。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举行，史称古田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实际上是把他几年来的成功建党建军经验加以全面系统总结，并加以条文化、法规化，从而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制定了正确的纲领。

　　古田会议决议突出强调了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这样，就鲜明地把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到了第一位。决议并且逐条列举和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等。

　　决议不再笼统提出在“军队”中建立党的基本组织。而是写明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同时，将支部干事会改称为支部委员会。此外，关于健全组织活动、严格执行纪律等方面的具体规定，也比六大党章前进了一步。

　　古田会议决议，是党的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在当时六大党章许多内容已不再适用的情况下，党的建设亟须有一个全面的指导性文件，古田会议决议正是这样一个文件。它从实际的情况出发，集中解决了党的建设的许多最紧迫的问题，推进了各项实际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决议实际上起着党章的作用。据曾参加过古田会议的同志回忆，当年决议案一下达，红军中党的工作迅速出现了新气象，支部工作活跃了，政治教育加强了，组织纪律严格了，不但保证了当时红军的巩固与胜利，而且对后来党及人民军队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1942年党中央还强调把决议当做检查工作的“提纲和指南”。1945年党的七大制定新党章时又再次肯定并吸收了决议的许多内容。本文来自《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