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毕业论文

1.狄青 狄青（1008年－1057年），字汉臣。汉族，北宋汾州西河（即今山西汾阳 ）人。面有刺字，善骑射。出身贫寒，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为延州指挥使，勇而善谋，在宋夏战争中，他每战披头散发，戴铜面具，冲锋陷阵，立下了累累战功。朝廷中尹洙、韩琦、范仲淹等重臣都与他的关系不俗。范仲淹授以《左氏春秋》，狄青因此折节读书，精通兵法。以功升枢密副使。平生前后25战，以皇佑四年（1052年）正月十五夜袭昆仑关最著名。狄青卒于嘉祐二年（1057年），嘉祐四年(1059年)归葬于北宋西河县（今山西省汾阳市）刘村。嘉祐七年，追赠为狄武襄公。狄青墓现位于山西省汾阳市城北十里的峪道河镇刘村村东，墓地坐北朝南，原占地79920平方米，建有祭祠性建筑显庆寺(宋代)、狄公祠等，均毁于晚清至抗战期间。建国后，陵园已不存，“文革”中，墓丘被摊平，翁仲、石兽被就地埋掉。御赐神道碑清宣统年间移至汾阳市，后移置汾阳市杏花村镇的太符观中保存。今墓地尚立清宣统元年“宋狄武襄公之墓”碑一通，由宋仁宗亲书篆额，碑身高达米，是山西省第二高碑，碑文约3000字，简叙狄青生平。 出生情况 狄青生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字汉臣，身长7尺，浓眉大眼，姿态雄伟，胸襟广阔。汾州西河（山西文水）人，北宋大将。 狄青出身贫寒，从小就胸怀大志，16岁时，因其兄与乡人斗殴，狄青代兄受过，被“逮罪人京，窜名赤籍”，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战绩累累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西北称帝，建立西夏。宋廷择京师卫士从边，狄青入其选，任延州指挥使，当了一名低级军官。在战争中，他骁勇善战，多次充当先锋，率领士兵夺关斩将，先后攻克金汤城，宥州等地，烧毁西夏粮草数万，“收其帐二千三百，牲口五千七百”，并指挥士兵在战略要地桥子谷修城，筑招安、丰林、新寨、大郎诸堡，“皆扼贼要害”。 他每战披头散发，戴铜面具，一马当先，所向披靡，在4年时间里，参加了大小25次战役，身中8箭，但从不畏怯。在一次攻打安远的战斗中，狄青身负重伤，但“闻寇至，即挺起驰赴”，冲锋陷阵，在宋夏战争中，立下了累累战功，声名也随之大振。 康定元年（1040年），经尹洙的推荐，狄青得到了陕西经略使韩琦、范仲淹的赏识。范仲淹授之以《左氏春秋》，并对他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遂发愤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由是益知名。”由于狄青勇猛善战，屡建奇功，所以升迁很快，几年之间，历官泰州刺史、惠州团练使、马军副部指挥使等，皇祐四年（1052年）六月，推枢密副使。 受命剿匪 狄青皇祐四年是宋朝的多事之秋，就在这一年，广西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自称仁惠皇帝，招兵买马，攻城略地，一直打到广东。宋朝统治者十分恐慌，几次派兵征讨，均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就在举国骚动，满朝文武惶然无措之际，仅作了不到3个月枢密副使的狄青，自告奋勇，上表请行。宋仁宗十分高兴，任命他为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并亲自在垂拱殿为狄青设宴饯行。 一战而胜 当时，宋军连吃败阵，军心动摇，更有个别将领如陈曙等，心怀私利，不以国事为重，竟因害怕狄青抢功而擅自出击，结果大败而归，死伤惨重。狄青受命之后，鉴于历朝借外兵平叛后患无穷的教训，首先向皇帝建议停止借交趾兵马助战的行动。他大刀阔斧整肃军纪，处死了陈曙等不听号分之人，使军威大振，接着命令部队按兵不动，从各地调拨、屯集了大批的粮草。依智高的军队看到后，以为宋军在近期内不会进攻，放松了警惕。而狄青却乘敌不备，突然把军队分为先、中、后三军，自己亲率先军火速出击，一举夺得昆仑关，占取了有利地形，接着命令一部分军队从正面进攻。他执掌战旗率领骑兵，分左右两翼，绕道其后，前后夹攻，一战而胜。 班师还朝以后，论功行赏，狄青被任命为枢密使，作了最高军事长官。然而种种祸患也就由此而生。 宋惩唐末五代武人专政，兵变频仍之弊，自开国以来，极力压低武将地位，以绝其觊觎之心，把右文抑武作为基本国策。从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分割禁军统帅权力，到实行“更戍法”，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直至发展到凡将帅出征，要由朝廷授以阵图，训令，将帅只能按图作战的荒唐地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随着狄青官职的升迁，朝廷对他的猜忌，疑虑也在逐步加深。 早在皇祐四年（1052年）狄青任枢密副使时，御史中丞王举正就认为，狄青出身行伍而位至执政，“本朝所无，恐四方轻朝廷”。右司谏贾黯上书皇帝，论奏狄青升官有四不可，御史韩贽等人亦皆附和。在依智高纵横岭南，满朝文武惊慌失措，狄青受命于危难，率兵出征之际，朝廷在欣喜之余，也仍然不忘“狄青武人，不可独任”，要以宦官任守忠监军，监视狄青。 后因谏官李兑力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观军容，致主将掣肘，是不足法。”朝廷也迫于形势紧急才作罢。到狄青凯旋还朝作了枢密使时，这种疑忌和不安达到了顶点。臣僚百官纷纷进言，不 狄青半身像[2] 仅始终反对狄青作官者如王举正竟以罢官威胁，就连原来屡屡称颂狄青战功，誉之为良将的庞籍、欧阳修等人也极力反对任命狄青。难道是狄青居功自傲，怀有异心而招致众议吗？恰恰相反，狄青始终对朝廷忠心耿耿。在他作了枢密副使之后，脸上仍保留着宋代军士低贱的标记——制字。宋仁宗曾劝他用药抹去，狄青回答说：“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尔，臣愿留以劝军中。”首先想到的是鼓舞士气，而不是自己作官的尊严。 狄青出身贫贱，曾有谄谀附阿之徒附会说他是唐朝名臣狄仁杰之后，狄青并不为改换门庭而冒认祖宗，他说：“一时遭际，安敢自比梁公。”在依智高败逃之后，有人曾主张报依智高已死，以此邀功，狄青却以为“不敢诬朝廷以贪功”。 史称他“为人缜密寡言，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行师先正队伍，明赏罚，与士卒同饥寒劳苦……尤喜推功与将佐。”狄青的品行和武功在当时朝野广为传颂，京师的百姓相与谁说：“诵咏其材武。青每出入，辄聚观之，至壅路不得行。”就连力主罢免他的文彦博也称他“忠谨有素”。 欧阳修在嘉祐元年（1056）七月上书请罢狄青，洋洋数千言，举不出一条得力罪证，反而称赞他：“青之事艺，实过于人”，“其心不恶”，“为军士所喜”，任枢密使以来，“未见过失”。那么罪名是什么呢？不得不假托虚妄的阴阳五行说，把当年的水灾归罪于狄青，说：“水者阳也，兵亦阴也，武将亦阴也”，今年的大水就是老天爷因为狄青任官而显示的征兆。简直是无中生有，罗织罪名。为什么朝廷如此急于除掉狄青呢？文彦博说得明白，就是因为“朝廷疑耳”。在文彦博请罢狄青时，宋仁宗说“狄青是忠臣”，文彦博立即反驳“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 夺取王位的行动 嘉祐元年（1056年）正月，仁宗生了一场病，后来慢慢康复，如制诰刘敞上书说：“天下有大忧者，又有大可疑者，今上体平复，大优者去矣，而大疑者尚存”，竟把狄青树为朝廷最大的威胁。在这种猜忌，疑虑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谣言纷起，有人说狄青家的狗头正长角，有人说狄青的住宅夜有光怪，就连京师发水，狄青避家相国寺，也被认为是要夺取王位的行动。 嘉祐元年（1056年）八月，仅作了4年枢密使的狄青终于被罢官,但因无过，被加宰相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民间称“从士兵到元帅、从布衣到宰相”，出知陈州，离开了京师。 到陈州之后，朝廷仍不放心，每半个月就遣中使，名曰抚问，实则监视。这时的狄青已被谣言中伤搞得惶惶不安，每次使者到来他都要“惊疑终日”，惟恐再生祸乱，不到半年，发病郁郁而死。这位年仅49岁，曾驰骋沙场，浴血奋战，为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代名将，没有在兵刃飞矢之中倒下，没有血染疆场，没有马革裹尸，却死在猜忌、排斥的打击迫害之中。 狄青生前，被视为朝廷的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他含冤而死，却受到了礼遇和推崇，“帝发哀，赠中令，谥武襄”。 北宋重文轻武的国策，终自食其果，在后来的民族战争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到宋神宗登基，希图重振国威，但又苦于朝中没有能征善战之人，这才又思念起了狄青，他亲自为文，派使者到狄青家祭奠之灵，并将狄青的画像挂在禁中，但已于事无补，只能是叹息国势日颓，发思古之幽情而已。 中国冷兵器时代十大勇将面涅将军 狄青字汉臣，山西汾阳人。非常有传奇色彩的北宋名将，演义里经常出现，就是《杨家将》《呼家将》里的平西王。 狄青16岁代兄受过而充军，开始行伍生涯。仁宗在位时，李元昊西北称帝，建立西夏。狄青被派去援边，成为一个下层军官，狄青的辉煌便从这里开始。打仗时狄青向来都是身先士卒，骁勇强悍，由于狄青相貌俊秀文弱，所以他仿效兰陵王，每次上战场他都是披头散发，戴着一副青面獠牙的面具，一马当先的冲入敌阵所向披靡，西夏人都以为是天兵下凡，想想这样的场景，确实够令人神往。在4年时间里，参加了大小25次战役，身中8箭，但从不畏怯。在一次攻打安远的战斗中，狄青身负重伤，但“闻寇至，即挺起驰赴”，仍旧冲锋陷阵，在宋夏战争中，立下了累累战功，声名也随之大振。后来狄青受到范仲淹赏识，逐渐高升。范仲淹授之以《左氏春秋》，并对他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 狄青发奋读书，成长为一个智勇双全的高级将领，后来仁宗劝他洗去充军时脸上刺的字，但是狄青答仁宗“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尔，臣愿留以劝军中”，因此被称为“面涅将军”。 广西侬智高反宋，连败宋朝多次征讨，当时已经是枢密副使的狄青自告奋勇，仁宗金銮殿亲自为他饯行。狄青到了广西整治军纪，鼓舞军心大胜侬智高，班师后官至枢密使，相当于全国总司令。 宋朝是文人治国，包括高级军事将领都是书生。从普通士卒到枢密使狄青是第一人，完全靠的是狄青的勇武。狄青不仅战功累累，长于用兵，并且为人谨慎，人品也是非常好的，武将里很难得。最终还是受满朝猜忌最后被贬郁闷而终，可惜！这里说下欧阳修，简直是莫名其妙，找不到狄青的罪名，居然把发大水归到狄青武夫做官。

宋代最著名的科学家当推沈括，他晚年在梦溪园认真总结自己一生的经历和科学活动，写出了闻名中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和《忘怀录》等。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逝世。他一生著作多达几十种，但保存到现在的，除《梦溪笔谈》外，仅有综合性文集《长兴集》和医药著作《良方》等少数几部了。《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是沈括一生社会和科学活动的总结，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文学、史学、考古、音乐、艺术等共600余条。其中200来条属于科学技术方面，记载了他的许多发明、发现和真知灼见。

代表性的人物和其作品： 自然和技术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 医药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 医学家：陈实功——《外科正宗》 医学家：张景岳——《类经》、《类经图翼》、《类经附翼》、《景岳全书》 数学家：王文素——《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 数学家：程大位——《算法统宗》 地质学家、旅行家和探险家：徐霞客——《徐霞客游记》 数学和科学家、农学家：徐光启 兽医学家：喻仁（字本元）、喻杰（字本亨）——《元亨疗马牛驼经全集》 植物学家：朱橚——《救荒本草》 植物学家：俞宗本——《种树书》 植物学家：马一龙——《农说》 植物学家：屠本畯（jun）——《闽中海错疏》 此外，还有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

医学乾隆时官修的《医宗金鉴》九十卷，征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及经验良方，并对《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书作了许多考订，是一部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重要著作。清代名医王清任在医学上有突出的成就，著有《医林改错》一书。他强调解剖学知识对医病的重要性，并对古籍中有关脏腑的记载提出了疑问。他通过对尸体内脏的解剖研究，绘制成《亲见改正脏腑图》二十五种，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为祖国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历法和数学王锡阐，字寅旭，号晓庵，苏州吴江人，著有《晓庵新法》、《五星行度解》等十几种天文学方面的著作。他精通中西历法，对二者异说，皆能条其原委，究其得失。他肯定了西洋历法先进的地方，也指出了其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他对日月食的算法，对一些天文数据的应用，以及回归年的长度、岁差常数等问题，都提出了比较中肯的意见。由于他能结合中外经验，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所以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促进了中国历算学的发展。 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宣城人。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于我国古代历算学的整理和阐发，同时也对西洋科学加以研究和介绍。所著天文、历法、数学方面的书籍，共达86种，在中外科学知识的整理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写的《古今历法通考》，是我国第一部历学史。 他的数学巨著《中西数学通》，几乎总括了当时世界数学的全部知识，达到当时我国数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他在该书的《方程论》部分，阐明了我国古代方程的独创性，指出这种算法是西洋所没有的；他在《勾股测量》、《九数存古》等部分，也都发扬了我国古代算法的成就；此外，在《堑堵测量》、《几何补偏》部分，他介绍了西洋的球面三角学，并对西洋立体几何作了论述和发展；而在《筹算》、《度算》、《比例数解》等部分中，则解释和介绍了西洋的对数、伽利略的比例规等方法。 明安图，是一位著名的蒙古族历算学家。他在乾隆时任钦天监监正。当时从欧洲传进三个有关三角函数的解析式子——割圆三法（圆径求周、孤背求正弦、弦背求正矢），但只有公式，没有公式的证明方法。中国学者曾长期苦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种情况给当时的数学工作者掌握和运用这些知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明安图经过三十多年的深入研究，写出了《割圆密率捷法》四卷，不仅创用“割圆连比例法”证明了三个式子，而且进一步创造了弧背求通弦、通弦求弧背、正矢求弧背等一系列的新公式。这是明安图对数学的杰出贡献。他是我国用解析方法对圆周率进行研究的第一人。 地理测绘康熙时，曾组织人力对全国进行大地测量，经过三十余年的筹划、测绘工作，制成了《皇舆全览图》。这部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乾隆时，又派明安图等人两次到新疆等地进行测绘，最后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根据测绘的新资料，制成了《乾隆内府皇舆全图》。在这份地图里第一次详细地绘出了我国的新疆地区。这两份地图，至今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嘉怯邺十五年（1820年）绘制的《重修大清一统志》的清代疆域图，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版图。 邹伯奇（1819——1869年），字特夫，又字一鹗，广东南海人。邹伯奇在科学上是个多面手。他在数学、物理、天文、地理、仪器制造上都有较深入的研究，并取得相当的成就，是中国近代史早期即鸦片战争时候出色的科学技术发明家。邹伯奇在当时很简陋的条件下，对光学进行深入的研究。他是我国摄影机的最早制造者，他写过对古代所谓“格术”和关于“取景器”的光学论文。他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因用镜取火，受到启发，制成了“取景器”，并在此基础上，加上快门和底板，而发明了摄影机，他自拍的一张照相底片一直保存到现在，目前在广州越秀公园镇海楼广州市博物馆内还陈列着他自摄的一张照片。在欧州，1839年发明了银板照相法，邹伯奇的发明较之欧洲只晚了几年时间。他发明的科学仪器有一些还完好地保存到现在，如在广州市文管会和广州市博物馆还保存和陈列有他发明的“日夜晷”和“七政仪”等。“日夜晷”是在白天利用日光照射投影，晚间利用节气和星宿位置来确定时刻的一种计时仪器，他利用这种办法推算出《广州日夜晷运行时刻图》。“七政仪”应称“太阳系表演仪”，是由他制作的我国早期表演哥白尼日心地动学说的一种天象仪器。它的制作，是我国科学家把哥白尼学说予以实际运用的首创。这种仪器由一个四足圆盘底座和太阳系各星球的模型两部分构成，圆盘中心直立一金属轴，上端安一大圆球表示太阳；在“太阳”下面安有八个环套在轴上，各环外各水平面上接装一金属杆，末端各垂直向上安装星球模型。各模型可以绕轴旋转，直观地表演太阳系各行星绕太阳运行的规律。八个圆环的支杆上各有一组星球，中间有一个大球表示“行星”，大球周围的小球表示“卫星”。这架“太阳系表演仪”以形象的实体表现了天体太阳系的真实情况，在我国近代史初期对于破除“天动地静”、“天圆地方”、“日月众星皆斜绕大地（地球）而行”，以宣扬“天尊地卑”的长期流传的错误说法起了积极作用。它对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辑录以介绍和宣传哥白尼日心说的有关译文进行直接的配合，有力地批判了当时的一些所谓宿儒阮元、戴熙等的上述谬说。此外，邹伯奇尚制作有天球仪（在我国古代称为“浑球”或“浑天象”）为自康熙年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设计制作的在我国流传至今的第二架天体仪。这架天体仪体积不大，设计精巧，连底座在内通高不过50公分，从结构到形式都具有中国的特色，与南怀仁所制作的那一架不同。邹伯奇还精于测地绘图，在这方面“尤多创解”，他的家乡南海县的县志地图都是他“手定义例”，被评为“跬步密测，密合无憾，虽以西人为之微妙不是过也”。同治三年（1864年），郭嵩焘任广东巡抚时，“以伯奇专精数学，特荐于朝，请置之同文馆，以资讨论”，清廷命地方官咨送邹伯奇到北京任职，邹伯奇“坚以疾辞”。与此同时，曾国藩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以两江总督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内设学堂，“请伯奇以数学授生徒，属前任督学刘熙载致意”，邹伯奇还是拒绝征调，一直家居养母，坚持清贫生活，直到几年后去世。邹伯奇的著作稿经其后人整理成《邹征君遗书》，内容包括数学、天文、地理、测量及经史等，范围广泛。 齐彦槐(1774—1841) 清代著名科学家、文学家齐彦槐，字荫山，号梅麓，婺源冲田人。年少时读书聪敏，下笔成章。嘉庆十三年考举人获第二名，次年中进士。 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江苏金匮县知县、苏州府同知、知府。任职间，专心为民谋利，民称“齐青天”。为了抗旱，深入民间采访，创造了提水抗旱的龙骨车和恒升车。又精心制成了一架天文钟——中星仪（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能准确了解天上的星象位置和运行情况。时称为“千古以来未有之能事”。 郑复光（1780～?） 中国清代科学家。字元甫，号浣香。安徽歙县人。监生出身。卒年不详。郑复光于数学、物理学都有一定的成就。他善于融会贯通中西算术，常与当时数学名家李锐、汪莱、张敦仁等讨论天算问题。他还善于用科学的道理去解释那些容易引起当时人们“惊骇以为灾祥奇怪”的自然现象，汇集了200多条，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纂成《费隐与知录》一书，内容包括天文、气象、化学、物理等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现象。郑复光在科学上的最出色的研究是在光学方面。他经过数十年的观察、实验和研究，终于在道光十五年（1835）前后归纳出一套具有独特形式的几何光学理论，著成《镜镜詅痴》一书，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出版。全书共5卷，约7万余字，扼要地分析了各种反射镜和折射镜的镜质和镜形，系统地论述了光线通过各种镜子（主要是凹、凸透镜和透镜组 ）之后的成像原理。具有丰富的光学知识。书中创造了一些光学概念和名词来解释光学仪器的制造原理和使用方法。其中有些概念名词是错误的。《镜镜詅痴》还对各种铜镜的制造、对铜质透光镜的透光原理，对于冰透镜取火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它是中国19世纪上半叶的一部重要的光学专著，代表了清代中期中国的光学发展水平。 女数学家王贞仪(1768－1797 )，字德卿，江宁人，是清代学者王锡琛之女，著有《西洋筹算增删》一卷、《重订策算证讹》一卷、《象数窥余》四卷、《术算简存》五卷、《筹算易知》一卷。汪莱（1768－1813） 中国数学家。清代人，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卒于嘉庆十八年（1813）。字孝婴，号衡斋，安徽歙县人。出身贫苦，幼年读书不多，但刻苦用功，“不由师傅，深造自得”，终于博通经史及天文、数学。成年后以教书为业，与焦循、李锐共同探讨天文数学问题。1806年受聘负责测量六塘河入海口，供治河参考。1807年到北京考取八旗官学教习，入国史治纂修《天文志》、《时宪志》等民用历书。因修书有功，1809年被选授石埭县（今安徽石台县）儒学训导（主管文教），直至早逝。著有《衡斋算学》7册（1796-1805）和遗稿《衡斋遗书》9卷，由学生夏燮整理后合刻刊行（见《衡斋算学遗书合刻》）。他的主要贡献有：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方程理论，提出高次方程正根的存在及数目问题和方程系数应具备的条件，当方程的根均为正根时，得到了与三次方程韦达定理一致的结果；系统讨论了球面三角形6种基本问题的求解，分别得出了有解和无解的条件；得到一系列组合公式。他还对勾股问题、p进位制等问题有创见，著有《递兼数理》、《参两算经》等专著。其中《参两算经》是中国数学史上第一篇专论P进位制的著作，意义深远。此外，为观测和修历需要，设计制造过浑天仪、简平仪、一方、勺漏等天文仪器。 李锐（1769～1817） 中国清代数学家。字尚之，号四香。江苏元和（今苏州）人。曾受业于钱大昕门下，后入阮元幕府，整理数学典籍。实际主持《畴人传》的编写工作。著有《弧矢算术细草》、《勾股算术细草》、《方程新术草》，阐发中国古代数学的精粹。还曾对多部历法进行注释和数理上的考证，著成《日法朔余强弱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