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让吞炭毕业论文

李光头父亲淹死在厕所里的热闹、李兰再嫁的热闹、文革的热闹、宋凡平死的热闹、李光头偷看女人屁股被抓后游街的热闹、李光头向林红求爱的热闹、李光头出门闯荡失败归来被债主殴打的热闹、李光头在县政府门口示威的热闹、他发财后的热闹……所有的一起都发生在刘镇群众的眼皮底下，都是在群众的围观中上演的一幕幕闹剧或悲剧。这么多的热闹，折射出来的是中国社会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众生万象，我们可以嗅到文革那种狂热、血腥的气息，也可以感受改革开放后浮躁喧嚣的味道。 但是，我想，余华不是一个热衷于在作品中展示宏伟历史画面的作家，他惯于的是在残忍现实的冰面上涌现人性温热的温泉。小说中大部分人总是以鄙视的心态去看嘲笑别人的幸福，以虚假的同情是围观别人的苦难，他们就像鲁迅笔下的那些愚昧的看客，而点心店的苏妈那句“你会有善报的”终于让我们在世人的冷漠中沐浴到一点人性之光。也许是太过于“热闹”，也许是李光头太过于“搞笑”，也许是我习惯了余华惯有的冷峻笔锋，书中主要人物的悲剧没有引起我内心多大的波澜，而宋钢和李光头在县政府门口分着吃一碗饭的短短场景却让我落泪了，我重新想起这本书的名字叫《兄弟》。 我总觉得，余华笔下的主角都是有那么点没心没肺，李光头算是这类型人物的极品。他可以不理别人的指指点点，被游街示众也一副威风模样；他十岁不到就在总目睽睽之下与电线杆搞男女关系，并宣布自己“性欲来了”、“阳痿了”；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刘镇最漂亮的女人林红对他有意思，死缠烂打地追求她，李光头指挥福利厂的十四个傻子瘸子瞎子聋子浩浩荡荡向林红求爱的场面甚为滑稽，我不得不佩服余华的想象力，暗自封他为文学界的周星驰。然而，李光头没心没肺却有情，对宋钢的兄弟之情自不必言，对林红的爱也超出我的想象，他竟然以结扎的方式表现他对失去最爱的痛苦，后来发了财还是想念纯真年代的林红。我想，没心没肺的人也许才是最真的，他们的爱恨是毫不遮掩的。 我曾经很不喜欢小说的结尾，宋钢为了生活把自己搞得不男不女，林红禁不住诱惑和李光头在一起，宋钢自杀后两人又双双愧疚。故事在最后草草以这样的结局收尾，与前面对李光头事迹的铺张叙述反差太大，一时让我“难以下咽”。我觉得宋钢不至于为了钱把自己变成那样，李光头不至于不顾兄弟情谊又与林红偷欢。后来转念一想，我因为反差所表现出来的错愕也许正是余华所要的一种效果。这样的世事无常，这样的悲欢离合，不就是人生吗？

作家杨大侠分析，司马迁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们倍加赞赏。而司马迁先生千年后的宗亲司马光说：“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 “豢养”二字，让人顿然神伤。

不知能不能帮你，我希望可以。侠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然而游侠精神并不单单属于他们，我想写的不是侠，而是游侠精神，这样题目就广的多了，涉及的各种观念也更加复杂. 游侠精神决不等同于侠义精神，前者比后者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文化意义，可以说两千多年来，这种精神一直流在我们民族的血脉里，一直与正统的文化道德观念相对抗 可以说，游侠精神是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代表. 第一部分：绪论 承蒙您老人家看得起，要俺也讲讲什么是侠，可俺一提到这上升到论理和学术高度的东西，俺脑袋就大，何况客栈里各路高手为这问题写的东东已经堆在地上比俺人都高了，俺再想写点东西，人家拿着一大堆考据来拍板砖俺可招架不住，就这里胡说几句吧 可怜俺志大才疏，一篇文章作的逻辑混乱，观点胡里糊涂，考据更是漏洞百出，将就点吧 先来谈谈最早的游侠精神，就是先秦两汉时代俺记性不好，印象里最早把侠提到学术问题的高度上讨论的人应该是韩非吧，要是有人比他更早，算我胡说八道. 韩非在五蠹里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摆明了他的态度就是跟侠作对的. 别急，在我们看问题之前，先看看韩非是什么人历朝历代，都说韩非是法家的代表人物，说是这么说，可俺总觉得跟李悝、商鞅、吴起之流相比味道有点不对，洋洋二十二卷《韩非子》从头到尾好像不是在说要如何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法制社会，而是在教当皇帝的要如何把大权都抓在手中，如何控制手下和老百姓们. 韩非以“法、术、势”为其理论核心，我看得改一个字，改成“权、术、势”更象回事. 总之他那一套东西，就是给独裁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手段. 唉，又TM扯远了，早说过我文章作的逻辑混乱，说是谈侠的，怎么谈起韩非来了. 扯回来，韩非既然是站在独裁者那一边的，自然就对唱反调的痛恨不已，“而侠以武犯禁”，好家伙，手里有点武力，就敢跟俺独裁者叫板？该杀. 这么看来，侠的首要条件好像就是得有武功了，可再看看太史公笔下的大侠朱家，无论是游侠列传里面还是季布栾布列传里面，记载朱家的事都没提到他身负武功，可此人却是汉代第一大侠. 怎么搞的？侠也可以不会武功？ 太史公还说，“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耳，曷足道哉！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 看来成为侠，最重要的不是武功，而是一种游侠精神. 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还是回头来看看反面教材，韩非的五蠹里面一共提到五种该杀之人，就是学者(儒者也)、言谈者(纵横家，说客也)、带剑者(就是我们亲爱的大侠们)、患御者(逃避责任的家伙，TMD，该杀)、商工之民，除了言谈者外，其他三种人好像都跟侠不沾边，我们来看看韩大结巴是怎么评论这两种人的. 韩大结巴咬牙切齿地说(唉，也不怕把舌头咬短一截结巴得更厉害)，“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原来如此，一个是“以成其私”，一个是“以显其名”，你们眼里还有本独裁者大老爷吗？. 我们回头看看太史公笔下的那些说客们，苏秦、张仪、范雎，以至后来的郦生、陆贾之辈，其言谈行事，按今天的说法果然是大有江湖气，按那个时代的说法，就是大有侠气. 再看看太史公的四公子列转，里面所描写的另一种人，虽然不是所谓的游侠，但他们身上的侠气却更加明显，就是那个时代极为风行的门客们，有的也许有武功，有的干脆就是鸡鸣狗盗之徒，别说武功大概什么象样点的本事也没有，可他们的行事为人让人们怎么也难以把他们和侠分割开来. 还有一种人，也没把他们当游侠来写，可提到这种人，人们就自然要把他们和侠联系起来. 就是刺客 说客、门客、刺客、侠客，这四种人合起来，构成了先秦两汉那个动荡变革的时代出现的“侠”这种概念. 这四种人有明显的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平民出身的人，都是因循守旧的传统贵族门阀和后来的独裁者们所不喜欢的人，但把他们真正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身上那种共同的精神气质. MMD，写了半天，累也累死了，还没提到什么是侠，下回再说吧。 第二部分：刺客论 侠虽然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可当时并不盛行，侠真正成为一种盛行的社会现象并得到普遍的社会承认是在两汉时代. 然而如前文所说，先秦时代的侠虽然还没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但侠的那种精神已经充分体现在当时社会的三种人身上，就是说客、门客和刺客. 两汉游侠精神和他们这种精神一脉相承，并且伴随着当时社会结构变革，新思潮的产生和道德与审美观念的变化而形成的. 因此我们有必要先看看这三种人，在这三种人当中，最早出现在记载中的是刺客(本来想写最早出现在历史中，想想没凭据不敢瞎写，要是连最早出现在记载中都不是，TNND，管不了那么多了). 所以先来谈谈刺客 先秦时代的刺客可谓多如牛毛，有点名气的也能一手抓一大把，随便挑两个讲吧. 春秋时晋国，栾氏家族的势力盛极一时，最后公然与国家作对，栾家有一个著名的勇士督戎，多次让对方尝到苦头，相国范宣子为这事极度烦恼. 范宣子有一个奴隶名叫斐豹，这天来见范宣子，提出愿意用督戎的人头来交换自己的自由. 范宣子大喜过望，立刻对此奴隶发誓说，“而杀之，所不请于君为尔焚丹书者，有如日!”(原文是不是这样记不清了)，有太阳在你我中间作证，你杀了他，我一定上奏国君，把你奴隶身份的档案烧掉. 后来斐豹果然在一场决斗中杀死督戎，得到了自由严格说来，既然斐豹是在一场公平决斗中杀死对方的，他就不算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刺客. 然而这个故事在那个时代毕竟有其特殊的意义，在周王朝五六百年等级森严的贵族门阀制度下，贵族垄断着这个社会的一切，财富、政治权力、文化思潮，国家、社会的命运，甚至掌握着他人的人生. 平民在那个时代是被握在贵族手中的，不过是他人手中的棋子，他们的命运是被别人安排好的，依附于他人而生存，在贵族眼中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价值，没有应当受到尊重的个人尊严，换而言之，平民没有所谓的自我，至于斐豹那样的奴隶，在别人眼中根本连人都不算. 斐豹作为一个社会地位最卑微的人，不甘心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不甘心一生不被别人当成个人来对待，他要凭自己的努力来反抗这个等级社会，要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可以想象斐豹所要的，不仅仅是自由，他还想要堂堂正正地活着象个人样，他还要让他的行为得到社会的承认，换句现代的话来说，他要体现他的自我价值，独立于贵族门阀之外的自我价值. 回头再看看这个故事，一开头，这个奴隶竟敢来找他的主人，堂堂一国之相，来面对面谈判，向他的主人来开出交换条件，这个行为在当时的时代已经算是惊世骇俗的举动了，你算是什么，竟有资格以平等的身份来跟你的主人说话? 我们无从知道斐豹用什么方法说服了范宣子以致他接受了斐豹开出来的条件，但可以想象斐豹在谈判的时候一定表现出了一种非凡的自信和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使得范宣子不得不被他的气度所折服，至少，我们可以看看事情的结果，就是范宣子不但接受了他的条件，还向他起誓遵守. 那个时代的人们是不轻易起誓的，一旦起誓，这个誓言就对他有真正的约束力，他起誓，已经充分表明了他对这个奴隶的尊重和承认. 两千多年来，“范宣子向奴誓”一直被传为美谈，就算是斐豹没有成功而在那场决斗中被杀死，他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他至少已经得到了除自由以外他想得到的东西.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游侠精神:自我意识的觉醒，对命运的反抗，对贵族等级制度的反抗和蔑视，对自我人生价值以及社会承认的追求. 这一切，在两千多年前显得那么悲凉，然而又是激动人心，因为中国人终于开始关心人的问题了: 我不知道斐豹是不是第一个这么作的人，如果是，那这就是当年数百万地位远比斐豹高然而同样是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的平民的耻辱. 他们本该比奴隶更早觉醒 再来看看另一个刺客的故事:晋人豫让，本是大门阀智伯的家臣，韩赵魏三家分智后，赵家族长赵襄子恨透了智伯，把他的头颅作成溲器豫让听说这事后就说，他报复得也太过分了，人死了都不放过，本来这是他们二人的恩怨，但他这么作我非替智伯报仇不可. 于是豫让策划刺杀赵襄子，结果被抓住了，赵襄子听说了他的事，感于他的一片忠义之心把他放了. 豫让仍不死心还想刺杀他，就拿漆涂在身上改变相貌，又吞炭改变其声音以致于连妻子都认不出他来，他再次去刺杀赵襄子，结果还是被抓住了，赵襄子说这回我不能再放过你了，你死前有什么要求就说吧. 豫让说，我只想刺你的衣服几剑以尽我对智伯的心意，于是赵襄子就把外衣脱下来给他，豫让对这件衣服连刺三剑，大呼我为智伯报仇了，伏剑而死. 传说豫让刺了赵襄子的外衣三剑后，这件衣服上竟留下了斑斑血迹. 事实上，智伯可以说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恶棍，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豫让的行为是善恶不分，一味愚忠，甚至说是助纣为虐也不为过. 然而我们看看豫让生前和别人的两段对话，也许就能了解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有人对豫让说，你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你不为他们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这样死心塌地要为他报仇?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随随便便看待我，我就也这样对待他们，智伯待我象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又有人看到豫让漆身吞炭的惨状就劝他说你何必如此作贱自己的身体，以你的才干，当初你要肯投靠赵襄子，一定会得到他的重用和信任，那时你要刺杀他，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豫让回答说，如果我真这么干而赵襄子也真这么重用信任我，那他也算是我的知己了，我要再刺杀他就太对不起他，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豫让的前一句回答，可以说是开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他对范家、中行家和对智伯不同的态度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他的意思:我豫让不是你们任何一个的附属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没有给你们报仇的义务，给不给你们报仇全在乎我自己. 豫让所追求的，仍然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社会、他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认，尤其是在向来瞧不起平民的贵族阶层面前. 既然我不是你们的附属品，那么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 这种想法在上下尊卑等级森严的社会可以说是大逆不道，然而豫让摆脱了这种蛮横霸道的传统道德观念，开始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观察，自己的分析判断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贵族社会里所谓的国家利益，忠孝观念实际上全都是胡说八道，哪里有真正的国家利益?有的不过是贵族阶层一家、一族的利益，甚至是独夫的利益，平民的利益，这些人从来没放在心上，所谓的善恶、是非观念，也全是建立在贵族的基础上. 这样，豫让建立了自己的是非观、善恶观，并且要用自己的行为来赢得承认. 实际上，“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包含了比字面意思本身更丰富的内容，豫让是为知己而死的吗?不错，确实是的，然而他的死还有另一种意义，就是他这样为知己而死也是为了换得社会对他的承认，换得社会对他的个人尊严、道德观念和自我价值的承认. 道学家们可能会鄙视地说这人为了求名声而不择手段，他们永远不能理解平民对贵族社会无奈的反抗，豫让的求名，和虚荣的名声有本质的区别. 另一个著名刺客要离，千百年来一直背着这个骂名，我却一直对他这种特殊形式的反抗抱有深切的同情. 一死来换得尊严，今天这种事也并不少见，不过形式不同而已. 至于豫让的后一句话，则表明了他不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目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平民，我首先要活得堂堂正正，活的要有原则，这样我在面对贵族的时候才能够傲然无惧，我才能够被社会所承认. 更重要的是，我不仅仅要得到贵族的承认，我还要得到为贵族们所瞧不起的社会大众的承认. 豫让失败了吗?单就刺杀赵襄子这件事来说，他失败了，但就他所要追求的终极目标来说，他没有失败，两千年来人们说“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都能想到它的始作俑者豫让. 他不仅得到了当时社会的承认，还得到了历史的承认他的反抗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是成功的. 侠客精神，从最早的意义上讲，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传统社会、等级社会的反抗，个性和自我价值观、是非善恶观、社会观的初步建立. 这种反抗最早体现在刺客们的身上.

论姜维是非功过(转载) 天水夸英俊，凉州产异才。系从尚父出，术奉武侯来。大胆应无惧，雄心誓不改。成都身死日，汉将有余哀。——《三国演义》在姜维的十次出兵行动中,不克而还者五次,胜负各占一半,这对于蜀汉小国而言,已是骄人的战绩了,更展示了姜维忠于汉室的用心。姜维立志于功名而建树不够卓著,实在有诸多无法超越的制约。首先,从根本上审视,蜀汉狭小,财力不支,难以承受连年浩大的军费开支,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是难以制胜的。其次,其时主政的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姜维有多大的作为,可想而知。即使后来姜维主政之时,也受制于黄皓小儿反侧之患,危及专精。史载:“维本羁旅托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惧,不复还成都。六年,维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皓征信鬼巫,谓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连自身的安危尚且难保,试想姜维能有多大的功业建树呢?蜀汉如不主动出击北边的魏国,是难于存活的。再说,心存汉室的姜维,既然主宰蜀汉国事,匡复汉室是其历史责任,能否做到则是另一回事,责备姜维屡次兴兵是没有道理的。当然,以区区蕞尔抗衡强大的中原,实有几许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但是,任何已经存在的割据政权,在没有经过实力较量之前,自动放弃统治是绝不可能的!姜维�勉国事的忠荩之心是值得肯定的。姜维一生中最被关注而又议论最多的是蜀汉政权覆亡前后的所谓“假投降”事件。姜维降魏实出于后主敕诏,不得已之举。彼时拒绝了钟会的诱降,此时的弃甲实属无奈。《汉晋春秋》载:“会阴怀异图,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乱以图克服也,乃诡说会曰:‘闻君自淮南以来,算无遗策,晋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复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夫韩信不背汉于扰攘,以见疑于既平,大夫不从范蠡于五湖,卒伏剑而妄死,彼岂�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绝迹,全功保身,登峨眉之岭,而从赤松游乎?’会曰:‘君言远矣,我不能行,且为今之道,或未尽于此也。’维曰:‘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无烦于老夫矣。’由是情好甚欢。”姜维虽然迫于后主敕令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他的忠悃蜀汉之志却并未泯灭。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并非放弃了心中的信念。《汉晋春秋》的作者习凿齿去三国时代未远,他的记载当属可信。聪明的姜维以历史上谋士名臣功高振主的故事窥探钟会心曲。其实,钟会不臣之心从他构陷邓艾时即已暴露,姜维所说“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一切尽在不言中了。姜维窥破钟会野心,因风借火,巧妙点播。常璩在《华阳国志》中也说:“维教会诛北来诸将,既死,徐欲杀会,尽坑魏兵,还复蜀祚,密书与后主曰:‘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适可旁证。《资治通鉴》在援引常璩之论后说:“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陈寿、孙盛、干宝之讥皆非也。”诚如胡三省所论:“维之智固足以玩弄钟会于股掌之上,迫于时,制于命,奈之何哉!”胡三省显然不赞同陈寿对姜维“明断不周,终致陨毙”的批评,更对孙盛、干宝之论不以为然。孙盛《晋阳秋》说:“盛以永和初从安西将军平蜀,见诸故老,及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刘禅表疏,说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会事不捷,遂至泯灭,蜀人于今伤之。盛以为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将至,其姜维之谓乎!邓艾之入江油,士众鲜少,维进不能奋节绵竹之下,退不能总帅五将,拥卫蜀主,思后图之计,而乃反复于逆顺之间,希违情于难冀之会,以衰弱之国,而屡观兵于三秦,已灭之邦,冀理外之奇举,不变亦誾哉!”孙盛之论真乃书生迂议!在景跃六年魏兵尚未入蜀之际,姜维就敏感到蜀汉危殆,曾上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姜维传》)后主听信宦�胡说:“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宦官黄皓擅权,连姜维的处境已很危险。再说,钟会大兵压境之际,姜维率众坚守蜀中门户剑阁,迫使粮运不济的钟会“将议还归”!怎么能让把守剑阁的姜维驱驰绵竹!剑阁洞开,守住绵竹还有什么意义!限于篇幅,不再详引。倒是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说了几句公道话:“臣松之以为盛之讥维,又为不当。于时钟会大众既造剑阁,维与诸将列营守险,会不得进,已议还计,全蜀之功,几乎立矣。但邓艾诡道傍入,出于其后,诸葛瞻既败,成都自溃。维若回军救内,则会乘其背。当时之势,焉得两济?而责维不能奋节绵竹,拥卫蜀主,非其理也。会欲尽坑魏将以举大事,授维重兵使为前驱。若令魏将皆死,兵事在维手,杀会复蜀,不为难矣。夫功成理外,然后为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谓不然。设使田单之计,邂逅不会,复可谓之愚誾哉!”裴松之的辩驳很有见地。邓艾出奇兵于阴平小道险胜是蜀汉败亡的诱因。设若姜维假投降借钟会之手坑灭魏兵成功的话,蜀汉危而复安也不是不可能的!邓艾是历史的幸运儿,姜维则是蜀汉灭亡悲剧的牺牲者。针对陈寿、孙盛等人之论,刘咸火斤说:“维之忠谋承祚不能发明,不如习孙尚举其事,此本不须讳,何为不书耶!盖素不喜维之私见也。”(《三国志集解》)说孙盛等人不喜姜维,对姜之评价有失偏颇而出于个人好恶,是有依据的。蜀汉名臣郤正被陈寿评为“文辞灿烂,有张、蔡之风,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是蜀中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曾对姜维有所评骘:“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敝薄,资产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激,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擿,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郤正之论涉及姜维的为人品行与操守。身处高位的姜维却生活简素,远离声色诱惑,衣食住行节俭,而且好学不倦,为官清廉,堪称一时之楷模。评价之高,几追诸葛武侯。郤正反感那些誉成毁败,扶高抑下,趋附权贵,褒贬失据的势利之辈,是尤其可贵的。孙盛却很不以为然,他说:“异哉郤氏之论义!夫士虽百行,操业万殊,至于忠孝义节,百行之冠冕也。姜维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违君徇利,不可谓忠,捐亲苟免,不可谓孝;害加旧邦,不可谓义;败不死难,不可谓节;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御侮之任而致敌丧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朝,维无一焉。实有魏之逋臣,亡国之乱相,而云人之仪表,斯亦惑矣。纵维好书而微自藻洁,岂异夫盗者分则之义,而程、郑降阶之善。”姜维即为大将，荷国之重，蜀国的晚期内政如此糟糕，但是以攻为守的姜维，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和忠心，以小国硬撼魏军，是何等的气魄，虽然失败了，但是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的。综上所述,姜维是一个历史上是非功过争议颇多的重要人物。姜维归蜀之际就受到诸葛亮垂青并赋予重任,“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好学不倦,清素节约”,表明他是一个韬略过人,操守可风的俊杰。“心存汉室”的夙志至死不渝,多次出兵击魏尽管遭致“玩众黩旅”的贬讥,却是他效法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忠荩。假投降的良苦用心虽引来一些不明就里论者的鄙薄,却无损姜伯约对蜀汉的尽瘁!浅析文化视野下的姜维（转载） 姜维出生于公元202年（建安七年），《三国志？姜维传》说他“仕郡上计掾，州辟为从事。以父冏昔为郡功曹，值羌、戎叛乱，身卫郡将，没于战场，赐维官中郎，参本郡军事”［1］ 1062 （卷44），又说其“少孤，与母居”［1］ 1062 （卷44），可见，身为汉将的父亲姜冏在姜维幼年时就战死了，按汉末辟召制度，姜维被州郡征调为掾属，系按汉例“赐官”。 姜维早年“好郑氏学”［1］ 1062 （卷44），而郑氏经学最重要的两点：一是忠义，即忠于汉室正统；二是统一，即维护国家统一。史载：汉儒蔡邕为王允所杀，“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室之事，谁与正之！’”［2］ 2006 （卷60）。 其时，曹魏已形成统一北方之势，但统治并不稳固，加之本身并非士族，虽以强力压制，但并未获得北方士族的广泛支持，终魏一代，叛乱与内部争斗相伴始终。公元220年曹操死，曹丕篡汉继位，仅曹丕即位后的七年间，就爆发了五次较大规模的战事：公元220年，“文帝即王位，……河西大扰”［1］ 474 （卷15），“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称护羌校尉”［1］ 491 （卷16）；公元221年，“凉州卢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3］ 2194 （卷69）；期间，公元222、224、225年，曹丕三次征吴，均亲临长江。［3］ 2207－2226 （卷69）先吴后蜀的军事规划，也使得曹魏的军事重点一直置于东南，对西凉地区始终无暇顾及，影响薄弱，汉的正统思想仍然深入人心。及至公元241年，蒋琬给刘禅的奏章里还说“羌、胡乃心思汉如渴”［1］ 1059 （卷44）。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姜维从小就形成了强烈的“汉室”正统意识与“汉世之事，谁与正之”的统一且积极用事的价值观，纵观其一生，“汉世之事，谁与正之”也正是他的信念与竭力实践的奋斗目标。正因为姜维有着这样的信念以及由魏仕蜀的特殊经历，使得他的身上展现出了异于魏、蜀士人的瑰丽风姿。 一、珍视生命，珍视自我，强烈的主体文化意识 关于姜维归蜀，据《三国志？姜维传》记载，大致有两种说法： 一是建兴六年，“丞相诸葛亮军向祁山，时天水太守适出案行，维及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从行。太守闻蜀军垂至，而诸县响应，疑维等皆有异心，于是夜亡保上邽。维等觉太守去，追迟，至城门，城门已闭，不纳。维等相率还冀，冀亦不入维。维等乃俱诣诸葛亮。会马谡败于街亭，亮拔将西县千馀家及维等还，故维遂与母相失。”［1］ 1063 （卷44） 另一种说法是“《魏略》曰：天水太守马遵将维及诸官属随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门案行，会闻亮已到祁山，淮顾遵曰：‘是欲不善！’遂驱东还上邽。遵念所治冀县界在西偏，又####吏民乐乱，遂亦随淮去。时维谓遵曰：‘明府当还冀。’遵谓维等曰：‘卿诸人（回）复信，皆贼也。’各自行。维亦无如遵何，而家在冀，遂与郡吏上官子修等还冀。冀中吏民见维等大喜，便推令见亮。二人不获已，乃共诣亮。亮见，大悦。未及遣迎冀中人，会亮前锋为张郃、费繇等所破，遂将维等却缩。维不得还，遂入蜀。”［1］ 1063 （卷44） 显然，无论哪种说法都只能说明姜维归蜀是被迫与被裹附的，连当时魏人“亦以维本无去意，故不没其家，但系保官以延之”，［1］ 1063 （卷44）裴松之也说“臣松之以为……本传及魏略皆云维本无叛心，以急逼归蜀……”。［1］ 1069 （卷44） 对于姜维这样的曹魏“凉州上士”［1］ 1063 （卷44）为何入蜀（汉）并尽忠汉室，仅用受到诸葛亮器重的说法显然很难解释。我认为，首先还是主体价值观的一致，即姜维所秉持的郑氏经学“汉室之事，谁与正之”的信念与诸葛亮“兴复汉室”精神感召的统一，这是姜维最终选择忠于汉室的根本原因，而这也正是诸葛亮深为看重的一点。“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1］ 1063 （卷44），可见，“心存汉室”始终是诸葛亮考察的重心所在。此外，曹魏政局动荡，派系复杂，难以建立功业，施展抱负，姜维怕是不会没有体会的。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姜维才能忠诚任事，据史料记载：姜维一共进行了十一次北伐，仅在其掌权的十年间，就八次出兵伐魏。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在蜀亡后，他才能忍辱负重，巧设计谋，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1］ 1067 （卷44）。充分展现了他珍视生命，珍视自我，不断奋斗，渴求生命价值得到最大发挥的意愿。 二、胸怀远志，雅量洒脱 孙盛《杂记》曰：“初，姜维诣亮，与母相失，复得母书，令求当归。维曰：‘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1］ 1063 （卷44）“当归”是一味草药，以陇西盛产且为上品，姜母以此招子，实受胁迫，史载：“魏太和中，姜维归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书呼维令反，并送当归以譬之。维报书曰：‘良田百顷，不计一亩。但见远志，无有当归。’”［4］ 834 （卷28）。姜维的回书极为巧妙，借同为草药的“远志”回复对方，一语双关，不仅挫败了魏人挟母诱降的图谋，而且义正词严地表达了自己忠于汉室的决心。 姜维因为志远，所以洒脱，因为洒脱，所以豪爽。为了实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的理想与信念，不拘小节，不营私产，不以小事为意，不惜个人荣辱。 蜀汉名臣郤正曾这样评价姜维：“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馀，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擿，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1］ 1068 （卷44） “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可见姜维数次北伐既非为了自固功名，也非为了追求封赏，而是完全出于自身的信念，是自我主体意识发展之中本能的生命张扬与展示，这也正是姜维北伐与后世桓温、殷浩等人北伐的不同之处。“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可见这是真实自我的自然流露，只有真实才会自然，也只有自然才更加真实，在姜维身上，闪现着魏晋沉闷士林中不多见的人性光辉，“自一时之仪表也”。 三、言语与文学 言语反映士人是否善于辞令，和士人的才思与学识息息相关。言辞是否生动，是否机智，是否言之有物，可以反映一个士人的整体素养。 姜维素有辩才，曾于夷陵战后使吴，并颇为孙权所重的蜀汉名士邓芝，“于时人少所敬贵，唯器异姜维云”［1］ 1073 （卷45）。 《三国志？姜维传》载：姜维降钟会，“会谓维曰：‘来何迟也？’维正色流涕曰：‘今日见此为速矣！’会甚奇之”。［1］ 1067 （卷44）姜维寥寥数语，富于机辩，不卑不亢，有力有节，既表现了奉敕降敌的无奈，也表露了内心不屈的傲然之气。 而最能展现姜维言辞与机敏的还是那段游说钟会的言辞： 《汉晋春秋》曰：“会阴怀异图，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乱以图克复也，乃诡说会曰：‘闻君自淮南已来，算无遗策，晋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复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夫韩信不背汉於扰攘，以见疑於既平，大夫种不从范蠡於五湖，卒伏剑而妄死，彼岂暗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绝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岭，而从赤松游乎？’会曰：‘君言远矣，我不能行，且为今之道，或未尽於此也。’维曰：‘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无烦於老夫矣。’”［1］ 1067 （卷44）谈话中，姜维将取先予，欲擒故纵，先以韩信之事示之，再以范蠡之隐劝之，最后逼钟会说出心里话。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因风点火，巧妙布局，成功说服钟会叛魏，展现了姜维敏锐的洞察力与言谈技巧。千年之后，当胡三省读至此处，也不禁深深叹息“维之智固足以玩弄钟会于掌股之上，迫于时，制于命，奈之何哉！”［3］ 2478 （卷78） 姜维还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他的文章简洁质朴，凝练精致，记述人物，宛若亲临，文风影响着当时魏晋乃至后世文坛，虽然目前保存下来的作品很少，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窥见一斑： 姜维曾上书刘禅，请求追谥赵云：“云昔从先帝，劳绩既著，经营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书。当阳之役，义贯金石。忠以卫上，君念其赏；礼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殒身。谨案《谥法》：‘柔贤慈惠曰顺，执事有班曰平，克定祸乱曰平。’应谥云曰‘顺平’矣。［1］ 951 （卷36）” 蒲元是蜀汉时期著名的工匠，曾经为蜀汉军队铸刀三千口，姜维为此事写过传记。文笔平实质朴，简约流畅，记述人物语言生动简洁，宛若亲临，堪称汉末至魏晋志人小说的典范。 我们不妨选取一段以与后期同类文作相比较： 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鼻类之事出若神，不尝见锻功……熔金造器，特异常法。”［5］ 1390 （卷62）（姜维《蒲元别传》）“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陈图，咸得其要云。”［1］ 1067（陈寿《诸葛亮传》） 据《华阳国志》记载，陈寿曾经担任卫将军姜维的主簿，［6］ 849 （卷11）怕是不会没有看过这篇文章，钟会说姜维怀“文武之德”［1］ 1066 （卷44），看来实非虚誉。徐公持在《魏晋文学史》中说“如姜维《蒲元别传》，上承刘向，下启魏晋，于志人小说领域别开生面。”［7］ 222 钱钟书认为《全唐文》记载陆鸿渐品茶与《中朝故事》记载李德裕辨水，“皆似踵蒲元事”。［8］ 1098－1099 四、品藻与深情 魏晋士人十分看重品藻，也即品评人物，他们认为，通过品评人物，可以分出士人高下流品，姜维深厚的人格魅力，在与之接触过的士人中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亮与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书曰：‘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1］ 1063 （卷44）诸葛亮善于察人，几近严苛，这也是蜀汉后期人才凋零的原因，但他对姜维的信任与肯定让人出乎意料，对一个被胁迫归附的敌国将领如此看重，而且使“教中虎步兵”［1］ 1063 （卷44），可见，他对姜维是进行了全方位考察的。李永南（李邵）、马季常（马良）都是蜀汉名士，诸葛亮如此赞许一个人，这是极为少见的。 钟会是魏晋名士，并以品评人物而著称，曾自撰《四本论》。《魏志》曰：“‘（钟）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9］ 106 （卷上）钟会品评人物注重才性合，虽然钟会自己并不能做到这一点，但从他对姜维的评价来看，姜维无疑是符合的。“会与维出则同舆，坐则同席，谓长史杜预曰：‘以伯约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胜也’”［1］ 1067 （卷44），钟会品藻的对像是曾经在中原士林极具盛名的公休、太初。公休、太初是诸葛诞和夏侯玄的字，诸葛诞和夏侯玄都是中原名士，夏侯玄精通玄学，被誉为“四聪”之一，他与何晏等人开创了魏晋玄学的先河，是早期的玄学领袖。在政治上，夏侯玄也颇有建树，他提出“审官择人”“除重官”“改服制”等制度，司马懿认为“皆大善”98 （卷9），是位既有能力，又负声望的魏晋名士。如此评价，反映了钟会对姜维由衷的赞许与赏誉。 正因为珍爱生命，珍爱自我，重视自我价值的发挥与体现，姜维始终有着清晰的自我主体意识，他把兴复汉室的事业与自己的人生价值相统一，伪降后还在日夜谋划复蜀，他密书与后主言道“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6］ 595 （卷7），一片老臣之心，昭然可鉴。因为真实，所以深情，这是对个人主体的深情，也是对国家社稷的深情，因为有这样的深情，他才能够全力赴国，舍身卫国，竭力谋国，以身殉国！ 干宝说：“姜维为蜀相，国亡主辱弗之死，而死于钟会之乱，惜哉！非死之难，处死之难也。是以古之烈士，见危授命，投节如归，非不爱死也，固知命之不长而惧不得其所也。”［1］ 1069 （卷44）而我却以为，作为辅政大臣，肩负的是国家与社稷的命运，处死容易，而忍辱负重，运筹谋国，却是极为艰辛的，除了要面对世人的诟伤与误解，还要痛苦地与自我做斗争。虽然事败，未能复蜀，但正如元初史学家胡三省所说的“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3］ 2481 （卷78） 参考文献： ［1］ （晋）陈寿.三国志［M］. （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 （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 （元）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 ［4］ （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6］ （晋）常璩.华阳国志校注［M］.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 ［7］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8］ 钱钟书.管锥篇（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9］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校笺［M］.徐震堮（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

《史记》中 “刺客"¨游侠"之比较 (栾为)(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摘要：“侠客”是中国文学长廊里一类独具魅力的人物形象。令人魂牵梦绕的侠客梦，令人咀嚼回味的侠文化是中国大地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什么是“侠客”?人们可以这样解释：勇猛无畏，身怀绝技，威震武林，浪迹江湖；也可以这样解释：见义勇为，抱打不平，疏财济贫，惩恶扬善；还可以这样解释；说一不二，任侠使气．疾恶如仇。视死如归。那么“侠客”形象发端于哪里呢?追根究底， 《史记》中《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是其两个泉眼，而他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摘录全篇论文如下: 中国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孕育了一类独具魅力的人物——侠客，千百年来歌咏侠客的诗篇，称颂侠客的传奇举不胜举、蔚为可观。炎黄子孙有一个但愿长作不愿醒的多彩“侠客梦”，东方文明留下了令人咀嚼回味不已的侠文化。那么这侠客形象发端于哪里呢?追本溯源，司马迁是为侠客作传的第一人，《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这两篇奇崛文字是打开后世侠文学的两个泉眼。虽然随着历史推移， “侠客”以一个完整的形象屹立于文学长廓，但肇端之初，刺客与游侠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们身上不仅有相同相似之处，也存在很多差别。不如让我们翻开《史记》，将这青史独留的英雄侠义作一番浅析。 人物是历史中的人物，有他们生活的社会语境；每一个人物又都是“这个”，有他们各自的文化品格；此外，人物又都是作家笔下诞生的、塑造的，作家的创作艺术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从社会时代、文化品格、创作艺术三方面考察刺客与游侠，二者的差别就明朗了。一、社会时代之异《刺客列传》所传五人，生活在动荡的战国时代。随着周天子的衰微，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逐渐崩溃.动荡不安的社会催动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对人生的关怀、自我意识与自尊情感逐渐觉醒，日益浓厚。有口才，善于审时度势的人，奔走于各国之间成为策士，即纵横家。研究学问，设馆授徒，讲学走天下之人成为学士，即儒生。余下最下层一类人：大多文化修养不高，又没有多少赀财，只能勉强糊口度日，空有一腔凌云之志、报国热血。他们也渴望实现辉煌的人生，建立不朽的功业，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此同时，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促使各诸侯广招人才为我所用，养士、用士之风弥烈。于是，欲伸之志与用士之风两相契合，造就了天下间第一种激烈人—— 刺客。他们没有独立的地位，只能依附于权贵门下，成为政治权势的一种附庸。游侠之名，虽然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但由于“自秦以来，湮灭不见”，故《游侠列传》所传之侠集中于秦汉以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秦汉政权El益巩固，统治 阶级对待士的态度明显发生了变化；作为战国乱世产物——游侠，地位一落千丈，甚至到了用之如虎、不用如鼠的境地。游侠到了秦汉之际便与贵族王权相脱离。但战国时期思想观念对游侠的影响依然存在。《礼记》中载有“言必先信，行必中正”之语；儒家好名又讲究信诺，受人之托全力以赴；墨子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从而达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在这些思想影响下，游侠刻意修身立名，以扶危济困为己任。而秦汉以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孑L子所主张的“仁政”、“攻心”、“化性”，轻视“怪力乱神”，从根本上否定了游侠的存在。结果游侠便成了一个独立阶层：一方面与统治阶级相对抗，触犯统治阶级的利益“扦当世之文罔”；一方面又与思想界相对立“儒、墨皆排摈不载”。于是游侠走下政治舞台，走入民间，从政治家的工具变成我行我素轻视公卿的独立一群。 刺客与游侠生活的社会时代土壤的差异，使刺客成为“脱身白刃里，杀入红尘中” (李白《侠客行》)专为恩主行刺之人；游侠则成为轻生高气、急人之难，施恩而不求回报的另一种人。 二、文化品格之殊 不仅社会语境不同，表现在文本当中刺客、游侠的文化品格也不尽相同，突出表现在思想特征、精神气质和悲剧色彩等方面。思想观念是人行动的航标，不同思想指导下人的行为表现不同。刺客与游侠文化品格上的差异，归根到底是二者思想主旨不同造成的。刺客重感情，讲报恩；游侠重原则，讲施恩。刺客不是嗜血好杀的魔鬼，不是轻易许诺的莽撞之徒，也不是精神变态热衷于自杀自残的自虐狂。相反，他们是极重感情的热血之士。曹沫“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即使在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割地求和的情况下，庄公“犹复以为将”。庄公的厚爱与信任给了曹沫以巨大的情感力量，于是曹沫柯盟之时以匕首劫桓公，为了庄公，为了鲁国前去行刺。专诸刺吴王僚，有人认为“司马迁传刺客五人，专诸为下”，理由是助纣为虐、不辨忠奸。实际上专诸之所以为公子光刺吴王僚，在于“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且行刺之前“公子光顿首日： ‘光之身，子之身也。”’两人二位一体，公子光是专诸的知己。为光刺僚则正体现出专诸重情讲义，心之诚、情之厚。豫让刺赵襄子，执着不悔，豫让自己说的明白： “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荆轲初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 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在稠人闹市之中慷慨悲歌旁若无人，这非矫情造作，非玩世不恭，更非放浪形骸及时行乐，而是刺客寂寞的泪水，是刺客寂寞的呐喊。恩主的知遇点燃了刺客胸中的烈 火。于是荆轲敢冒天下险，为太子丹金殿刺秦王。因为重情，所以无所谓忠奸，无所谓名利，更无所谓生死。谁知我，我死谁!至于游侠则重原则，讲施恩。“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一切行动的出发点都依据心中行为准则：“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廉洁退让”急人之难。他们把救助厄困的社会道德推向极至，为了履行道德责任施恩于人可以“扦当世之文罔”，可“以躯借交报，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冢。”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 “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救季布之难后“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不求回报。田仲、剧孟、王孟等亦皆是行侠讲信之人。郭解以“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为行为规范。当自己侄儿被杀，郭解没有贸然报仇行凶，而是暗中了解情况后，作出公允评判“公杀之固当，吾儿不道”。可见，游侠所追求的目标是主持人间正义，而临血缘亲情与社会公理矛盾的时候，往往大义灭亲以维正道。当有人“箕居视之”表现出无礼之态时，郭解不先究人过，而先查己过“是吾德不修也”更以德报怨，阴脱其人践更之役，又替人排仇解难不求名利。足见游侠乃是以人间公理正道捍卫者形象立世的，其施恩是源于原则的力量。刺客是胸中有一把火之人，因情感的催动可以不计后果、不计名利、不计生死，为情而战；游侠是心中有一把尺之人，行事有所依凭，守信讲义，为理而战。不同的思想观念引导他们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客”因勇显而“侠” 以豪闻。刺客精神气质的核心是一个“勇”字。曹沫行刺之后，竟然弃匕首于埴下，就群臣之位而颜色不改，辞令如故。当其束手之机，桓公大可以擒而杀之，然而左右莫敢动者，在于曹沫的夺霸之气、壮士之风。豫让厕中刺襄子，襄子心动而惊；桥下伏击，马惊而警，足见其气逼人。荆轲刺秦，“群臣皆愕”“尽失其度”。可见刺客之勇有夺人心魄的力量。此外，刺客之勇非匹夫之勇，而是有勇有谋的智者之勇。专诸行刺之前做了仔细分析“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无骨骰之臣，是无如我何”，行刺之时，置匕于鱼炙之中，用心巧妙。荆轲借樊於期之头，燕国督亢地图及徐夫人之匕，合三者之利前去行刺，可谓大智大勇。刺客之勇还是一种带有血腥之气的勇。豫让为了行刺“变姓名为刑人”， “漆身为厉，吞炭为哑”， 自毁形状，行乞于市。聂政行刺之后， “皮面决眼，自屠出肠”，死后暴尸街头。荆轲行刺“左股断，身被八创。”其血腥之气愈浓，则愈显其勇。最后，刺客之勇更是一种执著之勇， “立意皎然，不欺其志”；豫让“盖棺事则已” 的执著，荆轲“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由此观之，空有情，还不足以成为刺客。伯夷叔齐对故国之爱不能说不厚，比干对纣王之情不能说不深，然而他们之所以都成不了刺客，正在于他们缺乏勇气；慧星裂月，白虹贯日，一股激荡天地的勇气力量!游侠在精神气质上则体现一个“豪”字。不将荣辱名利放在心上的豪爽之气，不为己欲专门利人的豪拔之气。游侠急人之难，不是出于金钱、权势、名利的考虑，完全从心中之义出发。合于义，则为之，不计报偿；不合义，则不为，千金难动其心。朱家于季布尊贵之后终身不见；剧孟死后家 无余十金之财；郭解及徙茂陵，家贫，不中赀。尽管贫穷，然一旦人有事相求，合于义，游侠则全力以赴，急人之难。这正是游侠精神力量的可贵之处，感人之处，这就是豪。豪，“可能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于是归聚之人则众： 自关东以来，莫不延颈与朱家交；剧孟母死，自远方送葬盖千乘；王孟以侠称江淮间；诸公闻郭解之义“益附焉”，“少年闻之，愈益莫解之行”，“诸公已故严重之，急为用”，及郭解徙家“诸公送出者千余万”“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刺客因勇震惊古今，游侠以豪感动天地。刺客可敬，游侠可叹。由于二者的思想特征、精神气质不同，刺客与游侠身上的悲剧色彩也不尽相同。刺客所作之事源于自己内心的情感与勇气，不足为外人道，也很难为别人所理解。刺客之死，死得轰轰烈烈，重于泰山。荆轲是刺客的集中代表。‘好读书论剑”， “为人深沉好书，其所游诸候，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荆轲可谓文韬武略兼备之士，然玉在璞中无有知者： “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与盖聂论剑，“怒而目之”；与鲁句践博，“怒而叱之”。无人理解，无人赏识。及至燕，与狗屠、高渐离和歌于市，相乐已而相泣。荆轲是孤独的、苦闷的。为报知遇之情，慨然赴秦“登车而去，终已不顾”，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身被八创，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 以荆轲为代表的刺客是完美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死即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令人心惊动魄、肃然起敬，达到个人悲剧的极至。“令人浅读之而须眉四照，深读之则刻骨十分。”相比之下，游侠之死的个人悲剧色彩要淡一些。《游侠列传》中详记郭解。郭解不是一个完人；少年时性情残忍偏激，报复心极重。曾私自铸造钱币，偷掘坟墓盗取殉葬财物。及其年长方“折节为俭”。虽然郭解年少时行为不端，但年长后行侠仗义不失为有德之人。那么这样有德之人为什么会死呢?《史记索隐述赞》： “游侠豪居，籍籍有声，权行州里，力折公卿。”名为“游侠”，实似“白衣卿相”。景帝尽诛游侠之属，郭解最后被族诛，这不能不使人探问背后的社会原因。有德讲义忠信之人反遭屠戮，实乃社会不幸。“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游侠的悲剧令人可哀可叹，个人悲剧色彩虽不浓烈，但意义却更为深刻。刺客之悲，如慷慨羽声，令人目嗔牙裂，头发上指；游侠之悲，如变徵之音，令人欷歇感叹，垂泪涕泣。 综上可见，刺客与游侠的确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尽管二者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但他们身上仍有很多交错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使他们在漫长的历史渐进过程中融合在一起。首先，他们都来自社会下层，都具有一股自下而上的抗暴精神。无论是以行刺的血腥方式，还是以行侠急困的温和方式，他们都开辟了除入仕、归隐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一以个人力量自下而上进行反抗。 其次，在精神品质上他们都有很强的责任意识，无论是为了报恩还是急困，一旦受人之托则将终人之事，而且为了这千金之诺，可以轻生死，抛血躯。于是仗剑而行的外在形象与重义讲信、轻生高气的内在气质上的相通，使刺客与游侠很容易地合二为一，以一个高大的“侠客”形象屹立世间。儒侠、义侠、豪侠⋯⋯各式各样的侠客织就了多彩的“侠客梦”，开辟了下层民众的精神家园，在那里正义得以伸张，邪恶得以铲除，人们的情感得以渲泻。 最后， 《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都具有尚奇色彩。西汉受楚地文化影响颇深，楚国文化“信巫鬼，重淫祀。”这种巫风自朝廷到民间无处不在，而史官又是从巫觋中脱胎而来。司马迁深受此风影响，喜欢猎奇。于是在《史记》中记人叙事无不蒙上神秘面纱。司马迁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的笔法，给《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刺客与游侠身上的神奇色彩，也是使二者迅速合为一体的原因所在。就在后世人追奇、探奇、写奇的过程中，侠文学、侠文化延绵流淌而来。合上这部史家绝唱，那浪迹江湖、任侠使气、嫉恶如仇、视死如归的侠客形象仍在我们心中久久不散。青史独留的英雄侠义千载之下，人们仍可见其傲世雄风，闻其飘香侠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