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全的地区化：一个分析的框架

　近10年来，国际关系结构性变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国际体系正在经历着一个地区化的进程，地区这个次体系逐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特征鲜明和相对自主的地位，地区环境、地区相互作用、地区方式和地区战略等概念被赋予了广泛且深远的意义。目前，地区、地区化与地区主义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界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与议程，因为地区与地区主义正在充当一种透镜，当代世界政治的核心事务由此折射出来并得到了特殊的塑造。(注：,“RegionsandRegionalism”,,,eds.,IssuesinWorld
Politics,MacmillanPress,1997,p.70.)地区化趋势在国际安全领域尤为明显，国家安全与地区安全环境和制度已密不可分，在探讨和构建国际安全新秩序时，地区化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描绘国际安全地区化趋势的具体表现，而是试图对有关的问题进行初步的理论分析，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国际政治所发生的这种重大变化。
　　地区、地区化与安全地区化
　　地区是一个广泛使用但又没有得到清晰且准确界定的概念。在国际政治的层面上，它一般是指一群相邻的国家所组成的地理与政治的空间，往往被用来认定国际事务发生的场所。传统的国际关系结构中，地区只是作为一个不变的背景和被动的客体对国家、国家间关系和全球范畴的互动产生影响，并不是一个比较完整和独立的体系单位，也不作为一个国际政治的自变量存在并发挥作用。相应地，在人们对国际关系的解释与理解中，地区因素很少得到考虑，即使是在强调国际体系与结构的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中也很难发现分析地区(一般意义上的)含义与特性的话语。显然，对地区概念及其作用的这种传统观念，满足不了理解当代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需要，要认识越来越具有地区特性、受到地区特征与结构制约的那些国际事务，就必须赋予地区概念以更强的分析能力。要做到这一点，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和探讨：作为国际关系之中的一个地区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如何将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地区与其他地区区别开来?如何确定一个地区的“地区性”程度?
　　地区当然首先是由地理相接近的国家所构成的地域性单位或体系，但是地区存在的意义，或者说我们将它作为一个分析国际事务的视角的意义，要超越它的这种给定的、自然的性质，而是在于它的社会性，在于有某些力量将地区内的国家连接在一起，并使它们具有特殊的互动关系，同时使地区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体现出它自身的价值。依据布赞(BarryBuzan)的观点，衡量一个地区存在并赋予它以某种特质的根本标准有三个：共有的特征、内部互动的类型以及共享的观念。(注：BarryBuzan,“TheAsia-Pacific:WhatSortofRegioninWhatSortofWorld?”,eds.,Asia-PacificintheNewWorldOrder,Routledge,1998,pp.70—73.)自然的以及语言、文化、社会与政治组织等地区共性在界定地区时是重要的，但是这些在我们理解地区的国际性方面提供不了更多的帮助，因为自然的地理的范畴只是标识出了地区的位置和大体的外延，共同的语言、文化和组织特征则并不严格地限制在特定的地区，而且它们的变化也是非常缓慢的，因而都无法深刻地反映出地区的社会成长或变化的动态。是地区内国家或社会间的互动关系能够提供出特定地区所具有的属性和特征，能够回答地区是如何运转的，它处于什么样的发展程度，地区之间怎样区别开来，为什么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国际关系模式，属于不同地区的国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发展轨迹和国际联系等问题。地区内的互动关系是多维度和复杂的，包括：互动的主要内容类型—在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中，以哪个方面的互动为主，抑或是它们实现了紧密的结合；互动的主要形式与态度—是友好的、合作的、一般性的，还是竞争的、冲突的，甚至是战争的；互动的强度—是否存在地区性的制度，制度化的程度与趋势如何；互动的边界以及国家的界线—哪些国家在多大的地域范围内有着明显强烈的互动关系，地区内的国家与外来力量是如何区别开来的。地区内的互动可以通过理性主义的方法加以认识和理解。共享的观念表现在地区内的人们意识到了地区的存在，并有共处同一地区的归属感，不断地谈论它的表现与力量，认同这个地区而且地区内的社会间相互认同，尤其是逐渐承认以合作与一体的互动为基础的地区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注：布赞认为，权力均衡等以冲突为基础的地区可以存在，但在这种情势下参与者并不承认他们已组成了一个地区，以及有什么更宽泛和多边的力量将他们连接在一起，他们所处理的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双边关系而已。BarryBuzan,“TheAsia-Pacific:WhatSortofRegion　inWhatSortofWorl

d?”,eds.,Asia-PacificintheNewWorldOrder,Routledge,1998,P.73.)强调认知的建构主义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共享的观念对认识地区的意义。
　　因此地区是一个呈现出变动状态的社会实体，处于不断的被创造、社会构建的过程中。一个地区的地区色彩是可以或多或少的，也就是说地区内的互动与共享的观念是可以或强或弱的，这就是地区性。对不同地区的比较所依靠的是它们的地区性程度的差异，即使是同一地区，随着内部互动以及与外部世界互动的演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表现出状态与强度不同的地区性。赫特(BjornHettne)和桑德鲍姆(FredrikSoderbaum)把地区性划分为下面几个从低到高的层次：仅作为一个地理单位而不存在有组织的跨国家的社会活动的地区；作为一个社会体系但又是很浓厚的无政府状态的地区；作为一个在主要领域有组织的合作的地区，这个层次才可以称得上是正式的地区；作为一个市民社会的地区，它高于无政府，但又低于一个真正的国家社会；作为一个拥有共同认同、角色能力、合法性和决策结构的行为主体的地区，在这个最高层次上形成了“地区国家”(regionalstate)。(注：aum,“TheNewRegionalismApproach,”Politeia,No.3,1998.)
　　地区化是地区内互动中的一种状态，开始于较低的地区性阶段，它表示在地区内的国家或社会之间确立起了密切的联系，它们的互动程度明显地超过了它们与外部世界间的互动水平，从而在地区内创造出了深刻的相互依存的局面。有些学者仅把地区化当作一种地区经济发展的现象，而且认为它的动力并不来自于国家或国家群体有意识地影响地区内国家关系的政策选择，并不必然依赖于国家的行为。(注：AndrewHurrell,“ExplainingtheResurgenceofRegionalisminWorldPolitics,”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No.4,1995.)可是，虽然地理的接近、经济的互补、私人与社会力量的跨国家活动、企业的地区扩张战略等因素促成了地区化的产生，但地区化也有着不同的发展程度和无限的加强空间，国家的政策选择、政府间的合作以及地区主义的价值取向无疑也会巩固地区化的基础，与经济的和企业的力量一起推动它迈向更高的阶段。
　　地区化的国际政治意义主要体现在安全的地区化及其影响方面。安全地区化首先是指威胁的主要根源来自于地区内，它既可以是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国家或组织，也可以是一个能够引发动荡与冲突的事务，地区内各国或组织都将其视作各自安全、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决定性问题，因而处理这种地区的威胁处于这些国家或组织安全议程中的优先地位。需要指出，与其他领域的地区化有所不同的是，安全的互动在本性上是自发的，即使国家间不存在任何互动关系，一个有威胁的国家、组织或一个事件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安全，地区内也会有很强的安全联系与相互依存。也就是说，安全的地区化既是有意识的政策结果，也是一个由安全问题的本性与逻辑所决定的自动进程。其次是指地区安全互动的后果(代价或收益)更多地局限在地区范畴之内，而非直接扩散到全球层面上去。地区内的安全相互依存关系，在地区社会间创造出了“安全外在性”，(注：关于安全的外在性，见DavidLake,“RegionalSecurityComplexes:ASystemsApproach,”inDavidLakeandPatrick
Morganeds.,RegionalOrder:BuildingSecurityina　NewWorld,Pennsylvania: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ss,1997.关于相互依存、外在性与国际合作之间关系的详细论述，见AndrewMoravcsik,“PreferencesandPowerintheEuropeanCommunity:ALiberalIntergovernmentalist
Approach,”JournalofCommonMarketStudies,No.4,1993.)即由安全问题所产生的收益与成本、有利条件与压力并不仅仅属于引发了这些安全问题的角色，其承受者是整个地区的社会和国家。再次是指在管理地区安全的战略与制度方面，主要是由地区内的国家或者通过力量的相互牵制，或者凭借集体协调与合作来处理所面临的地区安全挑战。当然，在一个相

互渗透和不断全球化的世界中，外部力量对地区安全事务的参与和影响是不能排除的，甚至是日益加强的，但安全地区化意味着它们不会成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根本源泉。也就是说，管理地区安全的制度结构应是呈水平状态(由地区内的国家来控制)，而非等级制状态(由外部霸权国家与地区内国家的关系来决定)。(注：GallaPress-Barnathan,“AmericaHegemonyandtheRegionalizationofSecurityafter　theCold-War,”PaperforthePSAannualmeeting,2001.)最后是指地区内国家有地区安全的认同，在地区未来的问题上有共识，各国意识到与它们的邻国在事实上已结成了命运共同体。
　　安全地区化的动力
　　安全地区化的程度是能够增强的，但也是可以下降的，这完全依赖于它的动力的多少及其强弱。世界体系各个层面的因素与力量共同作用于安全地区化的产生和发展：全球安全体系的变革、霸权国家的政策调整、单个地区内部国家的选择和地区整体结构的情势等。
　　首先，冷战体制瓦解后，由超级大国的力量严密覆盖、主导甚至扭曲全球安全事务的局面已不再存在，许多地区被全球军事政治竞争因素所左右或分裂的形势也基本上消失，地区政治的整体轮廓体现了出来。在全球安全这个大环境有了结构性的缓和与稳定之后，新的安全议程越来越具有多样的和多层面的性质，其中地区层面的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尽管全球(世界)整体安全仍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但这些挑战的许多方面如大国关系、军备竞赛、安全制度的形成等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地区为舞台或背景展现出来，具有了地区的脉络。即使是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和武器扩散等构成的全球性问题，其影响主要还是在地区或地方范围内最能感受到的，利益与动机的平衡也是在地区而非全球层面上最有可能促使国家与地区组织对此寻求政策的反应。而且如民族或种族矛盾与冲突等国际安全的新内容更是在根源、过程和结果上被限制在地区范畴之内。在新的安全形势下，对国家安全利益与外交政策影响最直接最重要的无疑就是规模较小、但实际意义更大的地区安全环境，可以说，现在判断一个国家安全程度的依据，主要是它所处地区的安全形势，以及它对其中的威胁因素的平衡能力。鉴于此，人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是着眼于地区内的安全或从地区层面上谈论国际安全问题。
　　其次，在存在着惟一的一个超级大国，或者是国际力量结构呈单极格局的情势下，这个最有影响的国家一般有很大的动力支持国际安全事务管理的地区化。就目前处于这个位置的美国而言，它为了维持和巩固其优势地位，全球战略的核心放在了预防地区性大国在各自的地区起主导作用并在地区层面上向其地位发起挑战方面，为此它在很大程度上把安全政策与行动投放到了重点地区，尤其是欧洲与东亚地区，力图通过保持地区现状和促进地区的稳定来达到这个目标。同时由于并没有足够的力量与合法性依自身的意志构筑一个全球安全结构，而且还希望最大可能地减少霸权的成本，由别国来分担稳定世界和地区局面的负担，美国极力要求其盟国与地区组织发挥更大的地区作用。这些利益考虑促使美国鼓励地区的合作，使安全事务地区化，当然前提是它要在这种地区多边的安排中成为一个主要的参与者，甚至是领导者。
　　再次，地区内国家普遍热衷于安全的地区化，而且它们的安全政策与影响对地区国际安全举足轻重。除全球霸权国家之外，其他大国的利益与影响主要集中于各自所在的地区，因此它们的外交与安全战略基本上是以地区为舞台，把处理地区内的政治经济关系，在此范围内做出单边或多边的安排，视作加强各自权力、影响以及在全球与地区事务中地位的重要手段。这些国家与本地区安全事务联系程度的不断提高，增加了它们左右地区安全环境与走向的可能性。如何应对这些大国的挑战与冲击，也是地区内中小国家安全政策的优先考虑。为了更有可能地控制住它们的战略环境，尽量改变它们在国际政治中的不利地位，中小国家非常热衷于在地区内采取协调与集体行动，希望通过地区的多边安排、合作安全以及地区的特殊方式来获取安全保障，因此它们越来越认同地区合作的安全价值。巴纳珊(GallaPress-Barnathan)把地区国家对霸权国家力量与责任下降的担忧、地区国家采取集体行动以平衡霸权国家和创造出克制与抑制性条约，视作安全地区化的一个重要动力。(注：GallaPress-Barnathan,“AmericanHegemonyandtheRegionalizationofSecurityaftertheCold-War,”PaperfortheAnnualPSAMeeting,2001.)
　　最后，经济地区主义的高涨刺激了地区多边安全建设的兴趣与需要。地区经济相互依存的加强、经济合作的频繁以及经济一体化的普遍发展，既加大了许多国家在地区层面上安全的脆弱性、外在性与风险，同时也培植出了程度不同的共同体的认同，降低了由地缘政治所驱动的安全动力，增强和鼓励它们在安全问题上的自信与自我依赖。地区的稳定、秩序和合作对保持和促进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意义越来越大，通过实现地区安全来保障国

家安全已逐渐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共识。
　　地区安全的主要形态与机制
　　国际安全的地区化，意味着与国际安全有关的安全环境和结构、事务、政策、互动及后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还原、转移或压缩到了地区内部，在这种变化了的情况下，无论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还是站在全球公共利益的立场上，都需要注重在地区的范畴之内考虑国际安全问题。但是安全困境及其处理方式、安全关系的进程、安全机制的确立却因地区特征、地区化程度、地区主义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尽管人们一般认为只要拥有主权的政治单位继续存在，安全困境就不可能解决，但在某些地区内，伴随着地区化、一体化、认同与聚合的加强，安全困境的结构与动力源泉都会出现较大的转变，地区内的安全环境、国家的安全以及国家间的安全政治关系也会大为改观，因此“组织起来的无政府”或是“成熟的无政府”在地区层面上最有可能、也最容易出现，这意味着作为一个地区内的各个国家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有充分的理由考虑它们邻国的利益。(注：JohnBaylis,“InternationalandGlobalSecurityinthePost-coldWarEra,”inJohnBaylisandSteveSmith,eds.,TheGlobalizationofWorld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Press,2001,secondedition,p.260.)当然，安全的地区化并不都是发生在已开始了一体化进程的地区内，有些出现在分裂、冲突和对抗性很强的地区里，安全的相互依存产生于恐惧和相互威胁的观念，而且安全的地区化也不意味着有助于这种情势的解决或缓解，相反也可能会加剧这种情势。依此看来，在安全地区化的架构与进程中，我们至少能够勾画出三种主要的地区安全形态与机制：地区安全复合体、地区安全制度和地区安全共同体，也就是说，安全地区化是按这三种形态展开的，可以把它们看作一个地区从分裂走向融合与一体化的不同发展阶段。
　　地区安全复合体(regionalsecuritycomplex)是布赞在寻找识别和描绘地区安全组成方式的理论分析工具时所引用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定地理区域内的一群国家，它们在主要的安全利害关系方面足够密切地连接了在一起，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离开其他国家而独立地考虑各自的安全问题。(注：BarryBuzan,People,StateandFear,HemelHempstead:Harvester,1991,p.190.)在区别和分析这种地区安全形态时，地区特征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它们的竞争和利益的相互依存、各种类型的友善和睦与敌意不和(朋友、保护、支持、怀疑、恐惧)等都属于予以考虑的因素。但地区安全复合体主要反映的是因纠纷和冲突而产生的消极相互依存的地区安全情势，在恐惧心理和相互威胁主导下的地区内政治安全关系，不论有关的国家是否承认，它们都能够存在并发挥作用。这是一个消极意义上的地区，有着较高水平的潜在冲突和共同的不安全，军事政治互动更多的是产生出离间和纷争。19世纪的欧洲就是这种复合体的典型。那时欧洲地区由许多大、中、小国家所组成，它们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意味着绝对力量水平的快速增长、权力分配的不稳定和军事能力的不断提高，许多邻国之间存在着领土的或历史的纠纷。现在的南亚、中东、高加索等地区都呈现了这样的复合体，东亚地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这样的影子。在这种地区里，不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得到较好构建的安全结构，来管理因力量变化而出现的那些政策调整，地区形势和国家关系处于不确定和紧张的状态，安全机制主要是由单个国家或者国家结盟的力量平衡政策所提供。因此，地区安全复合体所表明的基本是地区化了的国家体系中较为原始的安全互动关系(安全困境)状况。当然，这并不是说积极的地区安全政策不存在，只不过它尚未上升到主导的地位。
　　为了对付安全复合体中所存在的那些安全风险与挑战，更积极地管理安全地区化的进程及后果，在官方与非官方的双层轨道上出现了努力创建地区多边安全框架的局面，安全地区化随之进入了一个安全制度建设的状态或阶段，它所反映的是安全政策的地区化。安全制度(securityinstitution)是一群国家为管理它们的纷争和避免战争而进行的合作，主要是通过它们各自的行动以及对别国行为的假定来寻求降低安全困境，(注：RobertJervis,转引自,“InternationalandGlobalSecurityinthePost-coldWarEra,”inJohnBaylisandSteveSmith,eds.,TheGlobalizationof　WorldPolitics,OxfordUniversityPress,2001,SecondEdit

ion,p.260.)也就是说，通过一系列令人安心的安排来缓解国家间相互造成的威胁。如果说新现实主义理论能够阐释地区安全复合体的本质与运行机制，那么新制度主义则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安全制度形态中地区化的主要表现与特征。首先是进行地区性的安全对话与信任关系的建设，这一般表现在多边的地区安全论坛以及对话伙伴的创立方面，通过各国保证不采取激烈的措施动摇稳定的地区局面来增加相互间的信任，阻止安全困境逻辑的自然运作。其次是地区机构制度的确立。正式的地区安全组织的形成及其效能的发挥是地区安全制度建设的重要标志，有助于促进地区内国家间实现从协调、合作到共同决策的发展，能保证地区安全体系的持久稳定、地区安全规范与规则的实施。一般而言，一个地区的安全组织与制度是多种类和多层面的，它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有一定的职能分工，共同形成一个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地区安全组织制度框架。当然，仅靠地区安全制度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地区体系中根除战争的根源这个最严重的安全问题。
　　从地区安全制度再前进一步，就是地区安全共同体(securitycommunity)。在安全地区化的过程中，能够把无政府、安全困境、冲突、不稳定、不确定等结构性的和政策性的不安全因素降到最低点甚至是加以消除的是安全共同体的建设，因为在这种形态或到了这个阶段，地区内的国家在它们的关系以及地区事务中已不再期望、准备或者担心使用武力。多伊奇(h)把安全共同体视作一个处于一体化进程中的群体，一体化不仅使它们具有了共同的意识，而且也确立起了足够强大和广泛的制度，从而使人们确信存在着长期的、可依赖的和平变革的期望，也就是说，相信共同的社会问题必须而且能够通过和平变革的进程加以解决。(注：Deutsch,etal,PoliticalCommunityandtheNorthAtlanticArea,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57,pp.5—7.)在安全共同体中，地区化所带来的安全或者稳定和平的实现已不仅仅是军事或安全政策的良性互动问题，而且要以广泛的地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价值等领域和平性质的转变为基础和条件，因此需要将物质主义的方法和社会的方法结合起来对它进行解释，既要考虑到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分配、地区国家体系的性质，也要重视安全的社会构建过程。构筑安全共同体的材料包括地区一体化、地区信任以及成员国内部的和平。地区一体化是先前有绝对自主性的国家与社会，通过有意识的政策与制度设计，加深相互间经济社会政治政策的融合与趋同，在广泛的领域以一定程度的共同规则与制度取代不同国家的规制，它是一个政治忠诚与认同向着共同性转变的过程。信任是安全共同体的核心，(注：RaimoVayrynen,“StablePeaceThroughSecurityCommunity?”krocinst/report/report18/abs—18—.)它产生于地区内规范与制度、社会学习和共同认同建设的加强，具有塑造出同质性的国家、社会与个人行为的功效。成员国内部的和平是安全共同体的保证，当然和平并不意味着国内局势必然是稳定的，安全共同体所需要的是至少要达到国内的不稳定不会外溢到地区内其他国家的程度，从而使地区内的安全外在性在本质上是正面的。按照莱克(DavidLake)的理解，负面的安全外在性越过边界的扩散与安全共同体观念是不一致的。(注：DavidLake,“RegionalSecurityComplexes:ASystemsApproach,”inDavidLakeandPatrickMorganed.,RegionalOrder:BuildingSecurityinaNew
World,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ss,1997,pp.48-57.)
　　显然，从地区安全复合体到共同体，是地区从混乱逐渐演变到安全的过程，因此也是安全地区主义发展的过程。“地区的安全”命题有两重含义：地区内的国家的安全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安全。前者是指地区内的国家的安全环境(地区环境)的稳定以及国家安全目标的实现，可以称之为地区的国际安全。后者则不仅仅是组成地区的各个国家安全的总和，更多地是指地区的命运，即为避免分裂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而实现地区一体化，严格地说，这只能在地区安全共同体的状态下才能够实现。另一方面，在安全复合体和安全制度状态中，安全关系和安全的取得基本上还是借助于直接的安全手段与政策—军事力量、政策和制度，安全共同体则主要依靠间接的手段与政策—经济社会文化的转变和对国家利益、国家间关系与安全观念的新理解。
　　国际安全地区化与全球安全秩序
　　上面我们从地区作为“国际的地区”的意义上分析了国际安全地区化所表达出的地区内国际安全的形式、内容与特征，但是地区还有另外一种属性，即它还是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具体到安全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