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台湾新电影研究综述

　1.对于杨德昌导演的研究
　　杨德昌是台湾新电影最重要的旗手，有学者将其定为台湾新电影的执旗者。他于2007年因癌症在美国病逝，享年59岁。关于杨德昌与台湾新电影的研究也多集中在他逝世以后，他是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台湾大师之一，也是台湾新电影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影片多关注台北都市，以冷峻、富有哲理的镜头语言剖析当代人性的异化、人际关系的离疏，在影片中表达自己对社会现实理性的思辨。和侯孝贤一样，杨德昌也注重镜头语言的运用创新，纪实性风格的长镜头、景深镜头、固定镜头在他的影片中经常出现。
　　关于杨德昌导演在新电影中的研究，学者主要也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研究杨德昌导演的艺术风格，主要有窦娟的《穿梭于都市丛林的儒者艺术家——杨德昌导演综述》、蒋俊的《形象的理性，艺术的思辨——杨德昌电影研究》、马军骧的《漂移的轨迹——杨德昌电影初识》等。其中窦娟在《穿梭于都市丛林的儒者艺术家——杨德昌导演综述》一文中称杨德昌为“反叛的先锋”、“愤世的剖析者”、“迷茫中的儒者”、“外冷内热的艺术家”，从不同侧面分析了杨德昌电影中的精髓。而蒋俊在《形象的理性，艺术的思辨——杨德昌电影研究》一文中着重突出杨德昌电影的理性及思辨性。杨德昌曾说过“我觉得知识分子本来就应该批判社会，就是要对社会有所见解”，确实他也是这样做的，他运用西方电影技法、以特有的冷静与客观，用电影影像与声音理性地展示出他对于现代都市文化的透视深度，让观众从人与人、人与物质的疏离与割裂中感悟影像之外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的发展方向。
　　另一种研究视角是将杨德昌电影拉到时间轴上，分析对比杨德昌电影在新电影运动前后的变化，以此来深刻剖析新电影运动和导演之间的相互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有朱莹莹的《长镜头下的现代性主题——论台湾新电影前后的杨德昌》、刘硕的《历史全景与个体特写——杨德昌与台湾电影的光阴故事》、杨群的《杨德昌：台湾新电影旗手已经倒下》等。朱莹莹在《长镜头下的现代性主题——论台湾新电影前后的杨德昌》一文中认为，杨德昌从新电影运动开始就一直坚持人文关怀和写实风格。在新电影运动结束后，他仍继续着自己对电影所表达出来的艺术思想的追求，坚决不向市场低头，而将电影提升为一种审视现实、反省现代文明、关注人的视觉艺术。其后期作品《独立分子》、《麻将》、《一一》等始终贯穿着这些理念，片中的写实不再是新电影运动初期散文化的写实，而是一种客观又冷峻的写实，折射出台湾社会快速进程中的林林总总。杨群在《杨德昌：台湾新电影旗手已经倒下》中则表现了对台湾新电影之后、杨德昌逝世之后台湾电影发展的悲观情绪。他认为杨德昌的逝世，标志着台湾新电影彻底走向没落，他为后继无人的台湾电影表示担忧。
　　2.对于侯孝贤导演的研究
　　关于侯孝贤导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其艺术风格的研究，并从中窥视台湾新电影整体的艺术风格特征，主要认为侯孝贤影片多立足于台湾本土，表现台湾乡土文化，多用长镜头、固定镜头、空白镜头等营造一种诗意情境，并在作品中注入悲天悯人的情怀，具有浓烈的怀旧思绪，其镜头语言、美学风格是台湾新电影中的典型。这方面具体有李蕾的《台湾电影导演侯孝贤的艺术风格》、孟洪峰的《侯孝贤风格论》、白娟娟的《东方情趣与乡土诗意的双重建构——论侯孝贤电影的人文化风格》、尹冬的《侯孝贤：景框世界中的东方情致》等。其中王巍的《试论侯孝贤及其台湾新电影的审美特征》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侯孝贤以其独特的风格，深厚的艺术造诣，引领着新电影运动，并认为侯孝贤电影风格表现为独特的散文结构、淡淡的诗化叙事风格、浓郁的“台湾乡土”气息、写意式的中国美学（留白、长镜头、景深镜头），这些都影响着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发展。孟洪峰则更主张从感性视角出发来感受侯孝贤，他在其《侯孝贤风格论》中说到“要用感觉的神经触摸侯孝贤的感觉，让理性融于感性之中”。将侯孝贤电影风格印象归纳为：闷、愣、浑；将其电影风格特征则归纳为：物化情绪、心理张力。看似沉闷的电影中实则蕴含着作者对现实反思的态度，对人生冷静的看法，这是一种深度、厚度。
　　另一方面是关于侯孝贤导演电影人生的研究。这些研究中多是以历史纵向的视角来记录阐述侯孝贤的电影人生，并突出他与台湾新电影的关系。冷波在《用光影记录生命和历史——台湾电影导演侯孝贤》一文中就记录描述了侯孝贤从出生到现在的电影心路历程，从爱情商业片到举起“新电影运动”的大旗到写实主义风格的确立再到如今依然坚持走自己的路。李相则在其《儒梦人生——侯孝贤电影的作者特质》一文中以作者论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侯孝贤个人经历、时代背景和艺术道路的审视，揭示了其影像系统中所呈现出来的作者电影特质和儒者的民族文化底蕴。
　　（四）对于台湾新电影价值、影响的研究
　　台湾新电影在台湾电影史上、中国电影史上都划下了浓重的一笔。新电影在美学、文化、思想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了不少电影理论者对之进行总结和反思，希冀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于台湾新电影价值和影响的研究也就是新电影究竟给人们带来了什么的问题。
　　对台湾新电影影响的研究主要表现为积极和消极两方面，但多数学者从艺术性角度出发对台湾新电影提出赞扬。如黄文杰在《当代视角下台湾新电影：立场、旨趣与美学》一文中提出，台湾新电影的价值贡献不能因为商业风潮的盛行而被抹灭，应该重申和强调新电影的价值贡献。他指出台湾新电影在提升电影格调、反思现实环境、创新电影语言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认为把台湾电影市场萎靡怪罪于新电影的观点欠妥。孙慰川在《台湾新电影运动评述》一文中也指出了新电影的功过，一方面他认为新电影为台湾文化的成长与反省尽了一份力量，使电影的艺术和历史文化意义得到凸显，同时也使台湾电影受到了国际重视，为台湾培养了一批杰出导演。黄钟军在《一代台湾人的心境塑造》一文中则补充到，新电影除了在台湾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外，还对后来的李安、蔡明亮等新一代导演产生深远影响，这使台湾电影在某种层面上得以延续。另外一种声音是学者对台湾新电影进行的反思，尽管声音微弱，但值得我们思考。如有学者认为台湾新电影在追求思想性和艺术性时，没有对电影的通俗性、娱乐性、商业性和观赏性予以充分的重视，导致广大观众最终对新电影失去兴趣，市场最终将其无情地淘汰出局。也有学者认为台湾新电影太过于自我，并没充分考虑到观众的需求与审美习惯，大段大段的长镜头以及去戏剧性的散文结构也使得观众觉得晦涩。电影毕竟是面对大众而非精英阶层，理应考虑大众的审美习性。
　　（五）对台湾新电影和其他新浪潮比较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电影史上辉煌的一页，除了台湾新电影运动外，中国第五代导演正在大陆崛起，香港新浪潮运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三地电影遥相呼应，成为国际影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虽然同是电影“新浪潮”运动，但由于政治、历史、地域等复杂原因，具体表现各有不同，很多学者将研究视角放到这几个新浪潮的比较中，得出了不菲的成绩。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1.台湾新电影和第五代导演的比较研究
　　陈犀禾在《第五代导演和台湾新电影之比较研究》一文中主要从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分析了两种新电影的不同之处，并分析了产生不同的原因。他指出“第五代”更多的具有“逆文革情结”，而台湾新电影则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贾音在其《两岸三地电影思潮浅析》一文中，也对大陆第五代导演和台湾新电影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其相同点和不同点。他认为二者产生的背景相似，二者的电影理念有共通之处；不同点在于两者革新程度上有所不同，主题深度不同，对待商业因素的看法也不同。杨曙在其博士论文《近二十年两岸三地华语片文化状态比较》一文中从时代背景、身份文化、人文视角、娱乐立场、审美类型、哲学理念等角度比较分析了台湾、大陆、香港的电影运动，并对各地电影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其中包含了大陆第五大导演和台湾新电影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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