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路车人

　　抗战前期，滇缅路无异于中国抗战的生命线和大动脉。杜聿明认为，1938年春，我国开始修筑滇缅公路。1939年初通车。1940年夏天被短暂封锁，秋季重新开通。

　　但依据《再会吧，南洋》对健在老人的访问，认为1939年初，云南始动员十个民族的20万筑路民工，加班加点赶建，用八个月时间使滇缅公路全线通车。此说和杜聿明所述时间上有差异。原因是1939年春陈嘉庚先生，动员南侨总会征募汽车机修驾驶人员回国参战，正式参与滇缅公路建设，这是华侨的视角，从这个时间算起，是属于建设的高潮阶段。故两说都属正确。

　　当时从东南亚回国参战的华侨有五万人之多。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很高，归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西南运输公司统一调配。其主要战斗、服务岗位，与滇缅路血肉相连。1940年，日军在东南亚得手，遂以越南为基地，全线轰炸滇缅公路。因此，作为汽车运输的后勤单位和部队一样，牺牲很大。他们还要负责被毁桥梁抢修的工程技术指导，有时炸弹仍然在爆炸、空袭还没有结束，他们就开始抢修工作。

　　远征军第一期作战的主要目的，即是确保滇缅公路这条国际交通线。而保全该路，首先须保全滇缅路的咽喉――仰光海港，才能保障全局。

　　远征军1941年底动员入缅，1942年8月惨败。该阶段仅以英军为例，参展部队四万人，撤退到印度只有一万余人，其余为战斗减员。中国军队参战十万，仅保全四万人。坦克、大炮、汽车几乎全部丢光。

　　远征军第一阶段失利后，退入印度，准备第二阶段的反攻。其中重要的战略要点之一就是打通中印公路，也叫做史迪威公路。

　　第二阶段为驻印军，观其指挥系统表，战车指挥部的战车营、辎汽六团、骡马辎重兵团、重炮机炮团等等，对公路的依赖性都很大。每个师15000人，各种车辆为300辆，各种武器弹药多依赖其运输。当时有五个师，还有众多的特种部队，直属部队。加上远征军昆明训练中心的各部队，如此算来，汽车的数量还是相当庞大的。

　　这个时期又有列多基地和列多公路的建设。1943年二月，由美国现役两个准将带领六千余人的机械工兵团、航空工程团，雇用十万印度民工，在列多至新平洋之间修筑公路，铺设列多和加尔各答之间的输油管道。

　　从抗战爆发到1942年间，滇缅路仅抢运回国的汽车就有一万三千多辆。当滇缅公路的全盛时期，西南运输处有团一级的运输大队10多个，拥有汽车将近一万辆。是滇缅路的运输主力，这些汽车用于运输军用物资。

　　另外还有政府单位的数千辆卡车，以及大大小小的私家运输单位。因当时昆明及滇缅路沿线，又有很多地方势力组建的私人运输公司，斥资购置汽车投入紧俏业务中。所运货物包括棉纱、药品、汽车零配件、以及布匹洋火、烟草等等日用品。运输场面热络紧张。汽车的种类多为美国牌子，如福特、嘎斯、道奇、雪佛兰之属。运力在三吨到五吨之间。

　　当时隶属六十六军28师的某营长罗再启回忆，1942年一月份，28师开向缅甸。由贵州兴仁出发，经兴义进入云南的罗平、师宗、宜良，到禄丰集中，全师万人乘坐数百辆大卡车，组成庞大车队，由华侨司机驾驶，沿着滇缅公路南下。经过弥渡、楚雄、下关，过澜沧江到保山，然后过惠通桥，经龙陵、遮放、芒市、畹町，到四月份到达缅甸东北重镇腊戍，行程几千里。

　　南线的滇缅路蜿蜒在崇山峻岭之间。坡陡路窄，盘山绕岭，加上当时汽车性能原因，爬坡时引擎轰鸣如老牛拉车，下坡则左绕右旋，手脚在离合器、档位、方向盘、刹车、油门之间忙个不停。稍有不慎，即车毁人亡，端的是险象环生。畹町附近的南线系怒江峡谷，车身一边是笔削峭壁，一边则是万丈深涧，假如司机稍一走神，道路就变成无间地狱，望之不寒而栗。一路上汽车马达与高山峡谷的江水同样发出隐痛般的呜咽。

　　民国肇建之际，畹町空有地名而无人烟，到抗战初期，仅有一家人在此结茅而居，替过往行商煮售茶水，稍后滇缅路修通，那时东南山河尽陷敌手，沿海港口相继沦陷或为日军封锁，一切外援物资均需依托此间公路，畹町遂为出入口岸，但仍然居民无多，后因旅社、茅店、机关比重加大，才约略繁荣起来，当然也有奸商依托此条公路大发国难之财，各色人等角逐于此，小镇暂居人口最多时达一万多人，管理机构是中央军的一个宪兵连和云南警务处的畹町警察局。1942年春夏之交，远征军败迹已露，归国华侨越来越多，车辆行人，几乎要将小镇挤破，秩序杂沓，乱象纷呈。当局为着撤离囤积的物资车辆，派交通部长俞飞鹏亲临畹町主事，但人心惶惶，各种文告形同废纸。无法运走的物资辎重，只能破坏焚烧，以免资敌。尤为可叹的是“资源委员会运到畹町准备出口的桐油八万筒桶，无法运回，决定予以破坏。破坏方法，雇人用斧头在桶盖上砍开一个缺口，推倒在地，让其自行流出，省时省力。”稍后日军占领畹町，直线推进，兵临怒江西岸，形成对峙局面，直到抗战后期。

　　抗战时期，无数的人，生死皆系一方向盘，那时的司机，就有轮胎特权或曰方向盘特权，他们是那个特殊时期，最下层江湖中货真价实的贵族阶层。故其言行、生活、举动，均为一般社会人众艳羡不置。所以曹聚仁感叹他们竟然为教授、将军所侧目，厉害吧。

　　曹先生笔下，司机创造了乱世男女的新记录，他说他们是一群滚地龙，“气煞了教授，恨煞了将军。”在路上，住房要最好的，还要最先满足他们，食物他们优先；男女之事，他们甚至可以用故意抛锚的办法来解决。在战乱时期，一个小镇，突然就会变成沙丁鱼匣子，“没有门道的话，除非变成司机的临时太太，否则没法到重庆、昆明去”。司机们在这方面也很放肆，好像在做末日狂欢。所以曹先生说司机和女人的故事，写出来简直是一部不堪入目的禁书。

　　实在也是，乱世之人，没法不变成现实主义。但跟司机从业人员的素养也有关涉。抗战时期的飞行员，尽多才、德、识俱佳的有为青年，他们和侵略者激战，很多人血洒长空，化为一缕青烟；而在地上的司机却反之，他们忙着变相勒索、吃回扣、运私货、搞女人……一个司机甚至向他说，你们做新闻记者的，可怜！我们一天的钱，够你们用几个月了。曹氏那时是战地记者，是战区司令、军师长们的座上客，尚如此侧目于司机的牛皮――可见他们端的是很拽！

　　曹聚仁的书不足之处是判断有问题，出偏差，可他又很喜欢议论。好处在细节庞杂，来源于他生活的亲历，为第一手记录。他的记录也很广博，虽然深度不够，但信息量是很大的。

　　抗战时期，整个大西南后方的公路，缓慢穿梭大量货运汽车。1940年代中期，茅盾先生辗转于西南、西北，他亲见汽车司机每晚大多要打麻将，有的熟悉了也会承认他的妻妾的多少，“他们谈话中承认司机至少有两个家，分置在路线的起点与终点――比方说，重庆一个，贵阳一个。”他们的灰色收入来自于汽油倒卖、搭载私客私货……一个司机把他的新宠放在驾驶室里，“女的爬了下来。司机要她挤在他那狭小的座位里，一条腿架在他身上，半个身子作为他的靠背，他的前胸紧压着驾驶盘，两只手扶在驾驶盘的最上端，转动都不大灵活”，重庆、贵阳、息烽、昆明……那些司机有不同的丈母娘家，而更搞笑的是，那些女子也不是省油的灯，她们也往往有不同的婆家！她们随“夫”行路，也在不同的地段回“家”。

　　抗战八年中，人民抛弃家乡，丧失资产，生活压迫，空袭惊扰……苦不堪言。一些人却奢侈、荒淫、凶暴。汽车司机也把那一点的特权，用到极限。中国基层社会，一盘散沙，效率低下，于是更加痛苦不堪。重庆陪都，汽车增多，专门修路，以利于汽车阶级。张恨水对汽车经济的观感，写有时评《同胞们努力买汽车》，予以深婉的讽刺。

　　下层民众、知识分子坐得起车、轿的很少很少。公共汽车，倒还可以考虑，但君不闻乎张恨水先生所说：“城里的公共汽车，挤得窗户里冒出人来。下乡的汽车，甚至等一天也买不着那张汽车票。”所以他进城，从南温泉到市区十八公里，经常是走路！但是马路上也有阔人的漂亮汽车，风驰电掣，雨天故意溅人一身泥。

　　若说汽车司机自身的生涯、悲喜，是如何的野犷放荡，那就要看《新民报》名手程沧的《重庆客》了。他以汽车司机悲剧命运为题材的《十二磅热水瓶》最为诙诡，观之对人生有震撼之感，不异冷水浇背。那时的司机说到底，其人生也仿佛独木桥上舞蹈。

　　在程先生的冷静的叙述中，大有惊悚的味道。小说大意是――

　　重庆至贵州的公路上的一家小食店。一个疯了的前汽车司机走来了。他在门口吩咐堂倌：摆碗筷！没人应他，他自个儿命令到：“炒猪肝，鱼香的，放辣点。再来一盘八块鸡，一碗豌豆烧猪肠……

　　那人一面叫菜，一面选择座位。

　　走堂的把抹布往肩上一搭：

　　“炒龙肝，炸凤凰，全有。只是我们要卖现钱。”

　　“放屁！那人大怒：挂帐和现钱怕不是一样。”

　　他用手掏他空无所有的口袋……他脸上的表情，……一种惶惑的笑，又类似于哭。

　　“哼，要是我的十二磅热水瓶运出来了，你就给我磕一百二十四个响头，也休想我走进你倒霉的饭店。”

　　他自负地说。得到的是满堂哄笑。

　　原来这是一个汽车司机。他先前阔得很，长途运输货物，沿路数不清的小站点，每个站他都弄得有一个老婆，他花钱如流水。他俯视挣扎求存的芸芸众生。可是一天他被日本军队包围了，抓到营房关押。放出来后就疯疯癫癫了。一天开车路过奈何桥，他偏就睡着了，自然，人、车也丢翻了。从此失业，也疯得更厉害了。

　　一个月后作者又返回那小店，见那司机衣装更加褴褛，在和掌柜吵架：

　　“哼，要是我的十二磅热水瓶……”

　　掌柜的不等他说完，就抢着说：

　　“我磕一百二十四个响头，你也不会来了。”……本文来自《人车路》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