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rui2008
一、顺序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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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品资料:
1、《小李飞刀》
《小李飞刀》是古龙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小李飞刀”系列情节曲折动人,艺术成就很高,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艺术典型。
其余的“小李飞刀”系列分别是《边城浪子》、《九月鹰飞》、《天涯·明月·刀》、《飞刀,又见飞刀》,以及《边城刀声》和《圆月弯刀》这两个代笔之作。
2、《楚留香传奇》
《楚留香传奇》为著名武侠小说家古龙创作的武侠小说。该作主要讲述了以楚留香为主角的,演绎江湖各种爱恨情仇的故事。
3、《陆小凤传奇》
《陆小凤传奇》是古龙写的武侠小说。该小说以陆小凤为主角,演绎了江湖上各种爱恨情仇的故事。
4、《绝代双骄》
《绝代双骄》是现代作家、小说家古龙创作的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于1966年在中国台湾首版。
全书共一百二十七章,讲述了孪生兄弟江鱼儿和花无缺被仇人移花官主拆散后各自成长为江湖奇侠的过程,最终两人历尽艰难,解开谜团的故事。小说细腻地刻画了人类各种复杂的感情,力图开掘出人性深处的善与恶,歌颂了人类至真至诚的爱情、友情、人情。
整部小说气魄宏大,出场人数多达百人,塑造了以江小鱼为首的一群成长变化中的人物典型,他们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甚至恶人们都在变,且变得合情合理。同时小说中故事套故事,扑朔迷离,看了上文,欲知下文,具有很大可读性。
《绝代双骄》是古龙创作武侠小说中的第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武侠小说史上的一部举足轻重的作品。
5、《英雄无泪》
《英雄无泪》是古龙晚期创作的武侠小说,该小说叙述了发生在两大古城(长安、洛阳)的两大帮派间的铁血故事。主要人物有高渐飞、卓东来、司马超群、朱猛。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古龙
雾都下的吃货
1 可以写古龙。2 因为古龙是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作品风靡一时并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同时,汉语言文学专业并没有规定必须写某种类型或作者的文学作品。3 当然,写论文时需要根据研究的主题和内容选择适当的文学作品作为案例,同时需要深入分析其艺术特点和表现手法,进行详细论述和分析。
勿忘归途
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资料来源: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你好,请 登录 或 注册 孔庆东看武侠小说2006-03-05 17:25:13 来自: 丹丘生 (重庆)提起武侠这个词,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基本词汇了。但是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内容,“武侠”这个词所指的那种人,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神秘。“武侠”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人,既要身怀绝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还带有一点神秘色彩,高来高去的,平时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侠,总是给人以某种神秘感。武侠这种人真的是那么神秘吗?真的是离我们很远?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之外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藏着,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出来吗?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其实武侠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出现了阶级,出现了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压迫,出现了社会不公正,出现了不公平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有武侠了。所以这种人物,才永远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梦幻之中。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凡是我们所梦想的东西,它不可能是毫无现实生活的根据的。武侠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如果讲起学问来,这是很复杂的,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讨。我介绍一种意见,他们认为,武侠的精神最早来自于墨家的精神。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法家、农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武侠是不是来自于儒家?也有这样看的,因为儒家有一种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这种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因为它是正义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应该说,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也有一定的这种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这种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种精神,叫做“兼爱”,用我们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说,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去为他人谋福利。所以说,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牺牲精神,儒家还讲一点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至于说,很具体地论述“侠”这个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韩非子。韩非子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是一个官僚,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君王出谋划策,他反对侠。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里面有一段话,表达了对“侠”的否定,对“侠”的概念的这种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一句对仗的话,把儒--知识分子,和侠进行对比,这两个呢,一个是以文乱法,一个是以武犯禁。在韩非子看来,儒和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坏东西。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和侠一样,都是讨厌的东西,都属于扰乱社会秩序,不让统治者好好睡觉的人,统治者把国家搞得安定团结的,偏偏有一种人叫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人叫侠,整天出来捣乱。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堵车,那儿不公正,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而侠他不提意见,他直接捣乱,他直接越过“警察”,自己去维持“交通秩序”,所以这些家伙,在韩非子看来,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应该大力镇压。我们看韩非子这个立场,他是很简单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论述侠和儒的。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认同。不过,他从反面,也指出了侠的一个功能,他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能赞同,但是他把儒和侠最早联系起来这个思想,我们可以说,它是很深刻的。从韩非子的话中,给我们一个启示,侠的社会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们都是为社会鸣不平的。那么侠和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评态度,从批评的角度,一样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一般看来,我们觉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两端的,离得很远哪。古代上朝的时候,文东武西,两班站立,好像是两端,其实不然,恰恰文人和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他有一本书,是研究武侠小说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个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侠客梦》,恰恰是文人,最喜欢做侠客梦。侠客,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我们主要是从小说中见到的,而小说都是文人写的,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来的,所以侠和文联系得是非常紧的。如果我们说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文学的最早的源头。那还不是正式的武侠小说,但是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那么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是怎么论述“侠”的呢?在《史记》中有两个“列传”,一个叫《刺客列传》,一个叫《游侠列传》。司马迁他的原话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们注意一点,司马迁这里没有提到武,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侠是可以没有武的。我们今天一说,就是武侠武侠,似乎侠都必须有武,都必须有一点过人的本事,其实侠是可以没有武的。那么司马迁论述侠的特点,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言行不合乎社会主流。不是说领导说什么,他马上就跟着说什么。但是他们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这人讲义气,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然后是“不爱其躯”,就是不过分地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点损害,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家挤了一下,就要吵起来,过分地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侠客呢,是不过分爱惜自己的身体,首先考虑的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存亡死生”,救了别人的生命之后呢,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不要老惦记它。昨天是我帮了你的忙,那天我还帮你买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这些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所以我曾经有一个“谬论”,我到处传播这个“谬论”,我说,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是谁呢?就是雷锋,雷锋是我们中国当代的“第一大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发表我这个“谬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理解。他们说,雷锋怎么是侠呢?雷锋他也不会武功啊!雷锋虽然是个解放军,他也没打过仗啊,他是个开汽车的解放军啊。那么我跟同学们讲,是不是侠,跟他会不会打仗,跟他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谋利益,“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瓢泼大雨之夜,看见妇女抱着小孩,他帮助她送回家去,帮助老大娘过马路;自己攒的钱寄给灾区,这不是侠,是什么?这就是侠!人们为什么被雷锋精神感动?为什么喜欢个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呢?是因为他身上有侠的精神,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了不起!所以学雷锋才学得起来,而不是说,他一定要身怀绝技,才去学他。那么,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来是“武侠小说”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叫“武侠小说”,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当时都是有种种其他的名字。“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以后,我们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方便而发明的一个术语。比如说,在《唐传奇》里边,就有很多武侠题材的作品。只不过当时不叫武侠,有的是写一种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于武侠中的武这一面;有的是写一种很不平常地帮助别人的一种侠行义举。唐朝之后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说”,“公案小说”里面有一些武侠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逊色。总之,是武侠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似乎有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其实,是随着封建国家机器的强大,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所以侠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国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警察,有军队。那么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武侠文学的资源,汇聚起来,产生了一部古代最杰出的,最著名的武侠小说,这部小说就是《水浒传》。那么《水浒传》,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公案,后来的文学史也把它叫做“英雄传奇”,这都是对的,它是英雄传奇小说。但是如果我们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看呢,《水浒传》也是古代最优秀的武侠小说的代表。我们今天想一想,《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标准的一个一个的武侠吗!要武有武,要侠有侠,它所弘扬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侠精神。所以《水浒传》给了后世无数的武侠小说以思想的和艺术的启迪。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武侠小说都在不断地发展。比如,清朝后来就出现了像《三侠武义》、《七侠武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还有著名的,像《儿女英雄传》、《好逑传》。到了这部分小说,慢慢出现了一个“英雄加儿女”的模式,有男侠客,也有女侠客,或者侠客旁边有一个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或者说,走向最黑暗的时候,武侠小说也一蹶不振,长期没有很优秀的作品出现,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一落千丈。侠客本来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光辉万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说里,武侠都成了朝廷的鹰犬,成了朝廷的爪牙。我们想,武侠一开始是什么人呢?按照司马迁的那种写法,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我们不要以为,社会闲散人员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闲散人员里边有坏人,但是也有好人。这些侠客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为社会鸣不平,他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他就出来帮助弱者,拔刀相助。一开始,侠客应该跟朝廷,跟秩序是处在对立面的,他应该是跟朝廷作对的。所以韩非子才说“侠以武犯禁”,仗着自己有一点功夫,就来破坏法制建设。韩非子是这样批评他们的。正因为他跟朝廷是对立的,所以历朝历代都要大力地镇压侠客,特别是镇压武侠。那么镇压来镇压去,杀的杀了,死的死了,还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买了,收买了就把他融进了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把他吃进去了。这些侠客就变成了朝廷的人员,变成了“捕快”。所以我们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说,都叫什么“公案”--《于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那么这些公案小说里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一个政府的清官。这些小说里的侠客,一个一个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后,就变成了包公身边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我们一看京剧,包公一开头就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那么这些人物一旦变成了“张龙、赵虎”,他就没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备英雄的色彩。我们今天看戏,我们去看包公戏,谁去注意台上王朝、马汉的形象呢?没人注意,他站在那儿就是一龙套,今儿这演员病了,换一演员还能演,我们并不提意见,我们只对包公这个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么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个高级领导人,开封府尹,只不过他是一个清正廉明的高级领导人而已,他是一个大清官。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看包公戏?为什么需要包公?就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经常有冤假错案,可是除了冤假错案,人民不去呼唤法律健全,而是呼唤包公,希望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清官,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那么这种幻想反过来又加剧了法制的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一套制度,靠一套办法,靠一套规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这个,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满足一种梦幻中的需要。那么到了“包公”铺天盖地的时候,武侠就隐没了。可是由于晚清时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问题,虽然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却越来越需要侠的精神。就在晚清的革命运动中,比如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这些人中开始重新鼓吹武侠精神。包括鲁迅等人,他们都很推崇一种带有侠义色彩的铁血精神。晚清的革命党人,从武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种侠义,“侠义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知道著名的革命党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个号,叫鉴湖女侠,自号鉴湖女侠。其实很多革命党都是起了这样一个带有武侠精神的号,以侠客精神自诩。他们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实,非有一腔侠义精神不可。我们都知道谭嗣同的故事,谭嗣同他自己愿意,为了变法而流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牺牲,他说“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请自嗣同始”--请从我谭嗣同开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来慷慨就义。这种侠义精神是很感人的。那么在晚清的时候,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逐渐地复苏,国人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侠义精神的堕落有关系,国家腐败了,没有人出来挽救山河。我们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它是很悲壮。我们看,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其实看上去是明明要失败的,不过是在海外募集了一点钱,然后回来制造炸弹,然后找几十个人,怀里揣着炸弹,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弹,就去攻打总督衙门,那能胜利吗?如果用统治者的话来说,这不是来送死吗?所以这些起义大部分都是寡不敌众,这些革命党大多数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军事上看,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牺牲,它积累起一种思想意义,能够唤醒国人。所以我们如果去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自己去的时候就知道要失败,要死。很多朋友可能还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我们看《与妻书》里写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来了,他已经告诉自己的妻子,以后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击石,但是他就是要抛弃自己那样幸福的爱情生活。所以说,这些人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侠客。那么到武侠小说中的这种侠义精神的恢复,是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武侠小说,我们后来把它叫做“现代武侠小说”。可能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样的名字。比如说,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纪大的朋友会读过。还有还珠楼主,这样的名字可能你们知道。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江湖奇侠传》为代表的新的武侠小说。后来就慢慢地进入一种繁荣阶段,出现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恺然。他有一个重要作品,叫《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个小说里面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这里塑造的;还有一个,也是历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当年和谭嗣同有过来往的这样一个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在这部小说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节是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这个后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国大力士打擂比武,并取得胜利的。这个情节,它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当时很轰动的新闻。在这个小说中,他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他写霍元甲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国人受辱。其实,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侠,他是不轻易出来走动的,不轻易出来参与俗事的,每天经常出来参与各种媒体,参与各种集会,这些人往往不是大侠,有一部分可能是骗子;不是骗子,也不是修养很高的人。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武术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轻易不打架的,跟别人发生冲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这种人,本来也是应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外国大力士在擂台上公开地侮辱中国人,所以他要为国雪耻,不让国人受辱,所以他才出来。所以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无端找他们这种受人豢养,供人驱使的大力士比武,实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这些大力士,这些所谓“大力士”就是受人豢养的,到这儿来表演挣钱的,我跟他们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吗?多跌份哪!为什么还要出来去比呢?是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那么霍元甲在为国雪耻的同时,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没有因此,就是打败了外国大力士之后,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强,外国人不行,他没有这样。所以他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而霍元甲所说的“报国”的这个“国”,并不是朝廷,而是中华民族。他说:“至于大清的江山,也用不着我们当小百姓的帮扶。”这个小说里边,写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报国,我为国雪耻,是这个民族,不是那个朝廷。所以这里面,就表现出平江不肖生这个作家,他所推崇的侠义精神。其实是一种人民性,是一种出乎天地正气,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而现代武侠小说,从一开始所奠定的现代武侠精神,后来在梁羽生、金庸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说,梁羽生、金庸他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许多基本东西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只不过接过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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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艺术是精神意蕴和绘画语言的结合体,是精神 文化 所依存的载体,透溢着时代的脉动。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绘画艺术 毕业 论文相关范例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绘画艺术毕业论文相关范例篇1 试论幻想与绘画艺术 摘要:人们都是希望有美好和理想的生活,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的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在探讨理想时总是相信存在一个理想的完美国度,但是现实总是不是完美的,甚至是肮脏、混乱和丑陋的。艺术家的工作就是通过梦这种人的无意识的表现形式去修补这个不完美的生活和现实,使它重获完美,并通过图画把生活的这种理想的状态保存下来。 关键词:白日梦;生活;艺术;美;绘画 一、幻想与生活、科技发明、艺术创造的意义 我们从长期被认为的最为黑暗和压抑的中世纪开始说起。无论是中世纪的精神生活还是世俗生活都是离不开希伯来―__文化这一核心。虽然我们认为中世纪整个时代是肮脏、混乱和丑陋的,但希伯来―基督__也孕育着生活的理想。这个社会理想就是骑士精神。 而在古希腊文化中将人放在自然法则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希腊人认为他们和神的关系最为密切。(几乎每个希腊人都这样认为)他们把人的位置摆得很高,却痛苦的意识到了人类的伟大和人类潜在价值都是有局限的。将现实中对伟大的夸张和人类的种种局限结合起来(最大的局限就是生命是有限的)。帕特农神庙上刻着“Knowyourself”“nothinginexcess”。这两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你不是神。这两者的结合就构成了希腊对人类悲剧性前景的认识。在人类的局限面前,梦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它是人类在理想中克服局限,促进达成愿望的一种手段。 梦既是我们在生活中活动的延续,而且其目的是使我们超脱日常生活,达成愿望。在生活中我们心事重重、悲痛欲绝时,或是我们竭尽全力在解决问题时,或是沉浸在快乐和甜蜜之中时,梦所展示的不但是现实的情调和象征,而且会产生对生活现实有所补充的内容,使我们对生活的憧憬和感受更加强烈。 二、幻想对绘画艺术的意义 白日梦对生活来说,它满足了生活的欲望,使生活充满憧憬和激情。让一切生活理想的创造力尽情喷发,让一切生活激情的幻想尽相涌流。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的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在探讨理想时总是相信存在一个理想的完美国度,但是现实总是不是完美的,甚至是肮脏、混乱和丑陋的。艺术家的工作就是去修补这个不完美的生活和现实,使它重获完美,并通过图画把生活的这种理想的状态保存下来。 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从阿尔伯蒂开始,艺术家谈艺逐渐成为时尚,艺术从中世纪以前单纯的“技艺”中脱离出来。艺术家的匠人身份逐渐下降,而知识分子身份逐渐上升。特别是瓦萨里的《艺术家传》出版后,进一步确立了艺术家的历史地位。这一时期主要是一些技法指南,随着文艺复兴的深入,艺术理论一方面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另一方面,又结合了艺术在技术和实践上得新的发展成果,使人们对艺术和绘画的理解进一步加深。 切尼尼《艺术指南》是第一个将“幻想”和“手工”放到同样的重要地位,因为艺术从古希腊到中世纪一贯的传统的作为一种工艺制作的活动,对“幻想”或者说是对 想象力 的强调,则是文艺复兴艺术浪漫主义特征的出现。库萨的尼古拉的《论戏球》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一个可见的球是先在于艺术家心中的不可见的球的形象。唯有心灵具有创造虚构事物的能力。心灵有创造观念的能力,进而发展这一能力来表现它们。 达芬奇的艺术理论主要见于他的《论绘画》。达芬奇认为“构思”(disegno)这个概念是作为艺术的灵魂,因而具有神性,它是在最高的层次上复制了上帝可见的作品。“构思”是从阿尔伯蒂开始为文艺复兴艺术家和美学家反复使用几乎成为谈艺论美的口头禅的一个中心概念。阿尔伯第即已将“构思”界定为源于精神,用线与角予以表现一种鲜明的规划,《艺术家传》中瓦萨里首先认为艺术家的创作首先体现为处心积虑的构思,当他将内在于心的构思外化,使作品既反映自然,又反映艺术家心中的完美形式即构思。构思即是在心得一种形式,也是用手予以实现的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兼顾了构思和 素描 或者说草稿来两个概念。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特别是表现在《达芬奇和他对童年的一个记忆》,他进一步提升了艺术在精神方面的价值,他认为无意识性本能才是艺术家构思和创作的真正来源。无意识是弗洛伊德提出的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三个人类心理结构部分之一,无意识就是大量的本能直接需要的东西被意识所压抑的产物,其主要内容是性本能。他认为达芬奇在艺术上有如此崇高的成就就是在于他小时候的恋母情结和自己的性本能转移,这样无意识性本能就成了决定艺术创作的根本动力和最深层的原因。 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人的无意识的表现形式,只有人在梦境之中,才能完全放松,人的无意识本能才不会被意识所压抑而尽情释放。艺术家就是一些被过分的性本能无意识需要所驱使的人,艺术家的创作和做梦一样,一次幻想就是一次愿望的体现,,也是一次无意识欲望的一次满足,幻想能使不能感到满足的现实生活和欲望在创作中得以释放。 艺术家就像孩子一样,怀有很大热情来创造一个幻想的世界,正是因为艺术家有很多的无意识本能实现不了,要用幻想性创作来代替满足。 参考文献: [1]《西方美学通史》第一卷古希腊罗马美学.范明生.上海人民出版社. [2]《西方美学通史》第二卷中世纪文艺复兴.陆扬.上海人民出版社. [3]《中世纪的衰落》.赫伊津哈.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4]《释梦》.弗洛伊德.商务印书馆. [5]《艺术指南》.切尼尼. [6]《论绘画》.达芬奇. [7]《诗人与白日梦》.弗洛伊德.BasicBook公司. [8]《艺术史的历史》.温尼?海德?米奈.上海人民出版社 绘画艺术毕业论文相关范例篇2 浅谈数字绘画艺术 摘要:传统绘画是一种古老的艺术门类,艺术创作过程从单纯地模仿传统媒介走向利用电脑程序在电脑中创作或自动生成,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新的技术促成了新的媒介,数字艺术这种新兴媒介的迅猛发展,改变了艺术创作方式,也改变了艺术欣赏的方式。 关键词:艺术创作绘画数字化数字绘画 1946年第一台数字化计算机“电子数字集成和计算机”ENIAC(ElectronicNumericalIntegratorandCalculator)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问世。在这60年里,随着科技技术的进步,个人电脑进入家庭,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设计领域不断开发,电脑硬件的更新换代,计算机数字化也在迅猛发展,艺术家把数字技术应用到艺术创作中,从而改变了传统艺术绘画创作方式,也使艺术审美趣味发生了变化。 一、传统绘画艺术创作 1.艺术创作是以满足人们对娱乐游戏的需求为主要目的而创造虚拟人类生活事件的文化活动过程。创作出的文化产品称为艺术品,要想创作出公众喜爱的艺术品,创作者要不断提高艺术创作的语言技艺水平和创造新的语言风格。高水平的语言技艺和独特的语言风格,能够使创作出的虚拟事件在描绘上准确生动和别具特色,从而使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更强,才能够有效地创造出一定内容和特色的艺术作品。 2.绘画艺术是一种古老的艺术门类,是美术中最主要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借助于可被利用的物质材料和相应的制作 方法 以创造艺术形象,运用笔、刷、刀、手指等各种绘画工具以挥洒、涂抹、拓印、腐蚀等各种绘制手段,将颜料、墨汁、油墨及其他有色物质描绘和移置到纸张、纺织物、木板、皮革、墙壁或岩石等平面上,以线条、块面、色彩、明暗等造型因素,通过构图形成视觉形象的画面或图像,创造出可以直接看到的,并具有—定形状、体积、质感和空间感觉的艺术形象。绘画艺术从材料、工具来分,其种类主要有:水墨画、油画、版画、壁画、 水彩画 、水粉画、素描、速写等。 二、沿革 所谓数字化,是指利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把声、光、电、磁等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或把语音、文字、图像等信息转变为数字编码,用于传输和处理,或以数字形式存放在计算机中,便于今后操作和处理。是以电脑作为绘画艺术创作工具,通过运用一定的电脑程序,进行计算机信息处理,把每个像素用若干个二进制数码进行编码而形成虚拟的视觉图像,并进行输入和输出。 1951年首台供商业应用的电子计算机获得专利,除了大量深入的技术研究,也偶尔涉及音乐和视觉艺术。由于大多数研发人员是科学家,他们没有受过专门的艺术训练,所以早期的电子艺术的美学价值并没有得到认可。美国年轻研究员诺尔可以算作第一批“数字艺术家”,他受到立体主义的影响,1963年用电脑绘出抽象图案《高斯二次方程》,尝试着在二维的画面中表达三维的空间。此时电脑对大量的艺术家来说是一个技术上比较难掌握的机器,数字计算机绘画作为一种新型媒介,还只是模仿传统媒介,并没有用来进行主流艺术创作、创造出新的美学体验和新的价值观体系。 随着电脑功能被进一步开发,艺术家逐渐利用电脑作为程序控制工具,将天幕当成画布将镭射光束作为画笔进行艺术创作,如德国艺术家皮尼的《奥林匹克彩虹》,美国艺术家巴拉德的《视觉化时间》。严格来讲,他们在本质上仍然以传统媒介为主,并非是在进行艺术与科技的探索,而是琢磨如何通过运用电脑这种时髦机械来迎合当时大众的口味。 1990年以来,个人电脑越来越普及并且越来越容易使用,新一代艺术家对电脑操作不再陌生,逐渐将其变成创作工具或者媒介。艺术创作过程从单纯地模仿传统媒介走向利用电脑程序在电脑中创作或自动生成,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新的技术促成了新的媒介,绘画和雕塑的历史让我们知道,每次革命均来自于概念和材料的不断发掘和更新,数字艺术这种新兴媒介的迅猛发展,改变了艺术创作方式,也改变了艺术欣赏的方式。 杜桑以来,艺术和生活的界限模糊了;数字艺术以来,真现实和虚现实之间的界限模糊了。数字艺术是以电脑为技术支撑的电子时代的新媒介,是艺术摆脱以视觉为中心的束缚过程中的一大飞跃。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媒介的发展。传统的图的概念、内容和形式不再突出。艺术品的价值存在于通过媒介所传递的信息的交换之中,艺术家将把因特网当作最大的美术馆来展示他们的作品,当作直接向公众传播作品的工具。 三、绘画的工具选择 绘画艺术的数字化基本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设计手段的更新,它直接跟数字技术的发展相关;二是创造理念的更新,它主要是指创作者审美趣味的变化。技术是电脑硬件和绘画软件,绘画软件的构成分为矢量图和位图两大类,Adobe公司的Illustrator软件、Corel公司的CorelDRAW和Painter是众多矢量图形设计和绘图软件中的佼佼者;Photoshop是制作和处理位图图像的最好软件。矢量图形最大的优点是无论放大、缩小或旋转等不会失真;最大的缺点是难以表现色彩层次丰富的逼真图像效果。而位图图像能表现层次丰富、具有逼真色彩的照片品质图像,缺点是放大若干倍后会产生“马赛克”现象。图像质量决定于设置的分辨率(一个单位面积内所包含像素的个数)的高低,分辨率越高,图像就越清晰,信息量越大,文件也就越大。提高分辨率虽然可以使图像更清晰,但是,尺寸却会随着分辨率的增大而变小;反之,降低分辨率会使图像变大,画质会变得比较粗糙。像素数目、分辨率和图像尺寸可通过以下公式来理解。像素数目÷分辨率=图像尺寸。根据图像输出的要求,低的可设置72dpi的视频显示模式,高的可设置300dpi的打印机模式,还可设置高达2570dpi的照排设备模式。所以,多数艺术家采用Photoshop软件来进行创作。 结语 目前,人和电脑处于一种既矛盾又合作的关系中,电脑仍然在人的指挥下与人合作,艺术家利用电脑这种媒介进行创作。与传统媒介相比,虽然数字绘画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但基本原理(透视学原理、明暗关系、色彩关系等等)和其他艺术形式都是相同的。在绘画发展的历史中,出现了千姿百态的表现手段、形式技巧和风格特色,无论哪种形式,它最重要的应是依赖视觉来感受和欣赏造型艺术,要求艺术家的艺术创作的思想性与艺术形式要完美结合,既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也包含着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反映了画家的思想感情和世界观,同时还具有美感。在数字化绘画艺术创作中,电脑硬件和绘画软件是会不断更新和贬值的,我们更应该关注数字化对创作观念产生的影响,只有通过研究技术进而深入研究创作理念方面的变化,才是具有价值的,使人从中受到 教育 并得到美的艺术享受。 参考文献: [1]费箐著:《超媒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意动影像编著:《Photoshop场景绘制》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绘画艺术毕业论文相关范例相关 文章 : 1. 艺术类毕业论文参考范文 2. 美术系毕业论文范文 3. 美术毕业论文范文 4. 浅谈绘画艺术赏析论文 5. 优秀艺术毕业论文范文 6. 美术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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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汉隶书法艺术审美特征汉代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极为灿烂辉煌的时期。从书体上说,是诸体兼备,交互并存,由其前的繁难诡谲,经秦的改造,趋于简易。篆书间或使用;隶书通行于世;新兴的草书刚刚出现,便呈风靡之势;行书与楷书也于书写实践中孕育萌芽。从书写的主体来说,有达官贵族,文人骚客,更多的则是社会不同阶层的士人和庶民,地位悬殊,个性有别,“无意于书”,迥然异趣。从书法的载体来说,有金石碑版的刻划范铸,有简牍纸帛的濡墨染翰,不 同的材料造成了不同的艺术趣味与风格。一言以蔽之,可谓是琳琅满目,气象万千。在这纷繁、丰富、多变、杂错的书法景观里总结、抽绎其审美特征,委实不易。与隋唐以后的书法史学相比,汉代书法研究存在的主要困难是史料的缺乏。在汉代书法艺术尚未完全“自觉”这一背景下,我们难以苛求古人给我们留下更多的创作心得、经验总结与审美体验,因此,“和研究艺术家的意图与理论相比,更有价值的是,在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上对各种艺术加以比较” ,或许使我们能够摆脱单纯的技法、风格分析研究所带来的狭隘的思想观念和对汉人书法不尽完整的破碎支离的理解。因为“只有在同一个文化系统中才能找到那些有意无意间共同支持着的一些共同的元素……他们甚至可以超越时空,形在一种令人惊讶的统一性。” 在寻求这一“统一性”的基础上,我们努力探寻的正是汉代书法中所蕴藏着的那一时代共有的艺术精神。一、以丽为美“丽”在汉代是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它同中国古典美学中常说的“美”在概念内涵上不尽相同。前者“突出了美诉之于人们感官的鲜明性、愉悦性,用之于形容辞赋之美刚好合适”,后者“却无这种突出的含意,而且在儒家的观念中,经常带有严肃的伦理道德的善的意味,并经常被用作善的同义词。”司马相如论作赋时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也。” 这里,儒家常说的“质”与“文”分别被解释成为锦绣和锦绣上用彩色丝线织成的花纹,锦绣与花纹要象经纬宫商那样交互辉映,和谐统一。同孔子的“绘事后素”观念不同,司马相如更加倾向于那种夺人心目的、使人心摇神荡的穷极绮丽之美。相如之后,扬雄也谈到辞赋文词之美,要如“雾 之组丽”(《法言•吾子》),轻柔缥缈,绚烂多姿,他甚至认为“女有色,书亦有色”(《法言•吾子》),文章要象美女一样,秀色动人。尽管他又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但他无非要求美要符合圣人之道,实质上,并不否定美的价值。“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辞” ,在他们的作品里,“丽”是一种臻于极致的美,一切看来美的事物都要用“丽”来形容。如京都长安之美,谓“世增饰以崇丽”(班固《西都赋》);宫殿建筑,“非令壮丽,亡以重威”(《汉书•高帝纪》);皇家苑囿,“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司马相如《上林赋》);帝王的伟大形容为“丽哉神圣”(扬雄《羽猎赋》),或曰“帝王之神丽”(张衡《西京赋》);优美的音乐,“靡丽浩侈”(枚乘《七发》);动人的舞蹈,是“丽于阳阿”的“妙舞”(边让《章华赋》);优美的文章,“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王充《论衡•定贤》);婚丧嫁娶,“纷华靡丽”(《后汉书•安帝纪》);伦理风尚,要以“道德为丽”(《汉书•东方朔传》),连英俊的男子也要形容为“容貌甚丽”(《汉书•公孙弘传》),颀秀的树木,也被称作“丽木”。可见“丽”的观念在汉人心目中的地位。王钟陵先生认为:“繁富靡丽是汉代文艺美学风貌的主要特征,如果我们试图用一个词来概括汉人的审美情趣的话,那便是‘富丽’,或曰‘靡丽’,更简洁地说就是一个字—‘丽’。……在汉代的著述中,由‘丽’作词素所构成的词语也特别多:‘崇丽’、‘神丽’、‘ 丽’、‘华丽’、‘奢丽’、‘夸丽’……因此我们可以说,‘丽’正是汉人审美情趣最简炼的表述。” “丽”的审美内涵是什么?“丽”既不是冶艳媚俗,更不是古拙霸悍。宗白华先生认为,“楚国的图案、楚辞、汉赋、六朝骈文、颜延之诗、明清的瓷器,一直存在到今天的刺绣和京剧的舞台服装,这是一种美,‘镂金错采、雕缋满眼’的美。汉代的铜器、陶器,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画、陶潜的诗、宋代的白瓷,这又是一种美,‘初日芙蓉,自然可爱’的美 ”。显然,“丽”是指一种富丽堂皇之美,是一种精雕细琢富有装饰意趣的美。蔡邕在《九势》中也用“丽”来形容书法的美感:“下笔用力,肌肤之丽”。“肌肤”就是书法的血肉,作品的外表。“丽”的美感正体现在汉代书法的外表上,尤以成熟的八分和铜器、陶器上的铭文表现得最为突出。如果说,汉大赋的“夸饰”与“藻饰”是用一种夸大、夸张、夸耀的手法与文采华丽的语辞形式,来增加、强化、张扬客观对象的壮貌和美,使之成为不同于客观对象的文学表象和审美对象的话,那么汉代的书法也基本上采取了这一夸张、修饰的手法和“语辞”形式,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夸饰”的手法常见于西汉简牍。1974年甘肃额济纳旗破城子汉甲渠侯官遗址出土的西汉木签,左波右磔,笔画丰肥,粗细对比几达数倍,每有“年”、“令”字样,往往一纵而下,毫无拘泥之态。1973年甘肃甘谷渭阳一号汉墓出土的简牍,字形宽扁,中宫紧收,波磔肆意舒展,“挽横引纵,左牵右绕,长波郁拂,微势缥缈”,“翘首举尾,直刺邪掣,缱绻结体, 衫夺节”。 这种“夸饰”的笔法,把隶书横向取势这一特征进行了极度的夸张,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而隶书的形象也由此而深入人心,并得以固定强化。隶书在两汉中晚期初步定型以后开始了修饰装扮。1973年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的汉简,波磔已具装饰意趣,其行笔的提按、收放、擒纵,其点画的粗细、曲直、刚柔,都体现出这一时期的书家已不满足于篆书字形解散开放后的夸张放纵,他要把简朴、直观的隶书变得委婉细致,变化多端,血肉丰满,形神俱备。东汉中晚期的碑刻隶书最见其“藻饰”之功。《史晨》、《华山》、《乙瑛》、《熹平石经》诸碑,波磔呈典型的“蚕头雁尾”的形象,点画两端厚重丰满, 纤适度,刻意求变,极具华滋精丽之意;其转折也不是简牍隶书中的一折而过,或断或连,或耸或收,或折笔潜行,或提笔搭折,不一而足,形式多样。这些手法,都使得作品充满了浓厚的装饰意趣。汉代的金文与陶文“藻饰”之趣最为浓厚。范铸的文字,严谨细致,设计周密,字形工稳,排列整齐,配合器物的形制与装饰图案,刻意美化,或增减笔画,或变形夸张,或外加边框,或间杂纹饰,文字与图案融为一体,不加辨别,难以区分。刻凿的文字,虽以刀代笔,但技艺娴熟,大多能够做到行笔流畅,点画准确,其文字造型与章法布局也经缜密的规划,故能紧饬严整,灵便生动,与器皿相协调。玺印上的文字,多为缪篆,依印章形制,精雕细琢,蟠屈缠绕,特别是鸟虫篆印,饱满茂密,袅娜多姿,极尽繁缛之能事。总体上,汉代的书法特别是隶书,自西汉中晚期初具规模之后便走向“藻饰”了。尽管与魏晋隶书的刻板和宋元隶书的纤巧相比,汉隶朴拙敦厚之风鲜明浓重,但那是汉隶继承、保留篆书的质朴古厚所必然呈现出的内在神情。翦伯赞先生曾用一生动的比喻来描述楚辞与汉赋:“若以汉赋比于楚辞,则汉赋正犹一满头珠翠之盛妆繁饰的公主,而楚辞则是一满怀幽怨淡妆轻抹的思妇”。 与汉赋相同,汉隶也是“盛妆繁饰”,光彩焕发。“古质今妍”,我们看待古人的作品,年代愈久远则愈加高古,遥远深邃的时空常常给人造成这种错觉。其实,汉隶并不象后人普遍认为的那样质朴,把它放诸秦汉文化大环境中去看,不用说商周,即使秦国的儒生也要指斥汉人的隶书过于精雕细琢,那翩跹扬举的蚕头与雁尾,实在是冶艳惑俗,这不是儒家极力反对的“淫丽”的“郑声”之美吗?当然,这里只是强调汉隶的“肌肤之丽”,而透过这一外表形象,其骨子里拙朴刚健仍与那一时代的主流文化精神是息息相通的。汉隶的以“丽”为美,固然与儒家所推崇的质文并重以及两汉士人“文质班班,万物粲然”(扬雄《太玄经•文》)的审美理想有一定的关系,而“丽”这一观念的形成,也与汉代楚风北渐这一文化现象密切相关。“汉承秦制”,但“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又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依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 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歌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被宫掖。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这些都说明,汉代文艺在内容和形式上,与楚文化有着内在的继承和融合的关系。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由来已久,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云:“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矣。……由是观之,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几无不与地理有密切之关系。”汉以前,南北书风迥然有别。郭沫若先生认为:“两周的金文地之比邻者,其文化色彩大抵相同。更综而言之,可得南北二系。江淮流域诸国南系也,黄河流域诸国北系也,南方尚华藻,字多华丽,北文重事实,字多浑厚,此其大势也。”考察一下秦汉之际的隶书,南北书风的差异也大体相同。南方的《阜阳汉简》、《张家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均含蓄潇洒,秀逸摇曳,而北方的《青川木椟》、《睡虎地秦简》、《临沂双雀山汉简》则遒健雄浑,峻峭凝重。但此种差异,不到百年的时间便被整合统一了,西汉中晚期的简牍隶书,不论南北,都变得清峭柔远、劲切雄丽了。抛开文字的发展演变与思想观念的影响不说,单就楚风对北地的浸染,也不可忽视。因为在汉代,人们听到的音乐是楚声的慷慨狂放,看到的舞蹈是长袖飘举的楚舞,吟诵的辞赋是从楚辞发展而来的汉大赋,这扑面而来的楚风对中原乃至西陲都形成了弥漫之势。那么书法风格由凝整沉著渐变为雄浑清丽也是顺理成章的。二、以势为尚古人论书,多重“形势”。东汉蔡邕在《九势》一文中最早提出书法艺术中的“形势”:“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在这位博学的艺术家眼中,自然始终处在生生不息的和谐的运动之中,任何事物都在运动中蕴含着正反、阴阳、虚实、反背的情态与动势,书法的“形势”则根源于这一自然的阴阳变化。书法中的“形”与“势”不是对自然界中物象的具体模拟,而是要表现出一种抽象的自然之势。“形”与“势”是统一在一起的,“形”是“势”产生的基础,“形”中有“势”,方能符合自然阴阳变化的规律,有“形”而无“势”,则“形”无运动之生命。蔡邕没有具体说明“形”与“势”的含义,但移之书法,“形”,指的就是点画、结字、章法,而“势”则是蕴含于其中的运动方式、自然法则及其动态趋向。具体到汉代书法的“势”,可以从三个部分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即点画之势,结字之势与章法之势。(一)点画之势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曾论隶书用笔之势与篆书的区别:“书之有隶,生于篆,如音之有徵,生于宫。故篆取力 气长,隶取势险节短,盖运笔与奋笔之辨也。”所谓“力 ”就是“笔力集中、聚拢,也就是要求中锋用笔,藏头护尾,峻涩间行,墨不旁骛,线条沉着而有力”;所谓“气长”,“就是气韵悠长、冲和,也就是要求平心静气,徐缓运笔,右戾左引,纡余委婉,气脉随着圆转延连的线条宛转而流通,直至收笔,其势仍足,毫不衰馁。”而隶书则与之相反,笔画相对径直,用笔骏发,出锋迅疾,节奏急促,特别是那些草率急就的隶书和尚未成熟的草书,更呈险疾之势。与篆书舒缓悠长的静“势”不同,这是一种运动的动态之“势”,一种具有节奏与速度的势,其势如“彤管电流,雨下雹散” ,“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 。这一奋发迅举的“势”在汉代简牍里表现得最为生动。因为简牍隶书多出于实用之需,奋笔疾书,在保持书写速度的同时,无意间形成了这一峻险之“势”。但在东汉中晚期的碑刻作品里,这种“势”稍加收敛了。蔡邕《九势》对点画用笔如何造“势”提出了具体的规定:“凡落笔结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转笔,宜左右回顾,无使节目孤露。藏锋,点画出入之迹,欲左先右,至回左亦尔。藏头,圆笔属纸,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护尾,点画势尽,力收之。疾势,出于啄磔之中,又在竖笔紧 之内。捺笔,在于趱锋峻 用之。涩势,在于紧�战行之法。横鳞,竖勒之规。”显然,在东汉的士人书家看来,简牍上的迅疾之“势”稍乏纡余款婉,也不含蓄,其表现过于外露,所以要“左右回顾”,“画点势尽,力收之”,要将“势”贯穿到点画行使过程之中,含忍内蓄,而不使其无节制的险峻峭拔;“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与“紧��战行”又规定了取“势”的基本方法,用此笔法,点画中含饱满,其“势”必厚,其“势”必缓”,其“势”必内敛沉着。蔡邕对“势”的理解带有浓厚的儒家“中和”的审美倾向,但我们看汉代的书法,点画无论峭激孤露与否,其“势”都是充满了生命的冲动与创造的激情,这是与其时代的审美精神相一致的,汉以后,特别是到了清代,人们虽然还在写隶书,但其“势”与汉代隶书中的“势”已大异其趣了。(二)结字之势宗白华先生在谈到中国园林建筑时说:“在汉代,不但舞蹈、杂技等艺术十分发达,就是绘画、雕刻,也无一不呈现出一种飞舞的状态。图案画常常用云彩、雷纹和翻腾的龙构成,雕刻也常常是雄壮的动物,还要加上两个能飞的翅膀。充分反映了汉民族在当时的前进的活力。” 的确,在汉代的建筑、绘画、舞蹈、雕塑的造型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飞动之“势”。汉代的建筑虽然早已不复存在,但我们从出土的陶质建筑模型与汉画像石中可约略见其屋盖采取的是“反宇”的式样。所谓“反宇”,“是相对直坡屋面来说的,其早期形式即抬高檐椽前端,使檐部上反,因而其屋面各坡皆呈折面。”“四川牧马山东汉墓出土明器、河南郑州二里岗东汉墓出土明器、四川省郫县东汉墓石棺画像等,都有此类材料。” 班固的《西都赋》描写西汉首都长汉宫殿有“上反宇以盖载,激日景而纳光”的话。张衡的《西京赋》言其形“反宇业业,飞檐 ”,李善注曰:“凡屋宇皆垂下向而好,大屋飞边头瓦更微使反上,其形业业然。”与出土文物相比照,可见西汉时期“反宇”的屋檐已经存在。与西方建筑的高耸入云、直刺穹隆不同,中国建筑是平面横向展开的。特别是“反宇”的屋宇,象鸟翼一样,呈现出一副张举飞扬的姿态,使得建筑在静穆均衡中获得了轻松美妙的节奏和韵律。汉代的绘画善用线条来描绘物象,那卷云的翻滚,衣带的飘逸,龙体的纵曲,猛虎的奔势,通过运笔勾线的轻重、强弱、疾徐、虚实、转折、顿挫,从而表现出节奏的铿锵和旋律的飞扬。至于汉代雕塑中的精品《马踏飞燕》更是“良马腾骧,奔放向路” ,飞动之势,不可遏止。还有那画像石中刻划的舞女,屈伸俯仰,长袖飘扬,也是有一种飘然欲举的飞动的美感。书法也是如此。成熟、典型的隶书均左右背分,横向取势,它不象秦小篆那样巍峨修长,纵向开展,而是在一个平面上向左右横向拓展。其中宫紧收,对称规整,沉稳厚重,似嫌笨重,而一字之中,每每有一长横,或有一撇、捺,一波三折,翩翩欲飞,划破了方正的单调。在隶书里,还不像以后的行草书那样讲究用笔结字的变化,其姿态所富有的动感,正是通过这波画的粗细、曲直、刚柔来取得的。古人曾用极具形象的比喻来描述隶书这一独具的美感:“若虬龙盘游,蜿蜒轩翥,鸾凤翱翔,矫翼欲去”,“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 这些都说明,古人已发现了隶书不同于其它书体的独特之处。我们很难说,书法与建筑、绘画、舞蹈、雕塑之间在造型上有无相互间的启示与借鉴,这似乎无从比较。但这势如飞动的艺术群体,以其鲜活的形象、强烈的动感、统一的风格,展示了两汉时期中华民族昂扬进取的时代精神和宏伟阔大的文化风貌,使后人对其时的社会心理、审美理想的认识也更为全面和丰富。(三)章法之势结字是点画与点画之间的关系,章法则是字与字之间的组合。汉代的隶书,根据材料形制,章法没有统一的规定。常见的东汉碑刻,多夸大字距,缩小行距,横列的紧凑与纵行的疏阔形成强烈的对比,而横向的排列与字势的横展又相呼应,形成一种排叠式的联翩飞动的空间形式;另有一种,字形方整,中肆旁敛,字距行距紧密,通篇茂密而充盈,如《衡方碑》、《 阁颂》之类;一些摩崖刻石,依石而就,若《开通褒斜道刻石》,结字闳阔,字形大小、长短、宽窄、斜正不一,参差错落,有“乱石铺街”之趣。也有的刻石如《杨淮表记》,不分横列,只有纵行,字体宽窄大小不拘一格,亦有一种散逸之美。简牍上的章法,均无定制,多拉大字距,求其疏朗,便于阅读,也有的为节约空间,紧凑安排,密密麻麻,如江苏连云港市尹湾汉墓出土的《吏员总薄》与《武库集薄》,长书密集达四千字左右。简牍上的草书,受隶书的影响,尚不能像今草书那样连绵起伏,多字字独立,加以简牍窄小,故少有行间疏阔者,拥挤塞迫,密不透气,偶有一二大字,恣意放纵,稍稍使其宽解缓和。汉代的艺术,在布局的安排上,有一相通之处,即皆以铺陈为能事。不仅是汉大赋在重复的堆砌,事无巨细,不分重点,依次排开,一一叙来;连那些画像石也是如此,内容从天上到地下,从历史到现实,狩猎出行、宴乐起居、车马仪仗、祭祀求仙、角 百戏、辟鬼禳灾,各种事物和对象,依据内容的不同,被汉人不厌其烦地一层层地雕刻到石头上,人们在一块画像石上可以依次领略到神话仙人、人间贵族、下层奴仆的不同生活场景。甚至是陵墓里的陶俑,也依现实中军队的布陈方式,根据兵种,依次排布。书法的布白也大抵如此。东汉诸多巨碑,修饬紧密,矩度森然,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充满了纵横雄沉的气势;简牍上的草书,“抑左扬右,兀若竦崎,兽跂鸟 ,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 ,笔软而生“奇怪”,拥挤密实的字形,如同汹涌澎湃的潮流席卷而来,“势”不可挡。如前所述,将风格各异,书体多样的汉代书法的审美特征进行整理概括,并非易事。但人类文化,如四序推迁,万象亦同生代谢,各种现象,往往相将携出。书法审美精神不应仅就书法自身的变迁而单独对待,一时之书,与一时代的思想、文化、风尚以及同时产生的绘画、建筑、雕刻等等,有着不可分立的关系。汉代书法以“丽”为美,以“势”为尚,虽不能完全涵盖两汉时期书法的整体风貌,但放置特定的时代环境之中,正是那一时期主体文化精神所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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