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台湾政治转型的条件与路径
发布时间：2015-07-14 11:25
2009年5月3日至12日,“东亚政治发展研究”课题组一行四人,应台湾“大陆研究会”邀请,就台湾社会转型及民主化发展等问题赴台进行学术访问和调研。这是课题组对东亚地区实地调研的第一站。调研访问期间,课题组在台北、台中、高雄等地访问了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等一批重要学术机构,以及台湾的“立法机构”,并与台湾一些重要的政治家和学者进行座谈交流。调研访问达到了预期目标,对于台湾社会转型中的政治发展线索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与把握。
社会分化、精英对立:
台湾社会转型的背景与动因
台湾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结构分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军、公、教”集团与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本省新兴精英集团的对立和冲突,是台湾民主化运动兴起并最终形成政党轮替的基本原因。
台湾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化进程中,以******政权为核心的“军、公、教”集团控制主要经济活动,与在工业化进程中广泛兴起的、以本省人士为主的中小企业及相关群体形成了利益冲突和对立。在以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主张台湾独立人士为主体的政治反对派的鼓动和组织下,形成了反对******政权和体制的社会舆论和社会运动,最终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实现了台湾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的过渡。政治反对派与台湾本土力量的结合,是台湾民主化运动兴起和壮大的关键因素,它为台湾民主化运动提供了广泛和强大的社会基础。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就是台湾民主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反对派提供的“思想力量”与本土势力提供的“物质力量”相结合的标志性事件。
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台湾与美国“断交”等一系列事件,以及其他国际环境的变化,造成并加剧了迁播台湾的******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为应对危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如“本土化”政策,旨在进行社会整合,特别是整合本省精英,借以巩固和扩大执政基础,但这种努力没有成功。反对派利用******政权政策调整,乘机扩大影响和加强社会运动,迫使******进一步退让,进而加剧了******内部矛盾,造成执政精英分裂,最终引发了政治转型和政党轮替。
基层选举与自由民主论述:
台湾政治转型的条件
地方自治体制和自由民主论述,是台湾民主化运动存在并逐步发展的重要制度条件和思想文化条件。
尽管台湾在20世纪下半叶实行了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1949年5月~1987年7月),但台湾地方自治体制始终存在。这种地方自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宪政体制因素,为以地方、基层为基地的“党外”民主运动和反对派活动提供了有限的法律依据和合法保障。这一条件为反对派充分利用,以仅停留于形式上的、有限的法律权利为依托展开合法斗争,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把那“一张纸”演化出生命,形成了司法制度所无法约束的广泛的社会运动,最终促进了法律制度的改变,迫使******当局解除“戒严”。
此外,尽管******深受苏俄影响,在政治理论上有以“军政、训政、宪政”为核心内容的创新和调整,但其基本理念和论述形式,仍然不能完全脱离西方自由、民主、****、法治等观念。加之,******政权出于****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在意识形态方面不能公开背弃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教义与论述。在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的以“戒严”为体系的统治实践之间存在着强烈冲突,从而削弱了******统治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同时加强了反对派的道义力量。
社会运动、法律诉讼、
地方选举:台湾民主化路径
社会运动、法律诉讼、地方选举,是推进台湾民主转型的三大路径,其中地方选举是最重要和关键的路径。从总体上看,台湾民主转型是以选举为中心展开的。选举推动是台湾民主转型的基本特征。
台湾的民间反抗一直存在,但最终促成民主转型的政治反对派凝聚于上世纪60年代。台湾的政治反对派主要由反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代表本土族群利益的异见人士两支力量组成。早期以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主,后期以本土族群力量为主。
政治反对派早期以所谓“党外”运动自居,走过了舆论宣传、街头抗争、公开组党等社会抗议运动的三步曲。社会运动的主要功能是制造舆论、扩大社会影响、改变社会意识,同时也可以部分起到凝聚群众、培养反对派骨干力量的作用。社会运动是推进民主化的基础性工作。
台湾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通过有意识、有组织、有策略的法律诉讼,为社会运动和政治反对派提供保护,争取合法空间,为推进台湾民主化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台湾民主转型的最基本、最重要、最关键的手段是,政治反对派利用台湾一直存在的基层与地方选举,凝聚和扩大了反对派的力量和阵营。与社会运动和法律诉讼相比,选举具有更为重要和持久的作用。社会运动时起时伏,难于持久;法律诉讼的作用范围有限。对于反对派力量的存在和发展而言,最关键举措是形成稳定的内部激励机制。只有具备这样的内部激励机制,才能聚集起比较稳定的政治派别,不断获得社会资源以推进和扩大运动,也才能形成稳定成熟的反对派精英阶层。而这些正是反对派以至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形成和发展的必备机制。在台湾,这种机制就是基层和地方选举。
一定程度上开放、竞争的基层与地方选举,为反对派提供了合法而有效的活动平台,它一方面可以直接面对基层群众,与利益和情感比较接近的普通民众形成互动,传播理念,扩大影响,组织队伍;另一方面,选举本身是获取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的合法形式,通过选举聚集钱财、聚集人才,形成利益激励机制,以此为基础形成稳定、巩固的反对派精英阶层。反对派每一次选举的胜利,意味着经济、政治、行政资源的扩大,对吸引、扩大反对派力量形成利益导向。不断推进选举的过程,也就成为反对派不断壮大、民主化不断推进的过程。
台湾民主转型后的社会状况
对于台湾实现民主转型后的社会状况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向,课题组形成的初步认识是:
1.台湾政治“乱而有序”,现有“两党制”政治格局将长期存在。台湾社会转型和民主化进程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稳定的社会基础。由于其历史原因,台湾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外省”与“本土”族群利益分化与利益格局。这种平行对立的二元利益结构,是现有两党制政治格局的基础。尽管自90年代以来,由于台湾经济发展本身的原因,“外省”与“本土”的经济利益格局和分化有淡化的趋势,但由于在上层建筑以及政治制度上已经形成了既定的政治格局,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塑造机能,会长期固化“外省”与“本土”平行利益结构。从政治上看,建立在二元化平行利益结构上的两大政党,分别与基础族群、利益集团形成了“代表—制约”的互动关系,这意味着政治制度、体制及其运行将在可预见的将来较为稳定地存在,这是台湾社会“乱而有序”的制度支持机制。
2.台湾发展将进入“稳定而迟缓”的阶段。台湾现行民主政治制度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工业化发展自身规律以及全球化条件下资本流动规律的作用,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如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样将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甚至迟缓的时期。从台湾社会内部政治与经济社会关系看,现有政治制度也将进一步促成和巩固这一局面。当前,台湾社会多元政体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机制已经显现,各个族群与利益集团可以比较充分地表达利益诉求和愿望,也可以在政治体制内进行比较充分有效的利益博奕。这种体制因素有利于促成台湾社会的稳定。
但另一方面,由于多元民主体制成本高企,台湾经济社会以及人民福利发展会进入一个相对迟缓时期。多元政体成本提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过程成本提高。在多元政体之下,以政治体制的固定化、显着化为背景,以政治过程公开化、程序化为机制,加大了利益博弈的机会和达成妥协的困难。因威权体制下稳定的权力中心消失,多元体制中的一事一议,以及为竞选各政党施行的“极化”策略,使得政治运行中的交易数量增加,交易成本上升。
二是构成成本提高。在威权体制下,政权和领导阶层相对固定,政权交替与继承机会少。多元政体政权轮替经常化,加以选举政治需要大量资源支持,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政治运行的社会成本。
社会分化、精英对立:
台湾社会转型的背景与动因
台湾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结构分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军、公、教”集团与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本省新兴精英集团的对立和冲突,是台湾民主化运动兴起并最终形成政党轮替的基本原因。
台湾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化进程中,以******政权为核心的“军、公、教”集团控制主要经济活动,与在工业化进程中广泛兴起的、以本省人士为主的中小企业及相关群体形成了利益冲突和对立。在以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主张台湾独立人士为主体的政治反对派的鼓动和组织下,形成了反对******政权和体制的社会舆论和社会运动,最终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实现了台湾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的过渡。政治反对派与台湾本土力量的结合,是台湾民主化运动兴起和壮大的关键因素,它为台湾民主化运动提供了广泛和强大的社会基础。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就是台湾民主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反对派提供的“思想力量”与本土势力提供的“物质力量”相结合的标志性事件。
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台湾与美国“断交”等一系列事件,以及其他国际环境的变化,造成并加剧了迁播台湾的******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为应对危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如“本土化”政策,旨在进行社会整合,特别是整合本省精英,借以巩固和扩大执政基础,但这种努力没有成功。反对派利用******政权政策调整,乘机扩大影响和加强社会运动,迫使******进一步退让,进而加剧了******内部矛盾,造成执政精英分裂,最终引发了政治转型和政党轮替。
基层选举与自由民主论述:
台湾政治转型的条件
地方自治体制和自由民主论述,是台湾民主化运动存在并逐步发展的重要制度条件和思想文化条件。
尽管台湾在20世纪下半叶实行了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1949年5月~1987年7月),但台湾地方自治体制始终存在。这种地方自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宪政体制因素,为以地方、基层为基地的“党外”民主运动和反对派活动提供了有限的法律依据和合法保障。这一条件为反对派充分利用,以仅停留于形式上的、有限的法律权利为依托展开合法斗争,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把那“一张纸”演化出生命,形成了司法制度所无法约束的广泛的社会运动,最终促进了法律制度的改变,迫使******当局解除“戒严”。
此外,尽管******深受苏俄影响,在政治理论上有以“军政、训政、宪政”为核心内容的创新和调整,但其基本理念和论述形式,仍然不能完全脱离西方自由、民主、****、法治等观念。加之,******政权出于****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在意识形态方面不能公开背弃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教义与论述。在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的以“戒严”为体系的统治实践之间存在着强烈冲突,从而削弱了******统治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同时加强了反对派的道义力量。
社会运动、法律诉讼、
地方选举:台湾民主化路径
社会运动、法律诉讼、地方选举,是推进台湾民主转型的三大路径,其中地方选举是最重要和关键的路径。从总体上看,台湾民主转型是以选举为中心展开的。选举推动是台湾民主转型的基本特征。
台湾的民间反抗一直存在,但最终促成民主转型的政治反对派凝聚于上世纪60年代。台湾的政治反对派主要由反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代表本土族群利益的异见人士两支力量组成。早期以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主,后期以本土族群力量为主。
政治反对派早期以所谓“党外”运动自居,走过了舆论宣传、街头抗争、公开组党等社会抗议运动的三步曲。社会运动的主要功能是制造舆论、扩大社会影响、改变社会意识,同时也可以部分起到凝聚群众、培养反对派骨干力量的作用。社会运动是推进民主化的基础性工作。
台湾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通过有意识、有组织、有策略的法律诉讼,为社会运动和政治反对派提供保护,争取合法空间,为推进台湾民主化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台湾民主转型的最基本、最重要、最关键的手段是,政治反对派利用台湾一直存在的基层与地方选举,凝聚和扩大了反对派的力量和阵营。与社会运动和法律诉讼相比,选举具有更为重要和持久的作用。社会运动时起时伏,难于持久;法律诉讼的作用范围有限。对于反对派力量的存在和发展而言,最关键举措是形成稳定的内部激励机制。只有具备这样的内部激励机制,才能聚集起比较稳定的政治派别,不断获得社会资源以推进和扩大运动,也才能形成稳定成熟的反对派精英阶层。而这些正是反对派以至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形成和发展的必备机制。在台湾,这种机制就是基层和地方选举。
一定程度上开放、竞争的基层与地方选举,为反对派提供了合法而有效的活动平台,它一方面可以直接面对基层群众,与利益和情感比较接近的普通民众形成互动,传播理念,扩大影响,组织队伍;另一方面,选举本身是获取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的合法形式,通过选举聚集钱财、聚集人才,形成利益激励机制,以此为基础形成稳定、巩固的反对派精英阶层。反对派每一次选举的胜利,意味着经济、政治、行政资源的扩大,对吸引、扩大反对派力量形成利益导向。不断推进选举的过程,也就成为反对派不断壮大、民主化不断推进的过程。
台湾民主转型后的社会状况
对于台湾实现民主转型后的社会状况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向,课题组形成的初步认识是:
1.台湾政治“乱而有序”,现有“两党制”政治格局将长期存在。台湾社会转型和民主化进程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稳定的社会基础。由于其历史原因,台湾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外省”与“本土”族群利益分化与利益格局。这种平行对立的二元利益结构,是现有两党制政治格局的基础。尽管自90年代以来,由于台湾经济发展本身的原因,“外省”与“本土”的经济利益格局和分化有淡化的趋势,但由于在上层建筑以及政治制度上已经形成了既定的政治格局,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塑造机能,会长期固化“外省”与“本土”平行利益结构。从政治上看,建立在二元化平行利益结构上的两大政党,分别与基础族群、利益集团形成了“代表—制约”的互动关系,这意味着政治制度、体制及其运行将在可预见的将来较为稳定地存在,这是台湾社会“乱而有序”的制度支持机制。
2.台湾发展将进入“稳定而迟缓”的阶段。台湾现行民主政治制度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工业化发展自身规律以及全球化条件下资本流动规律的作用,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如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样将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甚至迟缓的时期。从台湾社会内部政治与经济社会关系看,现有政治制度也将进一步促成和巩固这一局面。当前,台湾社会多元政体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机制已经显现,各个族群与利益集团可以比较充分地表达利益诉求和愿望,也可以在政治体制内进行比较充分有效的利益博奕。这种体制因素有利于促成台湾社会的稳定。
但另一方面,由于多元民主体制成本高企,台湾经济社会以及人民福利发展会进入一个相对迟缓时期。多元政体成本提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过程成本提高。在多元政体之下,以政治体制的固定化、显着化为背景,以政治过程公开化、程序化为机制,加大了利益博弈的机会和达成妥协的困难。因威权体制下稳定的权力中心消失,多元体制中的一事一议,以及为竞选各政党施行的“极化”策略,使得政治运行中的交易数量增加,交易成本上升。
二是构成成本提高。在威权体制下,政权和领导阶层相对固定,政权交替与继承机会少。多元政体政权轮替经常化,加以选举政治需要大量资源支持,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政治运行的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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