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主义的制度支撑

　　近些年来美日等国"中国威胁论"兴起，大有中国崛起必引起世界灾难的惊恐，这股思潮至今未见其衰，乃至一些国家如印度为扩张自身军备水平，也打起"中国威胁论"的噱头，1998年，印度在试爆核武的时候，国防部长费尔南得斯就曾说中国正在"威胁"印度的安全。其实这样的说法只不过是"镜子战略家"们（注：此一概念是由美国政论家P.M.S.布莱克特所概括，是指美国那些号称军事学家的人们，经常会把自己这一方面所拥有的军事能力或自己不自觉地怀有的意图硬套在他人身上，当他们主张应加强自己国家的军事能力以对付"敌人"的威胁的时候，他们想象着"敌人"一定也在以本国为敌并且在发展足以致本国于死地的武力。）的一种自我心理投射，如果联系中国传统的文官对武官的细密控制，所谓中国崛起将威胁世界安全便只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出论者的居心值得置疑。
　　中国是一个深受和平主义浸染的国度，这一点对于中国以外的人来说，恐怕很难理喻。这几年面对来势汹汹的"中国威胁论"，中国乃对世界各地的专家学人，纷纷从中国的传统典籍中，证明了中国历代圣贤以及百姓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热爱。不过仅仅从精神文化层面来说"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还是难以令人信服，任何事物只有深入到制度层面，才能说明事物存在的稳固性。在中国古代乃至现在，恰恰正是存在着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官对武官的控制制度，这一套制度使得中国"不得不"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度"。
　　有兴趣的读者如果翻一翻美国汉学家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或者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便能够一窥中国古代文官对武官的制度化控制端倪。这两本书都向人们讲述了同样的故事：那就是在宋明清的漫长历史年代里，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都是"士农工商"的多元构成而"士"即文官系统是是国家的统治阶层，经过科举考虑而进入庙堂的举人进士们熟读诗书习惯于坐而论道，尚武纵力对他们往往就成了一种"下三滥"。国学大师钱穆总结说："......此种文武分职，军人不干政的制度，在中国又是古已有之，亦属中国旧制中一项优良的传统。"（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P29）文职官僚们的权力是如此之大，以至近千年来中国军人的最高官价也不过是区区总兵，而他们还必须时时受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制，节制的方法一是在官位设置上比他们官高一级，方法之二是不构造全国划一的军事后勤供应系统，各地的军队由各地方分散供给，也就是说军事物资的供给权也掌握在文职行政官员手中。而全国性的军事管理机构"兵部"的长官兵部尚书也历来是文官，就如现代世界多数国家的国防部长是文官一样。
　　说明中国古代文官对武官控制之厉害的具体事例，可见之于明代戚继光、袁崇焕等苦心经营中国武力时的艰苦，前如戚继光如无文官阶层的最高权威张居正的死力扶持，就断不会有戚氏抗倭保国的武功；后如袁崇焕虽身为文官阶层，但创造中国武力时在文官阶层中所经受的磨难，亦非现在我们所能体悟，及至最后终抵不过文官阶层的集体性损毁而被崇祯皇帝所杀，它的直接后果是明朝再也无法抵御努尔哈赤的进攻、最后崇祯皇帝做了亡国之君自己吊死在了紫禁城。
　　时到今天文官对武官的控制制度仍基本未变。现今中国政府的最高决策层不见国防部长、也不见任何军方人士、乃至没有专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官员，都是明显可见的证据。而在军队内部一支庞大的政工干部系统的存在，正起着传统文职官僚对军人的制约作用，不同的是在古代社会文官对武官的控制更多局限在宏观，而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则将这种制度深入到了微观，不仅在高层有对高级将领的控制，在低层也有对普遍官兵的控制。　　
　　美国前总统肯迪的弟弟--古巴导弹危机时任美国政府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在古巴危机后曾经写作回忆录《十三天》，说在当时美军高级将领蠢蠢欲动要对苏联和古巴动武时，多亏了作为最高决策者的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都是文职人员，是他们控制了武人的战争冲动，才幸免了一场浩劫的发生，肯尼迪说这是美国文官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实际上现今流行于西方世界的官僚制度和文官政府，据考证说正得自中国古代政制对西人的启发，几百年前中国方在强盛之时欧洲法德等国羡中国之管理有效，从中悟出文官政府的伟大意义并进而仿效之，后来这一制度又飘洋过海移植于了美利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也是中国人对于世界和平的一个伟大贡献。--言归正传，"中国威胁论"的胡猜乱测之所以说是"无端"，且不说现在中国的军事力量还相当薄弱，单谈中国的文官对武官的控制，也远比美国来得彻底和有效得多。因此世人大可相信中国和平主义的存在，未来中国对外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在随革命起家的老一辈退出政治舞台、新兴的文职技术官僚走强的同时，已越来越小。特别是在中国人的宗教情感比较淡薄、中国战略文化传统受世俗文化影响更深的情况下尤是如此，除非关键性的国家利益受到侵犯，否则中国都将遵从商业时代的游戏规则不会轻启战端。相比之下宗教情感浓厚的国家如美国则可能并非如此，偏执于一神的信仰会使思维方式上非此即彼，其容让之心因此较为短缺。也鉴于此"中国威胁论"并不值得一提，它只是美国式政治思维在中国问题上的一个类比表达，所反映的并不是中国现实。

　　军事野心多军人出，没有精英将领的蠢蠢欲动，再好战的文职政府也不可能发动军事机器。二战前夕的日本之所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就在于日本军队少壮军官的胆大妄为没有很好被遏制并进而冲击了文职政府的权威，乃至文职官员任命最后需要征求军方的同意，文职官僚系统成了军事机器的一个传声筒。这样的情况在中国难能出现，中国文职政府控制制度过于有效，甚至有嫌过头抑制了中国国防建设的自然发展并危害了国家安全。近些年来中国国家安全环境不乐观因素的增多理应就有这方面的因素。故此本文作者有时并不担心未来中国人不热爱和平，而担心中国过于因为和平主义而完全丧失了尚武精神。一个不懂得、不敢于斗争的国家，是不能保证自身的国家利益的，同时实际上也不能为人类更大范围内的安宁作出贡献。我倒是希望中国人尚武一些，真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是鼓励中国去同他国打仗，而是想说人类的相互承认和国际民主离不开有理有据的斗争。可是我事实上也担心中国人会丢弃和平主义的信仰，19世纪末以来的与列强角力，不免也会使中国人生成出与列强相同的思维模式，就如正在闹着南亚紧张局势源泉之一的印度，这个佛教、印度教、波罗门教、耆那教的国度曾经千余年只和不斗，同样有着和平主义的悠久传统，然而喜马拉雅山和克什米尔的干戈，却已经告诉人们那不过都"俱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