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监视台湾

　　台湾汽车用品商店大都卖一种行车记录器，其实就是微型摄像头连带一个存储器，装在车前、车尾或车身其他地方，用于记录行车时周围发生的一切。譬如驾驶视线的死角、沿途风景，还有一些数不清道不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小事故。
　　有意思的是，有了这玩意儿，很多司机都乐此不疲地将记录器上的内容上传到网上，便成了饶有趣味的网络视频。而偏偏从花样繁多的搞怪式的视频中，交通警察会找到众多公共监视器所无法拍摄到的画面，揪出那些违法肇事逃逸者。台湾的电视台喜好热闹，自然也会推波助澜地赶紧将这些事曝告天下。
　　我在想，有了这些随车配备的记录器，再加上数量庞大的公共监视器，还有什么事情能在这样疏而不漏的天眼下遁形？
　　虽然多角度看台湾很多年了，看到今天也依旧是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可是这一点，我却发现两岸有惊人的相似——除了行车记录器在大陆还没有流行以外，满大街小巷里的监视器探头却无处不在。
　　据说现在世界各国几乎都是如此。记得有老美拍的两部大片讲的就是有关监视器的故事。一部是探讨监视器曝晒公民隐私是否合法，另一部紧张刺激点儿，借助监视器追人追得如马戏班遛猴一样轻松。反正都在不约而同地指责监视器没把老百姓当回事儿，搞得这世界变成了一个透明的窟窿。
　　这或许是消极的说法，积极者当然也大有人在。至少在交通方面，路边的探头让出行的司机知道了拥堵，也选择了回避。从抓坏人的角度来看，大家当然也都赞同让罪恶曝露于天下，毕竟这是政府对纳税人有作为的一种体现吧。
　　台湾街边巷尾大大小小的监视器探头，都有个“总控室”，总控设备就安装在里长家里。
　　里长是纳税人选出的最小的“官”，级别有点像大陆的社区居委会主任。
　　台湾最基层的选举就是从里长开始的。如果里长能够竞选连任，政府就可以省一笔开销，因为监视器总控室不必搬家了。倘若易人，就有些麻烦，还得移机到新里长家。
　　里长那里的监控记录可以覆盖周边所有地区，当地警察可协同民众根据需要进行查看。大到交通肇事逃逸，犯罪现场回放，小到邻里纠纷，阿猫阿狗的找寻，无所不包。可以说，只要有正当理由，任何人都可以查看这些记录，而里长们也是很热心地为纳税人服务，毕竟他是纳税人选出来的嘛。
　　在大陆，监视器的内容调阅程序也和台湾类似，不过要是稍微细琢磨一下，还是可以品出耐人寻味的差别来。
　　前些日子，旅居加拿大的友人一家三口到京旅游，因为没戴上火眼金睛镜片，上了一辆套牌出租车，结果在北京动物园门口下车时，一走神儿，司机一脚油门就跑掉了。装有现金珠宝首饰名牌相机等贵重物品的包，还有所有证件，转眼之间就没了踪影。
　　这可要了他们的命。钱财没了，三人还一下子成了“黑户”。
　　友人急着去报案，警察说这只能算是普通的物品遗失，若指证对方是套牌车，必须提交证据才能立案，否则无能为力。于是，友人又急慌慌到案发地点帮警察找证据，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附近的监控探头记录。但等联系上有关部门，却被告知，没有公安局立案，不能调阅。
　　这皮球踢得，着实让久居加国的中国公民深受刺激，一家人心里拔凉拔凉的。
　　友人与我聊起此事，我也不能特别肯定的回答，到底是权力欲在作怪，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冷漠使然。
　　总之最后，没辙，他们只好返回原籍，重新申领一切证件，整个旅行计划也就此告吹。临行告别时，友人自嘲，这次带孩子回国的寻根之旅，变成了一次监视器前的闭门羹之旅，顺便也促下了从国人变成国际友人的决心。
　　友人一家人开始漫长的办证历程时，台湾新闻里讲了一位运将（出租司机）将客人遗失的百万元巨款送到警局的雷锋式故事。行车记录器记录了这段视频，并在电视上播放。
　　台湾媒体的朋友曾告诉我，这类来自于监视器的视频录像，几乎占了台湾各台新闻节目两成以上的画面。我突然想到，监视器里的画面，不正是观察台湾的另一个视角吗？这可不是满足什么偷窥欲，而是它的真实、丰富和开放，正是民众权利的一种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