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海外学者对中国民主化研究述

（一）讨论的背景

　　民主化浪潮是二十世纪四大浪潮之一。正像亨廷顿所说，它经历了一波三折：时而翻涌泛起，时而迟滞回旋，步履维艰。就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时,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洪波涌起,展示了它的巨大能量。经过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人类的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实行民主制度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和普通人的共识。［1］作为约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来说，当然不能孤立于大潮之外。从世界的角度看，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中国发生的政治变革，正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中国的改革开放，适应了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对人类政治发展的重大贡献。在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朗之时，中国更不能脱离民主化的大道。但是，这条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有收获也有挫折。作为日益崛起的大国，中国的民主化问题特别引人注目。不仅本国内的学者对中国的民主化十分关注，海外的学者也是分外费心。在此，本文仅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部分海外学者对此的研究简要加以述评。

　　在此所指称的海外学者，是指一批西方学者、中国台港澳地区以及旅居海外的学者。他们站在另一个角度，用与大陆学者相比不同的话语来分析中国的民主化问题，特别是中国民主化的前提理论和转型理论的研究。可以说近十几年来，关于民主化问题的研究真正成为西方政治学界最热门的话题。而对非西方国家民主化前提的研究又是其重点和最有价值的成果。中国作为亚洲大国，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到2001年12月10日加入世贸，可以说与世界全面接轨，自然成为关注的中心。海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为此还专门召开研讨会，探讨中国的民主化问题。他们就中国的民主化问题纷纷着书立说，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理论方法与分析框架，发表自己的见解。了解海外学者们对中国民主化问题的研究状况，有助于提高中国的民主理论水平，而且，对于不同话语的了解与分析，也为我国的民主建设提供了多种思路，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古人所言虽不是至理名言，但其中也不无道理。

（二）研究状况的分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民主化问题的研究，循着不同的思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取了不同的研究取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模式。但从总体来看，他们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从宏观层面的研究，二是从微观政治层面的研究。下面，将分别从这两个层面简要加以介绍。

　　从宏观政治层面上对中国的民主化问题进行研究，主要是运用综合理论来展开的。九十年代之前，多数海外学者对此的研究遵循三种传统的理论模式，即现代化理论，以李普塞特为代表；转变研究，以D. 罗斯托为代表；结构研究，以B. 摩尔为代表。但进入九十年代，有的学者认识到这三种理论模式都无法充分解释民主化问题，因而，他们试图将这些传统的理论调和起来，形成一个较宽泛的解释框架，运用综合理论来研究问题。［2］如戈登·怀特所写的《中国的民主化和经济改革》［3］一文，就是运用了综合理论，从宏观层面进行分析的。他从政治结构、经济发展状况、社会稳定、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分析中国民主化的前提；对于民主的转型，他认为应当遵循现实主义原则，实行循序渐进的民主化：先由极权主义体制过渡到威权主义体制，然后，经过经济的发展，从而过渡到民主体制。这是他关于中国民主化的总体思路。此外，戈登·怀特还写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前景：对韶山市的个案研究》［4］等一系列研究中国民主化的文章。尽管戈登· 怀特从多个方面进行全面论述，但是仍旧避免不了其他学者的反击。白瑞得 L. 迈克麦可所写的《民主还是专政？：对戈登·怀特的回应》［5］一文就是从戈登·怀特所分析的各个方面进行反击的。他认为戈登·怀特的设想不堪一击，因为经济的发展与民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中国经过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民主是不成立的。同时，他还指出，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所谓的威权政府身上，而应当由新的政治精英来完成，即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能真正实行民主。

　　当学者们看到对中国的民主化问题进行面面俱到的分析，似乎不能解决实质的问题时，他们渐渐地把研究视野集中到微观政治层面上。微观政治研究注重政治精英的讨价还价、选择和谈判等政治行为。［6］实际上，白瑞得对戈登·怀特的反击，已将中国的民主化问题集中到一点，即执政者或说政治精英之上。他认为中国民主化的关键是****当前执政党的统治，由真正能够实行民主的政治精英来掌握权力，迅速实现中国的民主。他的分析带有将对中国民主化研究的宏观层面过渡到微观政治层面的倾向。亨廷顿曾经说过：“经济发展使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其成为现实。”［7］这句很有代表性的话表明了政治领导者的重要性。经济因素创造民主化的基本条件，但民主化毕竟是人为的政治过程，政治领导者的素质及其所选择的战略，能够使民主化过程顺利或曲折。

　　从微观层面研究民主化问题主要是在九十年代的后半期。如布鲁斯 J. 狄更斯在其所着的《中国和台湾的民主化：列宁主义政党的适应性》［8］一书和他所写的《中国的民主化和台湾的经验》［9］一文中，就是从微观政治层面来分析的。他从执政党入手来分析实行民主的可能性。他声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虽然都属列宁主义政党，但是中国******具有一定的适应性，能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调整自身，因而能够领导台湾完成民主化，使台湾由威权体制过渡到民主体制。而中国共产党与之相比，却不具备那种适应性，所以中共不可能领导中国完成民主化进程。因此，在中国要想实行民主，就必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新的政治精英来完成民主化这项使命。不过，布鲁斯 J. 狄更斯着书之时，******在台湾还处在执政地位，时至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揭晓，******在台湾的统治已成为历史。不知布鲁斯 J. 狄更斯该是怎样看待******的适应性的（这是题外话）。

　　除了布鲁斯 J. 狄更斯从微观层面进行分析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海外学者也从这个角度出发，对此进行研究。因为选举是民主的一大特征，而政治精英的出台又是通过选举，所以，对中国选举的研究也是很热门的话题，尤其是中国开始实行村民自治，引起了海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如，丹尼尔·凯利在《中国杂志37》（1997年1月）上发表的《中国对村民自治的争论》，凯文 J. 欧柏利在《澳中杂志32》（1994年7月）上发表的《在中国农村实行政治改革》等都是以中国的农村选举为主题的文章。

　　海外学者对中国民主化的研究，可以说举不胜举。除了以上所列的实例外，还有很多着名的学者或至今默默地为中国民主而费心的人们。但由于本人阅读面所限，在此不能一一举出，实在惭愧。总之，这些海外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民主化问题进行审视，他们某些分析与建议不无道理，因此对我国的民主建设会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三）总体评述

　　从世界的角度看，在最近二十年里中国发生的政治变革，正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特别是90年代以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更是适应了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海外学者以及中国大陆的学者们对中国民主化的关注，也表明了他们对时务的关心。然而，应当点明的是，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并不是其它国家民主化进程的翻版。由二十世纪以来中国追求民主所经历的两次挫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民主化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必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这不是空喊口号，而是依据中国政治传统的独一性和国情的特殊性所得出的结论。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国近代史上的民主先驱者们，如康梁师徒、严复、章太炎等，他们从一开始的积极倡导民主到后来不同程度地消极与妥协，除了各自的不同的深层因素外，不能否认，他们或多或少地认识到了以前所鼓吹的西方民主，并不能完全成为中国的模型。在中国，应当立足于本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与之的相融之处，来完成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问题，建立中国式的民主。像白瑞得所说的那样，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必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则未免有所偏颇。中国近代曾经的一盘散沙局面，至今还令中国人为之心骇。民主不是一夜之间的幻想，也不是轻而易举之事。正像金耀基先生所说：“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之常道与正道，但我对民主决没有轻漫的幻想，事实上，我越来越觉得民主之建构可能是中国现代化中最艰巨的工程，它也将是对中国人智慧最严峻的考验……我们对民主决不能只停留在感性的认同的层次。感性的认同，不论是多么热情与真挚，对于中国民主的建构都不会有太多的贡献。民主之建构所需要的是理性的思维和理性的行动。”［10］

注释：
（1） 参见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第1－5页。
（2） 参见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第64－67页。
（3）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31, January 1994
（4）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29, January 1993
（5）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31, January 1994
（6） 见David. Potter（ed.）Democratization，P.532
（7） 见Samule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p.311
（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9） Asian Survey, Vol. XXXVIII, No.4. April 1998
（10）见金耀基《中国民主之困局与发展》、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