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谢飞毕业论文

光绪三十年（1904），光复会成立之初，上海“复古会”、“对俄同志会”，东京“浙学会”、“军国民教育会”，其会员均加入光复会。在浙江，则由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等介绍商界、学界人士及会党领袖入会。其时，浙江会党有终南会、双龙会、白布会、伏虎会、平阳党、私贩党等，其会主入光复会，成员亦随之入会。绍兴以平阳党为光复会主要成员。稍后的大通师范学堂学生，多为光复会员。三十二至三十三年，秋瑾组织光复军，运动杭州浙江新军及弁目学堂、武备学堂部分学生起义，其多数皆参加了光复会。?蔡元培曾委托人密存光复会会员名录一份。以后陶成章也曾辗转携带一份。惜辛亥革命后皆不知下落。现将有资料可查的绍兴籍（含个别客籍）光复会员，按其入会先后，所作贡献及所存资料记载，分为三类，举录如下：本志《人物》卷立传32人：蔡元培 陶成章 徐锡麟 秋瑾（女）陈伯平 王金发 谢震 尹锐志（女）尹维峻（女）沈钧业 陈魏 孙德卿 王子余 周树人 陶冶公 陈威 许寿裳 裘吉生 陈仪 蒋尊簋 张伯岐 王晓籁 马逢伯 何燮侯 蒋智由 孙世伟 刘大白 周清 许铁崖 张载阳 斯烈 竺绍康生平事迹简介69人：孙晓云（1880～1965）女，字小云，上虞崧厦镇人。年轻时为反抗包办婚姻，离家至沪，结识尹锐志、盖仁志等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留日，先入同盟会，又入光复会。宣统元年（1909），在东京与陶成章结婚。次年回国，参加光复会在国内的联络工作。武昌起义后，即与锐志姐妹组织女子光复军，参加光复上海之役。又组织女子剪辫队。民国元年（1912）1月，陶成章被刺于广慈医院，为防意外，怀抱幼儿避于贫民区。直至抗战时期才得与尹锐志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到人民政府的照顾与关怀，常与宋庆龄、何香凝往来。1965年在上海去世。赵汉卿（1887～1950）名建藩，字叔屏，号汉卿，山阴临浦（今萧山）人。毕业于中国公学，早年参加光复会，曾任陶成章机要秘书。宣统元年创办《越报》、增刊《越恨》，反清言词激烈。绍兴光复后，与周树人、王铎中等创办《越铎日报》。陶成章被刺后，为纪念陶成章，与周树人、蔡元培、王子余等创办成章女校，并任校董。后任浙江军政府参议，在杭州主办《浙事新闻》。又历任福建龙溪县知事、浙江省自治会议代表、江苏电报局长等职。民国16年（1927）“四·一二”政变后，随经子渊反蒋被捕，由蔡元培、邵力子保释，从此脱离政界，在上海银行工会任职，1950年去世。?陈挽澜（1887～1917）女，又名楣、沅，原名师敏，后改名挽澜，绍兴平水人。陈伯平之妹。能书、画、诗、文，誉称才女。由陈伯平介绍结识秋瑾等志士，遂由秋瑾介绍入光复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瑾聘陈挽澜往上海，协办《中国女报》，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和革命联络工作。皖案后避走外地。宣统三年（1911），参加攻克上海、杭州之役，又参加女子北伐队，担任救护工作。民国成立后，随丈夫到广州铁路医院工作，民国6年（1917）去世。王振汉（1872～1926）女，原名王淑德，又名贞姑，绍兴柯桥王增卿长女。光绪十四年（1888），在东浦与徐锡麟结婚，支持徐锡麟奔走革命。三十一年，与秋瑾结识，加入光复会。同年冬随徐锡麟赴日，登记名为“徐振汉”。半年后回国，生子学文。三十二年十一月，又随徐锡麟到安庆，帮助筹备起义。三十三年五月初，带儿学文离安庆由沪转绍。三日后皖案发，王振汉被清政府通缉，由锡麟四弟徐锡骥帮助化装逃往日本，历经劫难。民国成立后回东浦。王金发督绍时，亲至东浦慰问振汉母子，并发给优厚的抚恤金。民国3年（1914），徐锡麟所办热诚学校遭火焚，王振汉将抚恤金2000元银洋悉数捐赠，重建校舍。由于逃亡期间伤感过度，致双目失明且多病，15年去世。吴惠秋（1886～1977）女，原名吴珉，后改名惠秋，吴兴县浔溪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浔溪女学读书，是秋瑾的学生。因抗婚离家，被秋瑾收留带回绍兴，住在和畅堂秋家，由秋介绍入光复会，成为秋瑾的机要秘书和得力助手。皖案发，即协助秋瑾处置起义计划及枪械等，沉着应变。初六日，秋瑾成仁后，吴历尽艰险逃赴上海，由徐寄尘帮助学医，以护士为掩护进行革命联络工作。宣统三年（1911），参加光复上海之役作救护。辛亥革命后在上海竞雄女学任教。1949年后任上海文史馆馆员。曹钦熙（1870～1908）字荔泉，绍兴东浦人。为许仲卿师长。许仲卿出资助徐锡麟，多受钦熙影响。光绪三十一年（1905），大通学堂成立之初，徐锡麟聘钦熙任总理，入光复会。不久随徐锡麟往北京，赴东北考察，帮助徐筹划武装起义。皖浙起义失败，曹遭清政府通缉，避走乡间，不久因忧愤致疾死。许仲卿（1880?～1907）原名克丞，字仲卿，绍兴党山村（今属萧山）人。父许在衡，为绍兴巨富，与徐锡麟交厚。许仲卿以徐锡麟为父执，由徐锡麟介绍入光复会，出资协办热诚学校及大通学堂，为徐锡麟捐纳道员。徐锡麟、秋瑾牺牲后，许受株连，惊恐致疾，未久去世，年二十余岁。陈子英（1883～1950）原名浚，又名志军、志骝，绍兴东浦人。与徐锡麟一起参加反清活动，加入光复会。同办热诚学校，任体操教员。光绪三十二年（1906）随徐锡麟捐官留学日本，求入陆军学校不成，改学政治。皖案后，被清政府通缉，逃往日本。宣统二年（1910），回绍任绍兴府中学堂监督。辛亥革命后参与创办《越铎日报》，后出任丝绸银行行长、县议会议员等职。民国22年（1933）起担任东浦镇（乡）长。姚麟（1869～1909）字定生，嵊县人。清末秀才。早年在嵊县城内开设新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留日，结识革命志士陶成章、龚宝铨等，参与反清革命，加入光复会。三十一年，应邀在绍兴大通学堂任教，三十二年任总理。又在绍兴创办震旦蚕业女校，自任校长。是年冬，离绍赴沪任光复会浙江旅沪学会文牍。曾参加保路运动，并准备举事。因革命受挫，同志相继遭难，姚麟忧愤交集，宣统元年（1909）五月九日（6月26日）晚，含恨自沉于嘉兴锦带河。程毅（1888～1909）字翘仙，河南怀庆府修武县人。光绪三十年（1904），入上海中国公学，结识秋瑾，入光复会。秋瑾聘为大通学堂教员，暂代学监，协助秋瑾筹备起义。皖案后，清兵包围大通学堂，程毅与秋瑾同时被捕，鞫讯数次，受尽酷刑，宁死不吐，定“监禁五年”。宣统元年（1909）夏，卒于狱，尸出，鳞伤遍体，见者酸鼻。黄怡（1883～1918）字竞难，小名宝书，又名春篪，绍兴斗门镇杨望村人。黄柏卿次子，因岳家在东浦，得以结识徐锡麟，加入光复会，并资助创办大通学堂，在校任教职。秋瑾接办大通学堂后，黄怡出任校长。皖案后，清兵包围大通学堂，秋瑾遣学生与黄怡等从后墙逃出，在墙外泅河时，腹部中弹，幸免一死，逃避至沪，后养伤隐匿在家。辛亥革命后，曾在斗门经营酒坊。民国7年（1918）因旧伤发作去世。龚宝铨（1886～1922）字味荪，嘉兴人。光复会创始人之一。光绪三十一年（1905），与陶成章、徐锡麟创办大通师范学堂，皖、浙案后被清政府通缉，避往日本、南洋等地。民国初年，曾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燮枢（1874～1958）字赞卿，又作赞钦，绍兴东浦人。早年在东浦坐馆教书，后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协助徐锡麟办热诚学校，加入光复会，结识王金发等革命党人。曾任龙山法政学堂校长。绍兴光复后，任浙江临时议会议员、第一届众议院议员等，曾与杭辛斋等组织“研几学社”。解放后，致力于撰写辛亥革命史料。著有《辛亥绍兴光复见闻纪略》等。秋誉章（1873～1909）又名应奎，绍兴和畅堂（原籍福全山）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起，在大通学堂任教职，并入光复会，支持其妹秋瑾筹划起义。秋瑾就义后，誉章辗转藏匿于乡间。三十四年，外出谋生。宣统元年（1909），在天津去世。范爱农（1883～1912）名肇基，又名斯年，绍兴皇甫庄人。徐锡麟学生，由徐介绍参加光复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随徐留日，皖案后，被清廷通缉。后回国任绍兴府中学堂舍监，被排挤回乡教书。绍兴光复后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教务长，旋任《民兴日报》编辑。民国元年（1912）7月10日溺死。鲁迅有《范爱农》一文和《哀范君三章》。王心湛（?～1950）原名省三，绍兴下方桥人。全家结识平阳党人竺绍康、王金发等人，加入光复会，以开设绸缎庄资金资助革命。辛亥革命后，曾与丁拜尧、陈楚青回绍主持讨袁斗争。事败，陈等7人被捕，王逃离赴沪，从章太炎学，后在沪任绍兴稽山中学分校语文教师。卢钟岳 字迎仙，诸暨人。大通学堂肄业，为徐锡麟所器重，加入光复会。由徐资助留学日本，学习警务。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结业，应徐召回国入皖，适逢徐锡麟起义牺牲，卢被清政府逮捕至狱审讯，不久释放。蔡元康字国卿（清），绍城笔飞弄人。蔡元培堂弟。光绪三十年（1904）冬，经蔡元培介绍入光复会。三十一年二月回绍，提议劫钱庄助军需之法，后不实行。辛亥革命后曾任山东高等审判厅厅长、杭州中国银行经理等职。黄介卿绍兴斗门镇杨望村人，黄柏卿之弟。由秋瑾介绍入光复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任大通学堂司帐。光复后，任绍兴军政分府总务科长，并协助王金发办大通陆军学校，为校董。后因王金发案牵连逃亡。袁世凯死，黄出任龙泉县知事。黄柏卿 绍兴斗门镇杨望村人，黄怡父亲。支持黄怡资助徐锡麟开办大通学堂，并入光复会。光复后，曾任绍兴军政分府财政科长。黄竞白又名宝箴，绍兴斗门镇杨望村人。黄柏卿长子。光复会员和同盟会员。光绪三十一至三十二年，曾与黄怡一起支持徐锡麟办大通学堂。光复后，任绍兴军政分府文书。后随谢飞麟参加讨袁斗争。民国时，曾任国民党党史馆馆长。徐伟（1876～1943）字仲荪，绍兴东浦镇孙家溇人。徐锡麟二弟。光绪三十一年（1905）入光复会。三十三年六月，从日本回国，在汉口被清政府逮捕，监禁三年。辛亥革命后，从事教育工作与学术活动，曾组织国学研究会，并在上虞县春晖中学任教。徐锡麒（1878～1955）字叔荪，徐锡麟三弟，曾一同留日，加入光复会。皖案后，遭通缉。辛亥革命后曾任绍兴民团局长、商会会长等职。徐锡骥（1883～1953）字季荪，徐锡麟四弟，曾一同留日学制药，加入光复会。皖案后帮助徐锡麟夫人王振汉化装逃往日本。辛亥革命后从事药业。沈锡庆（1884～1936）字庆生，绍兴东浦人。徐锡麟表侄，曾助徐办热诚学堂，并加入光复会，后留学日本习司法。皖案后，徐锡麟弟徐伟被捕，沈营救甚力。辛亥革命后，曾任永嘉、吴县、上海等地方法院院长及浙江、江苏、湖南等省高等法院审判推事。许一飞绍兴城内人。大通学堂早期学生，加入光复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任大通学堂体育教员，与秋瑾一起筹划起义。二次革命时，参加谢飞麟组织的讨袁斗争，与黄介卿、黄竞白等负责策动绍兴、余姚一带会员发难，因事泄未成。范文济 字伯昂，绍兴城内锦麟桥人。范文澜兄。光绪三十三年（1907）初，入大通学堂，任学生分队长，光复会员。辛亥革命后曾任西北军将领杨虎城秘书。沈光烈字伯明（伯民），绍兴张墅村人。受教师蔡元培、徐锡麟影响，入光复会。绍兴光复后，曾任绍兴军政分府教育科长。沈克刚（?～1911）字佑子，绍兴城内凰仪桥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与孙德卿等在开元寺同善局设秘密机关，后加入光复会。辛亥革命时参与组织光复军，参加光复上海之役。因与友人王某试验枪械，枪弹误中腹部而死，国民党追为辛亥革命烈士。任元炳（1875～1943）字葆泉，号谷寅，绍兴东关（今属上虞）人。早年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由陈赞卿介绍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出任绍兴县议会议长。民国30年（1941）绍兴沦陷后，拒不出任东关镇维持会长。张光耀（?～1941)字伯涛，绍兴城内秋官第人。大通学堂琴歌教员，光复会员。民国30年（1941）绍城沦陷后，被日本侵略军作为反日嫌疑犯杀害。平智础 绍兴清凉桥人。与陶成章交好，入光复会。参加攻上海之役。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于潜县县长。徐乃普 字伯循，绍兴东浦人。徐锡麟族侄孙，清末秀才。协助徐锡麟创办热诚学校并任教，由徐介绍入光复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入大通学堂学习。次年起，任热诚校长达三十年之久，民国26年（1937），因年老引退。张月楼字之梁，绍兴城内西小路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前后，在府学堂教书，与徐锡麟同事，曾与徐办《越郡公学》等，由徐介绍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县立第一小学校长。王叔梅（1875～1941）字述曾，绍兴城内西营人。由蔡元康介绍入光复会。皖案后避走奉天。辛亥光复后，任绍兴县自治委员，此后历任福建、绍兴等地教职。民国30年（1941）在湖南辰溪去世。俞英崖（1877～1955）名骏，字英崖，绍兴容山人。曾任大通学堂教员，由蔡元康介绍入光复会，不久又经蔡元培介绍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吉林延吉县知事。民国7年（1918），在哈尔滨中东铁路局任职。后曾经商。“九·一八”事变后回关内谋职，后回绍兴任稽山中学教员，曾在绍兴县修志馆工作。庄肇先 字莼渔，绍兴城内太平桥人。与蔡元培同学，由蔡介绍入光复会。秋瑾主持大通学堂时，常有往来。?丁拜尧 原名丁嘉樨，字拜尧，绍兴马鞍人。曾留日，后加入光复会。与王心湛为友，并结识竺绍康、王金发等人。辛亥革命后，曾参加谢飞麟组织的讨袁斗争，回绍主持起事，事败避走。裘文高（1887～1909）嵊县石璜镇后白竹村人。原为乌带党首领，后与竺绍康王金发结识，共誓反清光复起义，加入光复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裘文高不待期约起义，事败，退入仙居。九月，率起义军与清军战于白竹村。宣统元年（1909），被捕就义于嵊县。裘小高 (1888?-1909)裘文高弟，随同起义，被捕不屈而死。张岳云 (?-1909)嵊县人。裘文高助手，曾偕裘投入清营，充当哨弁，以酿事被斥归乡。后与裘文高一同起义，被捕，不屈而死。陈楚青（1891～1914）名炯，号斯乔，嵊县友谊乡陈村人。青年时就读于浙江武备学堂，参加光复会。曾赴广东、北京、汉口等地联络会党。宣统三年（1911），参加光复杭州之役。民国元年（1912），任王金发办的大通陆军学校校长。2年，参加讨袁斗争，3年5月在上海被捕，就义于杭州。张竹笙（1875～1921）即张竹生，又名鸿，绍兴漓渚小步村人。姑母系秋瑾亲戚，得与秋瑾相识，受秋瑾影响较深，后加入光复会。宣统二年（1910），离家投身革命。辛亥革命期间，曾任作战参谋，都督府顾问，在沪说降清海军战舰。光复以后获嘉禾奖，投身京沪杭铁路建设。后改任萧绍清丈沙田总局局长、杭州官产科科长（管理修葺西湖风景区名胜古迹）、钱江义渡局局长等职。胡士俊（1878～1929）字啸郊，号笑樵，法名孝修，嵊县广利乡宋家墩村人。光绪三十年（1904），与谢飞麟、周志由等组织“大同学社”，立志反清抗洋。三十一年后，与王金发、竺绍康等赴绍兴大通学堂任职，加入光复会。不久，随徐锡麟赴日，又加入同盟会。三十三年，参加皖浙起义的光复军，失败后被通缉，避居山泽。宣统三年（1911），在嵊县起义。光复后，曾任嵊新茧捐委员等职。民国2年（1913），参加讨袁斗争，从上海运送炸弹到绍兴瓦窑头，准备举义，事泄失败。4年，再度辅佐谢飞麟讨袁。5年，袁世凯死，胡在杭州六通寺削发为僧。俞丹屏（1872～1942）名炜，号载熙，嵊县卮山乡前岗村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在杭州武备学堂肄业，后加入光复会。三十三年，协助秋瑾发展军界的光复会员，并在大通学堂训练会党骨干。宣统三年（1911），参加光复杭州、金陵之役。民国元年（1912）后，任省稽勋局局长及八十九团团长、混成旅旅长，授少将衔。5年，袁世凯死，俞离开军界经营实业。童杭时（1877～1949）字暄甫，号愚隐、枕溪，嵊县下王村人。曾入绍兴府学堂求学，深得徐锡麟赏识，介绍入光复会。宣统三年（1911），参加光复杭州之役。民国元年（1912），任浙江法政学校校长。2年，参加讨袁斗争。后赴日学习法政，获学士学位。6年，回国，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从事立法工作，此后一直在司法界工作。历任最高法院民庭庭长、福建高等法院院长。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参与重组光复会，为副会长。童济时（1886～1943）又名德淼，字济川，号渠轩。与其兄童杭时均为绍兴府学堂学生，加入光复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随徐锡麟联络会党。三十二年，留日学习警监。宣统三年（1911），参加光复杭州之役。民国5年（1916），参加讨袁斗争。后长期在司法界作，曾代大理院院长。盛钟彦（1879～1913）字雨村，嵊县广利乡藏岗村人。宣统三年（1911），参加光复杭州之役。民国元年（1912），任绍兴军政分府稽勋局局长，参加讨袁斗争。后被浙督朱瑞杀害。周亚卫（1889～1976）又名信文，字振家，号普文，嵊县普义乡白泥墩村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入杭州弁目学堂，秋瑾介绍入光复会，并参加皖浙起义的准备联络工作。徐、秋遇难后，周潜回杭州，仍返新军，参加光复杭州之役。民国元年（1912），考入北京陆军大学。5年，与尹锐志结婚。此后一直在国民党军队任职。35年12月，与尹锐志、童杭时等在重庆重建光复会，任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全国一届政协委员。马忠老（1881～1914）又名彝良，嵊县春联乡马仁村人。光复会员。参加光复杭州之役。民国元年（1912），任绍兴军政分府都尉官。讨袁斗争时在嵊县助马逢伯举事。裘绍（1887～1920）字继美（济美），嵊县雅璜乡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浙江弁目学堂学习，由秋瑾介绍入光复会。皖浙案后被清廷通缉。宣统三年（1911），参加光复杭州、南京之役，后参加讨袁斗争，在去广东任护法军职时，在福建遇难。胡春霖（1876～1928）又名竞思，字亦安，嵊县广利乡宋家墩村人。清末秀才。参与组建大同学社，后入大通学堂。民国元年（1912），任绍兴军政分府总务科长。过显臣（1882～1935）又名樟根，外号“小铜匠”，嵊县宅前村人。与竺绍康、张伯岐知交，被介绍入光复会。参加清风岭拦路劫车，营救张伯岐。辛亥革命后，任镇海要塞炮台台长，后升任军事委员会上校侍从副官。余冠澄（1883～1942）字镜波（金波），嵊县剡源乡人。浙江武备学堂毕业后任新军标统，参加光复杭州之役。随王金发组织绍兴军政分府，历任团长、师长。俞芝祥（1872～1952）字景朗，嵊县中南乡苍岩村人。清末秀才，绍兴知府熊起蟠招为门下士。与徐锡麟结识，资助徐创办大通学堂，入光复会。民国元年（1912），任绍兴军政分府执法处长，后历任绍兴、义乌、东阳等县民事长、县长。徐吟秋（1885～1967）女，又名秀英，字湘筠，昵称“三娘”，嵊县黄泽镇人。徐家与竺绍康素有往来，由竺介绍识秋瑾，加入光复会。光绪三十三年，随秋瑾进入大通学堂，帮助掌管文书校务。曾伪装送殡，秘密运武器回嵊，并参加讨袁斗争。谢莲英（1894～1951）女，又名里隐，嵊县新市乡江夏村人。谢飞麟独女。少年时参加光复会，辛亥革命后进北师大，毕业后留学日本，抗战前夕回江夏村，抗战后曾任县妇女会理事长。裘振邦（1887～1970）字树香，嵊县崇仁镇一村人。浙江武备学堂毕业，参加光复杭州、南京之役，攻打天保山时受重伤致残。陈成（1891～1973）字志赓，嵊县城内人。追随王金发、谢飞麟，入光复会，参加光复杭州之役，参加讨袁斗争。后任遂昌县长、立法委员等职。陈大夏（？-1911） 字士辛，绍兴人。辛亥革命前在上海办爱国学校，因“苏报案”被牵连。后在上海任中学教职。宣统三年（1911）参加光复军，参与光复松江等地战斗。因内部遭忌被杀。王秉璋(?-1917）字伯常，绍兴里王村人。早年参加光复会，辛亥时参加光复南京之役。后参加反袁斗争，随蒋尊簋在宁波谋独立，事未成被害。沈仲九 绍兴人。光复会员。留日学生，陈仪内弟，随陈仪工作多年。孙采臣 绍兴人。早年与许仲卿等一起参加光复会。参加光复杭州之役。赵镜年 绍兴人。早年与许仲卿等一起参加光复会。参加光复杭州之役。卞鹤书（1867～1925）嵊县显潭乡山墩村人。王金发的姨表兄，随王参加革命，由王介绍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军政分府禁烟局长。马德先（1867～1945）嵊县广利乡人。乌带党成员，后加入光复会。随胡士俊入大通学堂学习，一直随胡工作。胡去六通寺为僧后，马德先回乡务农。史萼庆（1868～1950）嵊县广利乡人。原为王金发家的管帐，后随王参加革命，加入光复会。民国元年（1912），任绍兴军政分府花捐局干事。周仲贞（1870～1933）字毓奇，号小颠，晚号复园老人。嵊县开元镇五村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曾与同宗族人开办开元蒙学堂、工艺学堂、农学社。三十三年，与徐锡麟结识并加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曾任绍兴军政分府盐茶局文牍科长，委查浙东盐场陋规。后又改任绍兴批验所监事长。徐琛（1883～1938）字献琛，又字颐臣，嵊县广利乡人。王金发的小舅父，光复会员。辛亥革命后曾任绍兴军政分府盐茶局长。

提起刘少奇的第三任夫人谢飞，想必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会觉得很陌生。似乎在泱泱的 历史 长河中，这个名字并没有留下过痕迹。

但是，如果深入了解中国近代的革命 历史 ，谢飞这个名字，绝对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谢飞女士，不仅是完整的走完长征全程的三十个女红军之一，也是这些女英雄中为数不多的寿命过百岁人。

谢飞有很多的身份，她既是渔民的女儿、也是赤卫队长、更是归国华侨和女红军以及后来的法学专家。

但是她最为人所知的身份，还是刘少奇的第三任夫人。

1913年2月，谢飞出生在广东省文昌县湖山区茶园村的一个普通的渔民家庭。

由于谢飞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所以家人都称她为“阿尾”。

由于家里贫困，孩子众多，谢飞出生后一直也没有个正式的名字，一直到上小学时，父亲才给她取名谢琼香，此后人们都叫她“阿香”。

谢飞的父亲靠着打鱼为生，家境十分贫寒，因此谢飞5岁的时候，就要帮着家里到村后山坡上放牛、割草。

虽然家庭贫困，但谢飞一直十分的向往学习。

在父亲的支持下，1924年谢飞来到了海南公学读书，并开始受到革命思想熏陶，在这期间谢飞积极的参加学校的革命运动，并在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别看谢飞只是个女子，但却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学生，而是一个实打实的有理想、有行动的老革命。

对谢飞革命思想影响最深的人，是她的三哥谢冠洲。

在文昌县成立农民赤卫队的时候，谢冠洲任赤卫队指导员，而谢飞则是他的左膀右臂。

谢飞参加赤卫队后，率领全体队员挨家挨户动员华侨捐献枪支，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同时，谢飞积极的发动当地妇女起来反抗，在她的教育启发下，文昌县的女子们争先恐后地参加革命运动，这对于当地的革命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谢飞和三哥的影响下，谢飞一家逐渐的都参加了农会和农军，投身革命，一家人在当地十分的有名。

但是，正因为如此，也使得谢飞一家人自然而然的成了国民党的眼中钉。为此国民党多次派人来抓捕他们，但是都没有能够成功，于是反动派一怒之下一把火烧了谢家房子，并扬言要杀掉谢家老小。

但是，面对敌人疯狂的报复，却没有动摇谢飞坚定的革命斗志。在这得看开，既然选择了革命这条路，就要为之奋斗终身。

但是为了保护谢飞的安全，省委还是将谢飞调离了赤卫队。

1928年10月，谢飞来到中共广东省委秘密机关当佣人。

虽然表面上谢飞只是个佣人，但是其实是当时省委的秘密交通员，执行了很多秘密的任务，这对于谢飞来讲是一种极好的历练和考验。

一年后，中共六大决定成立南洋临委，将革命的火种播种到南洋去。

但是由于南洋偏远，缺乏革命干部，因此就需要派人远渡重洋到南洋去开展工作。

这时候谢飞临危受命，孤身一人远渡重洋，来到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开展革命工作。

而此时的谢飞，年仅16岁。

在寻常人家来说，16岁的年纪一个女孩子基本做不了什么大事，多半就是在家中苦守着丈夫和孩子平淡的生活。

但是16岁谢飞却已经是一个意志坚定、经验丰富的革命战士了，足以担负起组织的重任。

谢飞这一去，就在南洋待了三年。

在南洋的三年，谢飞成长了很多。

到了1932年1月，根据上级组织的安排，谢飞离开南洋，奉命回国。回到国内后，谢飞迅速的融入了当地的环境，先后在福州、厦门开展工作。

1934年夏天，21岁的谢飞秘密的到达了中央苏区瑞金。

此时的苏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军事压力，蒋介石50万军队大兵压境，而红军只有八万。

由于错误的战略，导致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受了重大的失利，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在长征的队伍里，有30名女红军，她们虽然是女儿身，但是个个是巾帼女杰，最小的钟月林19岁，最大的蔡畅34岁。

长征的路上，她们虽不直接参加战斗，但在那样的极端的环境下，同样面临生死考验。

对于长征的苦和难，我们很多人都从各种资料中了解过。

正所谓：“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长征路上的每一步，都是要付出血和汗的代价的。

在这场人类 历史 上最伟大的战略转移的背后，有太多的故事值得我们去思考和传承。长征，绝对是对于人的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的极限考验。

作为女子，在先天体力劣势的前提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谢飞和她的伙伴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艰辛苦困。

对于谢飞来讲，这个过程让她刻骨铭心。

在渡过泸定桥的时候，谢飞那时候正在发高烧，为了不脱离队伍，谢飞硬是凭借着顽强的意志，紧跟队伍的步伐。

但是由于谢飞生病了，所以行动非常吃力，而此时渡河的时间又十分的紧张，所以当时部队想将谢飞留在当地休养。

但是，谢飞知道自己如果留下，可能以后就再也回不到队伍中了，于是硬是咬着牙紧跟队伍。

而就在快来到泸定桥的时候，谢飞实在走不动了，看着不远的泸定桥，谢飞咬着牙站起来走几步又跌倒。

看着此时不远处的大渡河，谢飞心里很难受，她 脑恨 自己为什么这个时候生病。但是如果渡过大渡河，那么就必然会脱离队伍。这是谢飞绝对不能接受的。

于是谢飞重新打起精神，每当她由低处向高处时，她就爬着走，而当她由高处向低处时，她就自然下滑，爬不动也滑不动时，她就将两手撑在地上，慢慢的往前磨。

就这样，谢飞足足爬了2个小时，才艰难的爬到桥边。

然后谢飞鼓足勇气，坦然地伏在大渡河的铁索上，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

就这样在咆哮的河水下，谢飞一点点的往前蹭，半个多小时后，谢飞终于蹭过了泸定桥。

此后，长征的队伍又翻过了人迹罕至的大雪山，穿过了满是泥沼的水草地，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地方，都留下了谢飞的身影和脚步。

在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之后，终于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此时的谢飞，再回看自己走过的每一寸土地，这个过程实在是艰辛无比，甚至自己都不能相信自己居然挺了过来。

但是经历过长征的洗礼之后，此时的谢飞已经是一身钢筋铁骨的战士了。

来到延安，虽然生活条件依旧很艰苦，但是大家终于有一个稳定的落脚点，终于安定了下来，这对于所有的女红军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慰藉。

随着在延安各项工作都逐渐的恢复正常，在很多大姐姐的眼中，谢飞这些单身女红军的婚姻大事也应该抓抓紧了。

此时，最小的姑娘都已经二十多岁了，在那个年代，寻常人家的女子到了这个年纪，孩子都有了好几个了。

于是在大姐们的热心牵线之下，渐渐地女红军们都各自有了小家。

刘英嫁给了张间天，钟日林嫁给了宋任穷。

而大姐姐们当然也没有忘记谢飞。

某一天，邓颖超邓大姐找到了谢飞，然后从怀中掏出一封信交给了谢飞。

谢飞拿过信来一看，信是刘少奇写给邓颖超的。

大致的的意思是说，邓大姐曾许诺帮助刘少奇解决个人问题，然后刘少奇现在自己有了意中人，而这个意中人就是谢飞，于是想请邓大姐做媒来帮自己同谢飞来牵线。”

谢飞看信后，脸一下子就红了。

这位曾经的赤卫队长，虽然可以从容的面对任何敌人，但是在恋爱方面，这位“海南女杰”还真是没什么经验。

对于刘少奇的名字，其实早在谢飞在南洋的时候，她便已经听说过了。

后来在苏区第一次见到刘少奇的时候，两人也没有太多的交流。

谢飞和刘少奇的第一次正式的沟通是在长征途中过草地的时候。

那时候由于路程实在太难走了，几个女红军已经迈不动步子了，于是她们便想几个人合伙雇一个民工帮他们背着行李。

于是她们便推荐谢飞去找刘少奇请示。

谢飞虽然在中央苏区见过刘少奇同志，但和他直接接触还是第一次。

由于刘少奇平时都是一副十分严肃的面孔，因此当时很多人都十分的惧怕刘少奇，谢飞也不例外。

所以谢飞来到刘少奇处，看着刘少奇严肃的面孔，一紧张竟结结巴巴怎么也说不清她们的要求。

这时刘少奇看着谢飞。笑着问：“你们是不是想雇一个民工?”

谢飞连忙点头称“是”。

然后刘少奇哈哈一笑，爽快地答应了。

通过这第一次接触，谢飞才感觉到这个平时严肃刻板的工运领袖，其实是非常的平易近人。

在长征的路上，刘少奇对随行的同志都非常的关心，但是他对自己却要求严格。他有一匹老白马，但是为了减轻马的负担，刘少奇经常自己步行，只让马驮一些行李和干粮。

这些谢飞看在眼里，对于刘少奇又多了几分敬佩。

而在此后的长征途上，刘少奇也开始注意谢飞这个豪爽的女子，他看见谢飞经常不畏艰难，忙前忙后，因此经常称赞谢飞。

这一天，刘少奇又遇见了谢飞，而这时候谢飞正在生病。

刘少奇本来以为谢飞这样一个女同志，在生病的情况下可能走不动，会掉队的。但是万万没想到谢飞竟走在行军队伍的前头。

于是刘少奇惊奇地问：“阿香，你怎么走到前头来了，我还以为你会掉队呢！”

谢飞连忙回答：“首长，您好!我就是怕掉队，所以才走到前头来了。”刘少奇微笑着频频点头。

此时，看着刘少奇的这封信，谢飞回忆了起自己和刘少奇初次见面的场景，又回忆起刘少奇的为人做派，敬爱之心油然而生。

如今，邓大姐提出婚事，谢飞双颊飞红，在邓大姐的笑声中，谢飞害羞地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

两人的婚礼非常的简单，刘少奇和谢飞准备了一点酒和花生，在邓颖超主持下结为了夫妻。

在和少奇结婚后，谢琼香也正式改名谢飞，但人们仍习惯地叫她阿香。

瓦窑堡会议后，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去华北主持工作，加强北方局的领导，而谢飞则陪同前往。

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设在天津法租界理惠兴的成衣铺楼上，来到天津后，这斗争环境相比较于延安，又更加严酷了一些。

在延安，虽然生活艰苦，但是毕竟周围都是自己的同志，而在白区，地下工作环境险恶，随时有生命威胁。

当时在天津刘少奇公开身份是“周教授”,谢飞是“周太太”。

刘少奇总揽全局，管辖黄河以北的各省市党的工作，而谢飞则是刘少奇的好帮手。

每当刘少奇夜以继日地工作的时候，谢飞总会悄悄送上一杯新茶，而当刘少奇写完文章后，谢飞总是第一个读者。

在那时候，谢飞不仅要照顾刘少奇，还要负责管理机要文件，传递信件，更要保护刘少奇的安全。

有了谢飞的照顾，刘少奇免去了很多的后顾之忧，在他的领导下，华北抗日局面迅速打开，扩大了党的影响。

此时，看着刘少奇的工作干得风生水起，谢飞也非常的高兴。但是在她的心里，还有是有一些小失落。

由于参加革命比较早，谢飞没有在学校待太长的时间，因此她十分的想要继续去学习。但是眼看丈夫的工作如此繁忙，也没有办法开口。

终于在1937年11月，刘少奇接到了回延安开会的电报，谢飞陪同刘少奇回到了延安。

在刘少奇参加会议的时候，谢飞进入了中央党校进行学习，在中央党校期间，谢飞如饥似渴的学习各种理论知识。

然后在中央党校毕业后，又进入了马列学院进一步的深造。

此时的刘少奇已经抵达河南竹沟，着手开展组建中原局的工作。

不久，从马列学院毕业了的谢飞奔赴竹沟，任中原局组织科科长，协助刘少奇工作。

在河南，谢飞着力加强组织建设，开办党训班、组织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迅速的打开了局面。

但是此时的谢飞，也在经历着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磨难。

此时，谢飞和刘少奇结婚已经好几年了，但是一直没有孩子，这是因为在长征的途中，由于环境太过于恶劣，身体损耗过大，谢飞此时已经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所以，每当听到别人祝他们早生贵子，子孙满堂的时候，谢飞的心里都非常的不是滋味。

另一方面，谢飞自从在延安学习归来以后，她感觉自己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想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此时的谢飞已经不再满足仅仅作为丈夫的助手而存在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夫妻两人逐渐的产生了矛盾。

最终，矛盾彻底爆发，谢飞跟刘少奇摊牌，自己要去新四军前线打鬼子，并让他另择佳偶。

1940年的秋天，谢飞主动请缨渡过长江到皖南军部去给项英送信。

但是由于日伪军封锁控制了交通要道，谢飞一过长江就回不来了，从此与刘少奇中断了联系。

而这一断，就再也没有恢复。

由于长期的分离，后来经过组织批准，刘少奇和谢飞，解除了婚姻关系。

对于两人的婚姻的分离，既有彼此性格上的问题，也有双方对于自己定位上的不同。

在刘少奇看来，婚后的谢飞，应该全力的协助自己，成为自己生活中的爱人，工作上的助手，家庭里的贤内助。

但在谢飞心中，自己是一个斗争多年，而且经历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革命和战斗，才是自己的不懈追求和为之奉献终身的事业。

刘少奇和谢飞这两个人同样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同样是信念无比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只是一个深沉如海，另一个却却热烈如火。

刘少奇的性格沉稳、内敛、寡言，而谢飞的性格却泼辣、直爽、快言快语。

在延安马列学院的时候，院长张闻天评价谢飞“八个理论家也比不上你的一张嘴”。

赤卫队长出身的她，行为干练、意志坚定，敢说敢做，敢作敢当，甚至为了内心的追求与信仰，宁为玉碎。

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此话用在谢飞身上，是一点都不假，这样刚烈和决绝的性格，注定了谢飞的命运。

在和刘少奇分开后，谢飞全身心的投入到了新革命斗争中。

这时候的谢飞，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羁绊，在 担任路东特委宣传部长兼江南社副社长的时候，谢飞带领江南社同志穿梭在水网地带，泛舟于芦苇荡中，躲避着敌人的追捕。

她和编辑们一起调查研究，亲自写评论，宣传中央抗战方针，报道抗日成果。

到了1942年底，根据组织安排，谢飞被派往浙东，担任余上县委书记、浙东纵队余上特务营政委。

此时，谢飞来到了对敌作战的第一线，在同日伪军的作战中指挥果断，有勇有谋。其中有一次战斗就消灭敌人100多人，俘虏顽军大队长以下30多人。

而谢飞麾下的特务营也由原来的200人，扩大为600多人，成为新四军浙东纵队实力最强的部队。

至此，曾经的海南女孩儿“阿香”已经完全的成长为了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谢团长”。

建国后，谢飞已经不需要再拿着枪同敌人去战斗了。

而此时的谢飞开始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为了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谢飞在1953年考取人大法律系研究生，谢飞研究生毕业，谢飞被周总理任命为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法学教育家。

对于谢飞来说，这又是一次新的战斗，她深知加强法治建设任重道远，这副担子无论多重也要挑，自己必须要出色的完成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

此后的岁月里，在政法公安教育战线上，谢飞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祖国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司法干部。

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当年的学员大多数成为公检法司领导骨干，国家建设的栋梁。

1982年，中国法学会成立，谢飞被选为第一届理事。她积极工作，撰写的多篇论文发表在法律学术刊物上。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晚年的谢飞仍然继续为革命忙碌着，1984年6月，年逾古稀的谢飞就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顾问。

1991年9月，为表彰谢飞对公安、法学教育工作作出的卓越贡献，公安部授予谢飞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奖章。

这是对于谢飞女士一生奉献最好的认可。

离开刘少奇的谢飞，终身没有再次组建家庭，也没有子女。

她将自己的生命全部的奉献给了党和人民。在实现人生价值的选择上，谢飞选择了将自己的生命进行这样的升华。

2013年，2月14日凌晨，谢飞同志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101岁。一时间举国震动，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表示了沉痛的哀悼。

而谢飞老人的离世，也代表着红一方面军里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中全部都离开了人世。

从此，这些巾帼英杰，都成为了世世代代的传奇，永远的活在人民的心中。而我们，也将一直传颂她们的故事，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