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尼采：相关于思想造型及其效应的比较

【内容提要】马克思的社会知识建构，遵循理性认知原则，以“科学叙事”风格体现着的社会批判，是马克思思想中的“活”的资源。尼采思想的最大成就，就是****了伦理价值自明性的概念，他的所谓终极混乱的说法，揭示了人始终处于价值创造与毁灭的张力之中。他的“美感叙事”的行文，具有隐约、不连贯、神秘等特点，与马克思社会知识学叙事的逻辑性，体现着的对物质、精神世界有序性的尊崇恰成对照。建基于“科学认识”之上，多维度、多旨趣地解读马克思，是在新的知识条件下，把握马克思丰富思想所必需。

【关 键 词】科学叙事/美感叙事/批判

【 正 文 】
一、“科学叙事”与“美感叙事”
尼采被认为是西方世界里的“疯子”，当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理性”框架的人，也被认为是中国社会里的疯子。近年来，研究尼采的欧美专家日益倾向于一种共识，即把他看作20世纪西方文化危机的“先兆人物”。尼采之死预示了西方文明“精神分裂”的开始。他那充满破坏力和蛊惑性的疯话，恰好为后现代主义确定了一种文化批判基础。福柯认为，尼采不仅是有关“现代性”研究和“后现代主义”争论的始作俑者，他还通过自己独特的风格，“倡发了我们时代的一种新型阐释方式”。利奥塔也在《后现代状态》一书中指出：当代知识格局的巨变，实起源于尼采式的虚无主义“远景观”。自那以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发育过程反复印证了尼采的悖论：即欧洲科学的发展势头，在科学意志驱动下，将遵循一条逆反逻辑，即所谓“非逻辑的”各行其是，逐步诱发“科学危机”，并“从内部瓦解一切知识合法性”。美国的尼采学者尼玛斯指出：过去人们难以理解尼采的哲学，却又长期为他奇美的文风所迷惑，个中隐藏的原因，在于他刻意混淆哲学与文学性质，从中发展出哲学史上独树一帜“美学主义”（aetheticism）， 或所谓的“哲学的美学化倾向”。根据尼玛斯的细致分析，尼采以文学批评的眼光来治理哲学。调动诸如“象征、反讽、隐喻、寓言与神秘主义”等手法，是成就一种“新型阐释文风”〔1〕（P11—12）的原始楷模。所有这些论述都没有抛开尼采的文体，来理解尼采的思想。
如果从西方学术传统来看，西方思想传统中最重要的资源是“科学叙事”（利奥塔语），是一种来自古希腊的科学精神，也就是“逻各斯的展开过程”，它重在思想的“纯形式”。但西方系统的形而上学也透现着人文价值关怀的另一重底色，人文关怀的表现形态就是“美感叙事”，美感叙事根本上是一种私人体验，或者说是“超验的私人化与社会共契”〔2〕（P508—517），尼采是真正的思想家，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或哲学家，他的哲学话语属于价值议论层次，不属于学理分析。因而，尼采的文章大都不像“学术”文章，说服力不是很强。这使得人们很难从其论述形式中找到其思想主张的内在思路，纵然如此，尼采“纵酒狂歌的语言”却依凭其震撼人心，似乎不需要经过解释，就可以直接变成知识大众的话语。这是美感叙事的特例，因为，美感叙事在西方科学理性话语传统中是次要方面，它难以融入“科学理性”的主流里面。
现在我们再来看马克思，以后现代的眼光看，与尼采的“美感叙事”不同，马克思的思想无疑则是利奥塔心目中，那种依靠元话语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叙事”，或主流叙事。不过，当利奥塔针对所谓启蒙运动留下的“人类解放”的神话，而告诫我们“不能再像马克思一样指望这 些矛盾中出现一条拯救之路”时，显然，在这里，他意识到马克思与启蒙运动的联系，却混空想社会主义于一谈，他对马克思的理解，实际上与我们就有一种本质的区别，因为他所谓的“人类解放”，并没有经过马克思的“从空想到科学”的扬弃。
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批判，主要不是针对其价值的内容，而是针对它没有现实地说明其价值如何实现。因而，马克思对人类解放（或“自由”）这个根本目标及其内涵、结构和发展的规律性作了深刻的探索研究。如果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则内中的理性认知论述印象深刻，这具体体现在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公认的经典《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等着作中，这些着作的叙事特点是世界观的价值理性与实证社会知识学的融构。具体地说：
马克思提供的共产主义论述，并非仅仅在诸种“主义”论述之中再增加一种，而是给空想社会主义论述加入了以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实证分析，提供了以经济生产和分配制度为主干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论证，某种人文价值关怀的“主义”话语就与某种历史社会知识学的实证论述结合起来了。所以韦伯说，《共产党宣言》既是“一流的学术论文”，又是一个“党派性的政治纲领”。这一政治纲领的正当性是由历史唯物论的社会知识学的分析论证提供出来的，从而，激进的政治行动就与科学的实证知识连接起来〔2〕（P220—221）。这的确与尼采以生命力的体验为其价值的论述样式而所谓的“新哲学”保持了距离。
马克思认定，社会知识的建构只有遵循理性认知原则，通过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论，把个体认知与客观规律认知统一起来，才能排除经验理性认知的主观性，由此演绎出来的价值论断，才能在信仰自由竞争或价值多元的“诸神之战”的状况中占支配地位。对此种思想方式欲作充分理解，我们还可以《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商品”概念为例予以说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详细说明了寻求《资本论》逻辑起点的过程，这就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在鱼龙混杂的经验堆积及其经验理性认知的主观性面前，运用逻辑的思维方法剥笋式地逐层剖析，扬弃了斑驳陆离的无序状态，最后才寻觅到“资本主义的细胞”—“商品”概念作为逻辑起点的。由此，《资本论》从“商品”概念出发，展开了“商品—货币—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积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灭亡必然性的范畴系列。从总体上看，这个范畴系列中的每一个范畴，相对于前一个范畴来说，都是复杂的、具体的，而相对于后一个范畴来说，又都是简单的、抽象的。整个范畴系列在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逻辑地展现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基本过程。从叙事的文体上说，《资本论》整个逻辑体系构筑精致，圆融贯通，富有一种思维“形体”，或思想造型的丰满美感。体系内演绎思路环环相扣，犹如畅通婉转的思维曲线，散发出诱人的线条美感；此外，马克思的演述语言妙语如珠，滔滔不绝，雄辩而令人折服，使人的思绪在沿着演绎曲线移动时，似乎时时倾听到震撼人心的语境“音乐”。
到此，我们不难理解，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知识建构是透过表面的物相和颠倒的假象，在现象的层层剥离之后，才会最终建构起来。马克思之所以这样做，其基本的考虑还是来自西方科学理性话语传统中的“存在与显现的二元论”。马克思自己说：“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3〕（P974—975）这也意味着，如果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颠倒和物化现象会与它的生产方式本质直接等同，那么，关于历史规律或历史客观性论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现象学都会是多余的。
概而言之，马克思为探讨社会规律而使用的诸多概念是非评价性的概念，马克思的社会知识学叙事是一个非常逻各斯的叙事，套用福柯的话语， 思想概念的合法意义和思想语法关系具有严格的纪律（discipline）规定，绝大部分的知识经过了逻辑论证，充分显现了人类思维讲道理、有理性的一面，因而，对人的心灵或思想产生震撼和启迪。马克思哲学对于逻辑的尊崇，实际上是对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中的秩序、结构和规律的尊崇。这与尼采所谓终极混乱的说法（后详）大异其趣。而反映在尼采的文体上，则表现为行文的隐约、不连贯、神秘等等。
然而，道理和理性把人引向间接生存，即从“现象”界抽象到“超越现象”界，这与“诗人哲学家”尼采的“美感叙事”比较，马克思的思想仍是学究性的，个中道理需要解释，才能传达知识人大众，成为现实的精神力量。
原本，马克思的这样一种思想造型不应该成为减损自己的“荣誉”和实际影响的源头。遗憾的是，在许多场景中，马克思这一本 来属于讲道理、解放人的头脑的哲学，我们也采取了“灌输”的方式去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少理论文章盛行的千篇一律的“教科书语言”，无视马克思哲学是与逻辑美感经纬交织的学说；许多领导讲话稿中千人一面的“大道理语言”，或因其繁复而难理头绪，或因其浅显而未涵深意，常常引不起读者、听者的兴趣。结果，马克思的思想魅力大打折扣。甚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像拉克劳与墨菲这样的大解构家，竟然对复杂的、异质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采取了一种二元论的解读方法，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展现出一种“一元论的渴望”（monistaspiration），试图抓住历史的本质和深层意义，这种历史可以通过劳动和阶级斗争概念来理解，其逻辑具有铁一样的必然性，沿着一个严格的进化阶段序列自行演进〔5〕（253—263）。 只是当拉克劳与墨菲系统地误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时，他们未能看到，他们已把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同后来被第二和第三国际理论家歪曲了的马克思的思想混杂在一起了。
二、价值批判与社会批判
在考察两种思想的深刻程度和影响力时，衡量的标准自然是多元的。如果从纯粹经验出发，必入标准多元乃至相冲突的领地。在此我打算提及以下三个不同的衡量标准：影响力、重要性和正误性。这是衡量学说分量的三个不同参量。影响力主要指其社会作用和文化作用，重要性主要指其学理认识论逻辑的深度，正误性主要指其与通行的价值标准的相符程度。我们不难发现：对社会和学界有影响力是一回事，在学理上有深度是另一回事。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说，马克思、尼采同为20世纪最具革命性的思想家，其思想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以审美体验为叙事风格的尼采的思想在学理上并不重要，对现实的判断又多不正确。纵然如此，他对人类通行伦理价值的否定态度，对现代伦理思考的意义大于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者维护伦理价值哲学的意义。众所周知，现象学伦理学的诸理论体系构筑的共同缺点，是把传统伦理价值当成了固定标准加以维护和论证，对伦理价值系统内在的问题体认甚少，根本不足以处理时代人类精神生活的危机。所以尼采对这些伦理价值的直接攻击得以横扫欧陆，其最大的成就是****了伦理价值自明性观念。他所要求的是对传统道德观念“进行再评价”，提供对相反价值的刺激。这样的表述并无深奥难懂之处，但是，其影响力正如韦伯所说：“自从尼采以来我们便已知道，有些事情，不仅是它尽管不善而成为美的，并且只从它不善这方面看，它才是美的。”〔5〕（P39）正因如此，尼采对伦理学基础的否定所具有的批判意识产生的影响，可相比于马克思的对“武器的批判”。对于这点，就是各个尼采解释者都只是自己的尼采解释，也都是认同的。诚如，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图兰说：“上帝之死也标志形上学之终结，此形上学从巴门尼德到柏拉图，从笛卡尔到斯宾诺莎均定义作存在与思维的相符或统一。而在此历史主义时代，尼采以变化代表了存在，以行动代替了实体。”这里图兰说的价值观念的替换与思维和存在的形上学并不关联，尼采的影响主要在于价值重估。因而，图兰的尼采解读，实际上像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一样，只是以自己的哲学框框为基础的，某些后现代思想家并不理会图兰、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谱系论，例如德里达就入迷于尼采式的摧毁，勾销尼采书写的内在实质而透露说：尼采文章根本没有隐含什么确定的学说，也没有什么最终含义。发微或阐发尼采学说的人都忘了尼采的启示：这个世界没有真理，只有解释〔6〕（P205 ）。而尼采自己让扎拉图斯特拉下山时说的第一句话是宣告：“上帝死了！”他要人们自信为出类拔萃的重新探寻人意义的人，要人们自信为一个创造者。
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是否就是尼采的自言自语？如是的，那么，尼采的如是说大致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如是说的和声，他们说：“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7〕（P15）对以往那些创造出关于人本身的种种虚假观念的人们来说，“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而马恩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象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不再在这些东西的枷锁下呻吟喘息”〔7〕（P15）。
如此告白，使马克思与尼采，据说还有弗洛伊德共享了所谓****所有传统价值，代之以新的伦理和生命方向的“后现代先知”的名分。然而，尼采与马克思毕竟具有不同的影响：这倒不只是说马克思引发了诸多社会革命，而是从西方学术结构的转换性着眼，马克思作为现代性的激进批评者，是站在启蒙思想的西方小传统中颠覆西方传统，“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基本方面也在启蒙的传统和犹太暨基督教的时间观念之内，它本身就是一种批判‘现代性’的现代性的理 论体系”〔8〕（P312 —313）。尼采不仅颠覆了启蒙传统， 而且颠覆苏格拉底和耶稣共同塑造的西方大传统。因此，尼采给西方文化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震动，尼采的思想情调、沉思方式对欧洲人来说是“陌生的”；Rosen 发现尼采一方面大谈世界根本是虚无，另一方面又召唤人去创造价值。在根本虚无的背景中鼓吹创造价值的人生，无论如何是悖谬的。既然尼采摧毁的不仅是传统价值，而且是所有价值的根据，新创造的价值又何以可能衡量？这种谜一般的思想引我们转向尼采关于世界本质上内在固有混乱的看法：尼采关于偶然、创造和必然的观念与19世纪末同时代的哲学家皮尔斯有奇特的相似。他们都认为，我们的世界，尽管其他人认为是有秩序的，却是偶然的产物。他们都不认为宇宙间定律的存在会对偶然有什么影响。德勒兹曾对尼采众多的思想之一作过简明的概括：创造的骰子一旦被掷出便确立了偶然，在它们落下后形成点数的组合便确立了必然……因而，尼采所谓的必然（命运）从来就不是取消偶然而是偶然本身的组合。“也正是这个偶然还在驱使创造性脱颖而出”〔9〕（P268 ）。如此看来，尼采真心相信世界本质上内在固有的混乱，但需要说明或哄骗人们相信：自己是或能够是价值的创造者。就这样，尼采充满激情地揭示了人始终处于创造与毁灭的冲突与张力之中，他的“反传统”使他有理由抱怨自己得不到理解，不管怎样，“稀罕的声音只有稀罕的耳朵才能分辨，稀罕的思想只有稀罕的思想才能解释。”因其稀罕，今人重新提出尼采思想来讨论，就会是不稀罕的事。
与尼采一样， 马克思思想中也具有某种实实在在的紧张（tention），这既表现在有着不同倾向的思想之间，也表现在被马克思综合成一体的思想资源之间。无论发微马克思的基本学说，还是沉浸在“马克思们”之中，都可能是“劣等哲学家的偏见”。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把握到马克思思想中“活”的东西，我们就绝无可能把握马克思哲学，也不可能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内在连续性之上的非连续性”，从而无法发现在“科学叙事”风格中，蕴含着的价值批判。
马克思的思想中具有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和决定论的主题（motif）。我们已在逻辑认知上指出，《资本论》倾向于实证的分析，运用“抽象力”作冷静的观察，致力于发现“铁的规律”，基本上不考虑人（如个别资本家）的主观意图。在此我们再择一具体例证，意在作进一步阐明。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对象的科学确立，其重要的关节点在于原来的亚当·斯密那里，通过利己主义的个人主体活动建构起来的人类的市民社会，最后成为一个真正经济物化结构占统治地位的必然王国。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斯密的经济人，终于在李嘉图那里变成了“非人”的帽子。马克思就是沿李嘉图思路论证“劳动价值论”的，其要义正是试图找到“客观度量”具体劳动时间所包含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的“客观价值”，从而社会得以“公正”的决定一切物品和劳动的报酬。
但是，这一思路导致后来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在实践的困境。因为人类社会的技术条件与人类普遍的道德状况，实在不足以支持和提供劳动价值的“客观度量”所必需的信息。即便是所必需的信息完备，“从数学上讲，要求出各种产品客观价值，必然造成独立方程个数比变量个数多。于是无法求解”〔10〕（P24）。再者， 由于人类“天性”的恶劣（经济学理论习惯地这样假定），即便“客观度量”在技术上可行，随此而自然发生的生产和消费的集中计划（因为客观尺度存在时，“市场”作为揭示价值的手段便显得成本格外昂贵从而自行消亡），会使计划者作为个人，受到权力的无可挽救的腐蚀，最终导致“人人平等的民主”的瓦解与“自由”的消失。这一条“通往奴役之路”的起点，正是“客观度量”主体价值的人类理性冲动。

可是，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简单地放任这一理性冲动，他只是把李嘉图的社会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别名）作为社会知识建构的超越之点，正如马克思引用的一条评论所说的：“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11〕（P111）。这里，马克思思想的大意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在分析和建构资本主义生产的法则时，其精微要妙是要从中找出它否定自身的机缘，关节点在于找到****“铁的规律”的道路，抨击这种规律的不人道和违反人性。简言之，马克思思想的本意在于通过对资本的贪婪本性的批判，展望“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未来时代。
因此，马克思思想的批判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活 ”的思想资源。之所以说这种批判是“活”的，而不是死的，就在于任一健康的市场社会都需要马克思的批判。与尼采的价值批判性不同，马克思的批判性奠基于一种特定的历史观，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使命，是一种社会批判，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把握这种批判性所具有的内在紧张：当马克思主义在统治时期的意识形态化时，可能会减弱甚至丧失作为其精髓的批判性锐力。结果是，在许多场景下，马克思的思想“被庸俗地设想为现存状况的表现，而不是现实的真理”。这自然又会遭到马克思的拒绝，他说：“（你们）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懂得如何运用批判这一武器，钻入“大海”，“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中来”。马克思清楚地写到：“凡是经不起我批判的东西就应该废弃，哪怕这种观点是代表公认权威的。”〔12〕（P9）。可以肯定，马克思作为共产主义的代言人，站在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其思想的生命是资本主义所赋予的，马克思对资本（市场）社会的批判一直是展开思想生命创造力的源泉。今天，我们需要对马克思思想作严格解说，区分开作为对历史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充分利用马克思思想中的“活”的资源，以在当代条件下推动人类全面解放、个人全面发展理想的实现。
三、结 语
当我们在当代语境中，去考察马克思与尼采的思想影响力和重要性时，除了主要考虑两者在西方学术史结构中的区分外，也需联系当前社会全面商业化和技术化这一时代状况，区分出思想的“使用价值”（影响力）与“真实价值”（重要性）。此外，不可轻视的是哲学论述话语是否有与同时代知识条件相协适也是制约某种哲学生命力的重要因素。我们注意到，由于人文学术产品不需受现实的观察和社会实践的直接检验，从流行的所谓“尼采学说”来理解尼采文体，易于将其视为在科技工商压迫下“自得其乐”的美学装饰品，或文人化修辞，几近消解尼采文体与某种深切的思想关怀的联系。与此相反，许多研究马克思哲学的人总是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头脑是沉静类型或唯物主义类型，而不是热情类型——好像尼采，用所谓“更需要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对人的重新关注”，来隐匿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概念深层的生命哲学预设，对马克思的理解不能为其充盈的生命理想和美感所触动。
如果说，没有对未来的“科学认识”，马克思也就不成其为马克思，那么，那种缺乏基于批判精神的多维度，如现象学、生存哲学等维度， 以及浪漫主义乃至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等旨趣的对马克思的研究〔13〕（P526），便失去了在新的知识条件下把握马克思思想的丰富性，最终不能不躲在“旧哲学”的框架中自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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