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干山毕业论文

“价格双轨制”的四个不同版本到底谁首先提出了“价格双轨制”？这是一个多解的问题，目前至少有四个版本在流行，中间涉及到一次学术会议、两份国家文件以及包括官员、学者、经济学家在内的多位当事人。版本之一：华生：“这是五人讨论的结果，我是其中的代表”。提到“价格双轨制”就不得不提到1984年9月的浙江莫干山第一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会议分了8个组，讨论了不同的问题，尤以价格小组的讨论会广为人知，按照参会人员之一华生的说法，各个主要机关和中央领导的主要秘书都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打破了计划价格的坚冰，这是目前流传较为广泛的一个版本，华生说建议实行“价格双轨制”是他和罗小朋、何家成、张少杰、高粱在莫干山会议小组讨论时得出的结论。会议期间，他代表小组发言，并在与主张继续实行计划价格的“调”派和主张完全放开价格的“放”派争论时占据上风，得到与会的领导支持，派他去向当时的国务委员、中央物价小组组长张劲夫汇报，得到首肯，被中央领导批准与采纳，进而成为风行整个80年代的一项重要政策。为了印证这一观点，华生指出，发表在1985年4月的《中国青年》上的文章《到2000年我46岁》，是对此事件的真实回顾。《中国青年》杂志社是当时会议的主办单位之一。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樊平写道：“这次莫干山会上，他（指华生）和何加成、蒋跃、高粱、张少杰四位同学一起又讨论撰写了那篇有关价格改革的论文。”第一次价格双轨制的提出是在莫干山会议上五人讨论的结果，此为版本之一。版本之二：罗小朋：“历史的事实是，我首先提出了‘价格双轨制’。”而与华生同在一个讨论小组的成员罗小朋则有不同的看法，罗小朋认为，历史的事实是，“价格双轨制”的观点，并不是五人讨论的结果，而是他在会上第一个提出来的。此为版本之二。远在美国的罗小朋在电子邮件中说，莫干山会议的时候，华生和何加成在他主持的那个小组。“根据我的记忆，他们当时的论文，倾向于放开价格。他们的论据是，中国城市居民不同收入组的支出结构比例高度一致，因此，如果把工资指数化，放开物价就不会有什么风险。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幼稚的。我根据自己在河北进行价格放开试点的经验反驳他们的时候，指出计划价格和自由价格都是行不通的，只有搞双轨价格。我相信，他们是从此开始与当时研究生院的同学，包括高粱一起讨论双轨制，产生了支持双轨制的一系列论点，并由华生带头在自由辩论中战胜了田源代表的‘调派’，也就是计划价格派和张维迎代表的‘放派’，即自由价格派，双轨制因此成为莫干山会议的主流观点。”罗小朋还提到了另一位见证人，“多年前，我曾经与高粱有过一次对话，我曾经告诉过他，是我在小组会上首先提出‘双轨制’，我现在还记得高粱说：怪不得过去从来没有听见华生说起双轨制。”在罗小朋看来，华生对价格双轨制的贡献在于他的口才，“他把这个思路变成会议的主流思路，并且对于说服中央领导人起了其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当时的青年一代中，他的功劳确实是最大的，他应该是‘双轨制’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版本之三：张维迎：“早在莫干山会议前我就写出了‘价格双轨制’文章，并由于这篇文章入选莫干山会议。”第三个版本涉及到的人物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现任院长张维迎，他也是莫干山会议的参会者之一，会议之后，他声名鹊起，崭露头角。和华生罗小朋认为的不同，张维迎认为他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就提出了“价格双轨制”。张维迎的秘书杜鹏为此提供了三份资料，其中一份是张维迎发表在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内部资料《专家建议》中的《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这是张维迎“价格双轨制”提法的原始文件。文章完稿于1984年4月21日，发表在1984年6月，比莫干山会议早了3个月。张维迎是因为这篇文章入选莫干山会议的。记者看到，文章中的一段话是：“价格体制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与价格调整相比，价格体制的改革是一个连续的逼近过程。问题不在于第一步是否就完全合理，问题在于它是不是趋向于合理。”这份文稿被华生称为“孤本”，即只有张维迎有这份原件，“其他人都没有见过”。不过，经记者查阅，莫干山会议后《经济日报》于1984年9月29日选登了四篇会议论文，其中张维迎的《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摘录自前述一文。张维迎还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尽管我本人在1984年4月就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但双轨制实际上是随着1980年代初经济结构调整、地方分权及乡镇企业的出现而自发产生的。我的贡献在两点：第一，明确把市场价格制度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第二，把自发产生的双轨制现象从理论上提升为自觉的价格改革道路。这类似大禹治水中把‘堵’转变为‘疏’的思路。”既然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前就提出了“价格双轨制”，那么为什么会议中却又摇身为“放”派，主张放开价格？张维迎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到：“‘放’是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核心。”“不明白这一点，就说明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双轨制改革。”与张维迎交往较多的财经评论员岑科说，“放”是张维迎历来的主张，但这个目标很难一步到位，所以他才提出“价格双轨制”，作为改革的过渡方式。至于过渡期有多长，据岑科的观察和阅读，张维迎“没有明确提及”。而对于为何直到90年代时才提出自己曾写过这篇文章时，岑科表示，这是个“伪问题”，“当初谁也想不到会有后来的争议，当然不会刻意说自己的文章比别人的观点提得更早。只是有了争议，才有澄清的需要，才会去查证谁的文章比谁的观点提得更早。”但华生认为，张维迎发表在《专家建议》中的文章其实“和改革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并不能算数”。版本之四：成致平：“是吕东首先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概念。”从1982年到1990年，曾担任9年国家物价局局长的成致平肯定地说，首先明确提出价格双轨制概念并使之普及化的，是前国家经委主任吕东。他提出来的时候，是1984年，成致平此时担任国家物价局局长。至此，这成为本文的第四个版本。成致平说，价格双轨制首先是从石油行业开始的，当时，石油产量上不去，1981年，国家决定在石油行业实行包干，包干以内一个价，超出一个价，计划内100元/吨；超产的644元/吨，这种价格的差距就是“价格双轨制”。100元/吨是国内的收购价，644元/吨是国际的市场价。这也是为了防止石油外流，采取的出口转内销的办法。1984年开始在其他国民工业生产资料方面实行“价格双轨制”。成致平在《价格改革三十年》中提到，石油行业搞了几年以后，为了解决工业领域里的困难，国家经委决定在其他工业生产资料方面推广价格双轨制，让价格双轨制得以普及。他说，这里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就是特指当时的国家经委主任吕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