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关系的再认识

【 正  文 】
   由于受传统见解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缺乏认真的反思，而这方面反思的缺席无论是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还是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说来都造成了一定的消极的影响。今天，重新反思这一关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已成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共识。
     一
   对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关系的误解和误导主要表现为以下五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片面地强调马克思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是哲学家，或至少认为他在西方哲学史上是没有重要地位的。比如，德国着名哲学史家库诺·费舍(Kuno Fischer)在其两卷本的《新哲学史》中只有两行字提到马克思，而在德国另一位着名的哲学史家余柏威(Ueberweg)的《从19世纪初到当代的哲学史纲要》一书中，也只有两页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及其学说。按理说，在德国着名学者朗格()的《唯物主义史》中，马克思的学说应该获得充分的论述和评价了，但实际上也没有。朗格只是在一些历史性的脚注中提到马克思，并称他为“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还活着的最伟大的专家。”（注：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NLB 1970,pp.29-30.）但他并没有把马克思理解为哲学家。这种对马克思的理解方式在本世纪20年代都还是很典型的。当然，这种理解方式的形成也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因为马克思在哲学研究上的一些重要的论着和手稿还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有的甚至还没有被发现。
   第二种类型：片面地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和逻辑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中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历史观时说，“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从这段话中可以引申出两个结论：其一，马克思的历史观和恩格斯本人所强调的辩证的自然观都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学说。这从恩格斯的另一段话中也可得到印证。他在谈到黑格尔已经使以往所理解的哲学终结时指出：“我们就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对每个个别人也是达不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5-216页。）在这里，辩证的自然观或历史观都不过是对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成果进行概括总结的理论，哲学丧失了为一切实证科学澄明前提的基础性作用。其二，哲学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来，只留下了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即纯粹逻辑和纯粹辩证法的领域。这个纯粹思想的领域既然与自然和历史都分离了，当然就不可能从根基上去关心并探讨人的问题，特别是异化劳动的问题。后来的列宁及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哲学教科书之所以把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一致理解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问题，其根源盖出于此。所以萨特指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出现了人学的飞地，主张用存在主义的学说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并非空穴来风。作为中国的学者，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文革”以后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为什么从1992年起全国会掀起一个“人文主义寻思热”。马克思哲学确有其逻辑性和科学性的一面，但更重要的却是它的人文性，它对人的价值、自由、权利和全面发展的执着的追求。只有肯定这一点，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本质联系才能充分地被揭示出来。
   第三种类型：片面地强调马克思哲学是对德国哲学遗产的继承。列宁于1913年在《新启蒙》杂志上发表的论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提出了一个十分有影响的观点：“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41-442页。）其实，这一见解在恩格斯于1886年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已见端倪。毋庸讳言，这一见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的关系。但问题在于，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只能被归结为与德国哲学的关系吗？尽管在西方哲学史上德国哲学是比较晚出的，也就是说，它吸纳了以前的西方哲学的重要遗产，但这种吸纳却不能取代对以前的西方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研究。事实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古希腊哲学中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在自然哲学上的差异的；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学者，如洛克、卢梭、休谟等人的思想，特别是他们的社会政治思想曾经对马克思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注：在谈到17、18世纪的欧洲哲学家对马克思的影响时，人们常常忽视了贝克莱。其实，贝克莱对“抽象的观念”(abstract ideas)的批判，通过直接的和间接的方式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对抽象物质观的批判即根源于此。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另文论及。）。据卢卡奇的看法，马克思之所以重视对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特别是劳动问题的研究，不但受到了康德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启发。由此可见，肯定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德国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对的，但对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的理解仅限于此又是错误的，极易把马克思哲学的来源简单化和抽象化。
   第四种类型是：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独创性和伟大性，以致于把它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对立起来，把它们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批判者与被批判对象之间的关系。在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哲学教科书中，这种类型的见解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比如，迄今为止，在哲学二级学科的划分中，中国的哲学研究机构和大学里的哲学系仍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作为最基本的二级学科。这种分类虽然突出了马克思哲学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领导作用，但却蕴含着一种危险，即把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它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一方面，马克思哲学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仿佛是横空出世的，从来没有受到过西方哲学传统的滋养；另一方面，马克思哲学仿佛除了对西方哲学传统进行批判和否定外，也没有给西方哲学的发展提供任何积极的因素。这种类型的理解方式由于把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完全对立起来，因此既不能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来源、本质和基本特征，也不能完整地理解西方哲学的发展史。
   第五种类型：强调马克思哲学是从属于近代西方哲学的，它与当代西方哲学处于对立的状态中。这种类型的见解主要受到列宁对时代判断的影响。列宁认为，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垄断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相应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哲学自然也是腐朽的。由于受这种见解的影响，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不少研究者都把马克思哲学作为批判当代西方哲学的武器。这样一来，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就处于尖锐的对立中。实际上，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马克思和尼采的学说乃是对传统的形而上学，特别是对近代形而上学的颠覆。在马克思哲学中，尽管近代哲学影响的痕迹存在着，但就其本质特征而言，马克思哲学是从属于当代西方哲学的。马克思特别通过对实践及实践的历史性的澄明，超越了以笛卡尔作为肇始人的近代西方哲学的心物二元论，达到了当代哲学思维的高度，从而为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
   在当前的研究中，那种认为马克思不是哲学家的错误见解已经随着马克思的不少哲学手稿的发现而不攻自破了。然而，其他几种类型的见解仍然拥有相当的影响，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反思和清理。
     二
   我们上面提到的种种错误的见解在当前的研究中表现为以下三种现象：一是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来源窄化，即把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学说理解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根本来源；二是把马克思的哲学立场简单化，认为马克思和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特别是当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是对立的、批判的关系，而完全忽略了这一关系中的继承的、融合的一面；三是把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内容片面化，即只强调马克思对其学说的科学性（如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科学社会主义等等）的追求，忽视了马克思与整个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继承关系。下面，我们将对这三种现象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是把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来源窄化。在通常的哲学教科书中，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来源不但被局限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框架内，而且进一步被窄化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传统的哲学教科书创造出了“合理内核（黑格尔的辩证法）＋基本内核（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即马克思哲学）”的神话，并把逻辑学、认识论和辩证法三者的统一视为马克思哲学关注的最基本的话题之一。由于把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来源窄化了，马克思与西方传统中非德国古典哲学部分的联系也就被掩盖起来了。下面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例子是马克思的自由观与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伊壁鸠鲁哲学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尤其崇拜必然性：“德谟克利特把必然性看作现实性的反思形式。关于他，亚里士多德说过，他把一切都归结为必然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3页。）显然，在这种对必然性的崇拜中，包含着对自由的完全否定。与德谟克利特不同，伊壁鸠鲁虽然是原子论学说的坚定的拥护者，但他并不赞成德谟克利特关于必然性的观念。他针锋相对地指出：“被某些人当作万物的主宰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宁肯说有些事物是偶然的，另一些事物则取决于我们的任意性。必然性是不容劝说的，反之，偶然性是不稳定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4页。）正是基于这种新的见解，伊壁鸠鲁提出了着名的“原子偏斜说”，强调原子并不直线下落，而是可以作偏斜运动，万物由此而生成。这种新的理论极大地推进了原子说的发展。为此，马克思写道：“众所周知，偶然是伊壁鸠鲁派居支配地位的范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0页。）伊壁鸠鲁对必然性的否定和对偶然性的赞扬，实际上也就是对命运、天意的否定和对生活中的自由、幸福的肯定。所以马克思评论说：“他主张精神的绝对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页。）青年马克思之所以潜心研读伊壁鸠鲁的哲学着作，写下了七个笔记，并把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异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来撰写，正表明体现在伊壁鸠鲁哲学中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精神对他的自由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二个例子是马克思的平等观和民主观与法国哲学，尤其是与卢梭哲学的密切联系。这一联系也逸出了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哲学教科书的视野。意大利学者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Volpe)在《卢梭与马克思》(1957)一书中曾对这一联系作出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观念与卢梭有着直接的联系，特别是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一部完全充满了典型的卢梭人民主权思想的着作。”（注：Della-volpe,Rousseau and Marx,London 1978,p.144.）此外，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关于“平等权利”问题的讨论也受惠于卢梭于1755年出版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的重大影响。德拉·沃尔佩还认为，卢梭提出的“平等的自由”的概念也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西方哲学传统的解读并没有停留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范围之内。马克思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全面的继承者。
   二是把马克思的哲学立场简单化，即把它与整个西方哲学的传统简单地对立起来。人们之所以引申出这样的简单化的结论，与他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合着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的误读不无关系。这句话是：“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是彻底的决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2页。）事实上，马克思在这里说的“传统的观念”主要是指与传统私有制密切相关的政治观念而言，这里说的“决裂”主要也是从政治立场上着眼的，并不意味着把自己的思想同一切传统的观念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上个世纪70年代，当德国理论界把黑格尔看作一条“死狗”时，马克思却发表了如下的见解：“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所取得的成果予以充分的肯定，他指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是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虽然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中的神秘主义倾向有许多批评，但总是充分肯定他思想中合理的东西。马克思用同样的态度对待西方哲学史上的其他哲学家，如他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赞扬、对法国启蒙运动的高度评价、对英国唯物主义者的充分肯定和对费尔巴哈历史地位的维护等等，都表明马克思充分尊重并继承了西方哲学的优秀遗产。
   如果看不到马克思在这方面所做的巨大的努力，把马克思哲学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简单地对立起来，势必把他的学说曲解为一种虚无主义。列宁在批评当时俄国的具有虚无主义倾向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时，曾经这样写道：“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页。）
   三是把马克思哲学的内容片面化，把它曲解为只追求科学性的学说，忽视了马克思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马克思逝世后，考茨基作为第二国际的领袖之一，竭力把马克思的哲学科学化。在他看来，既然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革命就会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自然而然地发生，革命者只要等待这样的结果出现就行了。正如本·阿格尔所指出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往往未能超越纯粹的决定论，从而失去其指导和帮助早期革命阶级斗争的潜在能力。”（注：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页。）以后，在马克思主义成为意识形态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不断地得到强调，而其人文特征却一再地被忽视。有趣的是，倒是存在主义哲学家重新发现了马克思哲学的这一维度。海德格尔就说过：“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注：熊伟主编：《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80页。）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也强调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学说在人的问题上的一致性。他这样写道：“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同一个，但后者把人吸收到理念之中，前者则在他所在的所有的地方，即在他工作的地方、在他家里、在街上寻找他。”（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事实上，马克思哲学作为革命的、实践的哲学，人文关怀和全人类的解放始终在其学说中占据着主导性的位置。只有充分理解这一点，才会明白，片面地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竭力把马克思的学说学院化是在多大的程度上曲解了马克思的本意。历史和实践一再告诫我们，在马克思的学说成为意识形态的国家里，马克思哲学的人文主义维度应当得到更多的强调，只有这样，才能把人民群众牢牢地团结起来，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
     三
   如果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进行检讨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对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关系的种种误解是与人们缺乏辩证的思维密切相关的。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既继承了整个西方哲学的优秀遗产，又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特别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视野。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后，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试图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述简单地推广到一切国家（包括俄国）中去。马克思对他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式的见解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既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马克思不但深入地研究了欧洲社会的历史发展，而且也借助于人类学研究的资料，深入地思考了非欧洲社会发展的历史倾向及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之间的重大的差异，并坚决反对把欧洲社会研究中形成的一些见解简单地推广到非洲社会中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既处在西方哲学文化的传统之中，但又以一个世界主义者的远大目光超越了这一传统。
   其次，马克思哲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从属于当代西方哲学传统的，但又吸收了近代西方哲学中许多合理的因素，这些因素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中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传统的思维方式把马克思哲学视为近代哲学而与当代西方哲学尖锐地对立起来一样，当今的思维方式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又把马克思哲学作为当代哲学而与近代西方哲学尖锐地对立起来。我们认为，这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虽然马克思哲学作为实践哲学超越了笛卡尔式的二元论，但马克思并没有对近代西方哲学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马克思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就是近代哲学的重要遗产，而这一遗产在当代中国社会还是极端重要的，有人把马克思的学说后现代主义化，提出要“消解主体性”，这显然又从另一个极端曲解了马克思的哲学。
   最后，马克思哲学既具有深厚的人文主义的基础，又体现出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性。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是一致的，正如他自己所指出的：“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总之，只有辩证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才能真正把握它的实质，把握它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本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