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与确立：后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

关键词：后马克思主义，霸权，阶级政治，社会主义策略 
　　摘要：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立场试图在作为政治与文化力量的古典马思主义的祛魅中拯救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仍有价值的一些方面。它的理论先驱一开始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随着1968年“五月风潮”的结束和西方七十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出现，部分新左派理论家开始以多种方式解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并对意识形态的自主性进行立论和诠证，这一趋向和后现代思想的一些成果的嫁接使后马克思主义以积极的理论建构姿态呈现。后马克思主义在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中重新调整社会主义策略并重建对社会主义价值的信念。 
　　“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早在几十年以前就己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经过十来年的孕育，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终于形成了“思潮”，变成了“运动”，试图在新的文化氛围中重建激进的后现代政治的努力使它在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文化研究、美学、文学艺术等众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就我们中国大陆思想界而言，“后马克思主义”似乎还是匪夷所思的不伦不类的怪物。就对其的理论回应而言，我们己远远落在西方的“后马”之后，但对于正“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理论界来说，从“后面”看“后马”也许能看得更真切些吧。 
　　—、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第二图式” 
　　有人说，厄尼斯特•拉克劳和蔷塔尔•莫菲是后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这是不确切的。我赞同保罗•雷诺兹的说法，他们只能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旗手高展大旗，因而很突出、很惹人眼目：但不要忘记：攻城略地的还有英勇的战士。并不拉克劳和莫菲最先使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语汇，并且，他们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也没有专门的论述和阐释。拉克劳和莫菲是在1985年首次宣告他们的理智性思想规划属于后—马克思主义。但在1970年代初，后马克思主义概念已被运用，70年代后期以降，后克思主义始以诸多萌芽形态在悄然滋生。 
　　无论在社会学的发展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史中，我们都不应忘记丹尼尔•贝尔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在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他不仅详尽地论述了他1959年就已提出的“后工业社会”观，而且还提出了“后社会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概念。很明显，贝尔想以“后马克思主义”为他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提供理论支撑，所以他不仅将后马克思主义置于第一章的开头来加以讨论，而且把后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二节的标题，并就后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意义进行了粗线条的描绘，虽然他的研究取向和材料运用都是从社会学的视野出发的。 
　　针对爱德华•希尔斯对后工业社会概念的评论，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的思想可以从马克思本人那里获取借以构想的根源。那么，希尔斯何以漏掉了马克思呢?贝尔多少有点嘲讽式地说道：“或许因为我们都已经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了。”[1]贝尔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结构的描述并不是一套图式而是两套图式：第一套图式是在《资本论》第一卷表述的，社会分化为两大对抗阶级：资本家和无产者，其他第三种人(地主、农民、手工业者等)都将消失，当生产资料集中的劳动社会化达到同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时候，外壳就要炸毁了， 社会主义就会诞生。第二套图式是在《资本论》第三卷表述的，马克思注意到了资本主义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的扩大以及股份公司的发展给整个社会结构带来的变化并提到了所有权同管理权的分离、指挥劳动的出现，白领工作的扩大等。在贝尔看来，正是马克思的第二个图式预示了后工业社会的到来。“20世纪上半叶所阐述的资本主义未来的社会学理论……几乎所有都是同马克思的第二图式的对话。” 
　　贝尔承认马克思的第一图式是决定性的，因为它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思想，正因如此，马克思的第二图式是微弱而闪烁的，它所表现的倾向大大地“打了折扣”，也就是说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元对抗的理论强音淹没了第二图式。贝尔指出，历史的事实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运转方式并没按“强图式”进行，相反，它是“弱图式”的进一步展开。贝尔以社会学家的眼光对马克思所没有充分预见到的结果作出了经典的刻划：“后马克思主义时期中经理与业主的分离，企业的官僚科层化，职业结构的复杂化，这一切都使得一度明确的财产统治和社会关系的情况模糊了。”贝尔吸纳了马克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不是两个相互矛盾的制度而是同一官僚科层体制类型的变体的观点，认为这些社会结构性征象是后资本主义和后社会主义所共同具有的，所以他的后工业社会概念的最大“效力”就在于把后资本主义和后社会主义同收一囊之中的共时性诉求。合理性的追求必然导致科层化的增强从而使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提高，这样一来“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在贝尔看来，“新中产阶级”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期产物，带来了一个古典马克思主义者所不曾料想到的明确的政治后果：它改变了阶级体系的社会学性质，也就是说，社会阶级的对抗性质及状态并不象马克思所预言的日益简单化、二元化并最终造 
　　成一种单边式的发展轨道。 
　　社会阶级的结构性变迁一直构成贝尔关注的重心，他以挑战的姿态向马克思的第一图式所蕴寓阶级分析方式发难。但他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把批判引向了对马克思整个社会分析逻辑的质疑。贝尔认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尚表现出对政治秩序、官僚机构的直接关注，但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思维方向发生了变化：集中注意社会而不是国家；注意经济而不是政体，即是说，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从政治学到社会学的演变，“马克思认为一切基本的社会关系不是来自政治，而是来自生产方式。阶级关系都是经济关系：不可能有官僚政治和军队那样的独立政治阶级或秩序。”正因如此，贝尔坚信：在马克思那里，政治没有自主性，它不过是社会力量的反映。他认为马克思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特殊的决定论是成问题的。尽管贝尔指摘马克思忽视了政治的自治性，他本人也极其强调“上层建筑”在社会结构中轴变化中的作用，但他自己也没有深入政治的领域并且对后工业社会政治自主性何以可能、何以完成的问题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理论图景；他的“马克思的第二图式”之论也不能自圆其说。但贝尔毕竟触及到了后马克思主义要处理的重要问题，而难能可贵的更在于，他把对马克思阶级政治的批判置于后工业社会概念的阐释之中，这预示了一种超出单纯“修正”或“批判”的理论建构方向。 
　　二、“后马克思主义工人”：从阶级意识的衰退到普遍主体的消失 
　　在对后工业社会的图绘中，贝尔着重考察的是“新中产阶级”之兴起给整个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秩序带来的影响。当然，他也提及了工人阶级的变化问题，但他的兴趣点显然不在这里，当他把塞尔日•马勒和安德烈•高兹的“新工人阶级”一词斥为“激进的幻想”后就匆匆结束了这一话题。但必须看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的性质、构成及地位等问题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理论难题，同时，它也是支撑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潜在基点之一。 
　　在论及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浮出”历史表面的社会根源时，斯图亚特•西姆说道：“这并不仅仅是我们学术性知识探索和政治氛围对马克思主义的敌意，而是一系列激进的文化变化业已发生，它使左派马克思主义茫茫然不知如何前去有效地应对。这一世界的一个最醒目的特征便是无产阶级在社会上和政治上重要性的衰微……众多的评论家对这一现象的论述对后马克思主义意识的生成具有明显的意义。”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哪里去了?工人阶级怎么了?在古典马克思主义那里，工人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甚至卢卡奇在总结匈牙利革命失败时，也没有怀疑过工人阶级不再是无产阶级，而只是说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 
　　意识”淡漠了，所以卢卡奇诉诸总体性的辩证法以对抗资本主义社会强大的“物化”对无产阶级意识的发育和生长的巨大阻挠。而卢卡奇的对总体性的渴望不仅带有强烈的救世乌托邦主义色彩而且难免泛化出一种极权主义的趋向，因此之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阿多诺对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一直穷追猛打。而1968年“五月风暴”又历史性地映证了总体性逻辑的坍塌。“五月风暴”在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流变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在其后，一些左派思想家开始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变化重新考量，在这方面，尼柯斯•普兰查斯和安德烈•高兹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而这一探索对后马克思主 
　　义思潮的产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普兰查斯阶级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引进了“新小资产阶级”理论以“消解”盛极一时的“新中产阶级”理论。他抵制阶级界定的纯粹经济标准而坚持把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纳入到阶级划分中来，并把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分和阶级划分的基础纠缠在一起，这样一来，他就有了两个“杀手锏”或者说“双重标准”：他利用后一标准将非生产性“白领”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同时借助前一原则把生产领域中的“白领”分离出工人阶级。他这样双层“过滤”的结果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就从大多数被减少到一个残余的群体” 。普兰查斯扞卫工人阶级的纯洁性和革命霸权的努力造成了一个令传统左派不安的结果：工人阶级少数化、边缘化了，正如艾伦•伍德恰如其分评论的那样，“普兰查斯在总体上关于阶级的定义与其特定的关于‘小资产阶级’的定义，把社会主义策略的聚焦点从形成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转移到构筑以阶级差异和划分为基础的‘人民同盟’上去了。”而这一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便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定位。难怪有位评论家说，后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主题在普兰查斯这里都以萌芽的形式出现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或许会循其理论逻辑与政治路径而达至诸多他的后阿尔都塞主义的同事们今日的情形。” 
　　如果说，普兰查斯的思想在“五月风暴”前后有一个从《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1968)所表达的“极左偏向”到《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1974)的“欧洲共产主义”色调的明显变化，那么安德烈•高兹的情形则更为突出也更具范型性意义。在《工人阶级的战略和新资本主义》(英文译名为《劳工战略》)(1964)中高兹几乎将整个“白领”阶层都划进工人阶级的圈子并追随马莱将其称为“新工人阶级”。在高兹看来，技术人员、工程师、学生、学者及研究人员虽然在生活上与一般工人群众有着明显的差距，但这并不构成将之归入“新中产阶级”的理由，因为专业人员同样是工资收入者，同样受资本规律的压制，同样遭受被异化的命运。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时高兹的思想是萨特存在主义和卢卡奇总体性逻辑的奇妙结合，它成了几年后学生运动的理论先导和实际的催生剂。 
　　但是，五月风暴之后，高兹完全抛弃了他的“新工人阶级”理论，在《劳动分工批判》(1973)中，他虽然仍不不遗余力地对资本主义的“异化”开刀并把劳动分工指认为一切异化的根源，但他此时已不再将专业人员队伍当作工人阶级看待了，“即使把产业中的科技劳动者视为被剥削、被异化的生产性劳动者似乎是正确的话，那么，认为他们纯粹是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却是错误的。”在此，高兹看到了一个悖论性现象：科技在“被异化”的同时却又制造着“异化”。技术成了资本逻辑的“作伥者”或者说它本身就象哈贝马斯所言已成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科技的这一偏激态度导致了其阶级理论的退却和左派立场的保守化。虽然高兹没有运用“阶级规定”和“阶级立场”的普兰查斯式的区分，但他几乎达到了与普兰查斯相同的结论：即便“白领”反对资本主义，但他们的“意识形态”仍是资本主义的，他们既不是作为无产阶级也不是为了无产阶级而是防止自己无产阶级化才反对资本主义。 
　　但高兹的“退却”并没有停止，他思想中的萨特存在主义“根底”使他“一退千里”。在1980年出版的《告别工人阶级》中他提出了“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概念。“那种传统的工人阶级现在不过是有特权的少数，而今大部分人口属于并无职业安定感或者说没有确定的阶级身份的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他们遍布在见习的、合同的、不定期的、临时的和业余的工作领域。在不太久的将来，象这样的工作大体上要被自动化所消除。”在高兹看来，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疏离于稳定而连续的工作场所，劳动的片断化和随机性、间断性使他们对任何阶级意识或团结感的诉求都无动于衷。如果继续向后工业社会前进，它必将衍化为“非 
　　工人的非阶级”(anon-classofnon-workers)：它既算不上“工人”也不构成为“阶级”。 
　　尽管高兹的“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概念尚有诸多含混不清和自相矛盾之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高兹意欲彻底“解构”古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这一“神秘的概念”或者说“幻相”(西姆语)。可以说，高兹的这一激进方案是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和普兰查斯“新小资产阶级”理论的进一步发挥和逻辑延展或者说是对二者的“整合”。在高兹这里，“工人”这一概念被“祛魅”了，它褪掉加于其上的许许多多的政治寄寓和理论负载——工人，不过是一个普通而平凡的字眼。在工作场日益分散化、对抗越来越多元化、复杂化的社会里，作为普遍主体的大写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在场”了。如果说，工人还将存在，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它在社会建构中作为单一的普遍主体的本体论式的中心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罗纳尔多•蒙克给了这种“工人”一个特别的称谓：“后马克思主义工人”(Post-marxistworkers)。[10] 
　　三、消解话语客体：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的“分离” 
　　尽管普兰查斯和高兹的阶级观很不相同，但他们的分析方法却有点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以一个特定的“新阶级”作为“剌入”古典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突破口，只不过一个剌穿了，一个却陷在了里面而矣。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单刀直入”是创伤性的而不是致命性的：他们仍然沿习了阶级分析的基本逻辑。正如艾伦•伍德描述的那样，许多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正纷纷从阶级那里退出，然而，其“退出”的程度、方式和途径却各不相同。英国的后马克思主义先行者保罗•赫斯特和巴利•辛达思(笔者注：以下简称为“赫辛”)的“弃马而去”采取了另类路向。而此一路向直接开启了拉克劳和莫菲的后克思主义规划。 
　　在七十年代初期，赫辛二人曾做过《理论实践》和《经济与社会》杂志的编委和撰稿人，其时，阿尔都塞在法国的影响力已逐渐淡弱，他和他的学生也进入了“自我批判”阶段，但赫辛二人却把阿尔都塞主义奉为圭臬，正竭诚为正统的阿尔都塞主义张目鼓号。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对马克思的结构主义解读难以把生产关系的优先性贯彻到底。1975年二人合写的长篇巨作《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他们开始脱离正统的阿尔都塞观点。该着的一个核心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包括了抽象的和一般的概念(生产方式的社会构形的概念，意识形态的概念，政治和国家的概念，等等)， 
　　但是，并没有一个一般的生产方式理论”。[11]在赫辛看来，虽然阿尔都塞坚决拒斥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他的“结构因果性”中却奇怪地带有“表现的总体性”的嫌疑，生产方式几乎成了一个自我衍生的目的论式的逻辑怪物；由此，他们甚至把一般的生产方式理论斥为“目的论的和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结果”赫辛二人对生产方式目的论的清除的用意在于将阶级斗争作为一个首要要素纳入到生产方式“存在条件”的再生产和变动之中，质言之，阶级斗争并不是跟在生产方式变化的“革命戏剧”的后面，它作为影响社会构形的力量实际上是生产方式过渡转变的根源。“我们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一直是根本性的东西，即，阶级斗争在历史中的作用，一个确定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再生产或改变是在某种明确的条件下进行的特定的阶级斗争(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的结果。””依赫辛之见，阿尔都塞以逻辑因果性取代了实际斗争和实践的因果性，把阶级斗争还原为逻辑关联之因果性的效果和可见的征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表现了把阶级斗争兼容到生产方式的变更中的理论努力，此一努力和赫辛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正面评价和对毛主义的推崇深有关联，格列高利•艾略特干脆把他们这一“理论实践”刻划为“毛主义的理论主义”。[12] 
　　通过摧毁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性”以抬高“阶级斗争”的地位，这似乎应合了70年代初左派尚未完全平息的革命热情，但赫辛很快发现仅仅把“阶级斗争”置于“生产方式”之前非但没有“了事”，反而引来更大的“麻烦”：其一、不再受生产方式 “决定”的阶级斗争主要受意识形态的规制，但意识形态又只是“相对自主”的，它“最终”受经济的决定，这岂不是又倒了回来?其二、阿尔都塞认为人是意识形态动物，它参与到“主体”的社会构成之中，而意识形态却有阶级性，那么阶级性和意识形态到底是何种关系?是阶级“决定”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吗?由此赫辛体察到“阶级斗争”本身隐含着经济决定论的逻辑，必须对这一残余棱堡进行“拆除”。基于此一困难，短短的一年之后二人就调转头来对阿氏的“意萨司(1SAS)”理论发动猛烈的轰击。赫斯特认为阿尔都塞的ISAS理论表明阿氏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建基于功能主义之上，尽管阿氏赋予意识形态“相对自主性”，但这一脆弱的自主性仍不过是生产方式结构的功能环结，意识形态在阿氏那里宛若一只高空飘舞的风筝，阿氏对其自由飞扬已感陶醉，而赫斯特则看到了一条长长的牵线。 
　　本来，阿尔都塞的ISAS由于其对马克思关于“虚假意识”的矫正而具有很强的冲蚀性，因为它拒绝意识形态终结论并宣称人注定不断地生活于意识形态之中，这一识见必然以如此预设为前提：主体的未完成性与社会关系非透明性。因此，意识形态不停地“召唤”以建构“主体”，正是在“召唤”的同时社会构形得以开发性地生成。按照阿氏的ISAS逻辑，即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失了，但意识形态还在“健在”，这岂不说明阶级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先验要素”?但阿氏颠覆性的逻辑并没有得出颠覆性的结论，何也?赫斯特说，这是由于阿氏死守马克思1859年《序言》中的分析之结果——阿氏没能与经济主义和阶级本质主义决裂。如此一来，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审理导致了对马克思本人的批判。 
　　按照赫辛的观点，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奠立于“表象 (representation)”这一概念之上，它首先预设了被表象者(the represented)和表象形式(themeansOfrepresentation)的分离；然后，又很不适当地把表象形式还原为被表象者。基于此一认定，在《生产方式和社会构形》(1977)中赫辛引入福轲的话语理论，认为马克思那里存在一种“认识论话语”(epistemologicaldiscourse)，它把话语客体(Obiects Of discourse)当作非-话语或超•话语(non-or 
　　extra-discursive)，即是说，它设定了话语秩序和某种超-话语秩序的对应 (correspondence)关系，这显然有违于从索绪尔以降的语言学成果，因为“话语客体并不存在，话语所系指者就在话语之中并为话语所建构”。[13]如果说，被表象的东西仅仅作为指意过程的效应而存在，那么将超-话语实在霸道固着在话语之中就是武断而站不住脚的。对“表象”概念的解构使赫辛决定性地完成一个对后马克思主义而言十分重要的分离：把阶级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艾略特曾指出，赫辛“即便还没有和工人阶级告别，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已和阶级斗争的首要性道别了”。e)其实，赫辛走得比这更远，就其核心思想而论，他们业已走向了后阶级政治，走向了后马克思主义。 
　　四、“无怨无悔地拥抱后马克思主义”：霸权的游戏——拆解与重建 
　　在论及何谓后马克思主义时，R•奇尔科特和E•奇尔科特在1989年指出，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指的是从强调资产阶级秩序的矛盾、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困境转而强调日益分散意识形态影响和缩小斗争的一种新兴理论秩序。”[14]尽管这一界定的精确性和全面性尚可存疑，但它毕竟抓住了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工人阶级社会和政治地位的降低使许多新左派产生了理论困惑和政治失重，他们认识到：“通过一个团结起来的阶级来解放全社会不再是理解或预期社会变革的模型了”。[15]解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观点滋生孕育的契机，在这一点上，拉克劳和莫菲(笔者注：以下二者并提时简称为“拉莫”)也不例外，只不过他们采取了一个和赫辛迥然不同的切入法或者说是另一独特之路径。 
　　莫菲一开始就不满于其师阿尔都塞对葛兰西的解读，她试图以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作为棱镜以探照出葛氏在意识形态自主性上所达到的最远点。而拉克劳则通过对普兰查斯消解“中间雇工阶层”的阶级还原论举动的批判而提出了一套“人民-民主质询”的阶级中立性的意识形态原则，而欲将此一原则理论化的意向使拉克劳感到莫菲对葛兰西“霸权”概念的阐释提供了达至克服阶级还原论的民主意识形态的绝好工具和指导线索。“霸权”和“意识形态”的联结导致了二人自七十年代末以来长达几十年的理论合作与建构。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拉莫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内的“霸权”概念给出了一个很冗长的谱系图，但极具 意味的却是在他们自己那里，“霸权”的内蕴和功能也经历了一个前后殊然不同变化进程。 
　　当1980年，高兹已向工人阶级道别时，拉莫仍在强调“工人阶级霸权”在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作用和意义。但此一霸权并不表现在阶级决定论的扩张或谮妄上，而是取决于它对本身游离于阶级之外的中立性的意识形态的争夺和同化，在非阶级的意识形态和阶级的意识形态一同出现的历史际遇之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关键点乃在于将非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资产阶级的霸权整合中剥离出来并令人信服地重新界定这些因素以适合于自身的特定要求。阶级霸权的建构不可或缺的统一的外在表征不可能由阶级决定的意识形态单独完成和取得，在此处，霸权性的效应归属于阶级，但霸权的建构过程似乎越发淡出阶级意味，霸权的悖论状态反映了拉莫理论的困难也折射出了他们当时社会主义策略的摇摆不定。 
　　《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1985)标志着拉莫“霸权”概念“智能升级”的彻底完成。“霸权”实现了两重的脱离——不仅从阶级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而且与阶级也全然没了干系；如果说第一层剥离是对葛兰西文化霸权的发挥，那么第二层剥离则完全超出了“葛兰西的界线”。 正如拉莫自己承认的，他们已在两个层面脱离了葛兰西的基本思想，“a、他坚持：霸权主体必然构成于基本的阶级这一层面；b、他设定，由有机的危机构成的间歇期除外，每一社会形态均围绕一个单一的霸权中心来构成其自身”。[16]一旦霸权丧失其阶级本体论核心以及波节点的单一性质，它还剩下什么呢?霸权被掏空了或者说被“去势”了，它只有一副轻飘飘的空壳在偶然性的吹拂下无神地摇曳。拉莫强烈地感受到了他们对霸权的剥夺和清洗所带来的“不可承受之轻”，于是他们为霸权“替补”进了新的内容：等同逻辑，话语接合实践。正是在前一意义上，即消极性的阶级政治解构的意义上，拉莫称他们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而在后一意义上，即积极性的新政治话语理论建构上，他们断言自己的知识规划是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分清楚地声明：我们现在正处于post-Marxist领域……不过，如果说我们本书的知识规划是post-Marxist，那么它显然也是post-Marxist,正是通过发挥在马克思主义内建立起来的某种直觉和话语形式，抑制或消除另外的一些方面，我们才建构出一个霸权概念，而此一霸权概念在我们看来可以是一种为激进、自由和多元的民主而斗争的有用工具”。[17]正是基于对这段文字的解读，西姆区分出两种形式的后-马克思主义：消极的后-马克思主义和积极的后-马克思主义，其实，支撑这 
　　一区分的真正基础乃是霸权概念的变迁。 
　　在被祛除了政治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所有的阶级还原论和本质主义之后，拉莫把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以及意形态对主体的建构、德里达的延异、拉康的缝合(suture)、福轲的离散规则(regularityindispersion)纳入并整合在一个超出了葛兰西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概念之中。对于拉莫来说，霸权是“一种政治关系，一种政治的形式；不过不是一个社会地形内可确定的场所”。[18]这种新的政治形式是一种奇异的接合(articulation)实践，它把各种异质的、多元的、没有内在总体性连结的政治成分粘合在一起，而这种霸权接合以对抗性力量的存在和把它们划分开来的边界的不稳定为前提。“没有等同，没有边界，就不可能严格地谈及霸权”，[19]质言之，霸权的接合力并不建立在内在性本质的统一上，它遵循一种偶然的外在性话语逻辑，在拉莫看来，执行霸权的力量和接受霸权的组成成分这两者是在同一层面把本身组织起来的，就象能指在意义过程中能动性的建构自己的指意一样，霸权接合实践并没有一个先在的总体规制，霸权的主体在霸权的接合操作过程中不断地生成着。 
　　这一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逻辑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政治解构冲动的基础之上并反过来加强了这一解构效果，在它的强大侵蚀之下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基础被完全瓦解了。其实，任何一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本体论的弃绝都必然意味着对社会主义性质、目标、实现途径和策略的重新调整与修订：与高兹对工人阶级道别相对应的是生态社会主义和后工业的社会主义，与赫辛对阶级政治的决裂相联结的是他们的联合社会主义，而拉莫霸权逻辑的衍生物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多元激进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事业不再是由普遍主体宰制的特定的阶级政治，它必须把各种新社会运动、复杂多样的异质的 
　　对抗力量和形态各异的斗争形式以等同的逻辑引入其中，所以它是多元的；唯有社会主义才能根除等级秩序和不平等、不公正的非人状态，彻底消灭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奴役和压制，在价值坐标系中它永远拥有比资本主义更大的绝对值，正缘乎此，它是激进的：社会主义民主应吸取资本主义民主的成功方面，而不是完全来一个千禧年式的大决裂，它应把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扩展并深化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所以社会主义应看成是激进民主的建构和不断阐发过程。 
　　我们看到，拉莫的社会主义策略的理论基础乃是霸权逻辑，而此一霸权如何对异质要素进行成功的接合而又全然没有主次之分、轻重之别，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很多问题。他们的社会主义策略虽欲脱去本质主义的羁绊和总体化嫌疑，但最终却被淹没在社会多元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漩流之中，似乎可以说，他们虽有“霸权”却无“霸意”，虽有“策略”却难以成就一个现实的“社会主义”。但拉莫作为后克思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主观上欲将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女性主义及各种新近的理论发展融入到社会主义的实现情境中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新的文化氛围具有相关性”，[20]客观上他们仍旧 以新左面目高扬社会主义价值，积极地为理想的社会主义进行艰辛的理论探索，面对诺尔曼•杰拉斯谩骂式的指责，拉莫仍执着坚守自己的理论立场并宣称：他们“无怨无悔地拥抱后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不应简单地把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斥为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而一棍子打死或弃而了之，既然拉克劳自己尚坦言，“我没有拒绝马克思主义”，并一再解释，“他不是完全排斥马克思主义”，[21]那么我们又何须完全拒绝后马克思主义? 

[1] 
　　 [美]丹尼•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58、78、90页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m intellectual history, ROUTLEDGE, 2000,p5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1986, P42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1986,P25 
　　 转引自俞吾金、陈学明着《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586页 
　　 转引自 Stuart Sim:Post-Marxism: Am intellectual history, ROUTLEDGE,2000,p6 
　　[10] 11 Ronaldo Munck: Marx @2000: Late Marxist Perspectives, Macmillan Press, LED,2000,P72 
　　[12] 13 New Left Review, 1986,NO. 159,p88 
　　[14] 《国外社会科学》1991年，第10期， 
　　[15] [英]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2，第71页 
　　[16]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Verso,1985rh ,P 137-138 
　　[17]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Vreso, 1985,P4 
　　[18] [18] Ibid. p139,p136 
　　[20]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 R eader,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 
　　[21] 转引自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2年，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