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台湾两项“中央选举”合并的政治学思考
发布时间：2015-07-14 11:25
随着2012年台湾“大选”的临近，关于“总统”与“立法委员”是否合并选举的问题热炒起来，蓝绿阵营你来我往，互相指责在是否合并选举上算计政党选举利益。“总统”和“立委”任期同为4年，依台湾现行“法律”，下一届“立委”自2012年2月1日就任，而下一任“总统”自2012年5月20日就任，两者相差三个月二十天的时间。因为两者相差的时间并不长，所以从上届2007年就开始出现了关于两者是否合并选举的争论。台湾“中选会”2011年4月19日决定在不修改“法律”和制度的情况下从技术上办理合并选举。但合并选举争议所涉及的问题并没有随之解决。笔者试图从制度、选举文化和蓝绿选情的角度，分析合并选举的影响以及未来稳定台湾选举制度需要努力的方向。
一、合并选举争论的由来
2005年台湾“任务型国民大会”进行“中华民国宪法”“行宪”以来的第七次“修宪”，主要内容包括：“立委”席次由225席减为113席；
“立委”任期由3年改为4年；“立委”选举制度改为“单一选区两票制”；废除“国民大会”，改由“公民复决”“修宪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弹劾”改由“司法院大法官”审理。因此，从2008年2月1日开始第七届“立法委员”任期规定为4年。台湾“总统”就职日期被定于5月20日是从蒋介石就任“中华民国行宪第一届总统”日期算起，即1948年5月20日，因为任期是6年一任，至1996年5月20日正好是经历八届“总统”任期。而1992年台湾的第二次“修宪”规定台湾地区领导人由台湾地区全体选民选举产生，任期4年，从1996年5月20日第九届开始至2008年5月20日正好是第十二届就职日。
自从台湾政治转型以来，特别是自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七次“修宪”，台湾开放了所有层级的公职和民意代表选举。“修宪”的结果造成台湾年年有选举的现象，频繁的选举不仅造成选举成本的高涨，而且对于激化台湾社会的“国家认同”分歧、“统独”争议、“族群”对立，泛政治化社会的出现，政党、政治人物只关心选举而忽视行政执行效率等问题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台湾当局着手推动所谓的“七合一”选举，规划自2014年起，“直辖市长”、“直辖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与村里长等七种地方选举，将集中在同一年同一日选举，可大幅减少选举频率与社会成本。
虽然蓝绿双方都对于合并选举能够节约选举成本有一致的认识，在技术操作上、
“法律”执行上也并不存在不能合并选举的问题，但是“总统”“立委”是否合并选举关系重大，正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两党都会从是否有利于自身选举胜利角度考虑决定是否合并选举。例如在2007年民进党执政时期没有合并选举，而今天******执政则决定合并选举。从台湾现行的选务工作来说，是否合并选举是“中央选举委员会”的职责，“中选会”就“法律”规定是“行政院”的独立机关，不受“行政院”和执政党的意志干涉，但是一方面“中选会”委员包括“主委、副主委”产生是由“行政院长”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所以，“中选会”不可避免受到执政党、“总统”的意志的影响；另一方面，即便“中选会”不从政党意志而只从专业角度考虑，也是利弊难以取舍，合并选举可以减少选举次数和成本，但是也产生所谓的较长时间的“宪政看守期”问题和难以改进选举方式如推行不在籍投票制度的技术性问题。
二、合并选举存在的制度困境
制度的设计必须尽最大可能预测到未来出现的状况，减少制度修改的次数以维持稳定性。合并选举存在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即目前的“双首长制”使合并选举存在不确定性。1997年“修宪”之后，“行政院长”直接由“总统”任命，无需“立法院”的同意，因此，“行政院长”并无任期保障，由“总统”决定去留，执行“总统”意志。但“立法院”增加“倒阁权”，具有“内阁制”特征，“立法院”虽没有“行政院长”的同意权，但是“立法院”可以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一旦获得全体“立法委员”半数通过，“内阁”必须全体辞职，在此情况下，“总统”可以新任命“行政院长”，但是如果“总统”认为“立法院”不能配合政务的推动，可以选择解散“立法院”的手段来扭转政局。如果不信任案没有通过，则在1年内不得对同一“行政院长”再提不信任案。虽然“总统”拥有被动解散“立法院”的权力牵制住“立法院”，特别是朝小野大时在野党不敢随意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但是从制度上、法律上还是台湾政治的实际运作状况来看，“总统”解散“立法院”现象都是可能出现的。例如在2006年的“倒扁”运动中，蓝营发起的罢免陈水扁的程序在“立法院”未达到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但是如果蓝营运用“倒阁权”则就可能出现陈水扁解散“立法院”情况出现。
因此，除非把台湾的政治体制变更为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制，即“立法院”无权“倒阁”、“总统”无权解散“立法院”或者变更为“内阁制”，改变“总统”直选产生方式，否则合并选举无法解决上述的制度性问题。由于台湾地区领导人已经直选，“总统”也是掌握实权的角色，因此，成为“内阁制”机会不大，所以把台湾的政治体制变更为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制似乎是唯一的稳定制度解决办法。
但是把台湾的“五权宪法”体制变更为美国“三权分立”式的体制有很大的难度。孙中山先生所设计的“五权宪法”制度是******人必须扞卫的“宪政”制度的标志，是******政权的“法统”象征，多数******人仍然认为孙中山先生结合中国历史传统和西方三权分立制度创造出来的“五权分立”制是“中华民国”的象征，是他们孜孜以求追求国家民主富强的根本政治制度，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五权分Or‘’制度尚不可动摇。1992年******内出现的“总统”
“直接选举派”与“委任选举派”纷争不休，马英九执行******中常会党意，主张委任选举，反对“总统”直选，事实上反映******内部还是存在相当多人希望保留“国民大会”的设置，尤其是选举“总统”的功能。后来，台湾地区领导人民选后，“国民大会”才逐渐的淡出历史舞台，最终被废除走入历史。
退一步说，如果台湾仍然保留“考试院”与“监察院”的设置，仅仅变革“立法院”、“行政院”和“总统”之间的关系设置，也存在制度的困境。如果效仿美国式的行政与立法部门的权力分立制度，那么最明显的特征是“国会”没有“倒阁”权，“总统”没有解散“国会”权，两者分别由民众选出，任期固定。虽可保障选举时间的固定，但是造成的后果是“行政院长”的设置完全是多余，因为“行政院长”由“总统”直接任命，而“行政院”不需要向“立法院”负责，那么“总统”和“行政院长”两者权力高度重叠，严重造成“总统”有权无责，
“行政院长”有责无权现象出现，
一、合并选举争论的由来
2005年台湾“任务型国民大会”进行“中华民国宪法”“行宪”以来的第七次“修宪”，主要内容包括：“立委”席次由225席减为113席；
“立委”任期由3年改为4年；“立委”选举制度改为“单一选区两票制”；废除“国民大会”，改由“公民复决”“修宪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弹劾”改由“司法院大法官”审理。因此，从2008年2月1日开始第七届“立法委员”任期规定为4年。台湾“总统”就职日期被定于5月20日是从蒋介石就任“中华民国行宪第一届总统”日期算起，即1948年5月20日，因为任期是6年一任，至1996年5月20日正好是经历八届“总统”任期。而1992年台湾的第二次“修宪”规定台湾地区领导人由台湾地区全体选民选举产生，任期4年，从1996年5月20日第九届开始至2008年5月20日正好是第十二届就职日。
自从台湾政治转型以来，特别是自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七次“修宪”，台湾开放了所有层级的公职和民意代表选举。“修宪”的结果造成台湾年年有选举的现象，频繁的选举不仅造成选举成本的高涨，而且对于激化台湾社会的“国家认同”分歧、“统独”争议、“族群”对立，泛政治化社会的出现，政党、政治人物只关心选举而忽视行政执行效率等问题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台湾当局着手推动所谓的“七合一”选举，规划自2014年起，“直辖市长”、“直辖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与村里长等七种地方选举，将集中在同一年同一日选举，可大幅减少选举频率与社会成本。
虽然蓝绿双方都对于合并选举能够节约选举成本有一致的认识，在技术操作上、
“法律”执行上也并不存在不能合并选举的问题，但是“总统”“立委”是否合并选举关系重大，正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两党都会从是否有利于自身选举胜利角度考虑决定是否合并选举。例如在2007年民进党执政时期没有合并选举，而今天******执政则决定合并选举。从台湾现行的选务工作来说，是否合并选举是“中央选举委员会”的职责，“中选会”就“法律”规定是“行政院”的独立机关，不受“行政院”和执政党的意志干涉，但是一方面“中选会”委员包括“主委、副主委”产生是由“行政院长”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所以，“中选会”不可避免受到执政党、“总统”的意志的影响；另一方面，即便“中选会”不从政党意志而只从专业角度考虑，也是利弊难以取舍，合并选举可以减少选举次数和成本，但是也产生所谓的较长时间的“宪政看守期”问题和难以改进选举方式如推行不在籍投票制度的技术性问题。
二、合并选举存在的制度困境
制度的设计必须尽最大可能预测到未来出现的状况，减少制度修改的次数以维持稳定性。合并选举存在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即目前的“双首长制”使合并选举存在不确定性。1997年“修宪”之后，“行政院长”直接由“总统”任命，无需“立法院”的同意，因此，“行政院长”并无任期保障，由“总统”决定去留，执行“总统”意志。但“立法院”增加“倒阁权”，具有“内阁制”特征，“立法院”虽没有“行政院长”的同意权，但是“立法院”可以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一旦获得全体“立法委员”半数通过，“内阁”必须全体辞职，在此情况下，“总统”可以新任命“行政院长”，但是如果“总统”认为“立法院”不能配合政务的推动，可以选择解散“立法院”的手段来扭转政局。如果不信任案没有通过，则在1年内不得对同一“行政院长”再提不信任案。虽然“总统”拥有被动解散“立法院”的权力牵制住“立法院”，特别是朝小野大时在野党不敢随意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但是从制度上、法律上还是台湾政治的实际运作状况来看，“总统”解散“立法院”现象都是可能出现的。例如在2006年的“倒扁”运动中，蓝营发起的罢免陈水扁的程序在“立法院”未达到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但是如果蓝营运用“倒阁权”则就可能出现陈水扁解散“立法院”情况出现。
因此，除非把台湾的政治体制变更为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制，即“立法院”无权“倒阁”、“总统”无权解散“立法院”或者变更为“内阁制”，改变“总统”直选产生方式，否则合并选举无法解决上述的制度性问题。由于台湾地区领导人已经直选，“总统”也是掌握实权的角色，因此，成为“内阁制”机会不大，所以把台湾的政治体制变更为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制似乎是唯一的稳定制度解决办法。
但是把台湾的“五权宪法”体制变更为美国“三权分立”式的体制有很大的难度。孙中山先生所设计的“五权宪法”制度是******人必须扞卫的“宪政”制度的标志，是******政权的“法统”象征，多数******人仍然认为孙中山先生结合中国历史传统和西方三权分立制度创造出来的“五权分立”制是“中华民国”的象征，是他们孜孜以求追求国家民主富强的根本政治制度，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五权分Or‘’制度尚不可动摇。1992年******内出现的“总统”
“直接选举派”与“委任选举派”纷争不休，马英九执行******中常会党意，主张委任选举，反对“总统”直选，事实上反映******内部还是存在相当多人希望保留“国民大会”的设置，尤其是选举“总统”的功能。后来，台湾地区领导人民选后，“国民大会”才逐渐的淡出历史舞台，最终被废除走入历史。
退一步说，如果台湾仍然保留“考试院”与“监察院”的设置，仅仅变革“立法院”、“行政院”和“总统”之间的关系设置，也存在制度的困境。如果效仿美国式的行政与立法部门的权力分立制度，那么最明显的特征是“国会”没有“倒阁”权，“总统”没有解散“国会”权，两者分别由民众选出，任期固定。虽可保障选举时间的固定，但是造成的后果是“行政院长”的设置完全是多余，因为“行政院长”由“总统”直接任命，而“行政院”不需要向“立法院”负责，那么“总统”和“行政院长”两者权力高度重叠，严重造成“总统”有权无责，
“行政院长”有责无权现象出现，
“行政院长”完全成为“总统”的政策执行长，那么这是不负责任没有民主制衡可言的制度。如果出现朝野的尖锐对立，政治僵局在制度上不容易解决，更进一步加剧台湾社会的蓝绿对立。如果把“总统”和“行政院长”合二为一，“总统”直接领导“内阁”，不但******人无法接受，而且是否适合台湾的政治传统文化，是否能被台湾民众所接受都很难说。
三、合并选举的政治文化背景
制度没有完美可言，所谓的“双首长制”把“议会”和“总统”的选举二者合并存在着制度的缺陷，因为它兼具“总统制”和“内阁制”的双重特征。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台湾会出现合并选举的争议。一是台湾的民主还不成熟，地域狭小，选举的联动性较高，是否合并选举牵动着选情的变化。在台湾，“立委”选举是对民意代表的问政表现所作出的判断，而“总统”选举是对执政者的信心测验，两者事实上并不能混为一谈，尤其是两者都是由选民直选产生的时候。台湾选举存在的“捆绑拉抬效应”企图让在“立委”选举中不想投票的选民跟随“总统”选举的步伐同时为选情加温，但是在民主选举中选民“用脚投票”本来就是一种表达方式，不投票也是一部分民意的反映。随着民主的进步，寄希望于合并选举拉抬投票率的效应会越来越低，选民的自主性会逐渐提高。
二是台湾的选举文化，站台助选，所谓的“天王”效应在世界上像台湾这么明显也是很罕见的。美国的总统选举和州长、议员选举虽然同党候选人也存在拉抬效应，但是美国民众的思维基本上是自主独立的。美国中期选举的制度设计是对总统执政的期中考，存在“钟摆效应”、“骨牌效应”，但是美国选民多数是从行政、立法相互制衡和对总统执政的满意状况角度考虑的。台湾选举文化中所谓的站台辅选、骨牌效应、弃保效应、钟摆效应、“母鸡带小鸡”、“小鸡拱母鸡”、桩脚文化等，突显政治转型以后在中华传统人情社会出现的“选举怪相”。这些怪相部分混淆了民主选举的真正意义。合并选举可能会加剧这些怪相进一步滋长，尤其是在台湾这样狭小的空间里进行密集的选举。而台湾社会出现这些选举文化通常与地方派系、黑金政治、利益交换和贿选等负面形象相联系。随着民众素质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单一选区制度的影响下，两党制逐渐成型，蓝绿政策逐渐地模糊趋中，“选人不选党”的思维正在逐步扩大。台湾社会的合并选举争议正是源于上述的选举文化背景，所以合并选举也将会延缓进步选举文化的形塑。
四、合并选举的蓝绿选情分析
一般认为蓝绿选民的投票热情和动机有所不同。台湾“中研院院士”、政治学者胡佛曾说：台湾的选举，绿的在选“国家”，蓝的在选“政府”，因而陷入“民主宪政”的困境。今天台湾的绿营支持群众认为，“****”是道德的象征，不论民进党执政好坏，是否贪腐，其投票和支持的力度都波动不大。而蓝营选民则比较多地依据执政者的表现来判断支持与否，具有很大的理性调整空间，一旦执政者表现不佳经常会选择不投票或者投反对票来表达不满。这样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贪腐、执政无能的厌恶心理不论蓝绿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再者，台湾社会还是存在相当一部分中间选民，他们更容易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北部的蓝营“立委”期望用合并选举拉高投票率让更多支持群众出来投票；但是南部由于绿大于蓝的政治格局，“立委”担心合并选举拉高投票率激化政党对决，选民不是从地方服务的角度而是从政党色彩的角度判断支持对象，从而对选情不利。这些判断的理由是上次“立委”选举和“总统”选举的不同投票率以及蓝绿所得席次与得票情况的分析。2008年1月12日第七届“立委”选举，其投票率是58.50％，传统绿油油的南部22席，******一口气攻下11席过半席次，除了台南县市5席全军皆墨外，云嘉与高高屏5县市都拿下佳绩。而2008年3月22日“总统”选举投票率是76.33％，尽管马英九以58.45％的得票率赢得765万张选票大赢谢长廷221万张选票，但是在南台湾仅仅在原台南市和高雄市小赢对手，可见南台湾在高投票率政党对决的情况下，即使像马英九在2008年时的状况也难以取胜。2012年两者合并选举，
“立委”和“总统”的投票率预估将达到75％左右，南部蓝营“立委”则认为，多出来的百分之十几的选票大多数是绿营的，所以不利于南部选情。何况马英九在4年执政饱受批评情况下，合并选举拉高投票率对南部“立委”选情更是雪上加霜。蓝营北部的“立委”则认为，过去数次的“立委”补选蓝营选民投票热情不再，必须依靠合并选举拉抬选情，期望提高投票率取得选举的胜利。
笔者认为台湾的选举存在着“平行线效应”，不管投票率的高低，选情的冷热反映的是整个社会对朝野两党的总体判断，县市长选举和“五都”选举实质上是对执政者分阶段的期中考；而“立委”选举和“总统”选举是一体的，是对执政者的“总体检”，是对执政者是否继续领导的抉择，选情冷热只是反映对执政者的满意状况。也就是说，如果执政者表现得差强人意或者不好，民众表达不满可以选择不投票也可以选择投反对票，低投票率是因为不投票选民增加；在高投票率情况下，出来投票的选民也会投下反对票，两者选举的结果大体上是一致的。所谓“含泪投票”现象在近期的台湾选举还会上演，但是随着选民自主性的提高这样的效应是在逐渐递减的。
2008年******气势如虹，不论是“立委”选举的较低投票率还是“总统”选举的高投票率，都是蓝营取得胜利。“立委”选举时相对一些绿营选民没有出来支持民进党，而“总统”选举时选民人数虽然大增，但是投票支持******的仍占多数。而2012年在马英九执政绩效差强人意的情况下，合并选举虽增加了投票选民人数，但是投******反对票的人数也会上升，所以合并选举、投票率的提高对于最终的结果影响不大。如“五都”选举虽然投票率高达71.71％，但是蓝营的选票不但没有增加而且还反输民进党40万票。即使单纯的“总统”选举投票率也在75％以上，合并选举并不能为马英九带来更多的选票，反而可能会陷入到地方选举议题的纠葛和负面选举争议中，不利于选民单纯从整体施政水平和未来方向角度思考选择。对于原本在“立委”选举中没有投票而在“总统”选举中出来投票的选民也不是地方选举议题所能左右其选择的，所以合并选举对于“总统”选情影响比“立委”选举还小，甚至还有负面的影响。
政治人物能否赢得人民信任关键还是在于执政绩效和选民服务水平，整体的大气候和个人的小气候决定的，投票率的高低并不会对选举的胜负起决定性的影响。
五、小结
虽然目前只是从技术上划下了合并选举争议的停损点，但是2012年的合并选举仍具有重大的意义。台湾政治的进步离不开选务制度的中立，2012年合并选举的决定是建立在2008年分开选举的利弊检讨基础上，它将成为未来选举的惯例。随着“中选会”职能的独立化，尤其在没有出现“立法院”“倒阁”、“总统”解散“立法院”的情况下，2012年的合并选举意味着台湾选举制度惯例的建立。
至于合并选举背后仍然存在的制度困境和法律漏洞，只能在惯例中逐渐寻找答案，一时冲动的“修宪”也不是明智的选择。在现有合并选举的惯例形式下，台湾社会和朝野政党都需要以政治进步和民众的根本利益为依归，逐渐地在互动中充实合并选举的制度和“法律”依据，这样有利于台湾政治和选举文化的进步。
三、合并选举的政治文化背景
制度没有完美可言，所谓的“双首长制”把“议会”和“总统”的选举二者合并存在着制度的缺陷，因为它兼具“总统制”和“内阁制”的双重特征。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台湾会出现合并选举的争议。一是台湾的民主还不成熟，地域狭小，选举的联动性较高，是否合并选举牵动着选情的变化。在台湾，“立委”选举是对民意代表的问政表现所作出的判断，而“总统”选举是对执政者的信心测验，两者事实上并不能混为一谈，尤其是两者都是由选民直选产生的时候。台湾选举存在的“捆绑拉抬效应”企图让在“立委”选举中不想投票的选民跟随“总统”选举的步伐同时为选情加温，但是在民主选举中选民“用脚投票”本来就是一种表达方式，不投票也是一部分民意的反映。随着民主的进步，寄希望于合并选举拉抬投票率的效应会越来越低，选民的自主性会逐渐提高。
二是台湾的选举文化，站台助选，所谓的“天王”效应在世界上像台湾这么明显也是很罕见的。美国的总统选举和州长、议员选举虽然同党候选人也存在拉抬效应，但是美国民众的思维基本上是自主独立的。美国中期选举的制度设计是对总统执政的期中考，存在“钟摆效应”、“骨牌效应”，但是美国选民多数是从行政、立法相互制衡和对总统执政的满意状况角度考虑的。台湾选举文化中所谓的站台辅选、骨牌效应、弃保效应、钟摆效应、“母鸡带小鸡”、“小鸡拱母鸡”、桩脚文化等，突显政治转型以后在中华传统人情社会出现的“选举怪相”。这些怪相部分混淆了民主选举的真正意义。合并选举可能会加剧这些怪相进一步滋长，尤其是在台湾这样狭小的空间里进行密集的选举。而台湾社会出现这些选举文化通常与地方派系、黑金政治、利益交换和贿选等负面形象相联系。随着民众素质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单一选区制度的影响下，两党制逐渐成型，蓝绿政策逐渐地模糊趋中，“选人不选党”的思维正在逐步扩大。台湾社会的合并选举争议正是源于上述的选举文化背景，所以合并选举也将会延缓进步选举文化的形塑。
四、合并选举的蓝绿选情分析
一般认为蓝绿选民的投票热情和动机有所不同。台湾“中研院院士”、政治学者胡佛曾说：台湾的选举，绿的在选“国家”，蓝的在选“政府”，因而陷入“民主宪政”的困境。今天台湾的绿营支持群众认为，“****”是道德的象征，不论民进党执政好坏，是否贪腐，其投票和支持的力度都波动不大。而蓝营选民则比较多地依据执政者的表现来判断支持与否，具有很大的理性调整空间，一旦执政者表现不佳经常会选择不投票或者投反对票来表达不满。这样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贪腐、执政无能的厌恶心理不论蓝绿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再者，台湾社会还是存在相当一部分中间选民，他们更容易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北部的蓝营“立委”期望用合并选举拉高投票率让更多支持群众出来投票；但是南部由于绿大于蓝的政治格局，“立委”担心合并选举拉高投票率激化政党对决，选民不是从地方服务的角度而是从政党色彩的角度判断支持对象，从而对选情不利。这些判断的理由是上次“立委”选举和“总统”选举的不同投票率以及蓝绿所得席次与得票情况的分析。2008年1月12日第七届“立委”选举，其投票率是58.50％，传统绿油油的南部22席，******一口气攻下11席过半席次，除了台南县市5席全军皆墨外，云嘉与高高屏5县市都拿下佳绩。而2008年3月22日“总统”选举投票率是76.33％，尽管马英九以58.45％的得票率赢得765万张选票大赢谢长廷221万张选票，但是在南台湾仅仅在原台南市和高雄市小赢对手，可见南台湾在高投票率政党对决的情况下，即使像马英九在2008年时的状况也难以取胜。2012年两者合并选举，
“立委”和“总统”的投票率预估将达到75％左右，南部蓝营“立委”则认为，多出来的百分之十几的选票大多数是绿营的，所以不利于南部选情。何况马英九在4年执政饱受批评情况下，合并选举拉高投票率对南部“立委”选情更是雪上加霜。蓝营北部的“立委”则认为，过去数次的“立委”补选蓝营选民投票热情不再，必须依靠合并选举拉抬选情，期望提高投票率取得选举的胜利。
笔者认为台湾的选举存在着“平行线效应”，不管投票率的高低，选情的冷热反映的是整个社会对朝野两党的总体判断，县市长选举和“五都”选举实质上是对执政者分阶段的期中考；而“立委”选举和“总统”选举是一体的，是对执政者的“总体检”，是对执政者是否继续领导的抉择，选情冷热只是反映对执政者的满意状况。也就是说，如果执政者表现得差强人意或者不好，民众表达不满可以选择不投票也可以选择投反对票，低投票率是因为不投票选民增加；在高投票率情况下，出来投票的选民也会投下反对票，两者选举的结果大体上是一致的。所谓“含泪投票”现象在近期的台湾选举还会上演，但是随着选民自主性的提高这样的效应是在逐渐递减的。
2008年******气势如虹，不论是“立委”选举的较低投票率还是“总统”选举的高投票率，都是蓝营取得胜利。“立委”选举时相对一些绿营选民没有出来支持民进党，而“总统”选举时选民人数虽然大增，但是投票支持******的仍占多数。而2012年在马英九执政绩效差强人意的情况下，合并选举虽增加了投票选民人数，但是投******反对票的人数也会上升，所以合并选举、投票率的提高对于最终的结果影响不大。如“五都”选举虽然投票率高达71.71％，但是蓝营的选票不但没有增加而且还反输民进党40万票。即使单纯的“总统”选举投票率也在75％以上，合并选举并不能为马英九带来更多的选票，反而可能会陷入到地方选举议题的纠葛和负面选举争议中，不利于选民单纯从整体施政水平和未来方向角度思考选择。对于原本在“立委”选举中没有投票而在“总统”选举中出来投票的选民也不是地方选举议题所能左右其选择的，所以合并选举对于“总统”选情影响比“立委”选举还小，甚至还有负面的影响。
政治人物能否赢得人民信任关键还是在于执政绩效和选民服务水平，整体的大气候和个人的小气候决定的，投票率的高低并不会对选举的胜负起决定性的影响。
五、小结
虽然目前只是从技术上划下了合并选举争议的停损点，但是2012年的合并选举仍具有重大的意义。台湾政治的进步离不开选务制度的中立，2012年合并选举的决定是建立在2008年分开选举的利弊检讨基础上，它将成为未来选举的惯例。随着“中选会”职能的独立化，尤其在没有出现“立法院”“倒阁”、“总统”解散“立法院”的情况下，2012年的合并选举意味着台湾选举制度惯例的建立。
至于合并选举背后仍然存在的制度困境和法律漏洞，只能在惯例中逐渐寻找答案，一时冲动的“修宪”也不是明智的选择。在现有合并选举的惯例形式下，台湾社会和朝野政党都需要以政治进步和民众的根本利益为依归，逐渐地在互动中充实合并选举的制度和“法律”依据，这样有利于台湾政治和选举文化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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