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试论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意义——关

摘 要

阿尔都塞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中期通过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不仅批评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思潮，而且复活了一些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命题，扞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从而回应了苏共二十大以后马克思主义所遭遇的普遍危机的挑战。
我把阿尔都塞放置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脉络中来讨论，通过对英国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述和法兰克福第二代理论家施密特对阿尔都塞的评述，引出了四个主要的问题：一是：理论与实践；二是：结构与主体；三是：历史与结构；四是：哲学与实践。论文就把这四个主题作为问题意识，以讨论阿尔都塞对这四个问题的叙述为内容，来展现阿尔都塞处理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方式及其面临的困境。在具体方法论上，尽量从阿尔都塞的内在视野来处理他所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所有的讨论都建立在对阿尔都塞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
本文共分引言、主体和结语三部分。引言部分简略地梳理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由对马克思主义的“负面认同”到“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叙述，指出80初期借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讨论，试图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改造教条化的马列主义，其中异化、主体论、人道主义是其讨论的核心，这些问题也是阿尔都塞的理论命题，从而为讨论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意义提供一份现实的语境。
论文主体共分五章。第一章“阿尔都塞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中的位置”是对阿尔都塞的两种历史在场方式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讨论。第一节分析了佩里·安德森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方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叙述,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第二节论述了安德森从“结构与主体”的角度和施密特从“历史与结构”的角度对阿尔都塞作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第三节在总结阿尔都塞两种历史在场方式的基础上，提出论文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
第二章“理论与实践”主要讨论了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具体所指，以回应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叙述。第一节分析了阿尔都塞由对“实践一般”的界定到推论出“理论实践”的过程；第二节分析了“认识的生产”的概念和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的区分；第三节具体阐述马克思理论革命的成果，即唯物辩证法，阿尔都塞认为这一过程发生了“认识论断裂”，指出马克思并非“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根本性的“断裂”。
第三章“结构与主体”主要讨论了阿尔都塞对主体、异化、人道主义的反思。第一节分析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神话的批判，并讨论了阿尔都塞“理论上反人道主义”的原因；第二节分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对异化劳动的叙述，在阿尔都塞看来，主体由异化到去异化的过程是建立在生产力的发展的基础之上，这不仅说明在这一过程背后有历史目的论的逻辑，还假设了主体在异化之前和去异化之后的透明自足的状态，而阿尔都塞更强调主体受理论实践条件的制约；第三节分别讨论了意识形态在“科学/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含义，并分析了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询唤功能，阿尔都塞把这种询唤作为无处不在的力量，甚至“个体出生之前就是主体”，这种绝对的询唤作用是把意识形态形态作为一个先在的结构，而个体不过是被镶嵌到这个结构当中的元素。
第四章“历史与结构”主要讨论了阿尔都塞的理论上反历史主义和多元决定论。第一节分析了马克思之所以要优先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方案，阿尔都塞在此基础上引申出社会/结构对历史的优越地位；第二节分析了阿尔都塞反历史主义的逻辑，他批判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主义解释的原因是为了维护逻辑顺序和历史顺序的区分；第三节讨论了马克思对“不平衡理论”的辩护，以及阿尔都塞通过提出多元决定论来对此问题进行了有力的回应。
第五章“哲学与实践”主要讨论了阿尔都塞对哲学问题的思考。第一节探讨了阿尔都塞之所以要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原因和进行“新的哲学实践”的任务，即划清认识论的断裂的界限；第二节讨论了哲学有没有历史的问题；第三节比较了理论实践和哲学实践的意义，指出阿尔都塞并非要用理论实践、哲学实践来代替革命实践或生产实践，他对理论实践、哲学实践的关注，不仅仅是要在法国“造就理论大师的理论学派”或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且主要是为了充分认识到马克思、列宁等经典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理论成果，以便为“改造世界”提供科学的认识论。
结语部分总结了论文的主要内容，指出在“理论上反人道主义”、“理论上反历史主义”、“认识论断裂”、“多元决定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已经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教条化的论述背后，遮蔽掉的是阿尔都塞更大的抱负和企图，他要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中的“理论革命”，他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身份来完成“一百年来与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实践相提并论”的“理论实践”。此外，还讨论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对当下中国学术尤其是文化研究的意义，并对意识形态批评作了简单地介绍。

目 录

引 言··· 9
第一章阿尔都塞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中的位置··· 13
&nb

sp;
第一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历史在场之一··· 13
第二节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历史在场之二··· 16
第三节 问题意识与方法论··· 19
第二章理论与实践··· 22
第一节 由“实践一般”到“理论实践”··· 22
第二节 认识的生产：认识对象/现实对象··· 24
第三节 马克思的理论革命：“唯物辩证法”··· 26
第三章结构与主体··· 29
第一节 关于人/主体的“来源”问题··· 29
第二节 “异化”叙述背后的历史目的论··· 31
第三节 意识形态及其对主体的询唤功能··· 35
第四章历史与结构··· 41
第一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案··· 41
第二节 反历史主义：逻辑顺序/历史顺序··· 46
第三节 由“不平衡理论”到“多元决定论”··· 49
第五章哲学与实践··· 53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53
第二节“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57
第三节 “理论实践”与“哲学实践”的意义··· 58
结 语··· 59
参考书目··· 63
尾 注··· 67

试论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意义
——关于阿尔都塞的“研究笔记”

“我的尝试不过是想用概念公式来陈述以上以实践状态存在的一切。”
——路易·阿尔都塞：《亚眠的答辩》

引 言
马克思、“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或许是处于后冷战/后社会主义/后革命语境中的“中国”所面临的非常切近的遗产与债务。简单地说，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主要是通过对“青年马克思”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讨论来展开的，试图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改造教条化的马列主义，其讨论的核心概念是“异化”问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运动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与这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讨论，是李泽厚、刘再复等对主体性的阐发。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以及六个哲学提纲中从马克思、黑格尔“回到康德”，为“人/个体”的主体性确立了哲学基础，指出“高扬个体主体性”是克服异化的途径之一[10]。刘再复则从文学角度谈论“主体性”问题，认为人的主体性包括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两个方面，深化了“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在其《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中，详尽分析了文学主体的三个方面即“创作主体的作家”、“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和“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在文学活动中的主体性位置，对于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的机械反映论进行了批判，从而论证了“人既是实践主体，又是精神主体”的主体理论[11]，这种“文学主体性”的论述，其意识形态的结果是把文学看作审美的自律空间，为形成“纯文学”的信念提供理论基础[12]。
这些关于“异化”、“人道主义”、“主体”的讨论的现实依据无疑建立在对文革时代的意识形态清算之上，这在80年代具有清晰地意识形态批判色彩，并且，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有效的理论资源，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拒绝成为80年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负面认同”。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状况，如同阿尔都塞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一文中所描述的“尽管东欧国家的群众和青年对马克思主义普遍不感兴趣，但马克思主义仍是一种官方理论与意识形态”[13]。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或者说中国在冷战结束以后被逐渐纳入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进程，这些主体论、人道主义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文化先声”[14]，也就是说其意识形态的效果恰恰在于针对彼叙述的批判成为了此叙述建构的动力，或者更明确地说通过对异化、主体性的讨论以确立的人道主义叙述成为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建构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一[15]，从而使这种叙述自身成为了意识形态的表述。
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左派理论的再认识，是在90年代中后期展开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中浮现出来的。汪晖早在90年代初期对“人文精神”论争的批判中就指出：“对于这种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呼吁，我的问题不是什么是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而是为什么是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例如，对于整个社会过程的重要变动，为什么不是从生产方式、资本的活动、全球性市场，以及所有这些重要社会活动与文化生产的关系来着手分析，而把人文精神的失落视为整个社会变迁的原因或结果？”[16]这里搁置“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争论内容，也不对彼此的观点作为二元对立式的表述。简单地说，“新左派”[17]的主要工作就是重新评价了建国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实践，批评了把毛时代的历史简单地“清算”为封建主义/传统的遗毒或历史的倒退的叙述（尤其是那种通过对文革的“全面否定”来反身为新时期的意识形态进行辩护的策略）[18]，而借用“现代性”的理论视野来把毛时代的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遗产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性过程中的另类现代化尝试或选择，进而在知识上打开了反思历史的空间[19]。
最近，韩毓海在对张旭东的访谈中提出“从卡尔·马克思重新出发”的说法[20]，对80年代“回到康德”的知识运动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虽然访谈更多地围绕着“普遍性、可比性与作为政治的文化——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21]来展开，但张旭东指出：“‘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绝不是回到马克思主义教条，而是带着新的时代的问题去重新梳理和分析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场域。这个问题场域，简单地说，就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兴起与发展一道出现的种种观念和理论表述体系。”[22]这种“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态度或者说方式，与其说延续了新左派的立场，不如说重新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意识，尽管这种批判精神更多地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23]。
而与此同时，国内文学理论界也对“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进行了关注。在金元浦写作的《批判理论的再兴——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及其理论》一文中，对美国的新一代批判理论家诸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芬.布隆纳、斯蒂文.贝斯特、马克·波斯特、本.阿格、理查德.沃林等面对“后现代社会文化理论中的未来前景”的理论思考进行了评述，并指出“批判的社会理论禀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否定的传统，批判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历史观，把历史描述为可能性的领域。历史虽然受过去与现在的制约，但不受过去与现在的支配。解放的基础是人民对于历史性的意识，而对于历史性的意识即对于统治的非永恒性的意识。”[24]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内学者面对当下中国的文化问题而借助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诉求。
这种由对马克思主义的“负面认同”到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叙述，虽然极大地抽离了具体的历史背景，但是却大致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的中国思想史中的变化。本文并非要直接处理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关系，而是把这种通过对青年马克思的讨论所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为“回到马克思”[25]、“阅读马克思”或“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历史背景，通过讨论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来反身关照诸如人道主义、异化、主体等命题在中国语境中的意义。
在很大程度上，阿尔都塞对苏共二十大以后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把科学的马克思从被《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笼罩的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叙述中拯救出来，与80年代中国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情景在能指上具有相似之处，尽管其所指还需要具体的历史语境来给出，但是，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出色阅读“复活”[26]了以马、恩、列为代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表述，一些被认为是教条化的观点在阿尔都塞的阅读中又获得了理论上的活力，并且其理论对拉美革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不仅对我们重新理解人道主义、异化、主体等曾经在80年代的中国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的概念提供了一种反思的视角，而且对身处在“告别革命”[27]或者说“后革命的氛围”[28]中的当下历史提供一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其社会主义实践遗产的可能性，这也就是本文写作的或许有点“宏大叙事”的现实意义吧。

第一章 阿尔都塞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中的位置
在进入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之前，有必要讨论一下阿尔都塞在历史中的位置即在历史叙述中的在场方式，或者说阿尔都塞以什么样的形象、身份在什么样的历史中被叙述出来，这不仅仅是为了呈现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学术史背景，更重要地是展现阿尔都塞进行理论对话的场域，或者说为理解阿尔都塞的理论提供一个“上下文”。

 

;
第一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历史在场之一
阿尔都塞一般被叙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中的一员，或者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阿尔都塞在历史中出场的重要标识，但是阿尔都塞并没有自觉地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身份发言，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阿尔都塞来说更多地是一种外在的叙述，而不是其理论对话的内在需求，这正好就是英国着名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6年）一书中所指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最为突出和最自相矛盾的特点之一——缺乏国际主义”[29]，但他依然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存在种种内部分歧和对立，却仍然构成一种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30]，这种“共同学术传统”使得安德森得以叙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我的问题不是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历史进行考察[31]，而更关注于阿尔都塞是如何被铭写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学术传统”之中的。
安德森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称为“经典传统”，其发展过程被概括为世代的更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创始人，直接继承人主要有拉布里奥拉、梅林、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四人，他们的工作“承担双重使命：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总的哲学内容作为一种历史观念提出来；同时，把它扩展到马克思所未曾直接触及的领域”[32]；第二代继承人是列宁、卢森堡、希法亭、托洛茨基、鲍威尔、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布哈林，这一代人基本都是各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或领导人，因此“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他们的重要特征，其理论主要关注于垄断和帝国主义的问题；而接下来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主要成员（按年龄大小排列）为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本雅明、霍克海默、德拉·沃尔佩、马尔库塞、勒菲弗尔、阿多诺、萨特、戈德曼、阿尔都塞、科莱蒂，这一代人在安德森看来“首要的最根本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33]，或者说“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34]，这正好“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35]即由研究黑格尔法哲学的问题转向政治经济学的路径[36]。而安德森也正是把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的问题作为了贯穿全书的主题[37]，无论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还是相脱离，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确认身份的问题,因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8]，因此，马克思划清了自己与“哲学家们”的界线，并进一步把这种界线明晰化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野，从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最为核心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阿尔都塞来说，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其“理论实践”的概念显然是对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命题的回应。
可以看出，安德森通过这种代际叙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建立了一种连续性的或者说历史的表达，而支撑这种叙述的理论基础，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念，或者说这些以“一代人”的方式叙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历史条件不断变化的产物，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39]，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也就成为构造“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基础。进而，也就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统一性的特征，并且这种统一性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上一代的结构性对比中建构完成的，或者说，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都针对不同的历史境遇提出相应的“问题序列”，其理论成果就成为对时代/历史的一种文本的再现、表征或表述。
这里的“问题序列”并非指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也和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所说的认识论上的“总问题”[40]以及福柯在《词与物》中作为知识演变的“知识型”[41]不同。在安德森看来，每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要面对时代所提出的课题，所以他们的理论表述可以看成是统一的“问题序列”。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些问题序列大致包括：1、卢卡奇开创了回到黑格尔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随后的法兰克福学派、萨特等也非常重视黑格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2、突出马克思早期着作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意义，这导致了“青年马克思”的诞生，并奠定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叙述；3、关注于当代资产阶级文化也就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问题，这包括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工作等。
除了这种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出的统一性之外，“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西方”这个空间性的概念在安德森看来是有其所指的，即相对于前两代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在地域上多来自于东欧或中东欧来说，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成员则主要来自于西欧，也就是说，“西方”不过是相对于欧洲内部的西方。从这个角度看，安德森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代际式的叙述依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视野[42]，中国、拉美地区、北美等地的马克思主义则被先在地排除在外[43]。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来自于内部的认同，不如说更是建立在地域性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阿尔都塞之所以被放置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叙述框架中，也是因为他处在安德森所叙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背景之下，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内部，阿尔都塞的位置是以其作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身份来标识的。

第二节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历史在场之二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经常以“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流派的方式来勾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地形图[44]，似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不同的非马克思主义特征的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的嫁接，这与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生存或工作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安德森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准确的翻译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踪迹》）[45]所指出的 “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场所逐渐从工会和政党转移到研究所和大学的院系” [46]，因此，他们“重视于认识论胜过实体……所有这些人所着的主要着作基本上都集中在认识论问题上，尽管这些作品是辩证的重新阐述，但都使用了令人生畏晦涩难懂的专门术语”[47]。这种封闭在学院内部的哲学沉思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发展的基本处境，尽管1968年革命呈现出某种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契机，但是革命的失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学院生产的状况，只是关注点不仅仅集中在认识论上，阶级、国家的问题也浮现出来。
由于缺乏某种国际主义的精神，在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中，彼此之间的理论对话并不是那么直接，而与阿尔都塞构成直接论战的主要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不仅批评了自卢卡奇以来从马克思回到黑格尔的做法，而且把存在主义以及种种借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产生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或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叙述批评为“意识形态”的观念，而不是“科学”的理论。简单地说，这些集中在60年代的论战，被认为是阿尔都塞把结构主义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自从1966年12月英国《泰晤士报》的文学副刊使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介绍阿尔都塞，这个称号就成为标识阿尔都塞的最重要的身份。尽管阿尔都塞在70年写作就的《自我批评材料》中否认自己是个“结构主义者”，但是，结构主义成为批评或“埋葬”[48]阿尔都塞的重要理由。而多斯在《结构主义史》中指出，50年代后半期到60年代结构主义在法国思想界起了重要的作用[49]，并对马克思主义构成严峻地挑战。
在安德森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题的书中，专门讨论了“战后法国文化从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到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转变”[50]的问题，并把这种“转变”作为对“结构与主体”这一“解释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之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之一”[51]的回应。在法国，萨特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综合确立了“个体生命的总体意义”（《辩证理性批判》1960年），而列维－斯特劳斯则在其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奠基作品《野性的思维》（1962年）一书中“连撵带轰结束了萨特的历史主义”[52]，随后，阿尔都塞通过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调情”[53]肯定了结构主义对历史主义的挑战，安德森对此非常不满[54]（“1965年，终于有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但它并不是对结构主义主张的否定，而是对之表示赞同”[55]），认为“阿尔都塞主义本质构成上也都决定性地依赖于既先于它而存在、又比它存在更长久的结构主义”[56]，这不仅对阿尔都塞1968年后通过对列宁主义的重读在自己的理论中放入阶级、群众的观点考虑不足，而且没有充分认识到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的语境即其在“结构与主体”的视域内来讨论人道主义、异化的问题。
与“结构与主体”相关的问题是“历史与结构”。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的《历史和结构——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一书中，提出了“无结构的历史还是无历史的结构”的问题。在这本书中，施密特非常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认为“马克思以不同于黑格尔但又受惠于黑格尔的方式，把历史过程的主观－客观的双重特性置于自己思考的中心”[57]，指出马克思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的运用多“起因”于黑格尔，这与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并非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简单“颠倒”而是根本性的“断裂”的观点不同。施密特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结构分析的方法与历史发生的方法同时并用”[58]，对马克思来说，虽然“逻辑的东西对历史的东西在认识上的优先性”[59]，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历史的东西，而是在逻辑/历史中建立辩证统一，进而批评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理论上反历史主义”的观点，尽管施密特清醒地指出：“问题并不是在历史辩证方法和结构主义方法之间确立一个简单的对立面”[60]，但是阿尔都塞依然被看作“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视为同任何真实的历史思想合同人道主义相反的一种‘纯粹的’理论”[61]，而显然没有充分考虑到阿尔都塞在“科学/意识形态”的“认识论断裂”的意义上，把“历史主义”[62]本身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来批判以防止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对历史主义的攻击进而扞卫历史唯物主义的初衷。
这些以“结构或结构主义”的名义对阿尔都塞的批评，为我们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结构与主体”和“历史与结构”，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核心问题，也是阿尔都塞试图处理的关键问题。批评阿尔都塞使用结构主义的方式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与他早期的理性主义偏向有关，尽管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的意大利文版中承认，这是“沾染了一种错误的倾向”[63]造成的，并在其展开“理论实践”的过程中对“结构主义”保持了充分的警惕[64]，但是“结构主义”依然被认为是阿尔都塞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正如施密特所说“他并未用结构主义语言解释（或者只不过很少这样解释）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样一种解释肯定会用来阐明它）。毋宁说，他直截了当地将各种结构主义的观点表述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65]。

第三节 问题意识与方法论
上面分别讨论了阿尔都塞在历史中的两种在场方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是他以标签的形式铭写到学术史上的身份。通过分析安德森（“新左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叙述和施密特（法兰克福学派）对阿尔都塞的批评，可以引出四个主要的问题：一是：理论与实践；二是：结构与主体；三是：历史与结构；四是：哲学与实践。其中，阿尔都塞在60年代对“理论实践”的思考到70年代转化为对“哲学实践”的论述，都涉及到实践的问题。本文就把这四个主题或者说命题作为论文的问题意识，以讨论阿尔都塞对这四个问题的叙述为内容，来展现阿尔都塞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