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戴季陶与马克思主义

　　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1983
　　戴季陶是******着名的理论家,对******政府的理论建设建功卓着,深得孙中山和蒋介石器重。他撰写的《孙文主义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等小册子,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封建道统思想进行了巧妙融合,提出“仁爱是革命道德的基础”,革命“是从仁爱的道德律产生出来,并不是从阶级的道德律产生出来的”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上海民智书局,1925。41—42,鼓吹阶级调和论,取消阶级斗争。他以主张“共信”和“团结”为基调,反对国共合作,认为国共合作是共产党采取的寄生政策,使******内“有了两个中心,而大多数的党员迷惑在二心之间,无所适从”,这是“******内最大的危机”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中国文化服务社,1941。79。戴季陶的思想对蒋介石的影响很大,并被蒋介石奉为建党建国之指导。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戴季陶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其思想成为维护******一党专政的理论武器,有其必然性。
　　戴季陶的理论是鲜明强烈的****思想,但早期的戴季陶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热衷者,并且还曾经积极地参与过中国共产党的组建工作。为什么戴季陶从一个积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极力反对者?研究戴季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对我们深入认识和了解戴季陶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年轻时期的戴季陶是一个充满了革命气质的热血青年。早在1907年留日学习期间,他就经同盟会主创人员王用宾介绍,开始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积极投身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并被推选为日本大学中国留学生同学会会长。1909年,20岁的戴季陶回到中国后,先后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运动。和所有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他的思想在救国图强的道路上经历了多次转变,并随着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热潮,走到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中来。
　　早在辛亥革命前夕,戴季陶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一些探索。1910年11月,戴季陶就以“泣民”为名在《民生报》上发表《社会主义之大活动》,介绍法、德工人运动,12月又以“天仇”为笔名在《天铎报》上发表《社会主义论》,指出:“社会之祸,人民之苦,不在于学问之不发达,机械之不新奇,而实在社会阶级之不平也”唐文权、桑兵:《社会主义论》,《戴季陶文集1909—1920》,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70,文章提出虽然以美、法、英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发达,但却也是统治阶级野蛮淫奢,民众生灵涂炭,并提出“世界——人类之大社会也”,“故今日之社会,非举此人类败类之贵者、富者、野蛮、专横而一洗之,不足以图人类之幸福也”〔3〕171。1911年初,他又发表文章《社会党之风云》,明确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社会矛盾的态度,指出:“马克斯(思)之言曰:社会党之进步发展,与工商业成比例。盖商业愈发达,则垄断市场之风愈甚,工业愈进步,则劳动者之苦愈深”、“而欲禁社会主义之不侵入于我国,愚哉!”〔3〕193。
　　从戴季陶此时的文章中看出,在社会主义思潮渐入中国的过程中,戴季陶从众多思想流派中吸取思想营养,已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思想较为突出地加以研究和消化。但实事求是地讲,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戴季陶始终没有脱离开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一基本立场,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思想体系,对资本主义矛盾与弊病的批判深刻而精辟,戴季陶认为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走资本主义救国道路,就不能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从中寻找一种既可顺利发展资本主义,又可免除资本主义弊病的正确道路。同时,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又是带着批判与借鉴的态度进行的。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下的产物,宜于在资本发达的欧美提倡,而在资本主义刚刚萌芽、社会生产力还未得到充分发展的中国,不仅无益于社会生产的发展,还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因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借鉴是有条件的,是既同情赞赏又畏惧排斥的。因此,在戴季陶诸多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章中,普遍充盈着“要知吾国民今日不可不求生活之幸福,而尤不可不图社会之秩序,即不可不图人道之发”〔3〕171的改良思想。
　　尽管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一直抱着矛盾态度,但这种矛盾态度随着时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五四运动爆发后,尤其是上海产业工人自“六三罢工”以后,奋起投入爱国运动,成为主力军,使五四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当时,戴季陶看到工人阶级的兴起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日渐广泛传播,发现了蕴藏在工人阶级中惊人的组织能力和巨大力量。随着社会主义思潮涌入中国,戴季陶迅速转入宣传和介绍社会主义的队伍。他一面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着作,一面也介绍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还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思想观点。1919年,他与沈玄庐一起合办了《星期评论》杂志,并发表了许多支持五四运动、讨论文化和社会问题的文章,与北京新文化运动遥相呼应,被誉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在这一时期,戴季陶的思想也经历了矛盾重重的演变,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戴季陶几乎是几经取舍,几易其辙。
　　在五四运动后的一段时间里,戴季陶在政治上,仍主张要“使中华民国成一个真正‘德谟克拉西的国家’,使中国的社会成一个真正‘德谟克拉西的社会’,使中国的人,人人都有很安全很正当很自由的生活,人人都能够得到极巩固的生活保障”。(《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方法》)〔3〕896为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他反对妨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主义,要求从外国帝国主义的威胁中争得独立;另一方面,他又想防止布尔什维克的风潮在中国发生。因为在戴季陶看来,中国的民主革命尚未取得根本胜利,当前中国的主要任务不应是掀起波澜壮阔的工农革命,而应当着力于反对军阀割据、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的中华民国。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戴的观点是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才好加以研究宣传,而不能在一知半解系统不清的情况下传播。对于工农运动,他认为一方面“我们要养成劳工的斗争劳力,要使他们团结起来,成为有力的民众组织,同时要避免阶级斗争的恶果”《戴季陶讲演集》,新生书局,1928。44。他认为,思想过激与工农运动也是过渡时代的一种很自然的现象,虽然有害,但也用不着过多地忧虑。并且戴季陶还发表文章提出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方法,认为防止“过激党”“过激主义”的问题在中国并不那么严重,因为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并没有那么发达。从此时戴季陶的着作中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仍然还是处在对比借鉴的层面之上,尽管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宣传对社会思潮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他所坚持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没有丝毫的动摇。
　　然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事件让戴季陶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波动。1919年下半年,在巴黎和会上,美国否决了关于中国山东问题的正确提案,粉碎了戴季陶对这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尚存的美丽的幻想,而苏联政府发布关于抛弃前俄国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废除一切秘密条约、取消庚子赔款和归还中东铁路等内容的对华宣言已传入中国。美国国会的决议他深深地感受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极大的失望。同时,对苏联政府、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也有了新的变化。1920年2月,他在文章中批驳了一些人关于攻击苏联实行无政府主义以及苏联国内充满残杀、掳掠、奸淫的罪恶言论。指出:“俄国布尔塞维克的主张和无政府主义的主张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因为俄国的布尔塞维克是纯正的马克斯(思)主义。马克斯(思)的社会主义自来就是与无政府主义立于两不立的地位。”(为布里特《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所作按语和注释)〔3〕1136他还认为:“俄国劳农政府里面充实的社会民主的精神的确是真的……他们政府的领袖能够实实在在的和兵士工人受平等的物质分配,已经可以说在世界历史上要算是空前的。”〔3〕

1137在《学潮与革命》一文中他提出:“革命是急激的进化……现在中国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不是自然的无意识的Evolution,是人为的有意识的Revolution。因为中国人今天在世界上如果不图急激的进化,在世界文化生活当中将要失去了存在的地位。”(《学潮与革命》)〔3〕1141这说明,戴季陶曾一度放弃其改良主张,赞同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日益相结合,戴季陶的思想感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920年1月1日,他提出“有知识的心力劳动者应与智识缺乏的体力劳动者联合一致,组织无产阶级的大同盟,以最善的努力谋全劳动阶级地位的向上”(《民国九年的工作》)〔3〕1089—1090的建议。5月1日,他又提出,劳动运动的目的,“就是促进劳动阶级的团结,以团结的势力谋劳动者阶级的文化发展,造成劳动者自己劳动、自己管理、自己享用的协作共享社会”(《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3〕1215。他所提的这个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是相近的。至6、7月间,他提出了更为激进的主张。6月1日,他在《协作制度的效用》的文章中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指出:“资本家生产制在中国虽是没有完成,但是资本家生产制的弊病,在中国却是已经大到了不得,18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所受资本主义的害毒也决没有像中国今天这样大。”他还批评说“资本家生产制是最浪费的制度”,并提出:“资本生产制不能存在的理由,就这一点看,已能很明白了。”7月1日,他明确提出了反对资本主义的主张。在《资本主义下面的中日关系》一文中他指出,阻碍中日两国人民亲善的是造成近代种种罪恶的资本主义。凡是人与人之间一切真挚感情,都被这一个制度改变了,成为互相压迫互相残杀的横暴性。最后的结论是:“我们所反对的是军国主义,是帝国主义,是作军国主义帝国主义骨子的资本主义。要反对这个主义,才是合理的,才有路走。不然,走来走去只是一个走不通。”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戴季陶也十分热衷。他试图用唯物史观去探索伦理问题。他除了用当时流行的进化的观点去说明伦理道德变迁的必然性之外,也力图从经济的变更去说明伦理道德的变化。他说:“伦理关系的变化,原因是在由生产方法更革而生的经济组织变迁”〔3〕1046,随着世界与中国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中国传统社会中以男权为主的伦理观念也必然要被打破,从而产生相应的伦理道德观念。他还根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观点来分析湖州的社会生活。他认为,湖州正在脱离家族的协作共享社会,向着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路上走,旧的家族主义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渐衰亡。
　　戴季陶的这些思想变化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在五四运动以后越发深刻,并且在实际应用中也很注意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随着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入,他渐次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名主力,正如瞿秋白所说,“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国近代哲学史资料选编》(第四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45,成为中共建党的重要发起人之一。
　　至于戴季陶能否称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从其总体思想来看,戴季陶并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想它在苏俄毕竟取得了胜利,想将其也纳入我们三民主义的轨道最少可以取其长。黎洁华,虞苇:《戴季陶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255这说明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抱有戒备心理和审视态度的。
　　尽管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初衷与最终归宿并没有像李大钊、陈独秀他们那样最终走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队伍,但他却在努力融马克思主义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过程中,客观地起到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作用。
　　首先,戴季陶对于日文的精通使他有机会接触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着作,更加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戴季陶十几岁便东渡日本学习,由于其出色的日文水平,使得马克思主义着作从日本大量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他具备了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先决条件。事实情况也正如此,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还没有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之前,戴季陶就已经全面细致地介绍德法等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流派,而且在介绍过程中,他还通过比较各种流派的思想区别,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的现实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只不过,他的分析最终归结点与马克思主义的落脚点大相径庭。1910年至1911年,戴季陶发表了大量关于社会主义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最先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介绍给中国民众。据陈望道说,他所依据的《共产党宣言》日文本就是戴季陶提供的。〔6〕131
　　其次,戴季陶的努力宣传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影响。戴季陶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已经是很有名气了。他的理论不仅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推崇,包括孙中山、蒋介石、瞿秋白等各个党届人物对他的思想也极为赞许。他创办的《星期评论》,成为与《每周评论》和《新青年》并驾齐驱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戴季陶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虽未尝谋面,但却通过思想上的交流而成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当反动政府强行封闭《每周评论》,囚禁陈独秀时,戴季陶义愤填膺,在《星期评论》上一再撰文抗议反动政府的专横无道,并宣称:“每周湘江两个弟兄,他们虽是已经遭了横死,但是他们的光明,还是照住了全国”《每周评论》1919年9月14日。 ,“反抗心是会从空气里面交通的,是会从他自己的生活意义上认识的。压制有甚么用呢?”(《可怜的“他”》)〔3〕993

　　再次,戴季陶的实践活动对成立中国共产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苏俄革命成功后,戴季陶十分拥护苏俄政府,对苏联革命经验颇为赞赏。1920年,远东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又辗转上海会晤了当时的学届领袖陈独秀,经陈介绍,戴季陶也与维经斯基有了接触,通过接触,维经斯基的建党准备工作得到了戴季陶的大力支持,维经斯基经常在戴季陶家里召开座谈会,组织密谈。维经斯基与陈独秀、戴季陶等人见面后,产生了这样的设想:“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物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参包惠僧的《党的一大前后》,转引自黎洁华,虞苇《戴季陶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129戴季陶最初是表示同意的,还多次参加了座谈会,并在《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也发表了一系列明显倾向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文章。同时,戴季陶还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1930年2月,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讲到:“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卢(庐)……”参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等选编的《“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0。90
　　但是,作为孙中山最为欣赏的人物,戴季陶最终还是没有出席7月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这或许就是戴季陶思想的一个转折。一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热衷,一面又是对孙中山的忠诚,两难之间,戴季陶还是选择了追随孙中山,致力于******的建设工作,并最终在国共合作期间,抛出了反对国共合作的戴季陶主义。虽然于国民大义来说,戴季陶主义的出笼有悖于国民革命之大势,但从******的自身建设角度来说,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使他必然对共产党员加入******产生危机与疑虑,因此戴季陶主义的出台,或许与戴季陶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不无关系,面对他所选择的******路线,戴季陶主义的出现,或许更证明了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深入,对马克思主义欲罢不能的既爱且恨的矛盾心理。

　　戴季陶最终放弃马克思主义,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怀疑。不容否认,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包括戴季陶在内的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热衷无不与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俄对华的友好政策相关。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研究热潮也正是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之后才兴起的。被称为“过激党”和“过激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和经过列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戴季陶等对马克思主义原始理论有过深入研究的知识分子心中,与他们所认识的马克思主义到底有没有差别,是我们研究戴季陶放弃马克思主义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这也就涉及一些学者提出的中国从苏俄引进的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问题。
　　在《革命党与革命军》中,对于俄国共产党的认识,戴说:“总应该不会看漏了他和军国主义的关系罢。”而且,他认为:“布尔色维克的共产党,是奉马克斯主义的,而马克斯主义却不是布尔色维克的共产党。马克斯是标明共产主义的,而主张共产主义,怀抱共产主义的人,却绝不限于马克斯主义者”。〔10〕343而且,他还给出了两个公式,用以说明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克的区别:“(1)社会主义+德国式的军因主义+唯物的历史观+犹太性的世界主义=马克斯;(2)马克斯主义+现代的脱拿斯+蒙古式的军因主义+俄国式的****政治=布尔色维克。”〔10〕343同时,他还认为“一讲到共产主义,便以为是马克斯的独占,一讲到马克斯,便以为是布尔色维克的独占,这一种浅薄而错误的观念,只有限于中国共产党中毫无学识经验的人们和中国的****产主义者。”〔3〕343从中可以看出,尽管言辞有中伤意味,但戴季陶对苏俄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当时其他知识分子是明显不同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党所组织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在戴季陶的眼里是不是有助于国民进步和国家发展,是戴季陶对中共和马克思主义之态度的一个重要评价参考。在中共建党时期,中华民国虽然处在军阀割据的分散状态,但作为一个实体的国家,其存在是现实的,而且这种形式上的民主国家在戴季陶的心目中,已然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国家政体。理论主义的坚持与革命活动的目的,在戴季陶看来,显然并不是要****这个辛亥革命以来辛苦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权,而是要改造和完善它,不断加强其统治能力和提高其执政建设水平。因此,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戴季陶的****、******思想的出炉是合情合理,非常正常的。加强******的执政能力建设与限制和防止共产党——在戴季陶的思想中,此时共产党已与“过激党”无本质差别——是作为******高层决策人员的必然选择。
　　〔10〕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