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与话语结构

摘 要
　　
　　本论文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考察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入手，抽离出“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四组基本的话语组合方式，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把阐释归入“历史/历时/特殊/具体”，而排斥“自然/共时/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对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并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所在，而辩证法恰恰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叙述动力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马克思是如何在“辩证法”的运动中纳入“历史”的声音，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突破文本的叙述抵达历史的艰辛，这对于语言学转型以来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 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文革”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对社会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并把其作为介入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4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正如20世纪法国着名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一书的开篇就写道：“毫无疑问，我们都读过《资本论》，而且仍在继续阅读这部着作”7，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以哲学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读法”来重新阅读《资本论》，以便恢复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样一种“保卫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们今天阅读《资本论》的主要的哲学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结构主义的烙印。因为《资本论》首先或许最终是一个文本，尽管马克思从没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现在文本中，他更关注文本的实践意义，但是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已经很难获得这份突破文本而抵达历史的自信，或者说支撑马克思信念的哲学根基已经动摇了，尤其是20世纪初期在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以及最终波及到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似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阅读和阐释还依然有效。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资本论》应该属于马克思所深处的历史的“必然”产物（至少马克思这样认为，否则他就不会坚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学的和真理的），这并不是说《资本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不适用于当下的历史，而是一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试图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和话语结构，并通过考察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检验这一系列话语结构及其辩证运动是否能承载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叙述任务，这或许也是处理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以及偿还其留下的历史“债务”10的一种方式吧。　　自然·历史

　　
　　在阐述“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的问题时，马克思批驳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对于“个人”的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11，而马克思认为这“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12，“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13，换句话说，个人是历史的产物，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为“人”下的定义，即“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4。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放入历史/社会的范畴，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继承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思考动力和基本出发点的人类中心主义或人本主义的思想，这种立场成为马克思叙述的基本前提之一。
　　当然，人也有自然的一面，马克思并不否认这一点，“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15，但是，这里的“兽性”（自然），是一种建立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的自然观，与把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自然观（如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有着根本区别，前者虽然不否定人的自然属性，但是却蕴涵着把自然对象化/客体化和以人为认识中心的哲学思想。这种人类中心的观念，是马克思论述的基本前提之一，如在讨论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时候，确定商品有没有“用”，显然是以人为参照的，而进行商品交换的基本动力，也诉求于对方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即“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16，也就是说，在物品凝结人类必要劳动时间的不言自明的前提是建立在物品是否具有对人类来说有用的使用价值上，所以“人是一切社会活动和历史活动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社会，就没有历史”17，从而确立了历史主义的信念和方法，同时也为人征服自然确立了伦理上的合法性。
　　进一步说，这种人类中心的思想，是与近代科学主义的兴起以及世俗化的进程分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把人从上帝那里分离出来，确立人的自然性本身，即是一次重新发现人认识人的过程，这是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观念之一。在“上帝-自然”的论述语境中，人归属了自然，但是马克思却强调人是历史的产物，人是社会的动物，也就是说，成功逃离了上帝阴影的人，并没有堕落到地狱，而是又回归到一种被称作“历史或社会”的故事里，这样“自然-历史（社会）”就形成了一组相互结构的话语关系，马克思对其意义生产的逻辑是放弃自然/非历史化的解释（抽离了历史经验的假象），而把阐释的原因归还历史（时间运动的一种次序）和社会（空间的结构关系），也就是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在这里自然不再指一种客观化的对象即自然化的自然，而成为了一种区别于历史的解释学的动力源之一即自然而然，或者如美国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说“自然是无意识的，这是达尔文意义上的无意义，人类生命中也没有目的，只不过是些偶然事件罢了，而历史是有意义的”19。而马克思的工作就是论述“自然发生的东西是如何变成历史的东西”20，这也成为19世纪末兴起以来社会学家们的任务，即“社会学一直是一种非自然化的力量，社会学家的目标在于将人类行为解释为社会的和历史的现象，而不是自然的现象"21。
　　在马克思论述“生产与分配”的辩证关系时，作为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就成为生产的前提，那么“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它们在生产本身内部被不断地改变”22，也就是说，在生产的时间序列上，此时的“自然前提”，实际上是彼时的“历史结果”，“历史”也就把“自然”辩证地否定了。

　　
　　共时·历时
　　
　　“历时-共时”是结构主义的一组基本概念，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把这组概念引入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后来成为结构主义的基本话语方式。索绪尔区别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关系和心理关系。历史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23，也就是说共时强调“同时存在”的各“结构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而历时则是“一个代替一个”的时间过程，或者说，空间作为时间中的一个顷刻成为共时的，而时间作为空间的持续成为历时的，这样“历时-共时”实际上代表着“时间-空间”的思维方法，历史主义偏重于历时的考察，而结构主义的贡献则是把共时的结构关系作为思考的重点。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成为马克思叙述的基本张力所在。
　　不言自明，马克思更强调一种历时的方法和历史主义的态度，对于历史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于时间的一种看法或态度。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历史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向前发展的，是逐渐“进步”的。马克思这样的一种进步的时间观来自于黑格尔，而黑格尔又是从哪里获得这样一种以不可逆为运动动力的时间观呢？按照刘小枫在《历史的终结》24一文中的追溯，可以得知这样一种时间观来自于12世纪的修道院创始人尤阿西莫的着作《论三位一体的本质和形式》，他认为“圣父、圣子、圣灵”即上帝的三位一体，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上的结构关系，而是一个历史的关系，也就是说，三位一体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圣父是一个阶段，圣子是一个阶段，圣灵是一个阶段。这样历史就有了起点、发生、发展、终结等一系列“历时”的属性。
　　当然，黑格尔的历史观是辩证的、否定之否定的精神意志的运动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这无疑是唯心主义者的观点，他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变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5，从而为其历史主义的信念之外套上唯物的外衣，可以说，在价值论上，马克思和黑格尔有着截然对立的差别：一个是唯物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者，一个是唯心主义资产阶级代言人，当然，这种区别是马克思为了确定自己而与黑格尔划定的界线，参照系对于黑格尔来说是后设的，但是马克思在根本上确是与黑格尔共同分享着同样历史动力学，只是在价值指向上是颠倒着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26，从而马克思发挥了“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27，使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的辩证法在本质来说，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
　　确立了一种变化的、发展的、辩证运动的时间观就为马克思在历时的视野中得以叙述商品、货币、资本等概念提供了可能。但是，马克思在强调历时的语境中并没有放弃对于共时结构的考察，在阐述“生产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里就可以体会马克思是如何在历时运动中辩证地把握共时结构的。
　　马克思接受了法国重农学派魁奈对于经济体内部的资源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分析，把经济交换过程看成一个持续的、循环的过程，从而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和消费就成为同一个结构体系内部的不同要素，但是在这一共时关系之中，各元素之间又被依次分布在一个时间的顺序当中，即由生产到交换到分配再到消费，然后再进入下一次循环，而马克思的洞察之处不仅论述了结构内部的历时关系，而且阐述了结构内部的共时关系，即生产与消费、生产与分配、生产与交换的辩证关系，进而马克思认为“它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28，从而把生产作为此结构进行运动的根本动力，进而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等概念也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的分析工具。

　　不过，需要指出的，虽然马克思在具体研究中没有放弃对共时结构的关注，但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际上是把历史放置在一种时间关系的讨论中，这样，区域空间上的差异在叙事上也就转化为一种时间序列，这突出体现在马克思对社会形态演变的看法上。他按照生产方式的不同，把历史/社会划分为原始的、亚细亚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等四种经济结构的演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样划分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东方、希腊、罗马、欧洲的阶段性叙述与亚当·斯密从经济史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的继承和综合29，显然，马克思在接受黑格尔的历史观的遗产的过程中，也接受了这种把空间差异转化为时间距离的叙述模式，或者说马克思把空间抽象为具体的时间排列，这也许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造成的，同时，也与马克思把“共时”辩证地纳入“历时”的叙述方法息息相关。
　　
　　一般·特殊
　　
　　作为一种进步的发展的时间观，实际上预示着一种具有先后次序的排列方式，进而这就涉及到认识论的问题，也就是说，既然历史的发展具有进步即辩证向上的运动逻辑，那么如何理解低级与更高一级的关系，或者说处在当下的语境如何理解之前的低级与之后的高级呢？马克思使用了一个比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30，这里，马克思为什么不说“猴体解剖对于人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呢？他强调了认识高等动物对于低等动物的意义，而为什么不说认识低等动物对高等动物的意义呢？这种认识论上的轻重差异，就构成了马克思叙述上的一个假定，那就是他认为认识高等动物比认识低等动物更具有意义。
　　这种认识论，在其论述中有两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一是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具有共同性，否则就不能借助一个去认识另一个；另一个则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否则一个就不会比另一个更高级。这些看似简单的常识，却涉及到马克思叙述上的又一个重要的话语结构即“一般-特殊”的关系，阐释它们的关系不仅成为马克思为什么要把首要的研究工作放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31的考察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其叙述上的紧张关系。
　　在论述“生产”问题时，马克思提出了是研究“生产一般”还是研究“生产特殊”的问题。“一般”是一种抽象，具有普遍性，是各个时代都会拥有的共同点，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32，也就是说“一般”在历时中是重复运动的，并不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否则历史就只能原地打转了，而构成历史发展动力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33，所以，马克思认为对“一般”考察，并不能得出支配历史前进的动力，而那些推动时代发展的“差别”或“特殊”却是研究的重点，也就是说他要突显事物在历史中的运动变化，而不是共时性的结构（当然正如上面提到的，马克思在事物内部结构时更重视其空间关系），所以说，马克思强调了以不同生产方式为标志的不同历史阶段的阶段性、差异性和断裂性，而不太重视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及其连续性。
　　进而，就可以得出马克思之所以倾向于人体（高等动物）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找出动物的一般属性，而是为了探求人体之所以为人体（高等动物之所以为高等动物）的特殊性来，而“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34，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所以，马克思要从生产方式最高级的资产阶级社会入手研究，但是马克思又说“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成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35。

　　可见，马克思固然没有否定存在着超越一切历史关系的经济规律，但这种“一般”并不能掩盖“特殊”，或者说马克思的工作就是要把“一般”纳入“特殊”，因为“特殊”恰恰是“历史”的产物，强调“特殊”无非是为了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历史特征36。只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工作依然要从探讨“一般”/“共时”的规律出发，而这种规律的探讨，马克思受了科学主义的影响，如他把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规律类比为物理学上的实验。他认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定、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37。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来自于19世纪科学主义的影响，也给马克思带来了叙述上的矛盾。一方面这种“抽象”的个案研究，建立在马克思的进步史观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坚信“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8，而这样一种把空间的地域差异转化为顺序的进步的时间分布的逻辑，是一种19世纪的普遍主义的人类历史观念，带有很强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20世纪以来，这种“时间距离转化为空间差异”的历史观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批判，比如结构主义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采用共时的空间结构来替换历时的时间的“陈旧的进化论”39；另一方面，这种诉求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的研究，如何在其研究内部运用“特殊”，也就是说这种历史个案式的研究能否超越用形而上学的规律替代具体历史过程及其动力的研究方式。进一步说，马克思所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典型地点英国”这一“共时”结构的探讨纳入到种种非英国的世界史的“历时”当中，以及如何在诉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研究里关照英国自身的“特殊”历史，也就是说，在“共时-历时”、“一般-特殊”的话语结构中，它们是如何运动的，马克思的答案是“辩证法”，他在“抽象-具体”这一基本的话语结构中详细描述了辩证法的运动过程。
　　
　　抽象·具体
　　
　　与“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在结构上相类似，“抽象-具体”是马克思论述这些话语内部的运动时所借重的概念。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马克思的阐释方法是放弃“自然/共时/一般”，而诉求于“历史/历时/特殊”，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放弃对“一般”的研究，否则就不会探究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把英国作为研究对象的目的也是为了找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那么如何协调“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的关系呢？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从而为这些话语结构提供了动力和具体形式。
　　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文中，马克思描述了“抽象”和“具体”的辩证关系，他以研究人口为例描述了“抽象-具体”这一话语结构的运动方式，即“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40，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辩证法”的精彩运动过程，用图式可以表现为：
　　
　　具体 蒸发 抽象 再现 具体
　　（“混沌的表象”） （“最简单的规定”） （“丰富的总体”）
　　
　　马克思把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称为“蒸发”，这是17世纪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他们仅仅从“生动的整体”里找出了“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而没有进一步把这种“抽象”辩证地运动到“具体”，而马克思所谓的科学的正确的方法是不能少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使马克思把辩证法从黑格尔的精神意志里拯救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真理的道路上，“他批评了那种以经济范畴观察社会关系的形式主义方法（或唯心主义方法），但他所做的是力图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改造这些范畴及其内含，重构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41。

　　进而，这也使马克思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视野（具体）与形而上学（抽象）的叙述形式之间的紧张关系，那就是说辩证法作为方法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运动，其本身的产生过程既是辩证的也是历史的，即黑格尔完成了“具体到抽象”，而马克思则实现了“抽象到具体的再现”，或者说马克思把形而上学的叙述形式转化为一种“具体的再现”，这种“具体的再现”就成为马克思落实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叙述上的方案，这种叙述上的方案能否真正抵达历史，也就是说，“辩证法”本质上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运动过程如何与“历史”这一唯物主义的诉求纠结起来，或者说马克思是在“辩证之中”寻找“历史”的依据，还是在“辩证之外”纳入“历史”的声音？这似乎是关乎政治经济学命脉的问题，下面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看看马克思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辩证·历史
　　
　　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使其去神秘化，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放弃辩证的运动模式，反而成为上面所讨论的话语结构的叙述动力，并且在《资本论》开篇第一章讨论《商品》的问题时，就把“具体-抽象”的辩证法付诸了实施。在叙述的进程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一被马克思称为“幽灵般的对象性”42成为对“具体”的一种“抽象”，并担负着“抽象”向“具体的再现”转化或者说进行唯物主义落实的重要任务，而且马克思把这种“抽象人类劳动”通过劳动力来让渡给或者说物化到商品的价值中，使其完成价值增殖的过程，使剩余价值得以产生。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假定的这种“凝结人类劳动力的抽象劳动”也就成为其叙述上实现“辩证”到“历史”的唯物主义转化的“瓶颈”。马克思是否完成了这项任务，将决定着“抽象-具体”等一系列话语结构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在马克思看来唯一科学和真理的叙述企图。
　　为什么马克思将商品理论作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有学者在文章中指出这是考虑到“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而不是其他社会关系的特性”43，我觉得除此之外，不得不考虑马克思自己的说法，《资本论》一开篇，他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44实际上，马克思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庞大的商品堆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的表象，这种表象也就是“混沌的表象”（具体）；二是这种社会财富可以还原为（或者说“越来越稀薄的抽象”为）单个的商品，对于后一个理由，即“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是一种科学主义的叙述模式，在微观物理学上，探究物质构成的方法就是逐步分离的过程，马克思显然相信这样一种把复杂的事物还原（实际上也是一种抽象的方式）为同质的元素，进而考察单个元素（“最简单的规定”）也就可以达到认识整体即“丰富的总体”的方法，这是多么惬意地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辩证法呀。
　　马克思的论述从商品的物质属性即使用价值开始，正如前面所说，这种论述建立在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上，当然，在叙事上，马克思引入商品的使用价值，也就使商品这一“抽象的能指”找到了一个所指45，或者说一个更“具体的能指”。运动总算开始了，紧接着，马克思就进入了问题的关键，即商品的使用价值为什么能够“实现”交换，这里，马克思没有把商品为什么能够交换放在心上，因为这依然是以人为本的思路，交换方实行交换的唯一目的或企图就是为了获得对方商品的使用价值，这显然不是马克思所关心的（这也为后人攻击马克思留下了悬念46），他需要在“交换行为”内部为维持这种广泛的交换关系寻找到一个“一般”的理由、动力或者可能。

　　“一般”在基本的话语结构中意味着“共时”/“抽象”，也就是说马克思必须放弃具体、偶然、历史等可变因素中的交换活动，而把交换抽象为普遍的、同构的过程，把唯一的“特殊”性保留给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因为这是交换得以进行的根本动力和唯一理由，那么，就剩下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了，即使用价值凭什么能够交换，也就是说，这些因为使用价值不同而具有本“质”区别的商品依靠什么可以放置在同一个天平上，进而，马克思的任务就变成如何由“特殊/差异”蒸发为“一般”的了，也就是要完成“具体”到“抽象”的运动。
　　这时，马克思终于露出了他要实现这一推论的秘密武器了，这次，他借重的是数学这一为科学大厦奠基的方法。转折点体现在“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47，秘密就在这个“等式”上。“等式”不仅意味着“特殊的/个别的/偶然的”相等，而且更重要地是数学上的“等式”具有无限运动下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等号”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归整到它的旗下，这样“等式”就具有了“一般”，显然这里的“一般”依赖于本身已经被抽象过的数量，这样所有的商品都可以放在等式的两边了，也就意味着交换双方的商品在某种形式的“量”上具有同质性，可以说，马克思把“特殊的质”的问题转化为了“同质的量”的问题，商品在使用价值上既具有了“特殊的质”，又具有了“一般的质”，这个“一般的质”被马克思命名为商品的“价值”，就这样“特殊”与“一般”被辩证地统一在了商品身上。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辩证法已经具体表现为“二重性”48，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辩证法这一结构内部也赋予了否定之否定的历时运动和二重性的共时分布，如果说前者是螺旋上升，后者则是对立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上面提到的“历时-共时”、“特殊-一般”、“具体-抽象”等话语结构也被辩证地运用到辩证法自身了，进而，辩证法在马克思的手中既具有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的开放性，又具有自我缠绕、自我论证的自省特质，当然这种一旦把开放性和自省特质分别讲述的企图呈现出来的时候，另一种辩证统一的力量也就被辩证法“自行”启动了。简单地说，辩证法在叙述上的基本叙述方式表现为“既（是）……又（不是）……”，如马克思在阐述剩余价值诞生的过程中，这种辩证法或者叙述方式成为最终在叙事上完成“资本生资本”的秘密起着关键性地作用，即“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49。
　　当马克思由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的商品”论述为具有“一般的价值的商品”时，已经完成了由“具体”蒸发到“抽象”的任务，也就是说辩证法完成一半了，下面的工作，就是如何由“抽象”再重新降落到“具体”。“同质的量”的价值成为马克思辩证法的出发点，显然，这里的“同质的量”还停留在抽象的数学的基础上，或者说，此时“价值”还是一个“空洞的能指”，这时，马克思需要为这个漂浮的“能指”找到一个“降落伞”，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正如他以人类中心的有用性来约束商品的使用价值一样，他把商品是否投注了人类“劳动”作为其价值的所指，从而“劳动”这个词汇被马克思勾陈出来，甚至成为人之为人的本质，“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50，这种付出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类的劳动。接下来，我们不得不追问，马克思为什么会选择“劳动”来充当叙述的重任。
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51，也就是说“劳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态度，或者说人对自然的一种作用力或意志力，这显然来自于黑格尔所描述的“孩子向水面投掷石头而掀起涟漪”的故事，正如上面谈到的，人来自于自然，但“人/主体”与“自然/客体”的关系却体现为一种征服与驯服的决断力，即人投射到自然身上的“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52，这与是否能有用于人类而作为衡量商品使用价值的逻辑一样，人通过“劳动”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自身。不过，马克思没有满足于这种在“人-自然”的框架里阐述劳动，因为这只能说明劳动的存在，而无法回答为什么劳动对于商品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马克思说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几乎发现了劳动价值理论，但因为一个很简单也是最终的原因，他不能创立这样一种理论，因为当时劳动并没有商品化”53，也就是说，“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54，可见，马克思在使用“自然-历史”的话语结构来为劳动寻找阐释力的时候依然选择了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

　　当马克思把“劳动”放置在历史/历时的过程之中的时候，作为叙述动力的辩证法也随着开始启动，进而，可以看到，所谓的劳动的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依然是劳动由具体的/个体的，上升为抽象的/一般的，当然，“劳动”的历史演化也由原始的/简单的发展为高级的/复杂的。具体地说，马克思把劳动的认识大致分为这样一个历时的辩证顺序：“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到“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果了”再到“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程去的、对象化的劳动”55，最后马克思把劳动抽象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56，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所谓历史观，不仅是一种进步的时间态度，而是一种辩证的时间观57，“《资本论》的叙述方式就体现了这一辩证的时间观念，它通过改造和综合斯密和黑格尔的逻辑，创造性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过程”58。
　　由抽象的数量，变为抽象的人类劳动，在某种意义上，这依然是能指自身的运动，或者说马克思为商品搭建的天梯还没有完成，但已经离地面不远了，或者说在马克思找到“等式”的时候，天梯的蓝图已经绘成了，很快，马克思把“抽象的人类劳动”量化为“劳动的量”，而“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算，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59，这样，“抽象的人类劳动”就被换算为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抽象的数量终于羽化为了具体的时间尺度，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如果辩证法就此停止，具体的时间又将会变成特殊的/个体的/偶然的，这与商品拥有“特殊的/具体的使用价值”没有什么两样，这样辩证法就变成了循环论，这显然不是马克思愿意看到，因此，这种通过时间单位度量的劳动时间应该是抽象的/一般的，否则就要走老路了。
　　辩证法继续前进，马克思引入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经过了长途跋涉，马克思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抽象的人类劳动的所指固定在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因为它在共时的结构中具有稳定性，也就是说它对于一定的生产条件来说，是抽象的/一般的/不变的，但它又是一种时间概念，又是具体的/特殊的/差异性（随着生产条件的变化，在量上也有变化），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既是抽象的（无法核算出具体的物理时间），又是具体的（可以用多少来度量），这是多么精彩的辩证法呀。
　　可是，叙述的危机也在辩证法结束之时随之到来。由“商品的具体的使用价值”到“商品的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价值”再到“决定商品的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过程中，辩证法就像写好的电脑程序一样自行运算，而“历史参照物”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实际上，商品在辩证法的旅行中充当了一个能指的角色，辩证法的动力或者说运动方式，则转化“能指寻找所指然后所指又充当能指再寻找下一个所指”的一种类似于拉康描述的能指在能指链上滑动的过程，比如作为能指的商品找到的所指是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又作为能指找到的所指是价值，直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出现，辩证法停止了，能指也停止了。这种能指自身的运动，在运动开始就把其参照物留在了叙述之外，也就是说，辩证法一旦进入叙述就会转化为能指趋向于所指的运动，而把历史参照物抛在一边。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无法进入“辩证法”，也就是说，历史处在辩证法之外。

　　不过，叙述的动力依然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诉求。因为辩证法的运动，被展现为了能指不断滑向所指的运动，也就是说，驱使能指向所指运动的动因是为了暂时获得一个“意义”，以想象地完满能指的匮乏，这种追逐“意义”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落实唯物主义的叙述方案，在“能指/所指”的结构中，马克思实现了唯物主义的方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在了一起。
　　但是，这显然不是马克思的原意，他在叙述上要实现是的符号与历史参照物的唯物主义诉求，而实际上，从分析“商品”的辩证运动中可以看出，他只能在“能指/所指”之间实现唯物主义，而没有让能指溢出符号抵达历史参照物。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有着清晰地认识，他认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60，也就是说，马克思对由“辩证法”而寻找到的“先验的结构”早有心理准备，因为他认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61，这种“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的信念，成为马克思在叙述上完成“先验的结构”与“改变世界”的融合的动力，这种努力体现在马克思试图为这个经过辩证运动获得的“先验的结构”寻找一种“历史/历时/特殊/具体”的依据，就让我们从马克思论述剩余价值理论中来体会这种努力吧。
　　剩余价值的理论，是关于“资本”的理论，即“资本（G）如何变成资本（G‘）”的理论。马克思首先发现，“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62，而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劳动的二重性”这一被马克思称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63上，即“劳动既可以表现为不同质的具体劳动又可以成为不同量的抽象劳动”，这样劳动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即劳动可以成为商品，但同时，劳动又是商品的价值源泉，这种“独特商品”就造成了作为商品的价值与自身投注到商品的价值源泉之间的落差，这种落差就是剩余价值的不二法门，即“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64。关于“劳动”的辩证法，在《商品》一章中马克思就已经论述过了，所以在论述“剩余价值理论”时，马克思引入了历史的声音，也就是把“剩余价值”落实到历史当中，这就是马克思对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论述，即“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65，从而为剩余价值得以产生在叙述上提供了历史的制度上的阐释。另外，马克思在对于“最初的资本从哪来的问题”即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阐述上，更显示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魅力，而这恰恰是辩证法无力完成的任务。
　　
　　结 语
　　
　　马克思与他之前的哲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6，这样一种强烈地把哲学活动指向实践的态度，导致了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从而在叙述上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辩证”与“历史”，即如何把“历史”转为一种“辩证”，如何把“辩证”纳入一种“历史”，这种叙事的张力可以从“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这四组基本的话语结构中体现出来。
　　我在上文中把商品在“辩证法”中的运动的过程，转换成了商品作为一个能指不断寻找所指的滑动，也就是说，语言学以来，“辩证·历史”的问题，被转化为“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的问题，显然，在辩证法内部永远也无法抵达历史参照物，可以说，历史在辩证法之外，即在辩证法开始运动之外或停止运动之后，历史才登场，这也许正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吧。

　　49《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2页
　　5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页
　　51《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8页
　　52《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9页
　　53 [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着：《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105页
　　54《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0页
　　55《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0页
　　56《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9页
　　57 汪晖着：《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汪晖把辩证的时间观替换历史的叙述或事件的叙述，看成是马克思叙述上的漏洞或者说困境，这本身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洞见的看法，但是我觉得在马克思的叙述中，“历史过程的叙述”本身就包含又“结构的叙述”，也就是在“历时-共时”的话语结构中，马克思强调了历时的唯物史观，但并没有排斥共时结构，而是借助辩证法把“历时-共时"又辩证地统一在了一起，也就是说辩证的时间观与历时的叙述并不构成对立的关系，正如我在文中指出的，马克思往往把辩证法运用于辩证法自身，进而使辩证法在叙述上既具有开放性又具有自省特质，而对于辩证法的颠覆又往往落入辩证法的圈套。该文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31页
　　58 汪晖着：《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31页
　　59《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9页
　　60《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4页
　　61《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4页
　　62《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2页
　　63《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51页
　　64《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96页
　　65《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3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
　　
　　
　　
　　
　　参考书目
　　
　　1、《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选自《<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2、《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选自《<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3、《资本论》（第一卷），选自《<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4、《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法]雅克·德里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
　　5、《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美]J.K.吉布森-格雷汉姆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
　　6、《读<资本论>》，[法]路易·阿尔都塞 艾蒂安·巴厘巴尔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7、《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
　　8、《发展的幻想》，许宝强 汪晖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9、《反市场的资本主义》，许宝强 渠敬东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10、《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我国公有资本的本质》，杨志着，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