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也谈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

　　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和“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等等重大事件，都集中发生在不平凡的2008年。中国人在这一系列事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顽强努力的拼搏精神及空前高涨的凝聚力，不单使自己重新体会到本民族精神力量的伟大，也同时对国家这种能调集全国力量救济灾难、共图大业的体制感到自豪。于是，相当多的人都认为，2008年是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再次被唤醒并引起全世界广泛注目的一年，我们应当倍加珍惜这一历史时刻，小心呵护已调动起来的民众情结，引导其为加快现代化国家建设目标助力。也有人发出疑问，对民众这种喷张式的情绪宣泄，是否理性，是否体现完整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表示质疑，尤以发生在这些重大事件中的一些个别事例为分析依据，对极端化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表示了担忧。
　　不能不说，以上两种看法，因为都有事实根据，所以都有一定道理；但问题的根似乎并不在这里。民族主义也好，爱国主义也好，无论历史还是现实，它们都是客观存在，是不可否认、也不能回避的事实。而且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都和民族和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选择有关，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们都是一定历史和时代背景下的叙述语境，脱离了历史和时代背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很难讨论得清楚。关键问题是，我们所说的可取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必须是能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具有的对自己进行深刻反思的能力，能够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正本清源、扬善去恶、除旧布新，走向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从而体现历史和人民的意愿，而不能被理解只囿于表层的、显在的民族和国家这个概念层面，否则就极易产生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爱国主义。
　　从这点上说，中国人在上述重大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高昂情绪，我们完全可以只将其作为一个自然的、正常的、合乎情理的情绪表现。不做具体分析，轻易将其整体抬升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高涨的角度去认识和谈论，是很大程度的盲目。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只要稍微深入一点思考，就不难发现，在情绪高昂、众志成城的背后，有一个很显着的特点，那就是这些事情已发展到了高潮，聚焦成了全民热点，成为了很热闹的局面。特别是由于媒体的作用，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氛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社会行为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情绪越来越高，这是中国民众思想、情感表达和情绪宣泄的一个带普遍性的规律。它同时说明了两点：第一，在中国个体不突出，个人行为从来不被强调。个体性和群体性，中国是群体性超于个体性。从个体宣泄和集体宣泄来说，中国比较突出的是后者。第二，群体性一旦形成大气候、大趋势，个体会基本退出；一种舆论到了十分强大的时候，其他声音会被完全淹没。不要说在抵制家乐福的民众情绪弥漫中，多少夹有不理智的行为和言论，在汶川地震救援中，那种对拥有财富的企业、企业家以至国家捐钱数量的多少进行道德、道义点名比较、批评的做法，难道也是恰当的吗？
　　如果认为，这就是中国民众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的体现，那么我们有必要这样问一下:当真正国难当头、民族危难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个体的部门、企业或个体的人，在广为分散的情况下，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对同胞的同情心，会不会同样来得如此强烈呢？也是在分散的情况下，在国家和民族的重大利益面前，我们每一个个体的人，其工作效率和纪律观念，是否同样会这样突出呢？只要我们不讳疾忌医，不像阿Q那样护短，答案就是十分清楚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帝国主义为什么能肆无忌惮地欺辱中国?日本这个蕞尔小国，从甲午战争到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什么一再不把中国放在眼里？统统都是因为太了解中国这个国家和民族，政府和民众比较散、比较软，趁它来不及反应、没有形成强大凝聚力以前，各个击破十分容易！以天人合一、冲淡平和、兼收并蓄为特征的华夏文明，其软肋在于缺少个性锋芒和批判精神，是人们形象化说的，中国人集合时是条“龙”，分散时是条“虫”。中国军队在单兵作战能力上，往往逊色于人。
　　在所谓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问题上，核心与本质在是否具有理性。只有具有理性，才会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和传统，这样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才是可取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核，是国家和公民个人的品质。
　　人们都说美国人最普遍具有爱国主义，其实并不了解，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并非只建立在美国强大的基点上，它更重要的是建立在理性和批判现实主义基础上，建立在美国人对其价值观的选取上，它反映的是美国民众对自己价值观和国家政治原则取向的认可。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在就职演说中有一句名言：“一个国家如果对上帝制定的秩序与权利的不朽法则置之不理，则绝无可能指望天国露出仁慈的微笑。”他在连任届满时的告别辞中，再次阐明这个类似观点，即“一个民族的永久幸福和它的品德联系在一起”。美国之所以实行的是联邦制而不是邦联，且联邦制坚如磐石，就是美国将这一制度放置于人民“公平和全面的实验”中进行验证，华盛顿告诫国人：“在实践尚未表明联邦制行不通时，试图在任何方面削弱联邦纽带的人，我们总是有理由怀疑他们的爱国心的。”当然，华盛顿没有预见到后来的美国政府，很大程度没有遵循他关于美国要与一切国家和睦相处、自由来往的方针，他们所谓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还包括了对别国进行武装干涉和政权颠覆。美国政府宣扬的所谓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也是有问题的。但是，美国社会什么时候都会有不同声音，美国人民的爱国，主要是以此为基。

　　由此可见，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联系最密切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民的价值观，而并不以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强盛与否为主要依据，否则我们不能解释许多现象。缺乏对价值观取向的认可，也不可能同时具有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深刻反省能力，这样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有时就是靠不住的，有时是狭隘和极端的。比如，同是以“丑陋的某国人”为题写的书，其实都体现了作者的爱国忧国意识，但在不同国家会遭致不同结果。要在过去，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是不可能出现在中国的，因为它绝对会定性为卖国主义而不是爱国主义。这本书今天能够在大陆出版发行，虽然不再会遭到谴责，但又有多少人会以此为警惕，对存在于中国人身上的种种毛病进行反思呢？以国人的特点，既然毛病大家都有，为什么只是我改而你不改？这种只能一哄而起、一哄而散，要么大家都动，要么都不动的特征，就这样也表现在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领域。鲁迅当年弃医从文，就是有感于握手术刀治疗中国人身上的疾病，不如拿起笔疗治中国人精神上的疾病。遗憾的是，缺乏独立性，只喜欢听好话、爱面子的中国人，老毛病难改，当一件事一哄而起的时候，失去理性的兴奋、宣泄、随大流和凑热闹等等心理参与其间，人云亦云、人喊我喊，就不是奇怪的事了。所以才会发生抵制家乐福、指评捐钱者的事。回顾当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因为对美国政府充当国际警察、对别国指手画脚行为的不满，国内有多少人一时忘记了人的生命价值无比宝贵，忘记了将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区分开来的道理，竟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幸灾乐祸心理，这种良心上的事实，难道是可以轻易否定的吗？它不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理性、缺乏正确观念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不就等同于利己主义、排他主义吗?同样需要反思的，还有民众对奥运会的评赞过度，对中国运动员夺取金牌看得过重，将运动会和爱国主义联系得过紧而表现出来的唯我第一、古今无双、扬己抑人的做法，这些一样是要不得的。实在说，即使不抱有成见，一般外国人也不会认为中国人的这种情感表现和情绪宣泄就是好事，更不认为那就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中国人爆发出来的强烈爱国心。
　　其实，在这些事件的发生过程中，中国人自己在情绪兴奋和精神高昂起来以后，或多或少也感觉到了某种失落：要是在平时，在我们身边周围，都像这次汶川地震后人们那样显示爱心多好；北京要是在奥运会结束以后，都能有这样安定的社会秩序、礼貌的服务态度、周详的市政安排，那该多好。或者我们再进一步自我发问：人民群众的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如果能渗透我们所有岗位、一切领域，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目标不能实现吗？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民，在一种重要灾难面前或重大事件关头，的确会产生感人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或者说，这种精神会感染民众，使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得到增强；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凝聚力的真正铸造，却并不能完成于一时一事之间。因此，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客观冷静地对待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中国民众涌现的热情，过高地估计这种热情，固然有盲目性，对这种热情作出简单的、非理性的判断，则无疑更加有害。这样的教训我们有过许许多多。五四运动的驱动力，毫无疑问是爱国，但知识分子在对传统儒家文化进行猛烈批判时，提出****孔家店的口号，却表现了民族文化上的虚无主义。而今中国到处在祭孔，难道不可以说，同样有爱国主义因素在起作用吗?至于十年内乱，亿万中国人深陷疯狂而不能自拔，我们更可以说，那是爱国热情最高涨的年代！
　　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各种思想、价值观念相互碰撞，民众一时缺乏信仰是事实，但那同样不是缺乏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原因，民众不是因此而要宣泄。他们之采取集体宣泄方式，正是因为个体被长期压抑，不得不将集体宣泄当做个体宣泄的代替品！综观漫长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我们认为，缺乏个性、独立性和批判精神，仍然是我们的重要缺陷。在这种背景下，对任何以民众情绪喷张为特征演化的集体一致性行为，我们都应该持冷静、理性的态度。因为集体性常常遮蔽一切，常常演变为巨大的盲目性。为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推波助澜，极易导致的结果，要么对外排斥，要么对己自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