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振通南开大学毕业论文

当事人回应说自己也是受害者，他觉得自己并没有涉嫌抄袭，时间上是错开的，没有什么关系。

正常情况下总电闸的塑料盒子上的螺丝是不带电的，如果螺丝带电，那么这个就是有问题的

南开大学没有考古系，但历史学院有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其中有很多老师是研究考古的。以下信息从历史学院官网摘录1.刘毅 (教授)研究方向中国陶瓷考古、中国古代陵墓制度、明清宫廷历史个人简介刘毅，男，1964年3月生，天津市人，无党派。1983年7月天津一中高中毕业；1987年7月南开大学本科毕业，获法学、历史学双学士学位；1993 年6月获南开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99年7月获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2000年8月至2001年8月，受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在汉城梨花女子大学作访问学者。 1987年7月起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博物馆学专业（2001年改为历史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工作，历任助理馆员、讲师；1995年12月破格晋升副教授；1997年被遴选为南开大学第三学术梯队成员；2001年12月晋升教授。1998年10月至1999年9月任历史系主任助理；1999年3月起任博物馆学专业主任。2002年3月出任历史学院院长助理，2003年5月复任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是南开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学科带头人。历年来开设过的课程有：“中国古代陶瓷器”、“中国文物学概论”（曾名“中国文化遗产概论”）、“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研究”、“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以上本科生）；“中国陶瓷考古研究”、“中国古陶瓷鉴定概要”、“文物考古与中国社会史研究”、“汉唐明清物质文化专题研究”、“中国文物文献学概论”（以上硕士研究生）；“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研究”、“汉唐宋明帝王陵墓考古学专题研究”、“中国陶瓷考古研究”、“唐宋元瓷器专题研究”（以上博士研究生）。其中 “中国古代陶瓷器”、“中国文物学概论”两课程在1995－1997年南开大学课程建设评估中先后被评为校级优秀课程。“中国古代陶瓷器”课程于2004 年被评为南开大学精品课、2006年被评为南开大学示范精品课。2007年，获首届南开大学“良师益友”奖；2008年，获第四届“南开大学教学名师奖”。 招收中国陶瓷考古、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陶瓷考古、中国古代陵墓制度以及明清宫廷生活史的教学和研究，对于唐宋元陶瓷考古、宋明清帝王陵墓制度、明清宫廷典章制度等方面尤为关注。出版过《明清皇室》（紫禁城出版社，北京，1997年）、《明清宫廷生活》（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瓷器鉴定自学教程：瓷器鉴定三十讲》（万卷出版社，沈阳，2005年）、《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北京，2006年）、《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研究讲义》（新星出版社，韩国汉城，2006 年）、《中国古代陵墓》（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2010年）等个人著作；参与过《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1990年）、《文物鉴定指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集体著作的写作。主编“南开文博书系”于2010年5月起由南开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历年来，在《考古》、《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中国历史文物》、《中国古陶瓷研究》、《中国文物报》、《中国博物馆》、《文物天地》、《华夏考古》、《中原文物》、《考古与文物》、《南方文物》（原名《江西文物》）、《景德镇陶瓷》、《东南文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东方博物》、《福建文博》、《北方文物》、《文物研究》、《文物季刊》、《四川文物》、《河北陶瓷》、《博物馆研究》、《南开学报》、《南开史学》、《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历史月刊》（中华台北）、《东洋学研究》（韩国汉城）、《东北亚研究》（韩国釜山）等专业学术刊物以及国（境）内外专题论文集中发表过中国陶瓷考古、古代陵墓制度研究等方面的论文70余篇，其他文章30余篇。 所著《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于2007年获“2006年度全国文博考古最佳论著奖”，2008年先后获“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天津市第十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94年11月当选为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后改名中国古陶瓷学会）理事；2001年10月当选为中国古陶瓷学会学术委员、常务理事。2000年8月起受聘为天津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2002年4月出任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2002年9月当选为天津市文物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2011年1月被聘为全国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目前正在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南开大学）重大项目《汉到明墓葬所见民间信仰暨近现代华北民间信仰研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清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国家文物局“2009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明代藩王陵墓调查研究》项目的研究工作；参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北京大学）重大项目《宋代墓葬研究》的研究工作。主持教育部“马工程”人文社科重点教材《中国文物学概论》的编写（首席科学家）。2.刘尊志 (教授)研究方向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与物质文化研究个人简介刘尊志，男，1971年12月出生，江苏丰县人，汉族，民主促进会会员，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秦汉考古学术委员会委员。先后就读于南开大学与郑州大学，研究生学历，历史学博士，考古学及博物馆学方向博士后。1995-2007年，在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博物馆考古部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2007年9月至2009年6月，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9年至今，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古学与博物馆学系教师。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与物质文化研究，另对中国古代石刻、田野考古等有相关研究。主讲博、硕士研究生及本科生十门课程，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级、省部级、校级科研项目，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两部，参与《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等著作六部。具有田野考古发掘领队资格，主持和参与数百座古墓葬及十余处古遗址的发掘，发表考古发掘简报近二十篇。讲授课程：讲授5门本科生课程：《中国考古（上）》（38学时）、《物质文化史（2-1）》（38学时）、《中国古代石刻》（38学时）、《田野考古学通论》（38学时）、《文博应用技术》（58学时）2门学术硕士研究生课程：《秦汉魏晋南北朝考古与物质文化研究》（40学时）、《田野考古学》（40学时）2门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秦汉魏晋南北朝考古与物质文化研究》（40学时）、《田野考古学》（40学时）1门博士课程：《秦汉考古专题》（40学时）共计10门课程。3.贾洪波 (教授)研究方向夏商周考古与物质文化，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国古代建筑个人简介1967年生人，籍贯河北怀安。1991年南开大学历史系博物馆学专业本科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94年南开大学历史系博物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与物质文化、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国古代建筑等方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讲授课程：本科生课程：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先秦部分），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生课程：夏商周考古与物质文化，青铜器研究与鉴定4.程平山 (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个人简介程平山（Cheng Pingshan）1999年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副教授。 从事中国考古学与古史研究。主要研究课题：中国考古学文化与古史研究、聚落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年代学、艺术与宗教等。主要讲授的课程有：中国考古学研究、先秦两汉考古学、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中国考古学通论、文博应用技术（田野考古方法论、考古绘图和考古测量）等。5.袁胜文 (副教授) 研究方向陶瓷考古、中国古代玉器个人简介袁胜文，男，汉族。1970年出生于新疆石河子市，祖籍四川安岳。1992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先后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02年毕业后留系任教。主要从事中国陶瓷考古、中国古代玉器、秦汉物质文化的研究，主讲“中国古代玉器”和“秦汉物质文化”等本科生课程。6.陈畅 (副教授)研究方向先秦时期考古与物质文化研究个人简介陈畅，女，1980年12月生人，2003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同年考入吉林大学文学院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2005年硕博连读，2008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应聘为历史学院教师，确定为讲师职称。2013年评为副教授职称。 2014年1月进入南开大学博士后流动站进修。讲授课程：《西方博物馆历史与理论》、《西方考古学概论》、《文化人类学概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7.黄春雨 (副教授)研究方向理论博物馆学中外博物馆比较研究个人简介黄春雨，1962年2月出生，山西省大同市人。198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博物馆学专业毕业。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博物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中国博物馆》、《南开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多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任全国十大精品陈列评审专家库专家，承担《国家博物馆功能与选址》等国家级研究项目。

有网友发帖举报称，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一本科生抄袭自己的论文，且该同学还获得南开大学2023年保送推免资格，直博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还是有非常多疑问的，为什么抄袭的论文能够通过检测呢？根据当事人的反应，其实他也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参加的是一个论文辅导机构的培训，没有想到辅导机构完全翻译了该名同学的论文。这是当我看到这位同学的解答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非常震惊的，为什么自己的论文要让辅导机构进行代笔？这个性质也是非常恶劣的，所以当我看到当事人如此回应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内心是不能够接受的。

现在很多学生自己都不愿意去写论文，这就造成了市场上有非常多的专门培训论文的机构。甚至有一些论文机构直接给学生找一些写手，这些写手其实很多都是不太负责的，甚至剽窃别人的劳动成果。所以这件事情所造成的影响也是比较恶劣的这件事情当事人的学校目前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目前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应。但是我希望大家在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尤其是作为学生写论文是我们每一个学生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如果自己的论文都需要别人来进行撰写，那么自己这几年大学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同时我也希望相关部门引起重视，对于一些论文培训机构要加大检查的力度，同时也要进一步的杜绝学生找写手的事情。

这件事情背后所反映的问题是比较多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尤其是作为学生写论文一定要尽心尽力。如果我们投机取巧选择了别人帮助，那么很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非常多的麻烦，反而对于自己的毕业和未来的人生都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希望大家三思而后行，写论文这件事情每一个人都要认真的对待，并且要亲力亲为。

陶行知教育思想生活即教育 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础上，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主张，形成“生活教育”教育思想体系。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在陶行知看来，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他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炉。“生活即教育”的核心内容是“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陶行知认为，人们在社会上生活不同，因而所受的教育也不同，“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过有目的的生活，便是受有目的的教育。”他还指出：“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可见，陶行知所说的“教育”是指终生教育，它以“生活”为前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他坚决反对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 陶行知认为，“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生活”不是人们通常狭义的理解，而是“包含广泛意味的生活实践的意思”。“生活”是包括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总称。“生活即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具体讲，教育的目的、内容、原则、方法均由生活决定；教育要通过生活来进行；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生活是发展的，教育也应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教育改造生活是指教育不是被动地由生活制约，而是对生活有能动的促进作用。生活教育的实质体现了生活与教育的辩证关系。陶行知认为：“在一般的生活里，找出教育的特殊意义，发挥出教育的特殊力量。同时要在特殊的教育里，找出一般的生活联系，展开对一般生活的普遍而深刻的影响。把教育推广到生活所包括的领域，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社会即学校 “社会即学校”来源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是在对杜威教育思想批判的基础上得出的。陶行知认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社会即学校”是与“生活即教育”紧密相联的，是“生活即教育”同一意义的不同说明，也是它的逻辑延伸与保证。因为生活教育的“生活”是社会生活，所以“整个社会的运动，就是教育的范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相通的”。 “社会即学校”的根本思想是反对脱离生活、脱离人民大众的“小众教育”，主张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打通学校和社会的联系，创办人民所需要的学校，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真正把学校放到社会里去办，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关，使学校成为社会生活所必须。因此“社会即学校”的真正含义就是根据社会需要办学校。从教育内容说，人民需要什么生活就办什么教育；从教育形式来说，适宜什么形式的学校就办什么形式的学校。“社会即学校”不是学校消亡论，而是学校改造论，改造旧学校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教学做合一 这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教学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话说，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他用种田为例，指出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方法，“事怎样做便傅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 值得指出的是：“教学做合一”的“做”与杜威“从做中学”的“做”是有区别的。首先，陶行知所说的“做”是指“劳力上劳心”，反对劳力与劳心脱节。其次这个“做”亦是“行是知之始”的“行”。陶行知指出：“教学做合一既以做为中心，便自然而然地把阳明东原的见解颠倒过来，成为’行是知之始’，’重知必先重行’，他认为“有行的勇气才有知的收获”。可见陶行知的“做”是建立在“行”的基础上，是以“行”求知，强调“行”是获得知识的源泉。这些见解在认识论上具有唯物主义因素，因而“教学做合一”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从保重中学”就有了区别。但是陶行知所说的“行”与我们现在所讲的实践还不同，他所说的“行”还只是个人狭隘的琐碎的活动。 陶行知特别重视生活教育的作用，他把生活教育当作改造中国教育、社会的唯一出路。在陶行知看来，有了生活教育就能打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传统旧教育；有了生活教育，就能“随手抓来都是学问，都是本领”，接受了生活教育就能“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陶行知不把生活教育当作衡量教育、学校、书本甚至一切的标准。他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生活教育理论在反传统的旧教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揭露并批评了旧教育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山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在当时的历史下，对普及识字教育、扫除文盲，在很多方面是适应的。如陶行知提出“教学做合一”，要求“教”与“学”同“做”结合起来，同实际的生活活动结合起来，这对教师就有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师尊重学生，注意教学之外的生活，指导学生在实际的活动中学好本领，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当时的教学方法的改革有积极作用，对我们现在的教学方式也有启发之处。

陶行知教学思想——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本校的校训，我们学校的基础就是立在这五个字上，再也没有一件事比明了这五个字还重要了。说来倒很奇怪，我 在本校从来没有演讲过这个题目，同志们也从没有一个人对这五个字发生过疑问，大家都好像觉得这是我们晓庄的家常便饭，用不着多嘴饶舌了。可是我近来遇了两件事，使我觉得同志中实在还有不明了了校训的意义的。一是看见一位指导员的教学做草案里面把活动分成三方面，叫做教的方面，学的方面，做的方面。这是教学做分家，不是教学做合一。二是看见一位同学在《乡教丛刊》上发表一篇关于晓庄小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说：“晓庄小学的课外作业就是农事教学做。”在教学做合一的学校的辞典里并没有“课外作业”。课外作业是生活与课程离婚的宣言，也就是教学做离婚的宣言。今年春天洪深先生创办电影演员养成所，招生广告上有采用“教”“学”“做”办法字样，当时我一见这张广告，就觉得洪先生没有十分了解教学做合一。倘使他真正了解，他必定要写“教学做”办法，决不会写作“教”“学”“做”办法。他的误解和我上述的两个误解是相类的。我接受了两次刺激，觉得非彻底的、原原本本的和大家讨论明白，怕要闹出绝大的误解。思想上发生误解则实行上必定要引起矛盾。所以把这个题目来演讲一次是万不可少的。我自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这种情形以大学为最坏。导师叫做教授，大家以被称教授为荣。他的方法叫做教授法，他好像拿知识来赈济人的。我当时主张以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务会议席上辩论二小时，不能通过，我也因此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为名义。八年，应《时报·教育新思潮》主干蒋梦麟先生之征，撰《教学做合一》一文，主张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此时苏州师范学校首先赞成采用教学法。继而“五·四”事起，南京高等师范同事无暇坚持，我就把全部课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这是实现教学合一的起源，后来新学制颁布，我进一步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但是教学做做合一之名尚未出现。前年在南开大学演讲时，我仍用教学做合一之题，张伯苓行政管理拟改为学做合一。我于是豁然费通，直称为教学做合一。去年我撰《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时，即将教学做合一之原理作有系统之叙述。我现在要把最近的思想组织起来作进一步之叙述。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从广义的教育观点看，先生与学生并没有严格的分别。实际上，如果破除成见，六十岁的老翁可以跟六岁的儿童学好些事情。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是我们不知不觉中天天有的现象。因此教学做是合一的。因为一个活动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比如种田这件事是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游泳也是如此，游泳是在水里做的事，便须在水里学，在水里教。再进一步说，关于种稻的讲解，不是为讲解而讲解，乃是为种稻而讲解；关于种稻而看书，不是为看书而看书，乃是为种稻而看书；想把种稻教得好，要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要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我们不能说种稻是做，看书是学，讲解是教。为种稻而讲解，讲解敢是做，为种稻而看书，看书也是做。这是种稻的教学做合一。一切生活的教学做都要如此，方为一贯。否则教自教，学自学，连做也不是真做了。所以做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做”既占如此重要的位置，宝山县立师范学校竟把教学做合一改为做学教合一，这是格外有意思的。 创新教育需要“教学做合一”的方法论。“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身体力行予以倡导的新的教学法，他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教学做合一”正确地反映了教学的客观规律，其基本精神是手脑并用，学用结合。只有“在用脑的时候，同时用手去实验；用手的时候，同时用脑去想”，即“劳力上劳心”，才有可能进行创造和发明。这就启示我们教师在创新教学过程中应做到：(1)把发展学生能力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变严格守纪的课堂气氛为生动活泼、主动探索的课堂气氛，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法；(2)鼓励创造性的学习，发挥学生的主体能动性，使学生人人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在学习中发掘自己内在的潜力，不断提高创造能力；(3)重视学法指导，加强学生学习自控能力的培养；(4)重视对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