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头琴专业毕业论文

丁明 个起子是不是？

中西方器乐的不同魅力一曲《二泉映月》，让我们听到东方器乐文化的深沉韵味；一曲《回忆》，让我们领略到西方器乐文化的独特魅力。二者同时乐器独奏不知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西方乐器所表现出的音乐为什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呢？原因就是乐器的制作和音色受到了不同文化的影响与制约。不同的文化影响制约着不同的乐器音色，由这种特定的音色来要求择定什么质料形制的乐器，从而进一步确定不同的音乐风格。总的来说，中西乐器音色上的差异恰恰体现了它们深层的文化差异一、中西乐器材料的差异根源于不同的天人关系：征服与尊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侧重于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尊重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中有人，人中有天，主客互溶”的天人合一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西方人真正喜欢的是人工制品，是人对自然改造的结果。他们真正欣赏的是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对象化在自然中的自我，是在改变自然中得到的一种自我陶醉。西方文化倡导人定胜天，不仅认识自然解释自然而且强调征服改造自然。与之相反，“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基础，中国人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导致了人与自然的亲近，他们从不把自然当作征服与改造的对象，而是尊敬和顺从自然。正是由于中西文化的不同，而最终导致文化载体的中西乐器在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西洋乐器的制作材料是以金属和各种标准化的木料为主，特别是吹奏乐器，几乎全部是用金属或金属加胶木制成，诸如圆号、小号、长笛以及竖琴，钢琴等，大部分都是人工制作的产物，体现出西方人强调的对自然的驾驭和改造的思想。与之相反，中国乐器的制作多以天然材料为主。中国乐器在使用中占绝对优势的其他乐器如箫、笙、筝、三弦、琵琶，以及二胡、扬琴等，都是用天然竹、木、皮等制成，这也意味着中国人对自然属性的尊重。中国乐器尽量在发声中充分利用这些自然材料的独特性，充分发挥这些材料在发声上的独特作用，使他们利用自然材料来制造独特个性音色的目的得到圆满实现。二、中西器乐文化的差异根源于不同的文化本体：理性与感性西洋人看世界,是采取特别理性科学的态度,由这种态度来要求乐音超越具体，消解独特，以获得一种普遍与共通感，而中国人则全然相左,中国文化是以感性、以生命为本体，所以它尽力捕捉人的内在的感受和体验。在中国音乐上一切都要服从于“韵味”,服从于“情”。“摹仿自然”与“形式美”本是西方美学思想的两大中心，但中国人更习惯于音乐韵味,一切技法都围绕着“情、韵”二字进行。就乐器方面说，西洋器乐曲很早就完成了自身的标准化和统一化工作，很早就将音乐自理成具有相对抽象的形式体系，发音特点是：音质尽量的远离人声接近器声，以使音色效果获得一种共通性，让声音不受人声影响，保持它的理性。中国乐器从来没有打算进行标准化和统一化的工作，也从未将自己的音乐抽象成单纯的形式体系，所以，中国乐器的音质始终以接近“人”声为自己的最高旨趣，甚至连乐器演奏也是由这一意识支配的，随行而至，感性色彩浓烈。如蒙古族乐器马头琴，就是一种这样的拉弦乐器，它的音色就常常让我们体会到寂寥的牧人心情和草原空旷的孤独感，它能够维妙维肖地模仿人的说话声哭笑声、动物的喊叫声等等，更好表达内心。西洋乐器音色是远离人声的，而远离人声则又意味着必定远离自然本来所固有的多样性、丰富性和独特性，显得过于理性了。西洋乐器所追求的“器”声是这样的：虽然不同于任何一种具体的乐器，但又能够与任何乐器的音色能有着很好的融合。相反，中国乐器的近人声也决定了它必然要求其音色的独特性和个性。中国乐器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音色，它们非常适合独奏，但却很难把它们完满地变化为一个完美的结构，这是因为每一种乐器都过于感性而造成的。打个比方，西方器乐好像是几个声音相似的外国人在一起唱歌，他们更注意表现出他们的和谐，而中国器乐就好像是几个十分感性而拥有独特声音的中国人在一起唱歌，虽然都有着自己的声音特色，却很难达到完美统一。西方注重理性的思维方式，中国注重感性的思维方式,从理论到实践自始至终走的就是两条路,这就是中西器乐文化差别的根本所在。三、中西乐器特色的差异根源于不同的美感要求：力度与深度中国传统器乐的表现特点与西方不同。西方器乐演奏以深刻严肃见长，突出主客对立，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艺术精神的“壮美”，从气势上感染听众；而中国器乐演奏以旷达悠深见长，突出情景交融，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和合”精神的“幽美”，从感性的情韵上感染观众。因而，对于我们欣赏中西方器乐演奏时候产生的不同感受也就不奇怪了——西方人喜欢交响乐，气势庄严恢宏，台上的乐手和乐器越多越显得气派，比如《悲怆交响曲》《拉德茨基进行曲》；中国人更愿意用几种或者更少的乐器去表现出一种充满思考和内涵的乐曲，比如《高山流水》《梅花三弄》。西洋乐器的出音比较均匀，所发的每个音轮廓清晰，界线分明，是一种标准化的造型，它体现的无疑是一种共性。中国乐器的出音则千变万化，姿态各异，体现出的是它每个音符的独特性，而这样的音形当然是由乐器演奏时吟、揉、震等滑音、游移音技巧造成的。这类器乐演奏技巧在运用时非常灵活，它们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随性应用和处理，从而显示出其丰富多样的个性，使其表现能力达到一种非凡的深度和力度，造成直达心底、刻骨铭心的艺术效果。中西音乐器乐的脉络有着很大不同，西方器乐的脉络追求音响效果的丰厚饱满、绵密结实，追求恢宏的气势美。这是一种力度的美。中国器乐的脉络制造蜿蜒起伏、单线游动的线型效果，追求音响的虚淡空灵、幽婉深邃，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演奏具有荡气回肠的效果，获得音乐表现的深度美。一把琵琶弹出悲壮的垓下之围，一架古筝奏出连海之春江潮水，一只古埙吹出千古兴衰之幽思，中国文化底蕴若不深厚，谁又能理解乐曲的深度？西方器乐曲相对来说，其理解深度就没有中国音乐那么深邃了。在器乐文化上，中国音乐（主要是传统民族音乐）显然和西方器乐（主要是交响乐）在对美感的表达上有着非常大的不同，我们可以从下面例子中得到验证：一首《春江花月夜》旋律古朴、深沉、优美典雅，节奏平稳、舒展，音调缠绵、柔婉娟秀；一曲《命运交响曲》节奏明快、急促，音域宽广，曲调明朗、刚健，情绪激昂、气魄宏大。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器乐突出的是一种力度，中国器乐突出的是一种深度。希望我的回答可以帮到你·

关键词关键词是标示文献关键主题内容，但未经规范处理的主题词。它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论文中选取出来，用以表示全文主要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一篇论文可选取3～8个词作为关键词。正文一般来说，学术论文主题的内容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事实根据（通过本人实际考察所得到的语言、文化、文学、教育、社会、思想等事例或现象）。提出的事实根据要客观、真实，必要时要注明出处；2.前人的相关论述（包括前人的考察方法、考察过程、所得结论等）。理论分析中，应将他人的意见、观点与本人的意见、观点明确区分。无论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他人的成果，都应该注明出处；3.本人的分析、论述和结论等。做到使事实根据、前人的成果和本人的分析论述有机地结合，注意其间的逻辑关系。结论结论应是毕业论文的最终的、总体的结论，换句话说，结论应是整篇论文的结局、是整篇论文的归宿，而不是某一局部问题或某一分支问题的结论，也不是正文中各段的小结的简单重复。结论是该论文结论应当体现作者更深层的认识，且是从全篇论文的全部材料出发，经过推理、判断、归纳等逻辑分析过程而得到的新的学术总观念、总见解。结论可采“结论”等字样，要求精炼、准确地阐述自己的创造性工作或新的见解及其意义和作用，还可提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和建议。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精练。

如前所述，中国辽阔的幅员，为中国传统音乐提供了一个无比广大的传播天地；中国多种多样的地貌气候，促使各地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传统音乐体裁类别。在论及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这一问题时，我们必须说明以下几点：(1)所谓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音乐体裁的分布，即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中流传着什么样的音乐品种和体裁，相对而言，它比较简单。所以作者认为它与环境之间是一种“表层关系”。二是指音乐风格色彩的空间分布，由于风格自身的复杂性，加上它的多层面性，所以作者认为它与环境之间是一种“深层关系”。本文将主要论及传统音乐体裁的空间分布问题。(2)首先必须肯定，传统音乐的某些体裁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是无可怀疑的。如高原山区的“山歌”，沿海地区的“渔歌”、“捕渔号子”，种稻区的“田歌”，江河湖海上的“号子”、“船歌”，草原上的“牧歌”等等，它们可以说是特定地理环境的直接产物，二者之间基本上是“一对一”的关系。(3)但是，传统音乐自古以来都是靠传承、传播来维持其鲜活的生命的，尤其是在中国，经过数千年的交流，加上语言、习俗等共同手段的帮助，致使一部分体裁局限于一定的地区，而另一部分则流传很广甚至遍传全国，另外，一些较封闭的地区音乐品种较少，一些开放的地区品种很多，形成分布的“叠压”状态，这就增加了我们研究传统音乐空间分布的复杂性。(4)因此，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一方面选择环境与体裁最直接的那些例证，以便使论述更为鲜明；另一方面，当遇到某地区出现多种体裁“叠压”的现象时，就以我们认为最有地理特征的那些品种作为代表。下面，我们就用以上的原则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作一番概略的描述。（一）北方草原与“长调”和马头琴音乐 众所周知，大小兴安岭以西、阴山以北，由东北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到西部的阿拉善和天山北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广阔的天然牧场。长期生活于此的蒙古等民族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劳动中，创造了一种节奏自由，歌腔悠长，上、下句结构的民歌体裁。蒙语读“乌日听道”，汉意为“长调”。作为草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传统音乐品种，“长调”所歌唱的内容几乎都离不开马、羊、骆驼、蓝天、白云，特别是马，枣骝马、圆蹄马、小黄马、小青马，简直是有多少歌，就有多少马，因为马是草原的象征。另外，“长调”包括很多类别，如“牧歌”、“赞歌”、“思乡歌”、“宴歌”，它们的唱词内容不完全相同，但音乐一律是“长调”风格，舒展、开阔、自由，犹如那一望无垠的草原和那自在悠然的羊群。与“长调”具有同等意义的还有蒙古族的乐器马头琴。马头琴的形制、原料、演奏姿势、音色直至乐曲风格，无一不是彻底的草原化的，无一不充满了草原的情愫和韵致。它和“长调”，异“曲”而同工，相互映衬，成为草原音乐文化的两颗明珠。当然，也有人说，除了它们，还有一种又是文学又是音乐的体裁，那就是“史诗”。诚如世界上许多“史诗”都产生于草原民族一样，北方草原也流传着一部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草原，就没有长调、马头琴和格萨尔，草原是酝酿产生这些音乐体裁的源泉；而如果失去了长调、马头琴，则草原也就没有了光彩，二者间的依存关系，没有人能够否定。（二）西北高原与西北山歌 西北高原，即太行山以西的山西高原、黄土高原、陇东高原、青海高原的统称；西北山歌则指流行于这一地区的各类山歌体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晋西北的“山曲”、“烂席片”、内蒙古西部的“爬山调”、陕北的“信天游”和甘肃、宁夏、青海的“花儿”等歌种。西北高原的海拔多在2000-3000米间，属黄河中上游区。其地貌特征以黄土高原为代表。这里没有万丈千仞的大山，而是沟、峁、壑、塬纵横交错，城镇稀疏，交通不便，人们耕地、砍柴、运输，都是个体劳作，这恰恰是传唱山歌的理想场景，也是形成山歌体裁特征的基本前提。特别是担负商贸运送的农民，当地称他们“脚户哥”、“赶脚的”或“脚夫”，由于常年奔走于山川沟壑间，在寂寞无助之中，山歌成了他们唯一的精神慰藉品，他们也成了山歌的保存者和传播者。所以，通过这一地区的各种山歌，我们一方面能够谛听到高原环境的空旷、苍茫，同时也能感受到这里民众内心的深沉、凄然。这是只有西北高原这样特定的自然环境才会有的特殊的体裁中表现出的特殊的音乐性格。（三）西南高原与西南山歌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西南高原应包括云贵高原和西藏高原。这里也是中国山歌体裁的一大宝库，如四川南部的“神歌”、“贵州山歌”、云南“风庆调子”、“弥渡山歌”、藏族“山歌”、苗族“飞歌”、侗族“大歌”、布依族“小歌”等。其中，有一部分是汉族山歌，另一部分是少数民族山歌。同为山歌体裁，但由于西北与西南所处的地理位置很不相同，它们的自然环境和植被生态也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常青（部分5000米以上的山地除外）农耕以稻作为主，另有放牧劳动。在这样一个特定的高原环境中产生、流传的山歌，一方面保持了南北方山歌共有的舒展、自由的山野气息，但又蕴藏着本地区自然、气候所赋于的那种清彻、明亮之风。更具特色的是这里有十几个少数民族所创造的“多声部民歌”（它们大多数属于山歌体裁）。所以能够形成这种传统的歌唱形式，自有它多方面的社会、历史原因，诸如生产、生活习俗，审美选择等，但基本原因仍与这里的自然气候条件促使各族民众喜好群体性劳动、社交、节庆的传统习惯有很直接的关系。西南高原与西南山歌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不仅证明了地理环境对民歌体裁形成的决定性作用，而且也体现出气候条件对特定地区音乐风格、歌唱习俗的巨大影响。（四）长江流域稻种区与“田歌” 长江流经九省市，除发源地青海外，都是中国的水稻种植区。如前所述，这是一个“带状”地貌，上游是高原，中游是江湖交错的低山丘陵，下游为冲击平原，但因气候适宜，自古以来就以种稻为主。又因为稻作劳动强度大和需要相互协作这两个原因，所以，从汉代就形成了稻农“插田唱歌”的习俗。于是，从云贵高原到长江三角州，凡挖地、栽秧、薅草、车水，必有“田歌”相伴随。“田歌”是各地“秧田歌”的统称，其不同的地域称谓有几十种，如“薅草锣鼓”、“挖山鼓”、“花锣鼓”、“插田歌”、“车水锣鼓”、“薅秧歌”、“喊秧歌”等等。稻农说：插田不唱歌，禾少稗子多。可见这类体裁的鲜明的功能特征和强烈的功利性。如果说，北方草原的“长调”流传区呈现了由东而西的“带状”分布样态的话，那么，西北、西南山歌的分布就是一种“块状”格局。再来看“田歌”的流传情形，则又是“带状”的，而且与“长调”那种星星点点式的“带状”不同，它是沿长江两岸由西而东以相当密集的方式形成的。作为一种民歌体裁，“田歌”既不同于完全受劳动节奏支配的各种“号子”，也不同于个体劳动中唱的十分自由的“山野之歌”，它有时完全由半职业的“歌师”、“歌伯”们站在田头击锣鼓而唱，有时又是劳动者自唱自娱，甚至出现一“领”众“和”的形式。为解除劳作者的疲劳，歌师们很少停歇，所以田歌的结构，多采用“套曲”体，每套包括许多“牌子”，演唱一遍，有时长达一小时左右。（五）戏曲声腔的地理分布 在中国戏曲八百余年的历史中，声腔嬗变是推动其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宋、金、辽时期，戏曲的中心在北方，至南宋又转为南方：明代的余姚、海盐、弋阳、昆山四大声腔系统，从地域分布而言，也主要在南方；最后到了清代，产生了新的“四大声腔”，即梆子腔、皮黄腔、昆山腔、高腔及歌舞、说唱两种类型的地方戏声腔系统。其中，各类梆子腔多数流行于北方（黄河流域）；高腔、昆山腔多半在南方（长江流域，本世纪出现的“北昆”应另当别论）；皮黄腔是南、北互见，但它影响最大的代表性剧种——京剧，则主要在北方。其他如滩簧戏、花鼓戏、采茶戏、花灯戏大都分布在南方，而秧歌剧、弦索戏等又属北方系统。总之，以腔系的分布而言，大都有它们明确的流传地域。这里，我们以梆子腔与高腔为例，说明它们分踞南北，各有所宗的空间分布状况。“梆子腔”是在北方民间音乐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一种戏曲唱腔，它因演唱时用两节硬木梆子击节而得名。其中最古老的剧种是陕西的“秦腔”（其前身为“同州梆子”），已有两百年的历史。在它之后，又陆续产生了河南梆子（豫剧）、山西梆子（晋剧）、河北梆子、山东梆子等，据统计，各地“梆子腔”剧种约有20多种，如山西的蒲剧、北路梆子、上党梆子；河北的老调、武安平调、平调、怀调、西调；河南的宛梆；山东的章丘梆子、莱芜梆子、枣梆等，它们绝大多数都分布在黄河流域，也呈“带状”格局。“高腔”原称“弋阳腔”，是在明中叶的弋阳腔和稍后的安徽青阳腔的基础上又大量吸收了民间音乐养份以后形成的声腔系统。清中叶以后逐渐成为“川剧”、清戏（湖北）、“湘剧”、“赣剧”、“西岳高腔”、“婺剧”等剧种的基本唱腔，很明显，它的流传是沿长江而“行”的，也呈“带”状分布状态。它与“梆子腔系”，一北一南，互相呼应。当然，作为一种不断传播的声腔，在数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并非永踞一地。所以，在戏曲声腔的总分布中，“梆子腔”过“江”南下，“高腔”过“河”北上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但同上述民歌的分布情形一样，又出现了这种声腔的“带”状分布，它又一次证明中国传统音乐与自然、物候之间存在着某种依存对应关系，而这种规律或曰“法则”，也正是文化地理学所着重探讨并反复求证的。最后，还需指出，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状况，实际上要丰富复杂得多，不仅每种体裁有自己特定的地理分布区域，每种歌种、曲种、剧种、乐种、（歌）舞种有它们相应的地理分布区域，而且，在各“种”“属”内，还有其地域分布的差别。如“川剧”又分“川西坝”、“资阳河”、“川北”、“下川东”等“四条河道”；“秦腔”分“中”（西安）、“西”（凤翔）、“东”（大荔、同州）、“南”（汉调光光）“四路”；晋剧分“中路”、“北路”；豫剧分“豫东”、“豫西”二调；浙江“婺剧”分“西安”、“西吴”、“侯阳”、“松阳”等“四腔”；东北“二人转”分东、南、西、北四“路”；甘肃、青海“花儿”分“河湟”、“洮岷”两系等等。这些以“水”、以“山”、以地域方位命名而体现出的传统音乐空间分布内容，恰恰为我们研究音乐—地理—人三者的复杂关系，进一步描述传统音乐分布的“地图”以至最终建立“音乐地理学”，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三、作为文化地理学的音乐地理学研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注意到音乐文化地理分布的国家之一。在先秦文献中，人们把传说中的歌唱内容分为“南音”、“北音”、“东音”、“西音”（详见《吕氏春秋·古乐篇》）；公元前6世纪问世的《诗经》“国风”也依照地区（国家）编排，一地一“风”，全面反映了北方（主要是黄河流域）各地的民间歌唱；汉魏时代的民间音乐收集者，更加注意它们的地域之别，如“赵、代、秦、楚之声”，如“吴歌”（或称吴歈）“西曲”等，正是因为这个传统，后世的各种民间音乐称谓，无论民间歌曲、民间歌舞、器乐、说唱、戏曲，还是寺庙音乐，都一律要加上它们所产生或流传的地名，大者如“江南丝竹”、“东北二人转”；中者如“广东音乐”、“四川清音”、“湖南花鼓戏”、“徽剧”、“楚剧”、“鲁西南鼓吹”；小者如“西安鼓乐”、“常德丝弦”、“长阳薅草锣鼓”、“沪剧”、“锡剧”等，这种明确的地理区域标示，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传统音乐十分丰富和同一品种不同的地域差别，同时，也说明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较强烈的音乐地理观念。然而，丰富的历史典籍和较强烈的地理观念并不等同于某一学科的正式确立。作为现代人文学科之一的文化地理学，直至本世纪初才由美国地理学家.索尔通过自己的著述从人文地理学中分离出来，并逐步延伸出语言地理学、宗教地理学、文化景观和艺术地理学等分支学科。在中国，由于五、六十年代的一些人为因素，很多人文学科因受到环境的“挤压”而未能得以健康的发展。只是在80年代以后，它们才逐渐复苏。其中，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受到众多学人的重视，相继涌现了一批具有填补空白作用的专著、专论。它们的出版，无疑进一步推动了各个分支学科的发展。音乐学界有关中国音乐地理的研究就是在上述学术背景下开展起来的。首先，在同一时期，一些民族音乐学家从陆续翻译介绍的欧美民族音乐学著述中了解到，“把一种音乐与其根植之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考察，是民族音乐学最重要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这种方法，本质上是包含有文化地理学性质的”。（注：沈洽：《民族音乐学10年》（《中国音乐年鉴》，1990卷，山东教育出版社）。）基于这一理论，霍恩博斯特尔和萨克斯曾提出“音乐文化圈”；巴托克、柯达依提出“音乐方言区”；梅里亚姆、内特尔提出“音乐文化区”等等相似的主张。对于方兴未艾的中国音乐学界来说，它们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方法和理论指南。其次，也在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文化地理学研究一度成为人文学科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中，有关语言地理学的研究，有关中国古代地域文化区的形成和划分的研究，有关文化—地理—人三者关系的研究，同样使关注中国传统音乐地理分布的学者获益匪浅，并促使他们严肃地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开始认真思考本领域的同一类学术课题。再次，受到以上两方面的学术成果的启示，不少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者以很浓厚的兴趣深入到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分布这一领域中去，并相继发表了一系列专论。较有代表性的如：杨匡民《湖北民歌三声腔及其结构》(1980)；江明敦《汉族民歌概论》（部分章节，1982）；乔建中《汉族山歌研究》（见“汉族山歌的分布”一节，1982）；苗晶《我国北方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1983)；李惟白《民族音乐文化色块论》(1984)；苗晶、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1985)；黄允箴《论北方汉族民歌色彩区的划分》(1985)；杨匡民《民族旋律地方色彩的形成及色彩区的划分》(1987)；乔建中、苗晶《黄河流域东西部民歌区的形成及其风格特征的比较》(1987)；黄允箴《北方汉族民歌中的变宫音》(1987)；乔建中《音地关系论》(1988)等。上述专论在方****、划分依据、学术视野等方面可以说各有所宗，但它们研讨的“焦点”基本上是共同的，即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在短短的七、八年间，能把一个刚刚起步的人文分支学科推进到这样的水准，我们有理由感到欣慰。而且，就总体学术进展而言，它们称得上是中国的音乐地理学研究在学科建设初步阶段的第一批成果。然而，如果以历史留存的有关文化地理乃至音乐地理的大批文献和蕴藏在各类传统音乐中的极为丰富的文化地理学乃至音乐地理学内容衡量，那么，目前所取得的成果，只能看作是初步的。有鉴于此，为使它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作者本人提出如下建议：（一）搜集、整理有关历史文献。可以肯定地说，现存史书（如二十四史中的“地理志”、“音乐志”、“礼乐志”“律历志”）和类书中，有关音乐地理的论述是十分丰富的，只是较零散，或仅为片言只语，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包含一定的学术价值，为此，我们应该加以全面搜集，系统整理。（二）分门别类、细致深入地积累、研究中国各种传统音乐的地理分布资料，并逐一绘制出它们的空间分布“地图”。以往的“视角”和研究对象，大都集中于民间歌曲方面。而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分布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现象，由于历史积累期的漫长和地区间的相互交流，使得一些地区各类品种（注：这里主要指民间音乐中的民间歌曲、民间歌舞、戏曲、说唱、民间器乐和佛乐、道乐、七弦琴音乐等。）俱全，一些地区仅有其中几类；一些地区以一两种为主，兼备其它，呈现了相当复杂的状况。为了将来进行整合性的研究，音乐地理学家应首先做的事，就是或一个地区一个地区（最好是地理的分区）地填写各类音乐的分布情况；或依体裁、声腔、器乐品种、剧种、曲种、歌种为系统，一一绘制出它们的空间分布图。这将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音乐地理分布的“基础工程”。（三）在掌握以上资料的基础上，或从整体、或以某一特定品种进行有关地理—音乐—人三者关系的全面研究。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学术课题。根据作者在《音地关系论》中提出的看法，它们至少有三层关系，即地理地貌与体裁分布之间的“表层关系”；地理地貌与音乐风格区之间的“深层关系”；特定的地理环境与特定的音乐品种或风格之间的“储存关系”。其中，“深层关系”即音乐风格区的形成与划分问题，又进一步涉及到划分的依据、条件等，对此，以往学术界见仁见智，存在着一系列繁难的课题。本领域只有在不断地积累材料、把握整体、细致分析的前提下，才能发现一些接近科学的结论。（四）严格把握本学科在整个学术领域的地位，随时吸收姊妹学科的新方法、新成果，在人文地理学的全面发展中进行本学科自身的建设。在人文地理学中，文化地理学是一个相对后进的学科，而在文化地理学中，音乐地理学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学科，因此，要使音乐地理学健康地发展，就应不断地从包括自然地理学在内的社会地理学、聚落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军事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及历史地理学中汲取营养。例如，仅区划问题，就涉及音乐的地理分布与语言、行政、自然物候、民族、经济等区划的关系，我们应该从其相对科学的划分依据中得到某种启示。作者以为，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注意到以上几个方面，那么，我们就会使音乐地理学的研究步入到一个新的层次，而且，音乐地理学学科建设也会随之兴盛繁茂。作者更加相信，中国音乐地理学是一个有远大前途的新兴学科，它的蓬勃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民族音乐学的面貌。

1.音乐欣赏中国音乐中的诗情画意中国音乐是有其独特的美学思想和艺术境界的。音乐上的许多问题，倘若不提到美学高度来分析理解，就只能停留为一种形式。毕竟美是主观的和相对的，是因人而异的，这就是各种艺术形式之间往往能相互联系，相互感染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音乐艺术本身就是一个文学，诗歌，历史，美术等的综合体。它所映现的又何尝不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物质和精神力量达到的程度，方式和成果？ 任何艺术都是在主观和客观相互关系之间建立起来的，徐复观先生在《中国画与诗的融合》一文中说：“绘画不仅仅是‘再现自然’，但终究以‘再现自然’为其基调，所以它常常是偏向于客观的一面。画因为是以客观自然为基调，所以决定画的即能是‘见’。达·芬奇便以为画与雕刻是‘以见为知’；而画家心是能见的人。诗则是表达感情，所谓‘诗以言志’以言志为基调，所以常常是偏向于主观的一面”。钟嵘《诗品》一开始便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而诗人必定是“善感”的人，可以说，画是“见的艺术”；而诗则是“感的艺术”，那么音乐作品为表现人类情感的一门艺术，正和诗、画一样，在那线条、旋律、乐句中，所包含着的非语言、非概念、非思辨所能传达，说明、代替、穷尽的某种情感的、观念的、意识和无意识的意味，同样也是那样朦胧而丰富，宽广而不确定。到后来谈到“因为中国文人能有意识地在诗中发现出画的题材，并由此再进一步的用作诗的方法来画，从而提高了画的意境，使之得以在精神上进一步将两者融合在一起。用画来说明诗的‘远’的意境，则是诗与画的相互启发，循环无端了”。其事在我看来中国艺术中岂止诗与画能做到“互相启发，循环无端”。书法与诗画；书法与篆刻；音乐与书法；音乐与诗画。扩而大之，华夏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生生不息，而得以流传呢？中国人欣赏美的观点，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我们的文学，戏剧，书法，绘画等等都是重感情的抒发，突出一个“情”字。同样音乐艺术如果脱离了感情的话，就很难谈了。中国人以感情悟物，进而达到人格化，中国人看东西，欣赏艺术往往带有自己的感情，要加入人的因素，所谓“芳草有情，斜阳无语，雁横南浦，人倚西楼”，追求的也许正是这样一种欲说还休，温柔含蓄的永恒韵味。 在中国古代，音乐是各门艺术中最被重视，并且获得高度发展的一门艺术，甚至可以说是各门艺术的中心和源泉。从音乐在先秦社会中受到的高度重视，我们可以看出音乐这种着重于情感的表现而非完全模拟性再现。而事物叙述的艺术，恰好相当纯粹地显示了艺术所具有的审美特征，以及它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性功能，从宏观上看用音乐去分析美与艺术，高度重视音乐性的美，这对中国古代美学和各门类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直观表现的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所具有的音律美与节奏美。 这种诗歌中的音乐性的美在唐代达到无可比拟的高峰。当时传入的各种异国曲调和乐器，如：龟兹乐、天竺乐、西凉乐、高昌乐等。融合传统的“雅乐”“古乐”出现了许多新创造的音乐和音乐形式。从宫廷到市井，从中原到边疆，从太宗的“秦王破阵”到玄宗的“霓裳羽衣”，从急骤强烈的跳动到徐歌曼舞的轻盈，正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心理的写照。这些音乐，歌舞不再是先秦时代礼仪性的庆典主调，而是人世间的欢快之声，个人情感的心音。绝句和七古乐府所在盛唐最称横唱，其道理恐怕也在他们是能入乐谱，为大家所传唱的。“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诗与琵琶（音乐）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新声，音乐是它的的形式；绝句，七言是它的内容；或者反过来说，绝句，七言是形式，音乐，抒情是它的内容。总之，它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如同你越是深入的研究艺术作品的结构，就越是清楚的发现艺术结构与生命结构的相似之处，而这种结构，包括着从低级生物的生命结构到人类情感和人类本性这样一些复杂的生命结构，（情感和人性正是那些最高级的艺术所传达的意义）而正是由于这两种结构之间的相似性，才使得一幅画，一支歌或一首诗与一件普通的事物区别开来——使它们看上去更像是一种生命的形式，而不是用机械的方法创造出来的；使它的表现意义看上去像是直接根植在艺术品之中。而音乐的某种所谓的线条，也许就是人所创造出来的形象的抽象。我常想为什么我们在聆听中国音乐的时候，会产生雪花映松柏，松柏傲飞雪的意境；或会觉得砍樵声声，高山流水，天涯知己如若就在眼前；或能感受夕阳西下，夜色朦胧，微波荡漾，渔人晚归的自然景色而似身临其境。而这都是中国音乐所赋予我们的情感体验和我们血脉相连的亲身体会。这使我们不得不想这些凝冻在中国音乐作品中的审美趣味，艺术风格为什么仍然与今天人们的感受、爱好相吻合？为什么会使我们有那么多亲切感呢？是不是积淀体现在这些作品中的情感理性结构与今天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之间存留着某种相呼应的同构关系和影响。人类的心理结构是否正是一种历史积淀的产物呢？也许正是它蕴藏了艺术作品的永恒性的秘密。也许应该倒过来，艺术作品的永恒性蕴藏了也提供着人类心理共同结构的秘密。心理结构创造艺术的永恒，永恒的艺术也创造、体现人类流传下来的社会性的共同心理结构。然而，它们既不是永恒不变，也不是转瞬即失，不可捉摸。它不会是神秘的集体原型，也不应是“超我”（superego）或“本我”（id）。心理结构是浓缩了人类历史文明，艺术作品则是打开了时代灵魂的心理学。而这，也就是所谓的“人性”吧。从本性而言，艺术不应该被肢解为畛域森严的技术职业。艺术是人类殷切期盼健全的梦，它以不断战胜狭隘性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点。艺术的灵魂，首先体现为一种充分释放，自由创造，积极赋予型的人格素质。这种素质或多或少在每个人心底潜藏，因而每个正常人都应该有机会成为各种艺术深浅不同的接受者和共鸣者。中华民族是具有独特的性格、爱好、情趣和欣赏习惯的。中国的艺术，是中华民族的生活、情绪、心境的反应。不明白中国美学体系、文化特征，以及中国人的思想感情，是无法理解、品详、欣赏中国的艺术的。2.陕北民歌的音乐艺术提起陕北，提起陕北文化、头绪太多思路纷繁而复杂，要写一篇论文，真不知该从哪里下手，因为在陕北的民间艺术里，需要研究的、需要写得课题太多，就是一个不熟悉陕北文化的陌生人，面对陕北形式各异的民间艺术，也会为之动情。作为陕北人，我非常自豪，即使我走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会说，我是陕北人，这是因为陕北贫脊的土地养育了我，所以，陕北文化、陕北无边的黄土高原是我生命的起点，创作的根基。不管我走到哪里，脑海里不停地浮现出陕北大地的景象，这一命定的缘份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它也将成为我灵魂的归宿地。 我也曾抱怨自己，抱怨陕北的子孙后代，没有一个能超越我们祖先的。就拿音乐来说，哪个陕北的音乐工作者，在继承并发展陕北民间音乐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超越了民间音乐本身自成一体？我敢说没有，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对陕北民间音乐发展与应用方面，也没有出类拔萃的集大成。为此，我常常遗憾，并且束手无策。今天我想就陕北民歌及其民间音乐的审美意义方面作一些浅显的论述，请大家参考。 一、改变对陕北民歌陕北民间音乐的原有认识和观念是陕北民间音乐发展的前提 民歌的起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陕北民歌亦如此。据古资料表明；远在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西安半坡的先民们，就开始制造了原始的乐器陶哨、陶埙。以此我们可以推断，人类用声音和形体直接地表达情感，一定会比制作乐器要早得多。周朝至春秋中期经孔子删定305篇民歌编为《诗经》。后从汉、唐、宋以来对民歌记载就更多了，这些虽不在本文论述之列，但值得重视的是，历代民歌的发展，必然对陕北民歌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当然，陕北民歌并非必须一个具体的源头，那么，中华民族的起源就是陕北民歌的起源。我认为，任何艺术形式的形成，是通过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不断完善和创新的结果，所以，一个民族的诞生和它的声音诞生是同步进行的，并非有什么距离。 长期以来，我们常常把一首民歌看作是遗产，一个素材，并且认为它不完善，尤其对歌词中所表现的那些男女爱情的描写和叙述，就更不能理解，认为是不健康，是封资修的东西，要加以修改，要用批判的眼光去接受。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陕北民歌的创作，是历代劳动人民通过生活或劳动实践而创造的，是通达历代民间艺术家不断实践不断完善的。到今天为止，陕北民歌不可能是一些半成品。在我看来，即就是由上下两句构成的信天游的曲式，也是一个完美的艺术品，是经典，不需要修改，不存在再创造的可能。我有时候一个人试唱民歌，会不时地体会到音乐中的奥妙与神奇之处，让人为之感动。我们的祖先为我们创作了那么优秀的艺术品，我们不去尽力地去理解它，还反过来求全责备，我看这种人就是无知。 我们清楚地看到，有一些音乐家，拿民间音乐作素材，创作音乐作品，这是他为了表达新近的思想情感，而改动了原来的音乐结构，这不是原作不好，不健康，而是改动者主观意识对经典的借用，是拿原有的艺术品中具有永恒魅力的因素来表达现代人具有永恒性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亚洲还是非洲，欧洲还是美洲，都有共性，这个共性是永远不变的，艺术是人类根据人的本性而创造的，所以艺术之中有永远不变的共性。因此，艺术品才有流芳千古的说法，事实上也如此。陕北民歌就是有这种永恒不变的艺术因素，所以不能把陕北民歌看成是被动的，任人宰割的一堆民间素材，而是中国民间音乐艺术宝库里的活化石，它是不断运动着的鲜活的艺术形式。 接触过陕北民歌唱词的人都知道，它绝大多数像是即兴之作，一看就能知道这些唱词一定是出自劳动人民之手，因为它完全是一纯属生活化的口语（传统民歌）。我敢说从这些表现形式上看，陕北民歌唱词比诗经中的"风"篇还要自由，它的表现方式随意性很强，而诗经中的诗，形式感还是很突出。而陕北民歌的唱词并未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有的信天游、两句换一韵，有的韵能押的则押，押不上的也就不押了。看来，陕北民歌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朝代中，并没有改变了它最原始的审美意义。奇怪的是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一直以文言作为官方用语，是传递思想和情感的书面工具，一直沿续了几千年，而竟然在陕北民歌里一尘不染，没有发现半点文言文的气息，实在让人难以相信。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能留下来的，恐怕只有汉字不肯更改，由汉字形成的一系列文化影响，对每一个人，尤其对汉语使用者来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形式。而陕北民歌，其汉语唱词所传达给我们的语言信息，除了原始情感的表现之外，似乎再没有什么特征了。汉字的书写体文言文，应该是一直伴随着汉文化发展全部过程的传统文化，然而，陕北民歌的唱词丝毫没有受到它的感染和影响。这也许能说明，陕北民歌的产生与发展，是在一个非常独立与相对封闭的过程中进行的。 由于很多历史原因，我们对民歌的看法是存在偏见的，尤其是对传统民歌，我想，现在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向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看齐，对民间艺术的研究也有了很了不起的成果。那么，传统民歌再一次放射光芒的时期也许到来了。过去那种传统民歌，用健康和不健康就一句否定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在我看来，我们有关单位完全可以组织力量，把陕北传统民歌里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经典录制成专辑，再一次向世人展示它的风采，让人们了解它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精神作用。继承传统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地干事。只要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个步子，才算是尊重民间艺术。要学会拿历史的眼光看问题，而不是用现在的眼光评价历史的优劣。很多教训告诉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看问题。要根据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今天我们才真正读懂了传统民歌里的精华，包括唱词，体会到了它内部潜藏的奥妙，需要我们持久深入地、长期艰苦地去发现它，因为它是传递美好情感的艺术，它喂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劳动人民。事实上，陕北的受苦人在劳动中唱民歌是一种生命的需要，它已经成为人民的精神食粮。凡是庄稼人，以及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就一定喜欢高歌"信天游"以此来传达他们生命内部的情绪和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传统民歌的理解与宽容，必将使它成为新世纪乐坛上的坚强后盾，成为中国音乐快速发展的财富。因为任何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创造，作曲家的身后必然有着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乐思敏捷的广大民间艺术家和爱好音乐的群众。没有这样一个庞大的背景，音乐家永远是孤立无援的。所以改变对陕北民歌，或整个中国音乐文化遗产原有的认识和观念，是音乐事业走向繁荣的一个前提。 二、陕北民歌是历代劳动人民用一部苦难史写出来的优美旋律同时应证了陕北人富有天性的美感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东临黄河，北靠内蒙。属干旱地区，山大沟深，又是历史上多民族居住的地方，由于相互入侵形成了连年混战的局面，土地植被多已破坏，自然环境十分险恶，人民生活贫困。所以，陕北民歌绝大多数反映了劳动办民在封建社会中的生活场影。如《揽工调》就反映了剥削阶级对农民的压迫。而《走西口》、《卖娃娃》十分形象地刻画出一幅天灾人祸造成的悲惨景象。所以可以这么说：陕北民歌是劳动人民生活的反映，是社会历史的忠实记录，是千千万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反映自己劳动生活的史诗，也是一部争取自由，追求幸福的苦难史。 我们知道，陕北民歌的旋律是非常优美的、表达简洁明快，有鲜明的空间感，粗犷洒脱、极富有歌唱性，唱词的表现力也丰富率直，真诚朴素，热情大方，这些早就被世人称颂。如果我们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歌曲本身的表现力上是不够的，要了解陕北文化就必须深入到民间艺术的海洋之中去，才能明白陕北民歌的产生过程是整个一个民族苦难的缩影，是一个民族向往幸福和美好生活的全部愿望。陕北民歌优美的旋律和苦难的现实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叫人难以相信，这优美的音乐就是产生在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之上。这个问题的确有些奇怪，但也并不奇怪。正因为现实生活太苦太穷，所以才对美好生活有丰富的想象力，于是就产生了现实和理想极其对立的旋律，我认为陕北民间音乐的产生始终是在忘我的抒情境界中形成的，它完全是一种想象和幻觉中创造出的音乐。所以它才美，它才能打动所有的听者，征服世界。 另一方面，陕北曾属多民族游牧之地，并逐渐形成多民族杂居的格局，陕北人豪爽、强悍、喜欢自由、爱热闹红火，这恐怕与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与多民族杂居和汉文化的溶汇有关。至今，在陕北民众生活的语言中常常夹杂着他族语言的地名、词汇，就是这个历史原因，所以陕北劳动人民所处的自然环境差，但他们并不是就愁眉苦脸，等待苦难的来临，而是积极主动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