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对于法律毕业论文

（一）法律问答、信息处理数据化司法人工智能在法律检索、信息处理上呈现电子化、数据化的趋势，并且这一趋势将如日中天地延续下去。如法律问答、诉前咨询、电子卷宗生成、远程立案等都属于在线信息处理技术，在此期间运用的人工智能没有自主思考过程，仍然由人进行实质化操作，其核心在于由传统的线下办案转为线上模式，为当事人及办案人员提供便利。其中法律问答机器人似乎与我们脑海中想象的人工智能更加接近，通过检索在机器人系统中提前设置好的固定提问模式来获取所需信息，其本身无法根据不同疑难问题产生额外答案，但对于日常一般案件所需还是可以满足的。再如卷宗OCR识别、庭审语音识别、证据识别等属于感知智能技术，相较于传统的扫描、录音等技术有很大提升。以庭审语音识别为例，科大讯飞的灵犀语音助手特别针对中文口音问题进行了识别优化，语音识别率已能达到90%以上。与书记员在庭审中手动输入文字材料相比，庭审语音识别技术大大提高了庭审记录效率，经对比测试，庭审时间平均缩短20%至 30%，复杂庭审时间缩短超过50%，庭审笔录的完整度达到100%。此外，这一技术的推广能够解决运用录音、录像技术记录庭审过程的最大弊端，即我国的方言问题，这就避免了后期因录音识别难度大所造成的理解困难。其次，识别转化后的电子书面材料与录音、录像这一载体相比，查阅起来也更加有针对性，更加方便快捷，正在起到解放书记员的作用。

（二）文书制作、类案推送自动化在文书制作与类案推送上，司法人工智能发挥的作用比基础的信息处理就多了一些智能化的因素。对于大多数简单案件，如危险驾驶、小额借贷纠纷、政府信息公开等可以简化说理并且能够使用要素化、格式化裁判文书的案件，裁判文书自动生成系统能够通过OCR、语义分析等技术，自动识别并提取当事人信息、诉讼请求、案件事实等关键内容，按照相应的模板一键生成简式裁判文书。对于其他制式法律文书的生成更是不在话下，还能够自动纠错，因而大大缩短了起草文书的时间，减轻了法官的工作量，帮助法官提高办案质效。例如河北高院研发的“智慧审判支持”系统，就包含这样的文书制作功能，于2016年7月上线，在河北194个法院应用，截至2017年6月，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共处理案件11万件，生成78万份文书。以此积累从而建立自己的案例信息库，通过分门别类、匹配标记达到类案检索，在法官办案时自动筛选以往相似度较高的案例，实现类案推送提醒，为法官对相似案件的审判提供参考。如此一来，能尽量避免“类案不同判”和“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问题，有利于统一本地的司法裁判尺度，防止裁判不公。

（三）案件分析、辅助裁判智能化人工智能减轻了办案人员处理日常琐碎事务的负担，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仅希望人工智能在可量化、低效率的环节发挥作用，还期待能够进一步发挥其智能化的优势，从而提高司法效率。于是，将其应用于案件分析与裁判就成了一个重要议题。在案件分析的初级阶段，通过设置分流原则和调整繁简区分要素，智能分案系统能对各类案件进行精细化处理，在平台运转过程中，分别针对刑事、民事、行政等不同案件的特点，综合各项权重系数，科学测算每个案件所需的办案力量，帮助法院实现对案件的繁简分流，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缓和“案多人少”的压力。在案件的深度分析及辅助裁判上，北京法院的“睿法官”系统能在庭审前自动梳理出待审事实，生成庭审提纲，并推送到庭审系统中。上海“206系统”的最大亮点是证据标准、证据规则指引功能，这一功能实现了证据资料的智能审查，为办案人员提供了标准化指引。此外，阿里推出的“AI法官”针对交易纠纷类案件建立了整套审判知识图谱，能够迅速分析案情并在极短时间内向法官给出判案建议。总之，司法与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在理论界讨论得热火朝天，对人工智能产品的应用某些方面已经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司法系统的改革亦是大势所趋。但这并不意味着目前的研究与应用是完全科学、有效的，对司法人工智能的应用空间及限度尚需细细推敲。

短短50年，司法（法律）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令人惊叹，特别是近几年，人工智能大有取代法律人的趋势。在国外，人工智能应用于司法领域的例证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研发了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法律推理系统、法律模拟分析系统、专家系统运用于司法实践。

我国最初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司法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朱华荣、肖开权主持建立了盗窃罪量刑数学模型；1993年，赵廷光教授开发了实用刑法专家系统，具有检索、咨询刑法知识和对刑事个案进行推理判断、定性量刑的功能。

时至今日，随着我国智慧法院、智慧检务等重点工程的全面铺开，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年推出了“智慧法院导航系统”和“类案智能推送系统”，还有北京的“睿法官”智能研判系统、上海的“206”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河北的“智审”审判辅助系统以及其他地方法院推出的人工智能产品，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了支持，全面提高了司法效率。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司法人工智能一路走来，技术不断革新，愈发突破人类的认知极限。确实，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很多学者甚至大胆猜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革命性的发展，法律人也将逐渐被取代。然而，尽管这一新兴事物激发了我们对未来的无限畅想，我们仍应保持清醒，在促进其发展的同时守住一些底线，不要抱有盲目的期待和开展毫无方向的研究，要在法律原则和伦理限度内客观评估、审慎使用。下文我们将对此展开详细的论述。

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现状

一、法律问答、信息处理数据化

司法人工智能在法律检索、信息处理上呈现电子化、数据化的趋势，并且这一趋势将如日中天地延续下去。如法律问答、诉前咨询、电子卷宗生成、远程立案等都属于在线信息处理技术，在此期间运用的人工智能没有自主思考过程，仍然由人进行实质化操作，其核心在于由传统的线下办案转为线上模式，为当事人及办案人员提供便利。其中法律问答机器人似乎与我们脑海中想象的人工智能更加接近，通过检索在机器人系统中提前设置好的固定提问模式来获取所需信息，其本身无法根据不同疑难问题产生额外答案，但对于日常一般案件所需还是可以满足的。

再如卷宗OCR识别、庭审语音识别、证据识别等属于感知智能技术，相较于传统的扫描、录音等技术有很大提升。以庭审语音识别为例，科大讯飞的灵犀语音助手特别针对中文口音问题进行了识别优化，语音识别率已能达到90%以上。与书记员在庭审中手动输入文字材料相比，庭审语音识别技术大大提高了庭审记录效率，经对比测试，庭审时间平均缩短20%至 30%，复杂庭审时间缩短超过50%，庭审笔录的完整度达到100%。此外，这一技术的推广能够解决运用录音、录像技术记录庭审过程的最大弊端，即我国的方言问题，这就避免了后期因录音识别难度大所造成的理解困难。其次，识别转化后的电子书面材料与录音、录像这一载体相比，查阅起来也更加有针对性，更加方便快捷，正在起到解放书记员的作用。

二、文书制作、类案推送自动化

在文书制作与类案推送上，司法人工智能发挥的作用比基础的信息处理就多了一些智能化的因素。对于大多数简单案件，如危险驾驶、小额借贷纠纷、政府信息公开等可以简化说理并且能够使用要素化、格式化裁判文书的案件，裁判文书自动生成系统能够通过OCR、语义分析等技术，自动识别并提取当事人信息、诉讼请求、案件事实等关键内容，按照相应的模板一键生成简式裁判文书。对于其他制式法律文书的生成更是不在话下，还能够自动纠错，因而大大缩短了起草文书的时间，减轻了法官的工作量，帮助法官提高办案质效。

例如河北高院研发的“智慧审判支持”系统，就包含这样的文书制作功能，于2016年7月上线，在河北194个法院应用，截至2017年6月，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共处理案件11万件，生成78万份文书。以此积累从而建立自己的案例信息库，通过分门别类、匹配标记达到类案检索，在法官办案时自动筛选以往相似度较高的案例，实现类案推送提醒，为法官对相似案件的审判提供参考。如此一来，能尽量避免“类案不同判”和“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问题，有利于统一本地的司法裁判尺度，防止裁判不公。

三、案件分析、辅助裁判智能化

人工智能减轻了办案人员处理日常琐碎事务的负担，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仅希望人工智能在可量化、低效率的环节发挥作用，还期待能够进一步发挥其智能化的优势，从而提高司法效率。于是，将其应用于案件分析与裁判就成了一个重要议题。在案件分析的初级阶段，通过设置分流原则和调整繁简区分要素，智能分案系统能对各类案件进行精细化处理，在平台运转过程中，分别针对刑事、民事、行政等不同案件的特点，综合各项权重系数，科学测算每个案件所需的办案力量，帮助法院实现对案件的繁简分流，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缓和“案多人少”的压力。在案件的深度分析及辅助裁判上，北京法院的“睿法官”系统能在庭审前自动梳理出待审事实，生成庭审提纲，并推送到庭审系统中。上海“206系统”的最大亮点是证据标准、证据规则指引功能，这一功能实现了证据资料的智能审查，为办案人员提供了标准化指引。此外，阿里推出的“AI法官”针对交易纠纷类案件建立了整套审判知识图谱，能够迅速分析案情并在极短时间内向法官给出判案建议。

总之，司法与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在理论界讨论得热火朝天，对人工智能产品的应用某些方面已经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司法系统的改革亦是大势所趋。但这并不意味着目前的研究与应用是完全科学、有效的，对司法人工智能的应用空间及限度尚需细细推敲。

人工智能在法学领域的应用有以下几点：

1.法律问答、信息处理数据化司法人工智能在法律检索、信息处理上呈现电子化、数据化的趋势，并且这一趋势将如日中天地延续下去。

如法律问答、诉前咨询、电子卷宗生成、远程立案等都属于在线信息处理技术，在此期间运用的人工智能没有自主思考过程仍然由人进行实质化操作，其核心在于由传统的线下办案转为线上模式，为当事人及办案人员提供便利。

2.人工智能广泛地参与到金融决策和金融监管领域，金融管理体现出更加“中心化”特征。

智能投顾将取代传统的投资顾问，通过数据算法完成对客户的投资决策，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智能投顾的法律权利和责任有必要重构。与此同时，人工智能还将被广泛应用于金融监管领域。

3.知识产权法旨在保护科技创新和艺术创作，知识产权法涉及两方面的重要内容，一个是权利的保护，另一个是作品（科技成果）的合理使用，这两方面的平衡共同建构了现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然而，人工智能彻底动摇传统“作者”与“发明者”概念。不仅自然人可以创作，机器人也可以创作，而且表现出更为“精湛”的艺术造诣。在人工智能时代，谁是作者的概念有必要重新诠释，传统知识产权制度中的“精神权利”在机器人语境下也需要重新建构。与此同时，机器人创作还在撼动传统“严苛”的合理使用制度。

机器人创作解放了传统的“作者”，大幅降低了其创作成本，提高了其创作效率，从利益平衡的视角来看，这些变化也将最终改变知识产权法的合理使用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