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实践对解决台湾

　　【摘 要】 本文研究和分析了“一国两制”在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上的成功实践,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提供了借鉴。在解决台湾问题时,应当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方式;要将“一国两制”政治构想不断地法律化和制度化,营造两岸和平统一的法制基础;在两岸统一前应安排一个平稳的过渡期,统一后要最大限度地维持台湾的现状。
　　【关键词】 “一国两制”;港澳模式;台湾问题;启示
　　众所周知,“一国两制”的最初提出是针对台湾问题的。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标志着新中国对台政策开始从“武力或和平解放”向“和平统一”和以“制度不变”为核心内容的新思维、新政策转变。其后,“叶九条”和“邓六条”也相继出台,这就初步形成了“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维、新政策的善意、诚意和心意,并没有得到台湾当局的体认。台湾方面甚至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一国良制”等针锋相对的政策,来对抗大陆方面提出的“一国两制统一台湾”、“通商、通航、通邮”、“一国两制”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考虑新的突破口,“不能不尝试着将‘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港澳化’,以‘一国两制’的‘港澳模式’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率先垂范’。”[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将“一国两制”的方案首先用于解决港澳问题,最起码是基于这样三个原因。第一,“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没有能够得到台湾当局的体认,所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新的突破口来实践“一国两制”政策。第二,将“一国两制”首先用于港澳问题,有一个战略上的考虑,那就是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成功的范例。第三,也确实出现了解决港澳问题的契机以及解决港澳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的解决都采用了“一国两制”的政策,分别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顺利地回归中国。经过十余年的沉淀,站在今天的角度再来看“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实践,我们仍然能够从中吸取经验,为成功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提供借鉴。
　　一、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
　　“一国两制”的核心内容是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高度自治,自己管理自己;和平谈判,和平统一。其中,“一个中国”的原则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前提,这个前提不会变,也不能变。但是,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途径则要因时因势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事实上,我们也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走过来的。澳门的回归及其“一国两制”的实践,与香港模式有一致的地方,但并不是对香港模式的简单复制、简单照搬,而是根据澳门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特点,制定适合澳门特点和区情的澳门模式。如澳门过渡期所要解决的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文的官方地位等三大问题,就是依据澳门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是香港模式中所没有的。澳门基本法也不是对香港基本法的照搬,尽管二者在基本体例上是相似的,但是二者在行政长官任职资格以及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产生和设置等方面却是各具特色的。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在坚持“一国两制”的大的方针政策下,可以根据不同具体际情况适时地调整政策,以适应新的变化和形势。
　　我们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也应当采取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方式。台湾问题跟港澳问题相比,更具有其复杂性。港澳的分离是英国、葡萄牙强迫中国的晚清政府通过不平等条约而割让或租借的,它属于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应当而且必须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而台湾问题则不一样,它是由于国共两党的内战而造成的,并且台湾问题受到了国际势力,特别是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影响和干涉。因此,台湾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更加艰巨、更加复杂。面对这样复杂的局面,我们必须要有坚定的原则和立场,也要有自己灵活的策略,以便在处理台湾问题中处于主动的地位。当然,我们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问题,并不是把港澳的“一国两制”模式原封不动地套在台湾问题上,而是要充分重视台湾的历史情况和现实特点,尽可能地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台湾还可以保留军队,台湾人士也可以担任国家的领导职务。事实上,同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相比,中国政府对解决台湾问题已提出并采取了更为灵活和宽松的政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早在2000年2月发布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中,在具体阐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基本方针和有关要点时,就明确表明“通过和平谈判实现统一,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今后,中国政府也应当在“一国两制”大前提下,因时因势地、灵活地调整对台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