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军事后备人才培养历史浅析

　　摘要：我国后备军事人才的培养历史源远流长，在我国的历史长河里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我国国防力量培养历史的研究将对我国现阶段国防力量的培养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军事人才；后备力量；国防教育

　　（一）夏周时期

　　中国古代正式学校产生于夏朝。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夏王朝的兴起，学校教育活动高涨。夏朝的学校均为官办学校，其教育内容主要有“痒”、“序”、“校”三类。“痒者，养也。”“序者，射也。”“校者，教也。”可见，军事技能的训练和军事人才的培养是夏朝普通官办学校的重要职责。公元前16世纪，商王朝建立。鉴于车兵成为国家军队的主力，车战战技术要求较高，商朝更加重视普通学校的军事教育。普通学校教育内容以武为主，突出战术、技术及技能训练。其“军事核心课程”有2门：一是“射”。即射箭课程。在商朝时期，弓箭是战斗中最重要的远程投射兵器，要求射手熟悉弓箭射程、精度、杀伤力的技术指标，能够熟练发射灭敌。二是“御”。即车战战术技术课程。要求御手熟练掌握御术、挽马术，学会车战编队，能够以车战战斗队形作战。公元前1057年，武王建立周王朝。周朝的常备军事教育主要通过一年中定期举行的军事演习来实施。但普通学校仍担有军事教育训练，培养军事人才的任务。周朝将普通学校的教学内容规范为六德、六行、六艺。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即孝、友、睦、婣、任、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乐”中含有兵器使用和军事行动，“射”、“御”更是专业性军事课程。

　　（二）春秋时期

　　随着诸侯争霸和周王朝的衰微，官学没落，私学兴起。春秋时期兴办私学，孔子为著名代表。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强调武备之重要。他所作出的“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等论断，已成为后代军事教育家所遵循的圭臬。孔子秉承“有教无类”的原则创办私学，偏重于《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书”为主要内容的知识的传授，兼备以“射”、“御”为重点的“六艺”军事类课程。据《孔子家语·观乡射》记载，孔子组织“射箭”课程教学时，亲自示范。从《论语》、《左传》、《史记》等历史文献中可以查考到，孔子门下弟子颇具军事才能。

　　（三）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经济、政治发生重大变革，随着步兵、骑兵的出现，军事人才急需武器装备的改进和作战样式的变化。这一时期，将帅兵学知识主要靠师徒传承或自学兵书的方式获得。同时，不仅各类兵书大量涌现，而且儒家、法家、道家、墨家、杂家等先秦诸子纷纷著书立说，阐释各自的军事主张。《孟子》“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战争观，《墨子》“有备无患，防患于未然”的战略论，《韩非子》“猛将必发于卒伍”的用将论等，成为战争和军事行为的理论先导。尚武风气在列国被推崇，“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顿时，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耕战”、“农战”思想震动朝野。

　　（四）秦汉隋唐

　　秦汉至隋唐1100余年间，军事教育训练频起频落，但军事人才训用在官府、养育在民间的总趋势始终存在。秦灭六国后，“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禁废私学，严重破坏了春秋战国以来蓬勃兴起的军事教育事业。汉灭秦后，讲武校阅、骑射武艺训练、校猎习武演练等军事教育训练机制被确立，皇家校理编订兵书，军事人才得到发展。隋代“偃武修文”致使军事人才不济。唐代确定“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治国方略，甲兵武备得到重视，军事教育继续发展。从借助民力培养军事人才的角度看，寓军于民的特性彰显于秦汉材官制、隋唐武举制和府兵制。

　　秦汉时期的“材官选拔”制度可视为“从民间选拔军事人才”的发端。被选拔之前，材官多为民间习“五兵”技艺的佼佼者，选为材官后，成为秦汉精锐部队的主要兵源。隋唐时期的武举制度成为隋唐以降历朝历代“从民间选拔军事人才”的规范渠道。武举制促使“教人学武艺”风尚盛行，其培养了大批优秀军事人才，并为宋代武学的兴起累积了办学经验。隋唐时期寓兵于农的府兵制首创兵民合一、训养用一体的军事人才培养模式。这个兴起于西魏、北周，确立于隋唐，延续200余年的建军机制，在唐太宗贞观十年发展到了空前的规模。府兵平时从事农耕，农闲分散习武，冬季集中演练，定期轮换遂行京师禁卫任务；战时由国家统一调遣出征，战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这种兵民合一、训养用一体的军事人才培养模式，造就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战队。

　　（五）宋元明清

　　宋朝时期，国家在军队建设方面实行“以文制武，兵权分立”，对于军事人才的培养，宋朝专门设置了专职的训练官职，主要对军事训练进行强化，并专门设立武学对军事人才进行培训。元朝以“兵民合一”、“军政合一”为建军治军制度，以“亲兵储将法”来培养和选拔军事人才。明朝则以“将不专军，军不私将”的卫所制治军，以武学与武举并重培养选拔军事人才。清承明制，采取部队定期操练制和皇帝大阅制训练八旗军队，以阵法训练绿营部队，以武举制度选拔军事人才。宋元明清近900年间，军制、训练不同，但军事教育专职培养军事人才与借助民间教育资源培养军事人才长此并存。

　　宋朝专职训练官职包括“指使”、“巡教使臣”、“教头”、“都教头”、“训练官”等类。无论何类训练官员，不仅训练军队外，还训练地方乡村“保甲”。当属国家借助民间教育资源培养军事人才的重要方式。元朝的蒙古军、清朝的八旗军均采取“兵民合一”、“军政合一”形制，集军事人才的选拔、组训、教育、培养、管理、使用于一体，在社会组织运行、社会生产发展、军事斗争实践中完成军事人才的培养。宋仁宗试办武学，首创军事院校。1072年，宋神宗建立武学，学制3年，以《武经七书》为主教材，设置“武经博士”等学位，初具军事院校规模。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各建一所武学，武学内设“居仁”、“由义”、“崇礼”、“宏智”、“劝忠”等班次，进行军政教育。军事院校形制更为完备。与此同时，明清武举制业达到顶峰。武举在全国举行，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等层级，旨在选拔优秀的军事人才。武学与武举并用，对用好军事教育和民间教育两种资源，培养造就优秀军事人才具有重要作用。作者：兰兰，本文来自《军事历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