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达博士毕业论文

自幼聪敏好学，13岁入余杭县高等小学堂，无论寒暑，每天起早摸黑，步行十五六里赶到学校，为堂长(校长)姚仲寅先生所赏识。受其资助，于清宣统二年(1910)入杭州府中学堂，1912～1916年在北京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学习。在清华衣不求华，食不求丰，刻苦学习，常在课余帮助教务处抄写、翻译，挣钱弥补日常生活。1916～1923年公费保送赴在美国留学深造，1918年6月，获美国波仑市立德学院学士学位，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次年获硕士学位，再继续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与国际知名社会学家佛莱克、劳雷麦、斯尔图特、莱斯华伦、汤普森等多次交往。1923年暑期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长期执教于清华学校。1929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后，负责创办社会学系并作教授兼系主任。主编《清华学报》，同时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国际人口学会会员。抗日战争时期随清华南迁昆明，兼任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1947年至1949年，先后任世界人口学会副会长，国际统计学会会员，太平洋学会会员兼东南亚部负责人。毕生从事“人口”、“劳工”的教育与研究工作，在国内外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共300多万字。解放前编写的有《中国移民的劳动状况》、《现代中国人口》、《中国最近八年间罢工调查》、《中国劳工问题》、《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浪迹十年》等。解放后编写的有《解放区的工人生活状况》、《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史》等。其中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博士论文《中国移民的劳动状况》，被当时美国众议院第88次会议选为档案出版。1925年，出访日本、夏威夷，出席在檀香山举行的第一次太平洋关系协会的代表大会。回国后，出版《现代中国人口》一书，提出生存竞争与成绩竞争的理论，在国内外影响很大。1931年，到平西、怀来一带，通过对宋家营、杨庄两个村的调查，提出做到每对夫妇只生一对子女，实行“对等更替”控制人口的主张，实行节制生育。并在北京成立节育指导所，创办《人口福利》刊物，宣传节育知识。陈达治学坚持实事求是，注重社会调查。在1923—1952年的29年中，先后主持和参加社会调查24次。在国内调查了北京城乡市镇状况，上海工人生活状况，华南闽、粤华侨状况，其中以昆明呈贡及附近地区人口普查规模最大，参加者1300余人，调查范围3县1市约60万人口。在国外考察了日本、朝鲜的劳工状况，南洋和夏威夷的社会生活状况，印度加尔各答地区的农民状况，德国、瑞士、意大利的工人生活状况，苏联市镇工人和集市农民状况。在调查研究中坚持让事实说话，常告诫同事、学生“有一分材料，便说一分话；有两分材料，便说两分话；有十分材料可以只说九分话，但不可以说十一分话。”根据调查所作的《现代中国人口》一文，美国《社会学杂志》1946年7月号全文刊登，后又出版专辑，198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又重新出版。1952年后，先后在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劳动部劳动干部学校任教授。1975年1月16日逝世。陈达长期从事人口问题和中国劳工问题的研究和教学，注重实际调查，是现代中国人口学的开拓者之一。著有《华侨——关于劳动条件的专门考察》（英文版）、《中国劳工问题》、《人口问题》、《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华南侨乡》(英文版)、《现代中国人口问题》（英文版）等。陈达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较长时间内，他从自己的专业出发，提出实行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品质的救国主张。对党派的政治斗争，采取超然态度。拒不参加国民党。1945年，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次年，李公朴、闻一多遇害，深受震惊。常在课堂上发泄对国民党的愤懑。1947年，和清华、北大等院校的13位知名教授联合签名，发表抗议国民党政府侵犯人权宣言。1948年，国民党派飞机接他去台湾，毅然拒绝，和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等教授坚守清华园，迎接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央劳动干部学校教授兼副校长，中央劳动部保护司副司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代表，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2年，被联合国聘为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从事人口和劳动问题研究。50年代和马寅初一起，在政协会议上积极向党和政府提出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建议。1957年在《新建设》发表《节育、晚婚和新中国人口问题》一文，指出：“从1953年人口普查以后，新中国的人口每年在增加一千万以上，必须认真解决人民就业和降低出生率问题。”富有卓见，但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改正。病逝后，骨灰存放八宝山革命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