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国父全集》，〈演讲〉，页２４。
同上书，〈演讲〉，页２４─２５，５７─５８。
同上书，〈演讲〉，页３２。
《中国******与中国铁路》上册，页９。
同上书，页３１─３２。
同上书，页１２。
关於殖民的生活安排，孙中山在民初并没有加以论及。直至《实业计划》、〈第一计划〉完成後，对蒙古、新疆的殖民，才有详细的解决。
民族主义之经济基础──以清末民初之西北为例
发布时间：2015-07-22 11:29
一、 民族危机下之铁路建设与西北经济和国防
1. 孙中山的铁路建设计划与开发西北 孙中山先生对交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识甚早。在１８９４年〈上李鸿章书〉中，孙氏力促请政府除了要重视“船坚炮利、垒固兵强”外，更必须使“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孙氏详细分析前三者後，在“货能尽其流”部分中，指出舟车为近世商务发展之凭藉，并认为铁路较轮船更重要。他说： “所谓货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 道之载运也。……故西人於水则轮船无所不通，五洋四海，恍 若户庭。……於陆则铁道纵横，四通八达。凡轮船所不至，有 轮车以济之，其利较轮船为尤溥。……数十年来，泰西各国， 虽山僻之区，亦行铁轨，故其货物能转输利便，运接灵速，遇 一方之困，而四境济之。虽有荒旱之灾，而无饥馑之患。…… 无铁路之国，动辄掣肘，比之瘫痪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视铁 路为命脉矣，岂特便商贾之载运而已哉？”[1]根据此段文字，可确实知道孙氏在此时已高度重视铁路的功能与优点，并将它视为经济发展的利器。此外，他亦批评清政府修筑铁道“先通於关外，而不急於繁富之区”的错误。他主张先在“繁富之区如粤、港、苏、沪、津、通等处”筑路，“路一成而效立见，可以利转输，可以利富户，”便能力谋推广，“商股必多，而国家亦易为力。”此种招商兴路的构想，在当时或较为实用。数年後，他在〈支那现势地图跋〉中， 亦在地图中亦将铁路资料收入。孙氏在民元忆述此事，提及“仆曾首绘学生应用之中国地图，精神所注视者，为内部之干路，幸而亦有助於变易时人耳目之小效，於是京汉、津浦、粤汉、川汉等之干路问题，人人视为重要矣。”由此可知，孙氏在铁路建设问题上，极为留心。他日後提出庞大的铁路计划，实在是多年研究之成果，故其内容规模宏大，超脱群伦，足为路界之先导。 其後，孙中山先生忙於革命活动，对铁路建设缺乏专论。但是，他每到各处，均广收图籍，以为日後之用，并且自言“留心比较世界之铁道，实偏有所嗜。”所以，在１９１１年底回到香港後，他便立即提出“必须各省府州县，皆筑有铁路，以便利交通，使土地出产可以输出，”并强调中国缺乏资金，必须借外债。他认为： “满清借贷之弊窦，第一则丧失之主权，第二浪用无度，第三必 须抵押。若新政府借外债，则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 息甚轻。……且借贷筑路之便宜，乃在借债可以分段而筑，易 於告成，计六年之内，自可本利清偿，路为我有矣。若以我之 资本，则十数年後可筑成，吃亏必大。至还债之法，则道路一 经开通，物产既畅流，田土必涨价，将来由新政府征取（引者 按：即平均地权之实行），民必不以为病，而债可立还矣。”简单对比一下孙氏上述谈话与甲午前後的主张，已经有所变化，特别是由“招商筑路”变为“借债筑路”的资金筹措方式。这可能是因为民国政府即将成立，孙氏以共和政府的立场上，提出与在清政权管治下的不同策略。同时，孙氏当时常常提及中国是个穷国，招商集股所得的效果和所需的时间，当较借债为差。此外，在偿付筑路费用方面，孙氏希望利用“核定地价、涨价归公”的方法来处理。要实行这个方法，条件是建立一个新的民主政府，以代替“朕即国家”的****政体。这在当时是即将实现的。总之，在不同的条件下，孙氏往往根据实际环境修订他的意见。因此，我们虽然发现孙氏的构想时常改变，但此绝不足以诟病孙氏，因为客观条件若已改变，便必须针对此新条件而作出适当的回应，绝不能刻舟求剑，延误大局。沈渭滨指出孙中山“在反清革命同时，已酝酿发展交通、改造中国之计划。……尤其自十九世纪下半叶起，西方各国在中国纷起夺取路权，国人誓死抗争，路权与国运之关系日趋明显，故孙氏视铁路为一国命脉之所在，……为促进国家富强、民生发达之首着。”他赞扬孙氏的“交通区域思想，较之洋务人物局限於一隅之地，尤为高瞻远瞩，具有更宽广之战略眼光。” 其後，孙中山先生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表示****时代即将结束，展望前途，建设事业刻不容缓。就政治方面而言，必须“尽扫****之流毒，确定共和”，并提出五大政务方针：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及财政之统一。其中，关於种族与领土之统一两者，关系於民族主义最钜。其文曰： “国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 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昌首 义，十数行省先後独立，对於清廷为脱离，对於各省为联合， 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於中央， 斯经纬周於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10]在民族及领土统一的基础上，中国才能有健全的发展，免受列强之蚕食。对外方面，孙氏力主开放政策，认为必须将“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11]，并坚持平和主义，以求令“中国重见於国际社会”。一般言论对孙中山的铁路借债政策，常常提出批评，原因之一，就是未能把握孙氏“开放政策”的重大战略意义。 从晚清一段丧权辱国的外交史来观察，中国革命似乎必然会召致列强瓜分。在此环境下成立之新政府，孙氏力倡门户开放，主张大规模利用外资以修筑铁路，引致国人的疑惑，是不难理解的。可是，孙氏认为要彻底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往清廷所采取的闭关政策必须完全改变，特别是清末民初边疆极为不稳，蒙古、西藏、满州和新疆都在外力的严重威胁下，随时成为列强附庸的可能。所以，孙氏分析列强的对华政策： “各国现在对我（国）之态度皆取一致进行，未有一国肯於先犯 众怒。……盖以各国对於我国皆有种种利权关系之故，如一国 有单独之行动，即启别国之惊疑。……故鄙人以为目前重大问 题，莫如外交。……我若改变闭关主义而为开放政策，各国对 我国种种之希望，必不能再肆其无理之要求。”[12]孙氏以弱小的暹罗为例，人口仅有五百万，“然至今能保其独立国之资格，其领土如故，主权如故，此无他，即采用开放主义。”他更以俄国、日本、意大利为例，其制造业、兵工厂皆为外人主持。[13]我国若举办兵工厂，用外人办理，与他们“订立一定之期限，届期由我收赎，并非利权永远落於他之手。”最後，他更以我国特殊情形，指出对外开放之必须。他说： “即如主张十年修二十年万里之铁路，势不能不利用外资，即开 放主义。从前我国之受害，即因凡事自己不能办，又不准外人 来办；然一旦外人向我政府要求，或以其政府之名义向我国要 求，我又无力拒绝，终久仍归外人之手。如满州之铁路，全归 日俄之手，即其例也。但路权一失，主权领土，随与俱尽，此 大可痛心者。因保存小事而失大事，何若开放小事以保存大事 为愈。故今日欲救外交上之困难，惟有欢迎外资，一变向来闭 关自守主义，而为门户开放政策。”[14]以上就已发生的事例，来说明借债筑路、开放门户政策的逼切性。此外，他还指出“满清借债修路，其弊病在条约之不善，而非因借外债。……若使条约不碍主权，借债亦复何伤。”[15] 在了解到孙中山的铁路与民族主义、铁路与门户开放及借债筑路等问题後，我们再考察一下孙氏的铁路干线的规划与西北地区的关系。关於孙氏在民国初年的铁路线之记述，以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５日对民立报记者的谈话最为详尽。孙氏首先指出“实业范围至广，农工商矿，繁然待举而不能偏废者，指不胜屈，”而求其最根本者，殆为铁路。所以，他强调“苟无铁路，转运无术，工商皆废，复何实业之可图？故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16] 虽知铁路之重要，但发展重点，仍需有所根据，不能胡乱修筑，如晚清商办铁路般混乱。[17]孙氏提出干路修筑计划，指出晚清的“京汉、津浦、粤汉、川汉等干路问题，人人视为重要”。他认为“此仍为腹地狭隘之计划……尚非通筹全局。”故只是“聊以自足而矣”。[18]在他的构思当中，真正沟通全国的干线，有以三条： “（一）南路：起点於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四 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 （二）中路：起点於杨子江口，由江苏而安徽，而河南，而陕 西、甘肃，超新疆而达於伊犁； （三）北路：起点於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 ，以达於乌梁海。”[19]孙氏并十分强调以下原则，作为规划干线的准绳： “振兴实业，当先以交通为重要；计划交通，当先以铁道为重要 ；建筑铁道，应先以干路为重要；谋建干路，尤当先以沟通极 不交通之干路为重要。盖交通尚便之地，人见僻远之干路正在 兴筑，而投资相应起营稳便之内部干路者必多。故吾人能放大 目光，全力注意於其所难，是不啻四面包围，适促全国人群起 而竟成计划之内线，是难以适之易之也。”[20]孙中山先生由连接边区的大干线入手，从而促进国内外投资者的起而响应，於是大量饲养线（feeding lines）亦当同时迅速出现。 我们若留心孙氏的三大干线，便能得悉其计划之宏大，与全国均衡发展之目的，均寄托其中。三大干线的终点均为位处中国大西北的新疆与蒙古。由於这些偏远地区比较难吸引投资者，因此，孙氏利用外资以地区区分，亦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为筹借外债，兴造某某数线铁路。第二为准许外国公司， 兴造某某铁路。第三为组织公司，或全系华人资本，或中外 合资，兴造铁路，订定租期若干年。第一计划，拟施於边境 一带。第二、第三计划，拟施於户口稠密之处。”[21]孙中山抱着与全民同享康乐富强的理想，所以他的计划，眼光并不局限於繁荣富裕的沿海、沿江地区，而是极具战略意义地掌握全局，对贫穷落後、发展缓慢的广大内陆地区，同时加以统筹兼顾，不使遗漏。孙氏更发现一个铁路经济的特殊规律：沟通极不交通之干路，不但可促进内地线路的勃兴，更能收到开辟殖民地的效果。[22]孙氏凭着这个经验再加深究，终於在１９１９年出版的《实业计划》中，正式发现了一条铁路经济的新原则：“由人口众多之处，筑至人口稀少之处之铁路，利益尤大。”[23]这个见解，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仍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孙中山先生关注广大边疆的开发，其实是受到当时中国经济极为贫弱、内地人口过多及列强对蒙、藏等地区的觊觎等原因所剌激，而导致孙氏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此事稍为复杂，故分为改善民生和巩固边防两小节，分别加以叙述。[1] 《中国******与中国铁路》上册，页６─７。
同上。
《国父全集》，〈杂着〉页２。
同上书，〈谈话〉，页１９。
同注８２。
《中国******与中国铁路》上册，页８。
同上。
沈渭滨〈交通为实业之母─孙中山交通思想初探〉，《近代中国》，第一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页２７９。
同上。
[10] 《国父全集》，〈宣言〉，页８。
[11] 同上文，页９。
[12] 《国父全集》，〈演讲〉，页３４─３５。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国父全集》，〈演讲〉，页３０。
[16] 《国父全集》，〈谈话〉，页１８─１９。此文的题目为〈铁路计划〉。
[17] 参看全汉昇、何汉威〈晚清商办铁路〉，收於《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卷９，上册，１９７８。
[18] 同上书，页１９。
[19] 同上。
[20]
[21] 《国父全集》，〈谈话〉，页２７。
[22] 同注９７。
[23] 《实业计划》，《孙中山选集》﹝中华书局，１９７８﹞页２００。
2. 铁路建设与改善民生之关系 孙中山先生的三大干线，均以中国的大西北为终点，究其原因，实与改善民生的关系极大。他认为中国“既贫且弱”，如要有所改善，莫如“扩张实行交通政策”。他批评“世人皆知农工商矿为富国之要图，不知苟无交通机关以运输之，则着着皆失败。”他并回忆“前时在安南、广西曾见农家烧毁陈榖，询之，因运道不通，无处可藏，故毁弃之，”足证交通之重要性。[1]同时，中国人口太多，“游手无业，饥寒交迫之同胞，遍地皆是”，若要“使全国同胞人人有恒业，不啼饥，不号寒……就要办铁路、开矿、工商、农林诸伟大事业。”１９１２年９月２日孙氏在北京铁路协会演讲，以满州大豆的产销为例，说明铁路对促进农业的钜大作用。他说： “当东清南满两路未成之前，满州之大豆，仅由营口一处出口， 每年出口不过一百余万。自两路修成之後，今则达一万万以 上。皆因两路交通之利，故东三省农民，受益匪浅。”铁路能便利农产品的运输、降低运费、使市场扩大，从而鼓励更多人从事生产工作，满州大豆产量的急升，正是个极佳的例子。至於矿产方面，孙氏指出我国“煤矿蕴藏之富，甲於全球，英美亦所未及，如能合全国之资与力，分头开采，并多筑铁路以便运输，能如是则民富矣。”孙先生曾进一步指出：“中国物产无不丰富，惟待开发而已。……路线敷设之後，则物产之价价，势必增长数倍，因此种路线，不啻将昔日市场与生产者遥远之距离，缩短於咫尺之间也。至地下蕴藏采掘，金属物产之开发，其利益之丰富，乃显而易见者。”因此，经济开发、改良生产、促进民生的效果，均一一在铁道修筑後获得。 除此之外，孙中山在指示三大干线後，特别提出铁路建设是“破荒”之利器。他对“殖边移民、开濬利源”是极为关切的，因此，北路（秦皇岛至乌梁海）建设尤为急迫。他解释说： “更有进者：货之弃於地，必荒僻为多。荒僻之足以移民，为世 界所公认。生齿之繁，至吾国而极矣！仅以内部（按：指本部 十八省）容吾民，恐即交通便利，而谋仍难，即兴矿务，尚有 工不应人之虞，农产无可加辟，早有不食不应工之患。……吾 （国）有天然固有之殖民地（按：指西北地区）置而不经营， 则以患贫之国，又自重过度之困，乃不谓大患不灵者也。”中国历代均有移民实边之政策，孙中山对此可能有借监历史之处，但就其所建议而论，殖民计划之鼓吹，主要时针对内地人口过盛的情况。为我国过多人口寻求有效而简捷之殖民区，那有比西北更广大、更辽阔的地方来渲泄众多的内地人口。因此，仅就人口移殖一点而论，就充分说明孙氏规划的三大干线均以大西北为终点的现实意义。
2. 铁路建设对巩固国防的贡献 如要了解孙中山铁路计划对巩固国防的意义，应先看他对边疆民族之关心态度和对边情的留意。在孙氏的言论看，可以肯定他非常重视民族的平等。在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３日清帝退位不久，孙氏发表〈临时大总统布告国民消融意见蠲除畛域文〉，强调“中华民国之建设，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权利，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丕兴实业，促进教育。……而今而後，务当消融意见，蠲除畛域；以营造为无利，以公益为当谋，增祖国之荣光，造全民之幸福。”[1]由於他对於蒙古、满州、新疆、西藏在列强威胁下的危险，极为关注，因此，他在规划三大干线时，非常注意上述地区的经济开发问题。北路穿过辽东、内外蒙古；中路由陕甘直抵新疆之伊犁；南路则穿越云贵之间，越西藏，直达天山南路。三路之中，孙氏“以为北路为更急。北路乃固圉之要道，亦破荒之急务。”所谓“固圉之要道，破荒之急务”，是指受日俄威胁下，满蒙在当时岌岌可危，已完全为其所控制。因此，孙氏以殖民为手段，以巩固边防为目的，希望藉铁路的修筑，加强内地与西北的联系。
此外，修筑铁路亦可以减少养兵之数。以中国广阔的疆域而论，若缺乏有效的运输工具，即使有兵二百万，也不足够应付外患。孙中山说：
“譬如中国有兵二百万，分布二十余省，平均每省不过十万 人，以三十万兵，即可以制我而有余。……且交通不便， 则运兵运饷，俱不能速，及其到时，则大事去矣。故名为 有兵二百万，与无兵同。”以１９１１年底蒙古独立之兵力而论，蒙古王公所拥有的军队与俄国哥萨克两连士兵合共不足五千人，本并不算庞大。可是，驻紮在伦库的中国士兵仅四百名，若要由北京或内蒙调兵前往镇压，动辄需时数月，真可说是万事皆休。反之，若当时有铁路直达库伦，军队可藉便捷运输源源输送往战地，形势自然大不相同。所以，孙中山认为若中国建成完善之铁路系统，分布全国，则“有兵百万足矣，盖运输便利，不过数日可到，分之虽少，合之则多，以百万敌三十万，加以主客异势，蔑不胜矣。”其实除了蒙古外，满州、新疆、西藏之形势，与此亦颇相近。这些区域均远离中国本部，交通极为迟缓，故常为列强觊觎的目标。孙中山先生认为当日中国的病源，主要是由於交通不便。“如由山东至新疆路程，须行五六个月，较西人环游地球，尤为迟滞。此等弊病，於政治军事矿产商工事业，均多窒碍。”若新疆被外国军队入侵，後果实不堪设想，因支援的军队缺乏有效的交通工具，非用上三个月的时间，不能从最近的省份抵达伊犁。概括而言，中国因缺乏铁路，故“幅员虽广，自南而北，自西而东，交通不便，载运不灵，虽大无济。” 在讨论铁路对保全领土的意义上，孙氏认为修筑干路的工作，“尤不可复”。他以民初的边疆为例，沉痛地指出： “现在以国防不固，致令俄在北满及蒙古横行，日本在南满州横 行，英国在西藏横行。若我国兵力能保护边圉，断无此等事实 。然我国果无兵乎？则何汲汲於筹借外债，遣散军队。既须遣散 ，其额必多，然用兵之时，则并一兵而无之。此何故哉？此即 交通不便之故。”所以，孙氏认为“今日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於此举。”但是，一般论者担心借债筑路，容易引致列强的渗入。他们非常忧虑如按孙氏的利用外资的办法，会产生以下的困难： “满州、蒙古在日俄势力范围下，如批归日俄承办，适中日俄之 计，中国前途，益形危险。如另觅他国，而不归日俄承办，日 俄又必干涉。”这些问题，孙中山先生亦深感“棘手”。所以，为避免与中俄冲突，中国方面“尽可先从内地各省之路筑起，暂留承办满蒙路线，以待最後之解决。”他估计俄亦缺乏资本，即令“日俄用各种方法筹得资本，坚请承办，只要合同上之条件订立妥善，亦无不可允许之处。”[10]这种门户开放政策，与前清条约绝对不同。如以东清铁路为例，“东清铁路……当时订约，允许俄人以置兵保路之权，”引致俄人任意行动，後患无穷。可是，孙氏在民初“主张请外国资本家包办中国铁路，将来订约，必不许外人有置兵保路之权。……（由於）主权在我，操纵自如，即日俄承办，亦无不可。”[11]为了给国人一个清楚明白的实例，孙氏在民国二年七月与英国波令公司(Pauling and Company)签订〈建筑广东至重庆之铁路借款契约草案〉，其中第十三条便规定铁路及一切附属财产，“皆由各地方官极力保护”，而英国并无派兵护路的权利。[12]因此，以往列强藉筑路而划定之势力范围，在新的条约下，孙氏认为绝对不会再次出现。 当孙中山还是临时大总统时，他曾致电在北京的蒙古王公，希望他们能推举代表前往南京讨论国事。孙氏在电文中指出： “汉蒙本属同种，****原自天赋，自宜结合团体，共谋幸福。… …今全国同胞见及於此，群起解除****，……政体虽更，国犹 是国。……谅诸公明达，必表同情。……蒙地辽远，或未甚悉 ，而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蒙古情形，尤为艰嶮，非群策 群力，奚以图存？夙仰贵王公等关怀时局，眷念桑梓，际此国 势阽危，浮言四煽，西北秩序，端赖维持。”[13]对於外蒙独立一事，孙氏愿能有所补救，以免国家陷於分裂。唯此事蒙人蓄志已久，俄人又乘势向外蒙扩大影响力，致使孙氏此电文，难收实效。同年１１月９日，《俄蒙协约》披露。一星期後（１１月１６日），孙中山在〈致袁世凯劝不可承认俄蒙之约电〉中，表示： “华日联盟，大有可望，假以半年至一年之时，当可办到，故俄 蒙之约万不可承认，当出以最强硬之抗议，使此问题延长时日 ，则必有良善之结果，目下尽可以不理处之，以观俄政府之行 动。再俄蒙之举，不过一二好大喜功之徒欲乘我之不备，以博 功勳，实非俄政府之本意，故对此事以牵延为第一办法。”[14]同年１２月，孙中山先生更以极高的笔调发出〈钱币革命通电〉，主张利用举国一致的民气，与俄人周旋到底。他说： “俄人乘我建设未定，金融恐慌，而攫我蒙古。……我国人皆知 蒙亡国亡，与其不抗俄屈辱而亡，熟若抗俄而为壮烈之亡。故 举国一致，矢死非他也。以文观之，民气如此，实足救亡。”[15]孙氏主张以激烈手段来对抗俄人。为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他公开呼吁实行钱币革命，以解决国家财政的困难和促进社会之工商事业，以期在半年内出（兵）五十万於外蒙北满”。我们若比较此〈通电〉与〈致袁世凯电〉，明显发现两者在处理〈俄蒙协约〉上反应截然不同，估计孙氏基本态度是低调与拖延，在宣传上则采取高姿态，以对政府造成一定压力，使其不可轻率承认〈协约〉。有学者认为孙氏“即使出於宣传目的，这也是个很冒险的行为。”[16]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问题，因为他只看到中国方面的弱点，但却看不到俄国自身的弱点。当时俄国政府正全力注视巴尔干地区，根本不赞同同时在另一地方发生事故。孙氏在给袁的电文中，已将此点指出。 总之，孙中山希望利用铁路来沟通交通极不方便的西北边疆，利用现代化运输工具来对西北殖民，并藉此改善该区的经济条件和巩固西北地区的国防。[1] 《国父全集》，〈誓告〉，页６。
《中国******与中国铁路》上册，页１１。
同上书，页１４─１５。
同上书，页１５。
同上书，页３０。
同上书，页１３。
同上书，页１８。
同上。
同上书，页２６。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书，页５５。
[13] 《国父全集》，〈函电〉，页１２４─１２５。
[14] 同上书，〈函电〉，页１７５。
[15] 同上书，〈函电〉，页１７９。
[16] 朱宗震《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决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页２７１。
一、 结语：民族主义之经济基础
本文探讨清末民初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状况，特别是蒙古和新疆的变化，来说明维护领土完整，民族独立运动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若缺乏这种条件而要完成上述目标，将会遇上重重的困难和障碍，而最终之结果，也是难逃厄运。
从晚清新疆和蒙古的史实观察，新疆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出现阿古柏政权，朝廷曾因其僻处西陲，发展缓慢，企图放弃，最後经左宗棠力争，才采取积极立场，派兵平乱。事後，左宗棠鉴於新疆乃我国西北之门户，地位极为重要，而又极之空虚，便提议改变传统的管治架构，建立行省，以加强与内地的关系。经过左宗棠、陶模、长庚等人的努力，新疆的政治经济状况遂有所改善，农业开垦、水利建设有一定的进步，令新疆人口急遽增加。对新疆的稳定发展，奠下了一定基础。此外，新疆传统政治力量亦被削弱，伯克的政治地位下降，影响力减少，对新疆推行“新政”，营造了较佳的环境。“新政”在新疆推行收到良好的效果，因此，在清末民初一段时间内，新疆仍能维持统一，避免受到英、俄的进一步压迫，形成一个粗安的局面。 与新疆建省的情况不同，蒙古在晚清基本上仍然实行维持二百多年来实行的盟旗制度，传统的政治力量没有丝毫动移。因此，当清政府需要推行移民实边的垦荒政策时，因触动蒙人的传统利益，引致相当钜大的反抗，加上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手段过於急峻，眼光过於着重在财政上的收益。对牧民因改变而出现的抵触情结，不但并未加以疏导，反而强行以武力解决。因此，蒙人便积极谋求俄人的介入，以祈求能够脱离中国的管治。最後，由於俄国的军事参与，终於酿成外蒙之独立运动。 比较一下晚清“新政”在蒙、疆的不同结果，其中最重要的是新疆在建省後曾经推行一系列的措施，令回民亦获得经济上的好处，并令新疆能够稍为充实（包括农垦面积、水利工程及人口增长等方面）。相反地，蒙人在“新政”及“垦荒”的过程，不但没有获得实际的利益，反而增添不少负担。所以，蒙人对“新政”实在没有多少好感。最後，经俄人的煽惑及辛亥革命爆发带来的机遇，外蒙遂宣布独立。 然而，若当时中国已修筑西北铁路，便能制止上述情况。因为当库伦酝酿独立期间，直接隶属办事大臣三多的兵力不足四百，无法控制大局。若要由河套或张家口添派军队前往弹压，最少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正如孙中山先生说，当时并无一兵一卒前往库伦，主要原因就在於交通不便。因此，孙氏认为“以保全领土而论，此事（按：指修筑三大干路）尤不可缓。”[1]虽然孙氏的筑路规划只是一个初步的构想，但是，他极力强调：“今日我国如欲立足於世界，惟有速修铁路，以立富强之基。不然，外人之势力日益伸张，挟其铁路政策，实足以亡人家国。”晚清民初之边疆，能否维持，领土能否完整，实有赖经济之发展，而促进经济发展之利器，舍铁路之修筑，能有其他更有效的工具吗！[1] 《中国******与中国铁路》，页１８。
孙中山先生对西北经济发展，可参看《实业计划》。笔者正撰文讨论此项问题，不赘。
《中国******与中国铁路》，页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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