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毕业论文菊与刀

曾经看过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翻开第一页赫然写着“献给许许多多的祭日”，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书的第一页会写着这样令人费解的话，直到将整本书看完。作者用无比细腻伤感的情怀，对生与死进行了诠释——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书中直子姐姐的死，木月的死，初美的死，绿子父亲的死，最后直子的死无不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生命逻辑——不为生死问题所束缚，死时要敢于舍弃对生的执著痛痛快快地去死；活着便要每时每刻尽全力彻头彻尾地去活。 这样独特的生死观要追溯到日本置于武士阶级统治之下的时期，那时武士道可是特别受推崇，并成为具有日本特色的武艺。日本也有“武士道，是死亡为等闲之道也”的名句，它启示人们，投身于死，便可以造就完美的生。 当然，恐怕日本的樱花也有同样的精神呢，它们骤然开放骤然凋零，盛开之时，一经风吹，樱花树下便落花缤纷，宛如花瓣的地毯，一夜之间，花儿落尽。要说果断干脆得如此，也不免令人大失所望。樱花雨固然美丽，但这种美丽一定是生命坠落时的那种凄美。短时间之内，花瓣纷纷落地，树枝上仅剩下花心与花梗，粉红色花瓣飘散殆尽，不剩一片…… “花数樱花，人惟武士”，所以日本人才这样喜爱樱花吧。 当武士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日本人那种将希望与梦想寄托于死后世界的生死观，却并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日本的自杀事件才层出不穷，死亡人中自杀者的比例居世界首位！！ 日本人还嗜好“玉碎”。二战后半期，日本军陷于要么投降要么死亡的孤立无援的境地，当时部队的指挥官竟作出全体自杀的选择。后来，日本人将此看成是崇高的壮举，并用“玉碎”这一词进行美化，所以日本人认为：“无论罪恶多么深重，死后也就没罪了，人死了就都变成了神佛”。在日本，即使是罪大恶极之人或被民众憎恶的历史上人物，也放在神社中祭奠，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许多日本人在做了错事，造成巨大损失时，往往采用以死谢罪，以死换取人们对他的原谅。这也是造成日本人自杀率高的原因之一。 然而，死对于死者来说也许并没有什么可怕，那不过是一死罢了，没什么要紧，也不会感到孤独。但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却可能是致命的打击，因为活着的人，感觉得到孤独和痛苦！ “我们通过生同时培育了死，但这仅仅是我们必须懂得的哲理的一小部分。而直子的死还使我明白:无论谙熟怎样的哲理，也无意解除所爱之人的死带来的悲哀。无论怎样的哲理，怎样的真诚，怎样的坚韧，怎样的柔情，也无以排遣这种悲哀。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并从中领悟某种哲理。在继之而来的一位悲哀面前，又是那样软弱无力——我形影相吊地倾听这暗夜的涛声和风鸣，日复一日地如此冥思苦索。我喝光了几瓶威士忌，啃着面包，喝着水桶里的水，满头沙子，背负旅行背囊，踏着初秋的海岸不断西行、西行。”题记：日本人喜欢樱花，是因为樱花象征着生命刹那间的美丽，刚刚盛开，倏而凋谢。日本的文学作品很多赞美死亡，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集体自杀，因未死亡在此意味着“清洁”，“超脱”，和“干净”。 &日本作家为何对表现“死亡”如此的感兴趣呢?为何有那么多的作家“以身试死”呢?其实,在日本人的观念中,生与死这种人的能力无论如何也无法跨越的截然对立的限界变成了一个变化过程中相互衔接的两和阶段。在这里,死不是通往永恒的沉寂,而是走向了流转的生。日本人最崇拜的观念是“无常”,死在他们眼里也是无常的,没有死的流转,就没有生的勃发。日本人的思想,尤其是“虚无”、“万物如一”、“轮回转生”这样的传统观念对日本作家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正如小松伸六所指出的,在日本作家的传统中似乎有一种透过死亡和黑暗来观察人生的佛教思想。透过死亡和黑暗来思考人生的传统,可以上溯到歌唱“诸行无常,盛者必衰”的《平家物语》、把世俗的人和家庭喻为“河中流水”的《方丈记》、强调“人世无常”的《徒然草》和出家人西行,游吟俳人芭蕉的无常感文学。川端康成在这一方面是一位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作品始终贯彻着日本文学传统的美的意识,他笃信佛教中的禅宗,对禅宗的教典推崇之极。他在《文学自叙传》中写道,我相信东方的古典,尤其上佛典. 川端康成对“万物如一”.“永生不灭”、“轮回转生”这样的一些传统的佛教思想尤其崇拜。在他看来,人世间万物的生与死是无常的,,生为死之开端,死为生的开始,甚至视死亡为完美,是一种高尚的艺术。日本评论家山本健吉研究川端康成时说, 川端康成面对死者的世界,不知何时产生了生的感情,死中的生、生中的死,总是深深地潜藏在他的作品中。 &徇情——日本人正面歌颂的情死 “殉情”是对日语“情死”的翻译，而“情死”在日语中有一个专门的词“心中”，这是日本大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将汉字“忠”字分解开，将其上下部首调换一下就成了“心中”，原意为“相爱的男女向对方表露心迹的证据”，有切指甲、文身、断发、断指、情死等。后来，“情死”就成了真正的“心中”，进而“心中”成为专指两人或两人以上的集体自杀。日本人一向对殉情有特殊的迷恋，日本许多电影和文学作品中都有“情死”和“心中”的情节，而不同文本对殉情往往均有正面的歌颂。近年最成功的例子无疑是渡边淳一的小说《失乐园》。一对恋人把情死作为获取“来世”爱情幸福的途径，梦想着借情死使他们的爱情永恒化。他们怀着对生的留恋和对死亡的向往，为情而死，双双自尽以实现最终的结合，这在日本文化传统中是根深蒂固的。对于重人情、重人性的日本民族来说，没有比死亡、比双双情死更能引起人们深切的感动和崇高的审美享受了，情死都在自尽的刹那，心中涌动着寂灭的哀伤，感情得到了升华和宣泄。 &牺牲——武士道提倡的最高境界武士道提倡“轻生死重然诺”。日本人甚至认为“武士道既是死”。日本武士道的开山鼻祖山鹿素行吸收了中国儒教的孔孟思想，认为武士道的最高准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的弟子大道寺友山则将这种尚死观念进一步发挥，主张“武士临战场，决不当顾家室。出阵应有战死之心，以生命付诸一掷，方得名誉。与敌骑决胜负，将被取首级之时，敌必正色问我姓名，即应朗报己名，莞尔授颈，不可有懊丧萎缩之态。”据本尼迪科特所著的《菊与刀》记述，出身于武士家庭的日本政要家胜海舟幼时曾被狗咬伤睾丸，当医生为他做手术时，身为武士的父亲用刀戳着他的鼻梁说：“一声也不许哭，要是哭，我就叫你死，要不愧为一个武士。”在日本历史上流传的赤穗四十七浪人（古代把失去主人的武士成为浪人），在为主人成功复仇后，也选择了集体牺牲，并且是剖腹自杀的方式。二战中，日本武士道异变为促使日本侵略军进行对外屠杀的精神武器。看电影《偷袭珍珠港》，一些年轻的士兵，念着忠于天皇的誓言，奋身不顾地钻进轰炸机，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换取战争的胜利。战后，随着日本政府被迫进行政治改革和人民对侵略战争的反省，日本武士道文化一度成为日本社会的禁忌，除了极少数右翼分子仍念念不忘外，大多数日本人对其嗤之以鼻，长期兴盛的武士道最终走到了穷途末路。但是，作为长期流行于日本社会的武士文化，尤其“轻生死，重然诺”的思想，对日本民族心理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剖腹—— 一种日本人独有的自杀方式剖腹是日本人所独有的自杀方式，日文汉字写作“切腹”。剖腹不同于一般的自杀，有比较正规、严格的方法和程序。有条件的话，往往要先沐浴净身，然后才开始切腹。按体位区别分别为“立腹”、“坐腹”；按方法区别，分为“一字型”、“二字型”、“三字型”切腹和高级的“十字型”切腹，而且一般要由“介错人”“帮忙”从旁边用武士刀斩下自杀者的头颅以实现死亡。历史上的剖腹者中主要是武士和有地位的人。剖腹的原因有的是作为或最后的惩罚和自己引咎自杀，如日本历史上茶道的创始人千利休；有的则是为了表示效忠或徇死，如日本历史上流传的赤穗四十七浪人。也有其他的原因，如日本文学家三岛由纪夫战后曾煽动日本自卫队举行叛乱，以复活军国主义，失败后剖腹自杀。当然剖腹是事关性命的大事，即使作为武士也只在战斗失败、事关自己荣誉或责任的极端情况下选择剖腹自杀。特别是在战败时，由于日本武士把被俘或被敌人杀死视为一种某大德耻辱，往往选择自杀，而剖腹则被看作最为体面的自杀方式。这也是我们在抗战题材的电影、电视上熟悉的场面。但随着历史向前延伸，日本的剖腹自杀数量在经历了二战历史高峰后开始直线下降。由于日本国民对这一充满血腥味的民族自杀习惯开始有所反思，这一行为逐渐减少，最终也必定成为日本文化的历史化石。 剖腹，原本是一种血腥的残忍的自杀方式，却被日本人发展为一种崇尚的死的仪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人在剖腹自杀这一行为上看到的不是死的血腥、恐怖和残忍，而是尊严、气节和壮美。 &日本生死观： 文化影响着人的观念，而人的观念又推动着文化的发展。那么，尚死的文化又形成了日本人独特的生死观。而日本人独特的生死观又促成了日本人的自杀情节。1、死是生的一部分，从生到死没有绝对的距离。这和日本人的自然观相连。在日本人看来，人与自然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距离，认识自然的一部分，一个人从生到死没有绝对的距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个人从生到死不过是自然的简单轮回，就像是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生与死的界限并不像其他民族那样泾渭分明。《挪威的森林》中，木月，直子，初美的死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中国人感觉中的不可理喻。他们觉得死亡是生活的一种选择方式，是一种无法摆脱生活痛苦的最后选择。是一种自我的解脱，是生存的另外一种形态。书中反复出现的：“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就是对日本文化中的那种生死观念的最好注解。2、死是对集体责任的承担和忠诚。这和日本人的集体观念相连。日本人一向把个人的价值维系于其所存在的团体价值之上，为了团体（甚至是国家）的利益，可以抛弃个人的一切，这样为团体而献身就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在古代这种对团体的负责主要表现为对封建藩主的忠心，而现在则表现为对国家和对团体的忠诚，这种以自己的生命为团体乃至国家殉节的精神非常强烈，时至今日虽然有所削弱，但仍顽强地保持着。3、死是一种律己的行为，应该被宽恕。这和日本人的善恶观念相连。日本人认为死亡是道德的自我完善，是一种律己的行为。所以不管生前犯过多少罪行，一旦死了他的罪孽也就消失了。无论他们生前做了什么，死了的人都应该获得平等的尊重和礼遇。所以，日本人认为，一个人不论生前是善还是恶、是是还是非，死后都变成了佛，其牌位也理应放入神社，受后人供奉。在这方面，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石川五右卫门，该人是日本 16 世纪有名的盗贼，按理说是个坏人，但在许多地方的神社中，都有该人的牌位。这也是尽管一再被全世界人民尤其是东亚人民的强烈反对，依然有一些日本政府要人屡次参拜供奉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原因。日本人的这种生死观，是一种不分善恶、不分是非的世界特有的生死观。这和绝大多数国家有善恶、有是非的生死观不同。也必定会继续遭到全世界人民的抗议和唾弃。 4、自杀是维护个人尊严的一种行为，是个人自由的权利。日本人把“自决的权利”看作“自由的权利”。日本宪法第13条就“尊重个人”规定“任何国民都应该被尊重。关于国民追求生命、自由、幸福的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祉，在立法和国政上都应该给以最大的尊重”。关于这一点，日本法学界以及日本民众都解释为这是宪法赋予给人“自决的权利”，认为自杀是基于个人自由的意志，是一种权利。时至今日，西方社会仍然把自杀作为一种禁忌，而日本人却还经常在津津乐道剖腹、徇情等自杀行为。 总的来的说，日本人看轻生死、宽容生死、尊重生死。这是一种独特的生死观。

『关天茶舍』暧昧？清晰？——日本人的性格两极 作者：wssxasd 提交日期：2005-9-8 8:52:00 访问：258 回复：2 ��十多年前，我有机会到日本，在那里住了将近四年，打过各种工，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在大学里做过客座研究，对日本学界有所了解。实际的生活体验，纠正了我对日本的想象和认识。——李兆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专家，艺术评论家,《暧昧的日本人》的作者。在以往的中国人关于日本的叙述中，日本人要么是杀不不眨眼的恶魔，如小说《烈火金刚》里的“猪头小队长”、“毛驴大队长”、“猫眼司令”之类，要么是温文尔雅、成天蹶着屁股鞠躬的礼仪的符号，两者其实都是概念化的东西.这种分裂,无疑是近代以降特殊的历史处境与险恶的中日关系造成的。中国人对于日本，大而化之、自以为是的想象中藏着种种错觉和无知，尽管中国与日本已有近两千年的交往历史，而且，近代以降屡屡吃日本的大亏，差一点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无知是很难原谅的。我考察过一百年来中国作家笔下的日本和日本人，大体上经历了漫画化→妖魔化→符号化这样几个阶段，与真实的日本和日本人总是隔着一层，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中国民众对日本的认识，当然,这本身未尝不是中国民众对日本的集体想象，暴露了认识上的巨大盲点。中国人看日本，常常受三种不良心态左右：一曰“大中华”，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日本的一切都是从中国照搬过去的，许多人到了京都、奈良，一看见古色古香的建筑街道，就情不自禁地叫起来，这也是汉代的，那也是唐代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种认宗归祖也许不借，但是仅仅只看到这些，我觉得就很危险。由这种“大中华”的心态，必然派生对“小日本”的蔑视，当年，昏聩的清朝官员将日本称作“蕞尔岛国”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日本的确切地理位置，结果是，“小日本”打败了“大中华”；二曰“受害者”心态，近代以降，日本确实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仅仅记住这些，而不知反思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尤其是不知反省自己的弱点与劣根性，就很危险，谁也不敢担保类似的受害从此不再发生；三曰庸俗社会学，比如关于那场战争，多年来我们总是认为，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是反战的，充其量只是受了蒙蔽，好战的只是一小撮日本统治者。作为一种外交策略，这种做法固然很必要，真的这么认为，就很危险，只要对日本的社会历史稍有了解，就可发现这种看法是多么错误。当然这并不是说日本没有反战人士，没有正义之声，然而他们的声音与占绝对多数的同仇敌忾的宣誓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到后来，在各党派对战争议案的投票中，连日本共产党都投了赞成票。战后追查战争责任，日本首相东久迩就提出“一亿总忏悔”的口号，从军纪和道德方面检讨战争失败的原因，日本共产党则干脆认为“一亿人民一亿战犯”。可见，连日本人自己都不相信“日本人民反战”，这种把统治者和老百姓一分为二的庸俗社会学思维方式，至少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民族并不合适。那么，日本人的性格特点是什么？日本人文化心理的内在机制是什么？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是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上，作了题为《暧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说，其中这样讲到——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性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公民。作为生活于现在这种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指获得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的我”。我只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下面一段话很要紧——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坚定地、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大江主要是从国际政治的层面，对近代以降日本的所作所为和由此导致的尴尬处境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揭示，可谓目光如炬。在它的启发下，长期以来我对日本文化的思索和困惑也豁然开朗。我觉得“暧昧”这种说法，至少在现象上，精到地概括了日本文化的特征，为我们认识日本的提供了重要门径。暧昧，自然不是日本独有，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文化，都有它暧昧的地方，只是程度与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然而，像日本那样走得如此之远，表现得如此极端，足以成为国民性格“品牌”的，却是十分罕见。就日本而言，“暧昧”绝不是近代催生的新生事物，而是由来已久的性格，大江所揭示的日本在近代的“暧昧”表现，其实不过是日本固有的民族性在近代的延伸和发展罢了。换句话说，当日本土著的世界观（本质上的虚无主义、现世主义）与先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到一起时，便产生大江所指出的上述种种“暧昧”现象。从地理风土中看，东瀛岛国本身就是一个“暧昧”的存在，包围在辽阔在海洋中，它介于封闭与开放、狭窄与辽阔之间；位于极东，使它在东亚册封体系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与大中华帝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国际地位介于宗主国与藩国之间；生存资源的匮乏与自然风景的优美，涵养了尚武与爱美的国民性；地震、火山、海啸、台风等天灾，培养出搏击命运、顺从命运的二重性；四季分明、变动不居的地理气候，发展了日本人的不匀整美感，视“瞬间”为“永恒”，——所有这一切，构成一幅幅似是而非、自相矛盾而有内在联系的图景。 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著名的《菊与刀》里开宗明义的第一段话就是：“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这个强大对手，其行动和思维习惯与我们如此迥然不同，以至于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对待，这种情况在其他战争中是没有的。”在描绘过西方人对日本人性格的种种迷惑之后，作者这样概括——所有上述这些矛盾成为有关日本论著中纵横交织的经纬，而且，都是千真万确。菊与刀，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意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其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作为一位既不懂日语、也没有到过日本、对东瀛生活缺乏切身感受的西方学者，本尼迪克特凭借渊博的知识和西方的理论模式，对“琢磨不透”的日本人进行了解读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发现了日本文化“菊与刀”的二重性，显示了西方理性思辨的强大威力。然而，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更喜欢直接的、一针见血的把握。比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一句话就很有穿透力，他说：“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这个“特别”是什么呢？李光耀有详细的讲述，概括起来，就是隐藏在“暧昧”表象之下的、无以伦比的单一民族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也就是说，不管“菊”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在日本人的世界里，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构成了奇特的“互补”。在我看来，日本人的“暧昧”，恰好表现了日本人特有的明确；日本人纵然有一千个暧昧，一万个暧昧，一旦涉及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它从来不暧昧，只要有利于日本，怎么都行，甚至改变人种也行，废除日语也行，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洲也行。惟其如此，历史上，日本时而开放，时而闭锁；时而崇洋媚外，时而英美鬼畜；时而脱亚，时而入亚；时而入欧，时而脱欧……一切都是以这个大前提为转移。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暧昧”，其实是清晰到极致的一种表现。

《菊与刀》菊与刀》的作者，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女士，却教会读者剥离看似匪夷所思的表象，将主观想法抛却一边，而通过日本文化的外在细节、表面现象，深入其肌理来观照日本的人生观。我们不妨将此看作欣赏日本文化图景的全新方式——不是把文化中菊和刀对立分开，区别对待，而是要站在远处，将二者结合起来，从整体上看，互补地来看，那才是真正的日本文化，并且显得那么自然而情有可原。一应该说，日本文化之所以然，都可以在其岛国地理环境的框架内得到隐约或间接的暗示。这不是百分之百的科学论断，却为我们提供一丝理解其文化渊源的线索。日本是个单一民族、单一文化的岛国，土地的有限、物资的贫乏，使那里的生活条件并不宽裕，为了生存，就要奋斗。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人都无法孑然一身，独立于群体而生存，合作分工比矛盾冲突更有可能生存下去。是故，日本民族的集体凝聚力由此产生。这似乎是一个人口与地理位置均不占优的民族所能摆出的一种反抗与自持的姿态，其背后或许隐藏着整个民族的生存忧患意识。于是，一种普遍的信仰也就建构起来了——对等级制度的信仰，即对于控制、命令与服从的信仰。在恶劣的外界环境中，这种等级制带来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带来秩序与安全：“日本人将这个严密等级体系视作安全和稳定。只要人们位于已知的界限范围内，只要日本人履行已知的义务，那么他们还是可以信赖这个世界。”（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8年 下同）这个民族就仿佛努力试图抓住手中的流沙般不确定的命数，将其固定、沉淀下来，让不可捉摸的世界（尤其是充满不可捉摸的灾难的世界）变得尽在掌控之中。这是日本民族的意志与强力。于是，日本式“各安其位”的社会等级观念，便是我眼中日本文化的“内核”。应该说，等级观念本身即是日本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日本，等级制度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对客观外部环境适应的结果。所以，等级制的存在便有了合理性，甚至在日本人的伦理观中，等级即代表伦理，等级等价于正义。等级制不再仅仅是统治阶层的专制工具，它还许诺了秩序与安全，带来一套“正义”逻辑，并获得了合法性说明。而日本文化的其他枝节就催生依附于这种“各安其位”的理念，并渗透于日常礼节、辈分、年龄、性别等具体生活层面。故在日本人的价值观中，社会高于自我。“集体力量是强大的”犹如一个信念，在集体社会的万丈光芒下，自我被照射得渺小、苍白而微不足道，自我精神空间亦被压缩。在这样一个分工明确的集体中，每个人都是社会大机器上的小部件，做着分内的工作，各安其位，各司其职，“集体意识”、“服从意识”从小就被灌输。只有被社会所接纳，才会被自己的所属群体所认同，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自我价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外界认可来实现的，他们借社会这面“镜子”看见自己。正因如此，日本人操持着过于严苛的自我监督，且尤其重视别人（尤其是强者、上级）对自己的评价。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日本“耻文化”的思路了。“耻文化”有一个前提，即对社会的广泛认同甚至被其同化，而羞耻感就产生于对社会体制“越轨”的那个瞬间。如果所做之事不合规矩，就会被视为是“丢面子”。可见，它亦打着社会等级制的底色，“一个人培养自重是因为有社会的存在”（），这种外部约束具有权威性、绝对性。此外，日本人对集体如此看重，以至于他们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履行社会义务而存在的。而对于“情义”的看重，是日本人精神上的一条锁链——他们自小便这条锁链套住，它划定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界限，并在意识萌动之初便加以灌输。就像“裹小脚”一般，长大后即使放了脚也无法复原成天然的大脚；日本人默认了这层枷锁的合理性，认为生来就应戴着这副镣铐，心安理得地被约束、被牵制。这是社会对个体的规训，日本人的集体价值观，犹如在新生儿的身上打下烙印，伴随着他的下半生而不曾消褪。“情义”便是等级制所滋润的伦理观，它弥散在日本民族沉重的人际关系中，如他们所呼吸的空气一样理所应当。而“情义”在潜移默化、不易察觉的细节中，为日本人的人生观罩上了限制性的藩篱，在一些“情义”与“正义”的冲突较量中（如在战争中，屠杀行径被认为是对天皇的效忠），使置身其中的人们在“道德困境”里作着困兽之斗。我们甚至可以透过等级制度这面棱镜，来分析日本看似“精神分裂”的民族性格。《菊与刀》中就有这样一段精彩而形象的描述——“日本人既生性好斗而又和平礼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不驯而又彬彬有礼；既固执僵化而又审时度势；既顺从而又憎恨受人摆布；既忠心耿耿而又背信弃义；既无所畏惧而又胆小怕事；既保守而又善于接受新事物。……”（）乍一看，日本人的性格确实自相矛盾，但不同的态度取决于不同的情境——而日本人所面对的是强者还是弱者，才是决定其态度的关键。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形，却在日本式等级观念的投射下，显得情有可原，有根有据，再正常不过了。二虽然日本人选择这种严密的等级制度有其合理性，但压在他们身上的包袱实在太重了，就好似一片薄薄的面包上涂抹着一层厚厚的奶酪。这就需要一个缓冲地带，在恰当的时机给过紧的社会机制松松绑。在《菊与刀》中，作者罗列了日本人好酒、洗热水澡、性关系等日常生活片段，借以说明日本人乐于满足自己的感官欲望，对欲望不做过多的节制，“把肉体享乐当做一种艺术来加以培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文化是自我放纵的哲学，本书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满足感官欲望的前提是要承担更重大的义务。这类“润滑剂”增加了严密体制的灵活性，而同时，肉体享乐与履行义务之间又是互不妨碍、彼此独立的“两个世界”，恰似天平的两端，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而除了艺术化的肉体享乐之外，日本文化中更重要、更具精神性的解脱之法无疑是自我修练，该书作者则将其比作“磨掉自己‘身上的锈’”。也许，正是贫乏的物质条件，使这个民族的生存智慧转向了精神领域，这种修炼具有强调精神的反物质主义倾向。可以想见，日本民族强大的自我克制能力一定需要对意志的修练。对于日本人来说，履行社会义务并不是一种“自我牺牲”，也“感受不到自我怜悯和自我正义”（）；相反，他们对“诚”十分看重，认为如果一个人怀着诚心主动去履行对社会的“情义”，便被视为一个道德高尚、极有修养的人。这是完全认同社会体系、被其完全同化的结果，当人与社会的步调一致，内心与外界的冲突也就不复存在，心境归于平和。此时，自我修炼的初衷也就达成了。我们可以设想，在人未受自我修炼之初，其内心想法与外界定位存在着某种“错位”，人的精神在进退两难的矛盾中游移着，因被撕扯而痛苦。于是，他们以禅宗为寄托，主张灭欲及消除自我，而其关键在于“专心”，也就是“心守一点”。人在专注于一点时，身心全然沉湎其中，也就感受不到“自我”的存在，“自我”就此泯灭，物我两忘，而臻于“无我”境界——这便是修道之人所渴求的境遇，“人的意志与行动之间‘缝隙全无，丝发亦难’”（p373）。这更像是对外界强制力发自内在的巨大反弹，修道之人希望通过禅宗做到“心如止水”、“波澜不兴”，全然不受外界干扰，“像死人一样活着”；他们起码可以暂时卸下自我监视的千斤重担，不复受到“羞耻心”的胁迫，回归内心的宁寂。然而，我们亦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修身之法也黏附在严密的社会等级网之中。它默认了外在的社会强制力，而转向自我的重新塑造，不管是全身投入的诚意，还是“活死人”的心境，都是为了寻求在一个体制框架内“更好地生活”、“使心境归于平和，不再痛苦”，力图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而非冲破、撕裂等级制这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于是，它本身也成为了体系中的一部分。三传统日本文化的等级观念在给日本带来稳定与秩序的同时，也具有潜在的、致命的危险。其中就包括与等级观伴随而来的强者逻辑，以及对个体的过度压抑与伦理观的弱化。日本人太注意社会对其个体所投来的目光。个人依赖于社会，同时被其繁杂交错的网缚住了，逃离不得。更可悲的是，日本人既生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又离不开整套社会机器，被既定、成熟、僵化的社会体制所包围、吞噬。这里有一个“养鸟”的例子：“喜欢养鸟的人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笼中的鸟儿即便放出去，也往往会飞回笼子。”（萨苏评注 ）在日本人的观念中，遵守规则带来安全感，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岗位，个体就是一个无用的螺丝钉，丧失了自我定位能力，可轻易地被命运之轮碾碎。然而，当自我被过度压抑，其自身反思能力就相应减弱，而有赖于外界价值观的约束。在日本人看来，“耻是道德的根本”（），“非正义”来自于耻辱而非罪恶，乔治·桑塞姆爵士曾说：“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这种判别恶的能力，或者说不愿解决这些恶的问题。”（），也许日本人认为，社会会代替他们思考，帮助他们解决“恶的问题”，而不需要渺小个体做出无谓而艰难的道德抉择——只是他们没有料到，社会体制本身也可以制造罪恶。而日本等级观念所造成的罪恶，在其对外战争中以极端的方式展现出来。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世界的“强者”们信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日本又怎会错过这一学习机会？日本人为其侵略活动所寻找的理由，不是“战争目的的永恒正义性”，而是“日本迫切需要得到世界的尊重”（），也就是说，他们渴望在整个世界的“等级金字塔”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并且以“成王败寇”的逻辑力争上游，成为强者。“大东亚”共荣圈便是日本人精心策划、为自己“度身订制”的等级框架，在这一体系中，日本人自然作为最顶端的上等民族居高临下，而被其侵略的民族成了金字塔底层的“小弟弟”们，他们可以被任意践踏，因为他们是弱者。这符合日本的等级正义观。同时，日军士兵在战争中残忍杀害战俘与平民，不仅能在藐视弱者的等级观念中找到依据，而且在“绝对服从”的权威意识形态的灌输下，士兵早已完全丧失了个人自我意识的反省与觉醒。有学者曾言：“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合”（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最终，日本沿着战争的轨道发疯似地前行后，驶进了自我毁灭的死胡同。结果与代价是巨大而惨痛的，与开始“赢得世界尊重”的愿望适得其反，日本连同被侵略的民族一样，受战火蹂躏后，终落得两败俱伤。而今天值得我们反思的，不单单是战争罪行与法西斯军国主义，还要重新审视渗透于日本文化肌理的等级观念。《菊与刀》的最后一章名为“投降后的日本人”，作者曾粗略地构想出日本可能的未来发展图景。在她的诠释下，“菊”与“刀”被注入了新的观念与生命力——“菊花不经线圈支撑和人工修剪照样可以保持秀美的姿态”，它象征着“一套比较自由、宽松的伦理体系”；“刀”的形象则暗示了“对自己‘身上的锈’负责，擦干净它……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它成为了“理想和自我负责者的比喻”（）。作者看出了文化的两面性，并在尊重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力图找到新的“平衡点”，而非将所有日本价值观与等级制度捆绑在一道，沉入历史的深渊。从这里，我们亦可感受到，作为一位人类学家，作者发自内心地相信“普世价值”的力量：她力图搭起一块平等的基石，以取代原先以不平等为代价的社会运转机制。四《菊与刀》的评注者萨苏，曾将此书比作新版美、日、中“三国演义”。中国人与日本人，在部分文化层面具有默契与共性，比如在“社会”与“自我”的关系、“好面子”等问题上，中国人与日本人往往能心领神会；而作为一个美国人，《菊与刀》的作者面对这种完全异质的文化，往往要大费周章地分析研究，才能捕捉到一些头绪。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劣势反而会转化为优势，这位美国作者可以敏锐地捕捉到东方人习以为常的文化现象或细节，同时站在新鲜、客观的角度，进行令人耳目一新的意义解读，产生一种陌生化效应。于是，比较的意义也就体现出来了而《菊与刀》带给我的启示还远非如此。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女士是一位人类学家，她开出了审视异质文化的两个条件，“硬心肠”（tough-mindedness）与“宽容心”（generosity）：前者表示要尽可能地抛弃偏见，去贴近异质文化，客观承认文化之间的不同，并且尊重差异的存在；而后者则要求包容这些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安全的世界，“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就能够产生一个动态的世界”（）。这个声音，回荡于二战后满目疮痍、遍地疾苦之声的世界，自有一种感化人心的撼人力量；即使放在今天，也仍然掷地有声。她展示给我们一种可能的姿态——即对待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或看法，可以不理解，可以不认同，但首先要尊重其存在的价值。正如书中所言：“只有信仰坚定的人，才能异乎寻常地宽容……对于其他生活方式的理解，将会增强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使自身获得愉快和丰富的经验。”（）这亦是本尼迪克特女士写作此书时的信念。

关于哲学啊。不好写啊。关于樱花与日本人生死观，有很多种说法。其中之一是（桜は死の世界からのメッセージである）。尤其是在樱花败落的时候所展现的那样一种氛围。很是凄凉。你在日本吗？多上图书馆看一些著作。（日本图书馆的东西很全）另外再找一些国外的学者所写得关于日本文化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