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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ly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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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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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词的风格刚柔兼具,多姿多彩,横竖烂漫。他的词同他的诗文一样,往往以意为主,任情流泻,故其风格也随着内容特点,情感基调的变化而变化。他的词具有诗的沉郁,诗的豪放,诗的淳朴。正如陈之说的:“读其词而入其境如见其人,江山气象,人物风流,高情逸怀耿介旷达,而绝异于传统小词的女儿情态;读其词可以感奋激昂以壮击揖中流渡江复国之雄气,也可以宁静澹泊东篱种菊洁身自好。”苏轼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反对婉约,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发展,形成婉约,豪放,清丽,韶秀,旷远等风格同秀共荣的局面。他在《与鲜于子俊》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抒情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同时可以看出,苏轼在婉约正宗之外开创豪放词风,是相当自觉的,也颇有自知之明。 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全词由中秋赏月而引起抒发,引起想象,问天,游仙,想宫阙,写玉宇,直到对月之“阴晴圆缺”的探索。体现出苏轼豪放词的特色,笔势超迈,格调雄键,而别有一种飘逸空灵,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胡寅《酒边词序》)。词上片全为写景,因景抒情,因月及人。现实的黑暗使作者要离开现实,幻想游仙天上,但又不能忘却现实,并用“起舞弄清影”来安慰自己。下片由月及人,由人及情,作者热爱生活的思想、怀念亲人的深情,又为词带来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作者从自然现象中找到解答,他的沉郁心情因自然现象的启示而得到宽慰。词的结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表达了乐观、豁达的胸襟。此外,语言自然流畅,特别是词中多处化用前人诗赋中的句子,达到了浑然无迹的程度。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的起句直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以咏叹式的句法写景写情,境界阔大,感情深厚,写得概括而有气势。接着写乱石、惊涛,全为古战场设色,气势雄伟,气魄宏大,渲染了古战场的自然景色的雄奇,为古代风流人物的出现构成浓厚的环境气氛。下片以“遥想”由景物转入古代英雄,生动地描绘了赤壁大战的场面,而“小乔初嫁”,“羽扇纶巾”、“谈笑间”的具体细致描写,十分鲜明而突出地刻画了周郎“雄姿英发”的形象。全词意境开阔,气势磅礴,其风格可用“豪放”和“高旷”来形容,但结束在“人生如梦”低沉音调上,形成豪放而沉郁的风格。这是苏轼在遭受了“乌台诗案”打击之后的抒怀之作,借赤壁的雄奇景色和历史英雄的丰功伟绩抒发其功业无成的感慨。 苏轼开创了豪放词风,但不只是以豪放词著称。他写恋情,伤感的词,则委婉而细密,如悼念之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首词的情感内涵要比一般专写男女之情的词来得厚重,而文笔的萦绕回环、细腻绵密又近似之。再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全词塑造了一只孤独寂寞的鸿雁形象,寄托作者在遭受政治挫折之后孤独、迷惘的心境和孤高不屈的态度。写得幽深清绝,每个意象都凸现幽寒的气氛,全词笼罩了一层浓厚的孤独和感伤。再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将春日思妇的形象与飘舞的杨花相互映衬,层层渲染一种哀怨的情绪,又写得特别轻柔、细巧。还有一些写日常琐事杂感或田园风情,生活习俗的小词,则清新、淳朴、风趣轻松,像《浣溪沙》第一首:“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麦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上片三句,每句看出一初夏乡村的特征性事物,写作者一路行来的所见所闻的景象。首句以层层叠叠的茂叶,构成初夏世界的基本色调。热烈而又沉静,以作物的茂盛衬托出农村的生机,而二三句则写乡村的气息人情。下片则写作者以太守的身份寻访农家,垂询田叟,亲切如话家常。全词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而在组词二首中,写村女相拥观使君,“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亦写尽农家女子的情态,尽现给我们一种淳朴天然之美,为历来词中绮罗脂粉的女性世界增添另一种色彩。 苏轼改革词体的创新精神,除了主要表现在上述三个方面以外,在用题序、用典故以及对待音律的态度方面,亦有所体现。 苏轼之前的词,大多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绝大多数词并无题序。苏轼则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所以词作所抒写的是何种情志或因何事而发,必须有所交代和说明。然而词体长于抒情,不宜叙事。为解决这一矛盾,苏轼在词中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本文构成有机的统一体。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于词调之外另加标题;《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则于词调之后加上小序。苏轼之后,多数词人即把题序作为填词的常规。 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这种方式在诗文中并不鲜见,而在词中经苏轼开先河,后继者不绝如缕,尤以辛弃疾为突出。如苏词《江城子·密州出猎》用孙权射虎、冯唐见召典,辛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连用孙权、刘裕、刘义隆、廉颇典,都属善用典故的范例。 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范围却往往不为音律所拘。正因为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也在所不顾。对此,后人褒贬不一。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换言之,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陆游说,苏词“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显然对苏词的声律特色表示理解。而李清照却颇有微词,认为苏词“往往不协音律”。尽管各人所见不同,但都说出了苏词不以音律损害气韵的特点。这一特点,从诗歌发展的大趋势来看无疑是进步的,至少是无可厚非的。 综上所述,苏轼在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重大的贡献。他扩大了词境,改变了词风,开创了词作的新阶段,特别是开创了有别于传统的婉约词而自成一家的豪放词,使宋词展现出全新的面貌,而影响了以后许多词人的创作。苏轼,堪称我国文学史上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堪称我国词坛上一颗光照千秋的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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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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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淋着雨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因如此,宋后历代以来,人们论词,必提苏轼 ;若提苏词,亦必提其“豪放”之风。这几乎是一个规律了。苏轼是豪放派的开山鼻祖,他的一系列豪放词是北宋豪放词派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刘辰翁就曾说过:“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轼词作是比较丰富的,据统计现存三百四十多首。苏词风格多样,既有代表性的豪放风格,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也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还有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的“婉约词”,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本文想根据自己的理解,再结合几首苏轼有代表性的“豪放词”,简单论述一下苏词中被历代论家所忽略的豪放中透露出来的悲壮、凄凉、哀婉甚至一丝浅浅的“消极避世”的审美特征。苏轼词由“纯粹的豪放”到“豪中见悲”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词中“悲”的成分明显加深有两个较为显著的标志。一是在他45岁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一是在他59岁被贬往惠州时。其中后一次给素食的影响更为强烈。苏轼在其自题画像中说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话一般被认为是苏轼的“自嘲”,实是苏轼对自己人生、创作道路回顾后做出的一个深刻认识和总结,这起码说明,在苏轼自己看来,他在这三个地方的经历与创与其以前时是有很大不同的。他在此时的诗词创作中融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只是这种变化显得很微弱,较难被读者体察而已。朱弁在《风月堂诗话》中有云:“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为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或谓东坡过海虽为不幸,乃鲁直之大不幸也。”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苏轼的文学创作再贬至黄州尤其过海之后,发生了一定变化,其成就更为突出了。这是从人生经历对创作的影响角度而言的。我的想法是,素此在经历了两次重大挫折之后,词作更倾向于表达自己内心伸出的那种悲哀和痛楚,更倾向于表达一些个人性的感情了。而表达着种人生悲壮的东西更能打动人心,更能切近读者,这也许是苏轼被后来历代文人尤其是那些郁郁不得志的失意文人所推崇的一个原因吧。这些凝聚了了苏轼太多无奈的叹息制作,故不失其豪放达观之人生态度,然实是和着他血和泪写成的,是将人生的痛感转化成了审美的快感。只是作者高超娴熟的技艺及其中更多的乐观成分几乎掩盖了那份悲凉,让我们难以体察而已。我以为,苏轼的纯豪放词的代表作是《江城子·密州出猎》,而非那首公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且看他早期的这首江城子词: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宋神宗熙宁八年,苏轼任密州知州,曾因旱去常山祈雨,归途中与同官梅户曹会猎于铁沟,写了这首出猎词。作者词中抒发了为国效力疆场、抗击侵略的雄心壮志和豪迈气概。开篇“老夫聊发少年狂”,出手不凡。这首词通篇纵情放笔,气概豪迈,一个“狂”字贯穿全篇。接下去的四句写出猎的雄壮场面,表现了猎者威武豪迈的气概:词人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擎着苍鹰,好一副出猎的雄姿!随从武士个个也是“锦帽貂裘”,打猎装束。千骑奔驰,腾空越野,好一幅壮观的出猎场面!作者以孙权自比,更是显出东坡“狂”劲和豪兴来。“酒酣胸胆尚开张”,东坡为人本来就豪放不羁,再加上“酒酣”,就更加豪情洋溢了。读来自有一种豪迈之感。作者在这里塑造的是一个充满斗志的形象。此中并未透露出对自己被贬的哀伤。可见此时的苏轼满腔是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而对个人受到的不公正遭遇去丝毫不在意,即便是“鬓微霜”,却“又何妨”呢?在稍早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中,作者还表达了自己“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在此将此词录出,读者诸君可与后面的几首词作一比较,会发现与他被贬黄州后是有较大区别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乌台诗案”后,苏轼开始更加真切而深刻的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不定。个人不幸命运开始更多地融入词作,其悲剧性也因此明显加深(需要仔细体会方能感觉出来)。在当时那种社会背景下,苏轼有些想法是不敢直接言说的,只好非常含蓄隐曲地表达(不知大家还记得否,柳三变因一首《鹤冲天》:“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惹怒宋仁宗,称其“此人花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去填词”,而“奉旨填词”了几十年。这件事就发生在苏轼之前一段时间,一苏轼之博闻,应当很是清楚。);再者,尽管苏轼一次次的感受到“人生如梦”这个命题(具体论述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五章),但他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越,始终保持着乐观顽强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所以词中“悲性”的表达既隐曲又微弱,不易发觉。这种现象在他被贬黄州以后尤为明显,故我在此选了他被贬黄州及此后的作品自认最具代表性的三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和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来做一分析。下面结合前人对这几首词的分析及自己的理解,简述苏词中“悲”的气息。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应是苏轼词向内心世界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个人观点,有待商榷,欢迎质疑)。读这首词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像到一个孤苦的老人,在雨中蹒跚而行,竹杖芒鞋真能胜过骑马吗?那只是无奈的自我安慰罢了。闭上眼睛设想一下,那位老人突然转过身来,坚定的眼眸中怎能不流露出一丝凄凉或者悲哀呢?眼角流出的,谁知道是雨水,还是酸涩的泪水?斜照相迎,更多的知识老人的一厢情愿吧。下面的这首临江仙将这种感情升级了: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首词作于神宗元丰五年,即东坡黄州之贬的第三年。历来论家称赞全词风格为“清旷而飘逸”,却独不见其悲。下面重点介绍一下这首词:写的是作者深秋之夜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醉后返归临皋住所的情景,表现了词人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生活态度和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上阙首句“夜饮东坡醒复醉”,一开始就点明了夜饮的地点和醉酒的程度。醉而复醒,醒而复醉,当他回临皋寓所时,自然很晚了。“归来仿佛三更”,“仿佛”二字,传神地画出了词人醉眼朦胧的情态。这开头两句,先一个“醒复醉”,再一个“仿佛”,就把他纵饮的豪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接着,下面三句,写词人已到寓所、家门口停留下来的情景:“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走笔至此,一个风神潇洒的人物形象,一位襟怀旷达、遗世独立的“幽人”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其间浸润的,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一种超旷的精神世界,一种独特的个性和真情。上阙以动衬静,以有声衬无声,通过写家僮鼻息如雷和作者谛听江声,衬托出夜静人寂的境界,从而烘托出历尽宦海浮沉的词人心事之浩茫和心情之孤寂,使人遐思联翩,从而为下阙当中作者的人生反思作好了铺垫。下阙一开始,词人便慨然长叹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奇峰突起的深沉喟叹,既直抒胸臆又充满哲理意味,是全词重中之重,枢纽所在。以上两句精粹议论,是化用了庄子的“汝身非汝有也”、“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之言,以一种透彻了悟的哲理思辨,发出了对整个存、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这两句,既饱含哲理又一任情性,表达出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人生困惑与感伤,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词人静夜沉思,豁然有悟,既然自己无法掌握命运,就当全身免祸。顾盼眼前江上景致,是“夜阑风静縠纹平”,心与景会,神与物游,为如此静谧美好的大自然深深陶醉了。于是,他情不自禁地产生脱离现实社会的浪漫主义的遐想,唱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他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任意东西,他要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化无限的大自然之中。“夜阑风静彀纹平”,表面上看来只是一般写景的句子,其实不是纯粹写景,而是词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契合的产物。它引发出作者心灵痛苦的解脱和心灵矛盾的超越,象征着词人追求的宁静安谧的理想境界,接以“小舟”两句,自是顺理成章。苏东坡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之后,思想几度变化,由入世转向出世,追求一种精神自由、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他复杂的人生观中,由于杂有某些老庄思想,因而痛苦的逆境中形成了旷达不羁的性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这余韵深长的歇拍,表达出词人潇洒如仙的旷达襟怀,是他不满世俗、向往自由的心声。宋人笔记中传说,苏轼作了上词之后,“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根本未去“江海寄余生”。这则传说,生动地反映了苏轼求超脱而未能的人生遭际。其词作之悲蕴含的人生不遇之辈正在于此。还有这首卜算子: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首词是元丰五年(1082)十二月苏轼初贬黄州寓居定慧院时所作。一般认为,词中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表达了词人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心境。我表示赞同。上阕前两句营造了一个夜深人静、月挂疏桐的孤寂氛围,为幽人、孤鸿的出场作铺垫。这两名出笔不凡,渲染出一种孤高出生的境界。接下来的两句,先是点出一位独来独往、心事浩茫的“幽人”形象,随即轻灵飞动地由“幽人”而孤鸿,使这两个意象产生对应和契合,让人联想到:“幽人”那孤高的心境,不正象缥缈若仙的孤鸿之影吗?这两句,既是实写,又通过人、鸟形象的对应、嫁接,极富象征意味和诗意之美地强化了“幽人”的超凡脱俗。下阕专写孤鸿遭遇不幸,心怀幽恨,惊恐不已,拣尽寒枝不肯栖息,只好落宿于寂寞荒冷的沙洲。这里,词人以象征手法,匠心独运地通过鸿的孤独缥缈,惊起回头、怀抱幽恨和选求宿处,表达了作者贬谪黄州时期的孤寂处境和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作者与孤鸿惺惺相惜,以拟人化的手法表现孤鸿的心理活动,把自己的主观感情加以对象化,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我想到了他的门生黄庭坚所对此词的评价:“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一个叫黄苏的人也曾评论道:“格奇而语隽”。这种高旷洒脱、绝去尘俗的境界,固然得益于高妙的艺术技巧,苏轼“以性灵咏物语”,取神题外,意中设境,托物寓人;选景叙事简约凝练,空灵飞动,含蓄蕴藉,生动传神(此句来自百度贴吧苏轼吧,我以为说得很好,故而录于此)是一般词人所不能的。但苏轼心中不会有一层难以言说的悲凉?“有恨无人省”难道不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吗?“人不知而不愠”是非常难做到的,苏轼虽然做到了,但内心还是存在着一种困苦,只能“拣尽寒枝不肯栖”了,但寂寞沙洲上的寒冷,确是挥之不去!不妨再简单提一下那首还是作于黄州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这首词中,素食已经流露出较多对自己部位朝廷所用的郁郁了。他对年纪尚轻就已功成名就的周瑜特特别钦慕,由此而慨叹自己年岁老大而遭遇坎坷,空有济世之才、报国之志却不得施展,积极地人生态度之外显现了一丝不易觉察的悲哀,与前面提到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一不一样了。所以,我选择用“苍凉悲壮”四个字来形容这首词。如果还不能让大家信服我以上的论述,大家还可以参考苏轼其他大量的诗、古文、辞赋等,那里有很多作品都可以说明苏轼在经历众多生活磨砺之后,人生态度、创作风格所出现的细微变化,即悲叹人生成分的增加。在几首词作分析之后,我想在这引用苏轼《谢量移汝州表》中的一段话,让我们体味一下这位大师的悲哀:“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不知道这份人生的悲凉您体味到了没有。有这种感情,必然会在诗词创作上有所体现的。综上可见,苏轼后期所作多是为“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了。“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的苏轼,似乎也只能如此了。总的说来,“豪中见悲”是苏轼众多豪放词的一个总体审美特征,但历来为人所不注意。一种比较接近的说法是“在(苏轼)词的背后有一种宏观的视角,再观照人生的悲哀不幸时常能加已超越,从而不同于晚唐五代词的一位陈免于感伤。”再申明一点,大关的人生态度和豪迈的创作风格是苏轼一生的主流,“悲”只是其此做种含蓄流露出来的一小部分内容而已,这根本掩盖不了苏词昂扬乐观的主题。这里的“悲”乃发自生命最深处的悲叹,亦绝非一个“悲哀”所能形容的,更不等同于“悲观”。豪中见悲,悲而不厌世,这是我对苏轼豪放词的一个整体理解。苏轼即便再达观,再超然,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普通人的情感的人,是一个虽受佛理、道家思想广泛影响,但他毕竟还是有大才气、一腔济世之志的儒士、文人。因此,苏词尽管颇多豪放之作,但时而流露出一份悲凉则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不会影响苏轼的人品及文学成就,反而能够加强他在我们普通人心目中的地位,更加拉近它与我们的距离。中国古代文人中,我最敬佩的还是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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