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民主思想的一致性分析

摘要：一些比较研究毛泽东和邓小平民主思想的学者认为：在民主的地位问题上，毛泽东强调民主只是手段，邓小平强调民主是目标；在民主的形式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大民主，邓小平主张小民主。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研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民主思想，我们会发现两者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于民主建设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是根本一致的，邓小平民主思想是对毛泽东民主思想的直接继承、丰富和发展。关键是，毛泽东的一些正确主张在实践中没有得到认真坚持和贯彻，毛泽东也支持了一些错误的作法。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勇敢地纠正了这些错误，保证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
关 键 词：毛泽东；邓小平；民主；比较

Abstrac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 number of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s thinking of scholars believe that democracy: the status of democracy in the issue, stressed that democracy is only a means of Mao Zedong, Deng Xiaoping stressed that democracy is the goal; in the form of democracy, the great democracy that Mao Zedong, Deng Xiaoping, the Democratic advocated small. Persist in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n a scientific approach to study Mao Zedong Thought and Deng Xiaoping’s democracy, we will find that they are the same strain of the scientific system of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for the building of democracy some of the major theoretical issues is the fundamental line, Deng Xiaoping, Mao Zedong Thought of democracy The direct succession of democratic ideas, enrich and develop. The key is that some of Mao Zedong’s correct that in practice has not been seriously adhere to and implement, Mao Zedong also supports a number of wrong practices. Deng Xiaoping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courage to correct these errors and ensure our country’s democracy-build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sou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Mao Zedong; Deng Xiaoping; democracy; comparison

一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问题
马克思主义历来就认为，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页。）列宁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注：《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第201 页。）这些思想表明：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
毛泽东和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本质的上述基本观点，他们通过对现存制度下两种类型的民主作深入的对比和分析，揭示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社会最高类型的民主，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有的最广泛的民主。
首先，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7页。 ）社会主义民主最本质的特征和核心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邓小平坚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的观点，反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他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要把民主与专政结合起来，“只有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才能够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只有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才能够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页。）
其次，社会主义民主是资本主义民主所无法比拟的民主。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6～367页。）“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0页。）邓小平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民主的本来意义是人民的权力、多数人的统治。社会主义民主的出现，使人民第一次真正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体，使多数人的统治第一次以国家制度的形式实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与资产阶级民主相比，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的民主。
二 关于民主的地位问题
在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认为，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在民主革命的各个阶段，毛泽东都把建设民主政权视为革命的根本目标和首要任务。早在1925年11月，毛泽东就提出“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的主张。1939年5月4日， 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着名讲演中明确指出：“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1945年7月，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就我们党如何跳出“其兴也＠①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题作了明确的答复。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注：黄炎培： 《延安归来》，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作为国家制度的人民民主的实现。民主的地位和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变化，发展民主、实现民主也被赋予全新的涵义。毛泽东把民主
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政权的巩固紧密结合起来，揭示出民主的重要作用。主要内容包括：发扬民主，有利于正确的集中，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发扬民主，有利于全党、全民的团结，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不可能实行有效的监督，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等等。正是由于对民主的作用有充分的认识，1957年我们党进行整风时，毛泽东提出要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他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6～457页。）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点就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的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再次重申要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并指出：“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联系这段话的上下文，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所指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不是别的东西，正是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
需要说明的是，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国内也出现少数人要求实行西方的议会制民主和两党制。对此毛泽东指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页。）显然， 毛泽东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上得出民主是一种手段的结论的。作为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民主必然为其相对应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这无疑是正确的。据此推断出毛泽东只是或者主要是把民主当作手段，而忽略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正确主张，显然是不科学的。另外，毛泽东曾在1962年1 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296～297页。）据此有人认为，毛泽东在这里仅仅是把民主当作达到集中的手段，间接地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本人认为，这种看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毛泽东解释得很清楚，“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 只凭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就难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没有民主，没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发挥出来。这些观点在理论上是毋庸置疑的，在实践上对于当时克服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是大有裨益的。建立和发展经济毫无疑问必须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必须克服经济决策、管理中的主观主义倾向。能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直接关系到经济活动、经济建设的成败。
邓小平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民主观，坚定不移地把建立新型的民主政治制度作为革命的奋斗目标。1941年4月， 邓小平就对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发表过精辟的、全面的论述。他说：“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正确的。

新中国诞生以后，邓小平一贯坚持毛泽东关于发扬人民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从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阐述了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他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注：《邓小平文选》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1977 年复出后的邓小平更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中深深认识到发扬人民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多次重申要造成毛泽东提出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指出这一论述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新的发展。他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为创造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而奋斗。在此基础上，邓小平结合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就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下新的观点：（1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人们因担心被追查，被扣帽子，不敢讲真话，讲实话，思想僵化，因循守旧。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向全党发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他把民主问题与解放思想结合起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强调民主的作用：只有解放思想，把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调动起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充分发扬人民民主，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为此，邓小平特别强调，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等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2）“没有民主， 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
小平文选》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上就是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在政治上就是要发展民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才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激发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从而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正是基于对民主的地位和作用的独特见解和高度认识，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
三 关于民主的形式问题
学术界存在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是主张搞大民主的，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曾明确表示“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二是大民主的主要形式就是“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毛泽东对“四大”是持肯定态度的。笔者不敢完全苟同这种观点。
第一，毛泽东揭示了大民主的本质，明确指出主张搞大民主是错误的，有极大的危害性，必须坚决予以制止。毛泽东指出：“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页。 ）这里至少包含两层意思：大民主在本质上就是西方的议会民主；搞大民主是错误的。毛泽东强调，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他明确表示：“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338 页。）第二，毛泽东虽然提出“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页。），但这只是借用了大民主、 小民主的提法，因为他觉得这种讲法很形象化。这种大民主是专门用来“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的，“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4页。）。这种大民主必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上述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具有其正确性。第三，不能将“四大”简单地等同于“大民主”。无论是大民主、小民主，还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提法，都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在毛泽东的着作中，这两种提法的广泛采用在时间上是存在差距的。大民主、小民主的提法主要反映在毛泽东1956年11月至次年3月初的有关文章和讲话中。 “四大”的提法则主要是在1957年3 月中旬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的有关文献中提出来的。毛泽东曾充分肯定过“四大”形式，称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要把这种形式传下去。随着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结束，1958年以后，毛泽东也基本不提“四大”了。但是，在实践中，“四大”形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广泛采用，成为一些人造反夺权、迫害干部群众的手段，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75年宪法还错误地把“四大”规定为人民的民主权利，直到1980年9 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才最终取消。“四大”在实践中表现出的显着特点是参与者的自发性、运动过程的无序性和运动后果的破坏性，与毛泽东着重强调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大民主显然是有差别的。
邓小平在大民主、小民主的问题上与毛泽东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不赞成搞大民主。他指出：“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是可以避免的，这就要有小民主。如果没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来大民主。”“大民主不要希望搞，没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地方。”（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3页。）由于民主的口号什么人都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 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容易在实践中造成混乱，因此邓小平没有采用毛泽东“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的提法，而是明确表示“不赞成搞大民主”，“大民主不要希望搞”。
至于在“四大”问题上，在那种特定的政治背景下，邓小平也不可避免地要与党中央和毛泽东保持一致的立场。邓小平在1957年9 月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三次全会上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他指出：“运动证明了：在斗争中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充分运用群众路线。实行大鸣大放大争，摆事实，讲道理，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和辩论会，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梦想的。”（注：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新华半月刊1957年22期，第50页。）“文化大革命”使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四大”在实践中被证明是错误的和有害的。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指出：“我们坚持发展民主和法制，这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是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257页。 ）因此，邓小平果断提出取消宪法中“四大”条文的建议，为我们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