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营管理毕业论文怎么写

论乡镇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 摘要：乡镇企业是中国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曾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但是，近年来 乡镇企业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率大幅下降。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在这样一个转型 时期，原来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体的格局已经演变成个人、私营企业为主体。在新的产权结构下，乡镇企业 的内涵和特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有必要对转型时期乡镇企业的管理模式做出新的审视和思考。 关键词：乡镇企业；管理模式；创新 乡镇企业曾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乡镇企业的总产值从1000亿增加到10000亿人民币只用 了7年时间，而全国社会总产值从1000亿增加到10000 亿人民币却用了31年时间①。但是，在经过了十几年年 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之后，近年来乡镇企业各项主要经 济指标增长率基本上都低于10%，甚至出现负增长。与 此同时，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在这样一个 转型时期，原来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体的格局已经演变 成个人、私营企业为主体。在新的产权结构下，乡镇企 业的内涵和特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我们必 须对转型时期乡镇企业的管理模式做出新的审视和思考。 一、管理观念的创新 正如水无常型、文无定法，管理观念也并非恒久不 变。管理理念是企业管理模式的灵魂，企业管理模式的 构造、运行均以管理理念为精神指导。近代企业管理理 论的发展和变化，充分体现了管理理念在企业管理模式 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和运行中的核心作用。乡镇企 业是中国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乡镇企业的领导者大部 分是本地的领导者，本质上是农民中的能人。因此，从 开始踏入市场时，由于他们有胆有识，经营灵活，很快 在市场中找到了获利空间。但是由于受到特定制度环境 的制约，经营环境的转变，就注定了他们的发展是畸形 的，一边迎合上级部门的生产目标干预，一边又要使自 己的企业得以生存，他们在制度的夹缝中打着擦边球。 他们自身的缺陷也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 转型时期的乡镇企业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转变自身的管 理观念。许多乡镇企业通过改组改制，已经建立了现代 企业制度，但是这种建立并非仅仅挂牌就可以解决所有 的问题。现在乡镇企业的领导者———董事长必须对此要 有清醒的认识，董事长是领导者，总经理是管理者，领 导者和管理者的职能是不能错位的。一般来说，领导 （leadership）与管理（management）是两种并不相同而互 为补充的行为体系，各有自己的功能和特点。在今天的 美国，大多数的企业管理过度而领导不足。而我国恰恰 相反，“领导”过多而管理不足。这里所谓的领导并不 是真正意义上合适的领导。管理理论认为，并非所有的 人都既擅长领导又善于管理，一些人有能力成为出色的 管理者，但是不能成为优秀的领导者；另一些人具备较 强的领导能力，但却很难成为优秀的管理者。而对于一 个成功的企业，这两类人才往往都是需要的。 我国目前乡镇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够存在下 来的，都是佼佼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应该拥有一 个比较称职的领导者，否则难以存活到今日。但是，当 我们将乡镇企业的发展放到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这样一个 大的背景中，就不难发现，乡镇企业已经走到一个生死 存亡的关头，面临生存危机。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有许 多，其中包括技术更新加快，国际竞争加剧，政府对市 场管制放松，资本密集型行业产能过剩以及劳动力结构 的变化等，要在这种新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并有效地进行 竞争，必须变革管理观念。 传统的理论认为，小型企业很简单，不需要管理， 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小型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比大 企业更需要有组织和有系统的管理。首先，乡镇企业必 须有一套策略，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特殊的“生态系 统”，经得起竞争。其次，乡镇企业要将其高层管理的各 项任务予以妥善安排，需要建立一个“高层管理团队”， 其成员都是“兼差”的，他们的主要任务仍在于职能方 面，但他们同时仍需肩负一部分高层管理任务。在乡镇 企业中，凡属管理阶层人士，都必须了解该企业的关键 性业务，必须了解每一项关键业务有什么目标，必须了 解每一项关键业务由谁负责。再次，乡镇企业还必须建 立一套适用于本身的控制和信息系统。乡镇企业的市场 环境瞬息万变，因此，它还必须随时掌握其享有优势的 某一“生态地位”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从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在企业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来 看，美国占90%，其产值占美国GDP的39%，日本占 98%，德国占，其53%的GDP和的投资靠 中小企业实现②。因此，我国在转变对乡镇企业的管理观 念的过程中，乡镇企业本身的观念转变固然非常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我们认为，目前需要做 好的工作，仍然是政府进一步改善对于中小企业的服务。 首先是融资服务。乡镇企业除了极少部分以外，绝大部 分仍受到资金瓶颈的制约，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 工程。其次是改善信息服务。信息服务平台的搭建是公 共产品，企业本身既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又没有激励去做 这些事，同时企业盲目去做，又会造成重复建设，导致 资源浪费。再次是清理那些制约和不适宜乡镇企业发展 的滞后政策。从我国的立法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成 效不可谓不大，但是，许多法律法规在具体执行过程中 大打折扣。因此，我们认为，政策的清理远比其他方面 重要，使得出台不久的“非公经济36条”以及股权转让 等真正决定乡镇企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落到实处。 二、组织观念的创新 德鲁克认为，公司的首要法则是以组织的形态维持 生存，公司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组织，即人文组织③。现代 管理理论认为，公司的组织模式必须使它在普通人的领 导下持续运作，一个人管理的机构不可能长久。中国的 乡镇企业许多都具有创立者的个人特色。企业是组织人 们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的一种手段，现代生产的基础是 社会组织。除了大规模生产以外，决定企业社会机构和 经济职能的仍然是组织，即按计划对人力劳动在物质资 料之间进行分配。组织是工业的基础，人文组织是任何 行业都不可缺少的，它是工业区别于工厂手工业的重要 特征。 对于乡镇企业来说，大多数难以认识到这一点。因 为，它们从成立之初，有的不过是当地政府部门为了解 决财政问题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制度安排。在当时以及后 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长期计划经济造成的短缺，乡 镇企业利用中国所特有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市场机会， 在制度允许的空间内异军突起，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但 是直到现在，恐怕多数人对于乡镇企业的认识还仅仅停 留在经济职能的层面，而没有上升到社会组织的层面上。 因此，在当前的转轨过程中，乡镇企业的领导者必须转 变自己的组织观念和企业的组织模式。根据德鲁克的观 察，1945年时，近一半的美国在职工人从事制造业工 作，现在从事制造业的工人的数量降到劳动者总数的十 分之一。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1983年的社会已经成为 一个雇员的社会④。 我国有13亿多人口，其中农民有约9亿多，乡镇企 业目前有2000多万家，大部分散布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其组织主体为农民工。乡镇企业也是企业，其本质上也 是以生产最大化为目标，组织人们共同努力的机构。它 的首要法则是生存。为了实现生产最大化目标，企业必 须制定政策，实现不同管理部门和不同目标的合理要求。 这样企业就不能一味依据权宜之计，要不断适应情况的 变化调整政策，但是就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乡镇企业来说， 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对现有的陈旧的组织观念进行 创新势在必行，这些恰恰是乡镇企业过去一直没有很好 重视的问题。首先，要关注企业的社会特征和人文特征， 企业的员工不是打工者，而是你的雇员，乡镇企业要想 做大做强，必须使其员工有归属感；其次，企业必须能 够发掘组织内部的所有人才，能够做到知人善任，用其 长而避其短；再次，能够在不同的职位上考核员工的独 立领导能力，确保他们的失败不会殃及企业的发展。 三、人力资本的创新 当人力资本经济学家把人的健康、生产技能和生产 知识看成是一种资本存量，即作为现在和未来的收入增 长的源泉时，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几乎就没有什么区 别了。乡镇企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其产权改革已经提 到再也不能拖延的议事日程。按照经典的企业理论，产 权模糊的企业不可能有效率。因为产权界定不清晰，管 理者、生产者努力的激励不足，搭便车的行为就不可避 免。但是，中国的乡镇企业在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的情 况下却取得了异常迅速的发展。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 国的乡镇企业名义上是集体企业而实际上是私有企业； 也有人认为，由于政治原因，乡镇企业在变为以界定清 晰的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方面受到了 严格的限制。 周其仁认为，企业合约不同于市场合约的关键是企 业合约中包含了劳务的利用，而劳务的买卖最大的特点 是事前只能说明大概，事后决定细节，他将其视为人力 资本的产权特征⑤。但是，人力资本天然属于个人，而且 必须是活生生的个人。在巴泽尔看来，即使在人身依附 关系最强的奴隶社会中，奴隶主虽然可以全权支配奴隶 的劳动并拿走其全部产出，由于奴隶是一种主动的财产， 不但会跑，而且事实上控制着劳动努力的供给⑥。周其仁 认为，人力资本具有两个特点，一方面人力资产天然归 属个人；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产权权利一旦受损，其 资产立即贬值或荡然无存。因此，企业激励的内容，就 是把人力资本开发利用的市场价值信号，传达给有关的 个人，由其主体决策在何种范围内、何种强度上利用其 人力资本的存量，进而决定其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方向 和强度。 由此可见，即使在人身依附关系最强的奴隶制度下， 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天然的个人私产，甚至在人身依附关 系如此紧密的奴隶制的法权结构下，都无法完全做到无 视其存在，何况在其他法权结构形式下。当出现了违背 自由交易法则的产权结构和社会制度时，就可能导致人 力资本产权发生“残缺”。人力资本产权的残缺是指虽然 人力资本在法权上属于个人，但其产权强度遭到损害， 一旦产权残缺发生时，产权的主人将人力资产“关闭”起来，就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这部分被删除掉的人 力资本的产权，根本无法被转移到其他主体的手里做同 样的开发利用，使得这种资产的经济利用价值顿时一落 千丈。所以，说到底人力资本的创新有赖于产权改革的 程度和水平。 企业经济效率的来源是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的充分 清晰界定⑦。在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组成的企业契 约中，只有人力资本产权对行为者具有直接的激励约束 作用，而经营者作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决策者和对其他 成员的监督者，在企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 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界定的差异性是构成企业经济效率 差异的最根本原因。经营者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不同的企 业所有制条件下工作，他的经济行为主要取决于他的人 力资本产权是否得到有效界定，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是 否得到充分保护，行为权界定是否有利于其经营能力和 人力资本价值得到合理实现，人力资本作用是否得到充 分发挥。如果这些均实现的话，一个理性的经营者为实 现其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将采取非常积极的工作行为， 而不管是在哪一种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如果经营者人力 资本产权未得到充分界定，经营者会以消极工作来抵消 因经营者人力资本界定残缺造成的效用损失，以达到个 人效用的等值化，从而降低企业的经济效率。由上可见， 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的充分界定是企业经济效率提高的 关键。相对来说，由于乡镇企业受到的体制制约没有国 有企业严重，同时规模又比较小，因此，在人力资本创 新产权界定的方面应该先行。 四、社会资本的创新 采用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区域经济发展的最有影响 的是普特南（Putnam，1993），他在《让民主运作》一书 中，把社会资本看作是一种类似于道德的一种经济资源， 社会资本诞生并且体现于民众交往网络之中，由于长期 以来民众对本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参与，社会资本 逐渐演变成一种能够使人们互相信赖并恩恩相报的经济 资源，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相互合作。普特南还认为， 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社会资本的强弱决定 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由于一个地区具有共同的历史 渊源和独特的文化环境，人们容易相互熟知并成为一个 关系密切的社区，组成紧密的民众交往网络。在民众交 往网络中，商业联系根植于社区和家庭结构，这一结构 通过各种方式对破坏人们信任关系的人或行为进行惩罚 而得到强化。虽然社会资本是一种具有积累性的存量， 随着企业之间贸易关系的长期化发展，相互了解与信任 的程度一般也会相应增加⑧。 社会资本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即社会成员 对彼此诚实、合作行为的预期。美国经济学家福山⑨ （Francis Fukuyama）在其著名的《信任》一书中，用大 量的篇幅分析了信任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华人 社会是全世界最缺少信任的一个社会。他引证了许多的 研究成果，指出在美国、日本、德国，人与人之间的信 任度远远高于华人社会，包括中国的香港、台湾，也高 于意大利和法国。意大利和中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包 括官场的腐败、市场的无序等。他特别强调，华人企业 家只信任有直接血源关系的人，而不信任家族以外的人； 中国人讲圈子，圈子以内是信任的，圈子以外是不信任 的。这样，组织形态的交易最后就只能落脚在家族里， 形不成大的企业。这就是华人为什么没有世界品牌的原 因。 乡镇企业最初的发展曾经得益于这种丰富的社会资 本。村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相互之间彼此 熟悉对方的为人及其行为特点，即便是自私的人，在这 种长期的交往中，也可能表现为相互愿意“合作”。从博 弈论的角度看，一方的不诚实在下一次博弈中会遭到对 方的报复，因此有可能形成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就是相 互之间比较合作，比较信任。但是，随着乡镇企业的发 展壮大，企业关系向外地发展，用工人员来自五湖四海， 乡村内世代相传的世俗关系被打破，依赖这种关系的激 励机制也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权利义务界定非常明 晰的产权合同就成为有效的激励机制的必须因素。 注释： ①蔡昉、林毅夫：《中国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年版，第157页。 ②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版，第216页。 ③④德鲁克：《公司的本质》，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⑤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 的特别合约》，《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 ⑥Barzel， Economic Analysis of Slaver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nics,17,no.Ⅰ：73-96. ⑦盛乐：《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界定和乡镇企业经济效 率》，《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3期。 ⑧Coleman，,"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American Journal of Society 20. ⑨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海南出版 社2001版，第84-96页。

给你拷一篇，希望有用：浅谈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 关键词：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基层民主 摘要：本文认为，农业型乡镇层面上的矛盾根源于现行的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本文主张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的改革应符合国家治理和乡村社会发展的需要，方向应是通过渐进的体制内改革完善基本制度建设．强化乡镇政府的有效性。 农业型乡镇是指以农业为主要产业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农业的乡镇。按照徐勇教授乡镇分治的观点，乡镇行政体制改革不宜搞“一刀切”，应将农业型乡镇与工商型乡镇区别对待。这种区分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第一，两者的发展前景不同，路径选择也应存在差别。农业型乡镇的发展前景是小城镇。随着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逐渐加入工业社会，农村日渐萎缩，人地矛盾缓解，农村的共同富裕有望实现。工商型乡镇的发展前景是小城市，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市政体制。第二，两者改革的背景有差别。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取消农业税后，农业型乡镇财政收入严重不足，其存在必要性受到质疑，遑论其有效性；而工商业型乡镇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乡镇政府的无效及职能扭曲。 一、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背景及原因 1．现行财政体制下农业型乡镇财政收入严重不足 1994年建立的财政管理体制重新界定了中央、地方政府间的财权和事权范围，加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明确了各级政府的责、权、钱。原本中央政府寄希望于通过逐步深化省以下体制改革配套确定省以下政府间财力分配框架，但由于省以下体制改革的深化近年并未取得明显进展，财权与事权划分模式出现了两相背离格局。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效仿中央层级集中财政收入，致使县、乡财政赤字增加。同时乡镇政府基本事权并未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乡镇政府除了要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落实中央的政策执行上级政府分派的任务，还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政绩驱动和追求可资支配的经济利益)。乡镇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严重制约了其作为能力。税费改革后，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以来，这种矛盾更为突出，以至于多数严重依赖地方税类的农业型乡镇财政沦为“吃饭财政”．仅能维持乡镇政府生存。 农业型乡镇财政收入不足可以有两种解释：绝对不足和相对不足。绝对不足是指财政自筹制度和农业税取消之后，乡镇财政收入减少．无法维持基本呈刚性的财政支出，乡镇行政缺乏效率。相对不足是指农业型乡镇有限的财政收入很大部分用于维持不断膨胀的庞大的乡镇行政机构，而用于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和执行上级任务所需资金相对不足。这就决定了解决农业型乡镇财政危机的两种途径：增加乡镇可支配财力或减少用于维持农业型乡镇政府运转的资金，相对增加用于履行其正常职能所需资源。后者是属于行政体制改革的范畴。 2．压力型行政体制下农业型乡镇的行政表现 在单一制和统一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下，乡镇政府作为县级政府的下属机构，其主要职能是完成上级交待的各种任务。在政绩考核“一票否决”的压力下，乡镇政府不得不将大部分精力财力用于应付各种名目繁多的各项达标，如“普六”、“普九”、教育“双基，’达标、计生服务站达标、油路村村通、各种活动室达标等。这些事权的下放不仅导致了乡镇政府职能范围的扩大，而且直接推动了乡镇政府机构和人员的膨胀。相应地，作为国家政权体系的基层组织，乡镇政府用于履行其正常职能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大为削弱。 另外，农业型乡镇政府往往表现出很强的自我扩张惯性，经常将权力伸展到职能之外，导致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扩张。它又表现出明显的“自我满足”、‘‘自我服务”的特性，致使行政行为具有追逐经济收益或财政收益的倾向。 二、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依据和出发点 作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改革不应仅局限于解决乡镇层面上的矛盾和问题，还应符合国家治理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需要一个稳定发展的乡村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正基于此。国家需要通过其基层政府的作为确保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及汲取资源的能力(包括合法性资源的维持与强化)。而乡村社会中农民最关注的价值是共同富裕，是对其基本权利的保障，以确保在现有贫富差距下人格的平等和尊严的维持。农业型乡镇的行政体制改革，需要一种宽宏的视角以考察乡镇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及职能定位。过分关注于乡镇政府层面上的矛盾，或许能够解决矛盾，但未必能够满足国家治理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农业型乡镇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因此以讨论。撤销乡镇政府或许可以解决乡镇层面上的某些矛盾，但并不能满足需要。此举与其说是政府对农民的解放，不如说是政府对农民的抛弃。伴随着农民负担的减轻，农村的社会问题同时交还给农民。这种方案的实质是放任农民自治，但考察一下目前的社会形势和农村现实就会发现，这并不现实。 如果承认农业型乡镇政府具有存在的必要性，那么其必要性应该基于新的行政职能。换言之，农业型乡镇政府必须为其继续存在提供充分合理的理由：基于国家治理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型乡镇政府应履行以下基本职能：第一，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是乡镇基层政府存在的义理性基础。乡镇政府必须对其管辖领域内的公共事务负责，诸如治安、农村教育、小型水利设施、乡村道路建设、社会救济、社区环境、卫生防疫等。第二，执行上级政府分派的任务，履行基本管理职责。在单一制下，垂直的行政体制具有整合社会的功能。这种功能正是通过直接面向广阔的农村执行上级政府政策和指示的乡镇政府实现的。乡镇政府还必须履行其基本管理职责，如户口登记、救灾优抚、人口与计划生育、土地管理等。第三，服务农村经济发展。乡镇政府担负着繁杂的管理职责和任务，无力也不应为经济增长目标负责，但是乡镇政府应该介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分散的、个体的农民面对市场无疑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分散的农民实现自组织并不容易。农业型乡镇政府一方面可以推动乡村经济性自组织建设，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为农户提供市场信息和资金技术支持。如果说乡村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依赖农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对抗大共同体(政府)，]那么，在小共同体缺失而又亟需发展的时期，则需要基层政府与农民的联合应对市场并发展小共同体。第四，依法指导村民委员会的工作，通过规划等方式协调村际关系，协助解决农村社区公共事务。 综上所述，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应基于国家治理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应仅局限于解决乡镇政府层面的矛盾。农业型乡镇需要的是有效的有为的乡镇基层政府，而不是尽管成本低廉却缺乏效率的乡镇政府。 三、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1．渐进的体制内改革 实行渐进的体制内改革的前提是肯定乡镇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并对其职能进行正确定位。乡镇政府只有具有了履行其职能的权力和能力时，才可以讨论其有效性。根据迈克尔曼的观点，政府权力可以区分为两类：专制权力和基本权力。专制权力是指政府精英“无须同国民社会群体进行正常的协商”就可以实施的权力。政府的专制权力以其强制程度和广泛性来衡量。“基本权力指的是政府实际上能够深人与国民社会并在整个管辖领域内合理地贯彻其政治决定的能力。”基本权力以有效性衡量。目前农业型乡镇政府的弊端就在于专制权力有余，而基本权力不足。到目前为止，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基本上是解决专制权力过多的问题。 渐进的体制内改革就是通过逐步改革现行财政体制和行 政体制的弊端解决农业型乡镇的财政收支矛盾以及履行基本职能与政绩驱动之间的矛盾。这种方案的实质是优先解决乡镇政府基本权力不足的问题，即建立有效的乡镇基层政府。这种选择方案主要基于以下认识，即农业型乡镇的主要矛盾不是农民与乡镇政府之间的矛盾，而是缺乏效率的乡镇政府与乡村社会对有效乡镇政府的迫切需要之间的矛盾农民需要强有力的基层政府保障其利益和权利，引导农村经济发展，实现物质的丰裕。 2．乡镇长直选 实行乡镇长直选，目前以四川省最为普遍和典型。直选乡镇长，大致经历提名候选人、候选人竞选、选民投票等程序，其实质等同于西方的现代民主。主张乡镇长直选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出于对乡镇基层吏治腐败的关切；二是认为民选政府更能带来公正，促进乡村社会发展。提倡乡镇基层民主，其实质是优先解决农业型乡镇专制权力过多的问题，并认为民主可以解决基本权力不足的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只是一种产生政治家或决策者的程序。“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熊彼特看来，民主作为一种形式或程序，有其根本弱点：选举实质上是一种选票经营活动，不可避免选票的买卖；竞选斗争往往使处理公共事务的效率低下；选举不一定能够选出合格的政治家或决策者等。这些弱点在农业型乡镇层面上几乎具有普遍性。民主作为一种政治运作形式，并不能保证其运作结果必然有利于政治建设和社会公正。再者，农业型乡镇基本权力不足的问题源于乡镇政府的职能错位和权力缺乏物质资源的保障，即使实行乡镇长直选，民选乡镇长也无法冲破现行体制造成的限制，同样无所作为。推行乡镇基层民主，并不能解决农业型乡镇基本权力不足的问题，并不能实现农业型乡镇政府的有效性。 如果一个政府不能履行基本的政府职能，那么无论它采取何种形式，它的人民都不可能从中受益。民主的最终目的是使多数人的利益及其要求得到保障。如果它无法实现这一 目的，民主作为政府组织的形式就只成为形式本身，作为保障公民权利和利益的手段也就失去其工具性价值。事实上，源于西方的民主需要特定的社会条件支持。诚如亨廷顿所说“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社会多元主义、阶级制度、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亲历代议制度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这些要素也许可以在其它的文明中找到其中的一二个，但是作为总体，它们仅存在于西方之中。如果忽视这些构成要素，所得的民主可能只是一种形式。 尽管究竟民主是目的还是方法的争论从未间断，在乡镇层面上推行的“民主”具有明显的工具色彩。且不论目前农业型乡镇实施直接选举的条件并不真正具备。即使实现西方式的选举，由于体制条件的限制，它使现代自由民主的实质表现得更为彻底，即“更换统治者”(亨廷顿语)。现行体制下搞基层民主务虚的成分很大，同时会把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权逐步转交到乡村社会新兴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手中。在当前的中国农村，这些精英只可能是两类人，一类是乡村社会中的富有者；一类是与上级政府关系密切或拥有其它社会资源或组织资源的人。这样的“民主”是否有利于促进公正、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是值得商榷的。更为重要的是，这远远背离了中国农民的需要。农民亟需的不是选票而是钞票，不是个人选举权利的短暂显示，而是对客观生活的经济保障。农民的不自由不平等更多地源于经济条件的限制。通过民主的形式去实现民主的真正内涵，这不仅难以实现，而且清楚地暴露了这种所谓的“民主”的虚假性。 纵观西方国家的民主化历程，可以看出，民主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阶级或阶层之间斗争和妥协的产物，其创始及发展的意义并不神圣，它只是社会历史发展中源于社会需要的一种制度产物。现代民主的实质是一种使妥协得以实现的制度性安排。民主之所以被推崇，是因为其发展适应并维持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发展与和谐。西方的民主及其发展，其根本目的并非是为了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并非为了保障人民主权理念的实施。事实上，西方的自由民主对于保障人民主权在实质上是难以实现的。中国应根据目前的国情探索符合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民主形式。民主的内涵是崇高的，但民主的形式并不是唯一的。 事实上，政府的优劣并不在于选举权的普及程度，而在于政府能否对其公民的需求做出恰当回应，在于能否实现国家治理的目的和人民的福祉。笔者倒更为赞成李鹏程先生的观点，“从对价值民主概念的维护的思路，我们似乎应该重视民主的目的价值。如果一个社会的人民能够自由平等的享有福利的生活，而不去刻意追求‘政治参与’的自由与平等价值。也许正可以使得我们解放思想，设计出更能促进这个目的实现的治理方式。这应该是民主政治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综上所述，农业型乡镇的行政体制改革应符合国家治理和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基本方向应是强化乡镇政府的有效性。渐进的体制内改革或许不是最佳方案，确是风险成本最小的可控的可行方案。农村问题错综复杂，一次性解决根本问题是不可能的。农村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需要认清农业型乡镇政府的价值，需要审视讨论较为激进的改革方案。既然改革是个长期的过程，根据需要而改革是值得考虑和讨论的，这或许还不算是对理性的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