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歌剧毕业论文

中国和意大利同为文化古国，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长河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如今，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多元文化在融合中发展，外来文化通过传播、适应、转型等方式融入本土的文化土壤中，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近年来，随着中意双边文化交流日渐增多，很多意大利经典歌剧在中国各地上演。其中，喜歌剧体裁广受观众喜爱，其经典剧目《费加罗的婚礼》作为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伴随中国本土观众的审美需求逐渐产生演变，常演常新，是意大利喜歌剧进入中国并且融入本土特色元素的典范剧目。关键词：多元文化 意大利 喜歌剧 本土化 费加罗的婚礼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1）06-0159-03一、中意两国的历史文化渊源中国和意大利是东西方历史的发源地，两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在风雨飘摇的历史长河中，两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西汉时期，漫长的“丝绸之路”就将两大帝国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商人是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主要角色。蒙元时期，教皇统治下的意大利陆续派遣传教士来到遥远的中国，以推动两国的文化交流。著名的商人马可·波罗以及众多传教士东行之后，创作了多部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地理的游记著作留世，其极大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开启了两国文化互通的新篇章。新中国成立后，越来越多的声乐学者远渡重洋，前往歌剧的发源国——意大利学习与交流，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艺术家活跃在世界歌剧的舞台上。1970年中意建交至今，两国在半个世纪的携手发展中，音乐文化交流始终是双边关系的有力支撑，而意大利歌剧艺术在中国的发展与普及，更是为中国深入了解与认识意大利音乐文化打开了一扇门。二、意大利歌剧走进中国意大利歌剧的诞生可追溯至17世纪初期的佛罗伦萨。直到19世纪末期，经历了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的漫长发展和演变，意大利歌剧占据整个欧洲歌剧的主流地位，是伟大的文化艺术瑰宝。然而彼时的中国，长期处于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中，闭关锁国的政策严重限制了对外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交流，导致包括歌剧在内的众多西方文化艺术形式无法进入中国。直至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12月，由中央歌剧院排演的意大利经典歌剧《茶花女》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标志着西洋歌剧在新中国的首演。西洋歌剧在中国的首演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反响十分热烈。秉承“文艺要为工农兵、老百姓服务”的宗旨，为了让观众听得明白，中央歌剧院将意大利语歌剧《茶花女》翻译成中文演唱并大获成功。我国在排演首部西洋歌剧时就考虑到让高雅艺术走进千家万户，走进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由此可见，西洋歌剧的中国本土化在其首次登上中国舞台便开始生根发芽。随着新中国与西方各国逐步建交、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文艺界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西洋歌剧在中国内地陆续展开首演。三、喜歌剧在欧洲的诞生与发展喜歌剧，顾名思义，是富有喜剧元素的歌剧，其音乐轻松明快，内容诙谐幽默，结局往往是团圆或胜利。喜歌剧盛行于18世纪的欧洲，它的最初形式是正歌剧的“幕间剧”，内容与正歌剧没有联系，是常以风趣、幽默的恶作剧形式进行表演的一种短小剧目。它以取悦观众为目的，使观众在欣赏严肃的正歌剧间隙中，情绪得到片刻放松。幕间剧通常演十多分钟，由两个角色和一个小乐队组成，后来这种幕间剧脱离正歌剧，成为一种与正歌剧相对应的喜歌剧形式。第一部喜歌剧在意大利诞生，是由作曲家佩格莱西于1733年创作的《管家女仆》，脚本是由费德里科（Gennaro Antonio Federio）根据剧作家奈里（）的短小喜剧用意大利撰写而成。全剧只有三个角色：乌尔贝托（单身老贵族、男低音）、谢尔皮娜（女仆、女高音）以及韦斯蓬（男仆、哑角）。整部歌剧篇幅较短，时长约50分钟左右，共两幕。第一幕（22分钟）包括序曲、一首二重唱、三首咏叹调和三首宣叙调;第二幕（28分钟）包括一首二重唱、两首咏叹调和三首宣叙调。乐队配置也比较简单，咏叹调由小提琴、中提琴、羽管键琴与低音大提琴伴奏;宣叙调由羽管键琴与低音大提琴伴奏。故事情节虽然简短却充满生趣，讲述了聪明机灵的女仆谢尔皮娜是如何使用计策最终如愿成为了贵族夫人，成为了这个家的主人。整部歌剧音乐旋律生动活泼，语言风趣幽默，充满了市井生活气息，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和喜爱。1752年，意大利喜歌剧团访问法国巴黎，所演出的《管家女仆》引起了著名的“喜歌剧之争”，这场争论最终导致法国喜歌剧的诞生。喜歌剧在不同国家均呈现出属于本民族的特色，意大利喜歌剧用带有民歌因素的歌曲或分节歌形式的歌曲充当咏叹调，用说白代替清宣叙调;法国喜歌剧用对话代替宣叙调，音乐性相对较弱。喜歌剧在英国被称为民谣剧，源于1728年在伦敦上演的《乞丐歌剧》。英国民谣剧以民歌、城市小调、流行舞曲为主，吸收了少量其他歌剧的咏叹调，以对话代替宣叙调，用英语表演。18世纪50年代，德国喜歌剧产生，被称为歌唱剧。德国歌唱剧采用大段德语对白，咏叹调采用德国歌曲的旋律，具有浓郁的民间特色。虽然喜歌剧在欧洲各国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特色，但相同之处在于欧洲启蒙思想影响下的喜歌剧追求“自然”的艺术表现，歌剧内容不再是神话、历史题材，而是体现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生活，使用本国语言和突出本民族的音乐是喜歌剧在欧洲发展的主要特征。四、意大利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的中国本土化演变意大利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是一部古典时期歌剧，是莫扎特创作的三部最杰出歌剧中的一部，意大利语脚本由洛伦佐·达·彭特根据法国戏剧家博马舍的同名喜剧改编而成，共四幕，讲述了以费加罗和苏珊娜为代表的智慧勇敢的第三阶级人民与以阿尔马维瓦伯爵为代表的封建贵族势力周旋对抗，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整部歌剧充满了丰富的喜剧元素和戏剧冲突，异性间的情感矛盾如费加罗与苏珊娜的嫌隙猜忌，伯爵与伯爵夫人的婚姻破裂;同性间的矛盾如苏珊娜与马切琳娜的相互嘲讽，费加罗与伯爵的机智博弈。剧中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冲突碰撞出的火花增强了故事的喜剧性色彩，重唱在歌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刻画人物的个性，而且被赋予了表达戏剧冲突的重任。《费加罗的婚礼》由莫扎特亲自指挥，1786年在维也纳奥地利国家歌剧院首演。时隔近两个世纪， 1983年5月，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第一届毕业生将《费加罗的婚礼》首次搬上中国的舞台。首演采用中文剧本演唱，宣叙调减去了旋律，通过中文“话剧”的形式呈现，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此次演出打开了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走进中国的大门。虽然首演没有采用原汁原味的意大利语剧本，然而运用通俗易懂的本国语言演唱却让更多中国观众加深了对剧情的认识，让更多的观众对意大利歌剧产生兴趣。其中，宣叙调的中文“话剧”形式被后人广泛借鉴，影响深远。随着时代的发展，专业音乐工作者对意大利歌剧认知不断加深，他们在以尊重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原作为原则的基础上，在场景、服装、语言中融入中国元素甚至地方元素，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演变。以下列举从2008年到2020年期间，《费加罗的婚礼》在中国不同地域的本土化案例及采用的本土化特色元素。根据以上案例可见，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在中国的本土化演变过程中，出现了情景本土化和语言本土化的现象，情景本土化体现在舞美道具、服装化妆及演员的表演所呈现的地方特色。最明显的特征是语言本土化，即将意大利歌剧中结合歌唱与朗诵韵律的“宣叙调”改编成具有当地方言特色的中文对白。这种演变形式引发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部分观众认为消除宣叙调的语言“壁垒”，将经典意大利喜歌剧本土化、市民化，有利于增强喜歌剧的戏剧效果，更容易被广大中国观众接受和喜爱。另一部分观众认为不同的艺术形式并不一定适应所有人的口味，本土化的演变形式容纳太多中国元素和小品式的表演破坏了歌剧的原汁原味。事实上，在西方社会，歌剧是一种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在中国，歌剧并非脱离大众的高雅艺术，而是由于语言、音乐、审美观念等的中西方差异拉开了歌剧与中国观众的距离。笔者认为，在尊重原作品的基础上，喜歌剧的中国本土化演变是合情合理的。追根溯源，喜歌剧盛行于18世纪的意大利、法国、德国，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剧情生活化、富有喜剧色彩、采用本民族语言。但三个国家的喜歌剧拥有不同的本土特色：法国喜歌剧将歌唱、说白、表演相结合，用近似朗诵的音调唱情节;意大利喜歌剧由宣叙调和咏叹调交叉结合，更加具有音乐的连续性;德国喜歌剧同样采用歌唱与说白相结合的方式，然而题材和曲调风格具有本民族特点。21世纪的今天，意大利喜歌剧在中国属于西方舶来的传统艺术，只有适应中国的文化土壤，才能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在中国普及西方歌剧，首先要让中国的观众喜爱歌剧，要符合观众的审美、走进观众的内心、引发观众的共鸣。因此，必须对意大利歌剧本身的形式进行“本土化”处理，才能符合本国观众的审美需求。喜歌剧的剧情贴近生活、音乐风格轻松明朗，是最适合“本土化”处理的歌剧体裁。也正因其有弹性的特点，成就了《费加罗的婚礼》在中国各地区本土化演变中呈现的富有地方特色的独特魅力。“本土化”作为连接传统意大利歌剧与现代中国观众审美需求的桥梁，将意大利歌剧中的音乐艺术与中国的语言、服饰、风俗、曲艺等文化元素相融合，让中国观众更加直观欣赏歌剧艺术。通过“本土化歌剧”了解音乐和剧情，会激发观众对原始歌剧的兴趣，从而繁荣意大利歌剧在中国的演出市场。从大背景来看，“和而不同”是世界多元文化的必经之路，我们要对外来文化进行合理的借鉴并探索不同元素的融合，在严格尊重原创艺术的前提下对意大利喜歌剧进行“本土化”创新改造，在促进高雅艺术与人文审美相融合中推动意大利喜歌剧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

【答案】：19世纪浪漫主义意大利歌剧的发展和成熟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有密切联系，法国大革命促进了意大利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问题成为影响当时音乐发展的主要因素，意大利歌剧扎根于民族生活的原有传统，遵循本民族的审美习惯和歌剧题材传统，基本任务从体现民间生活转向发展民族文化斗争。 浪漫主义风格意大利歌剧从罗西尼开始，经过贝里尼、唐尼采蒂到威尔第的早期，主要体现爱国情感和英雄主义。到威尔第创作后期，出现新的音乐潮流即真实主义歌剧，马斯卡尼、莱昂卡瓦罗、普契尼推动了这股潮流的发展。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不像巴洛克音乐那样壮观华丽，细节上的精致修饰；也不像古典主义音乐那样精炼朴实的语言结构、明细匀称的形式；他更多强调个性与自我感受，无拘无束的表达情感，体现浪漫主义的激情。浪漫主义时期的意大利歌剧充分的体现了浪漫主义音乐特点，它强调强烈的感情渲染个人精神的展现，重视歌唱性和抒情性，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创作宗旨，反对古典主义音乐的传统形式和内容。

1851年《弄臣》的成功上演，真正地使威尔第跻身于世界伟大作曲家的行列，同时也标志着他的创作历程从此走上了辉煌的道路。大臣们决定报复他。公爵化装为穷学生获得了里戈莱托的独生女儿吉尔达的芳心，里戈莱托生怕女儿受辱，买通杀手要要取公爵头，吉尔达得知公爵轻浮性格后非常痛苦，但仍然受他，决定以身殉情，代替公爵受死。里戈莱托不得不面对自己买通的杀手杀害自己亲生女儿的残酷命运。 威尔弟的歌剧《弄臣》可以说是歌剧史上的一次突破，他在剧中生动而深刻地用音乐描绘出了主人公里戈莱托的艺术形象，揭示了主人公心灵深处的真实感情，表现了他在扭曲的性格后面那真正的心灵岁月风貌。《弄臣》中最出色最著名的歌曲就是公爵唱的《女人善变》。这首男高音咏叹调旋律流畅优美，情感热烈奔放，十分符合公爵那虚伪轻浮的性格。《弄臣》中还有一首精彩的四重唱《赞美你，美丽的爱神》，这首四重唱表达了每个人不同的心态和感情，戏剧效果非常强烈，对突出剧中人物各自性格的特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因此，它也成为了歌剧史上最著名的四重唱之一。歌剧《弄臣》不仅是威尔弟歌剧作品中的一大杰作，也是意大利歌剧乃至世界歌剧史上的一大杰作，它的成功对当时的意大利歌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标志着威尔弟已是一位可与瓦格纳比肩的伟大的歌剧改革者。将其中最著名的咏叹调、重唱、合唱、序曲、前奏曲、间奏曲及芭蕾音乐等精选而出，并辅以详细的中文介绍。其中不仅每一首选曲都有言简意赅的文字说明，而且还附有该部歌剧的全部剧词、创作背景、故事梗概、作曲家生平、歌剧名词解释、歌唱演员的声音分类等等大量珍贵详实的文字资料，为歌剧的欣赏开辟了一个便捷径轻松的途径。 欣赏这套唱片，你将游历于美妙的歌剧世界，以怡然自得的心态、非常轻松的心情贪图西方伟大歌剧那迷人的艺术魅力。

《约翰·克里斯朵夫》，作者罗曼·罗兰（1866--1944年），是法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和评论家，出生于一个小职员家庭。他受家庭氛围熏陶，酷爱音乐，并以一篇关于意大利歌剧起源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这部小说创作于1904年至1912年间，他因这部小说一举成名，并获得1915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喜爱。这部小说共有十卷，讲述了主人公约翰·克里斯朵夫在充满庸俗、倾轧的社会里的奋斗历程。约翰·克里斯朵夫出生在德国莱茵河畔一座小城，他们家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音乐世家，祖父曾是王府乐队的指挥，父亲却经常酗酒，以至家境逐步败落。小克里斯朵夫长相丑陋，但受到祖父的喜爱，常和祖父一起漫步田野，听祖父讲古代的英雄故事，使他从小就萌发了做大人物的想法。做厨娘的母亲胆小善良，一天，他在母亲帮佣的主人家遭到少爷、小姐作弄，因反抗受到主人毒打，母亲还让他赔礼下跪。这使他感到非常难过，更气愤人间的不公。祖父送他一架旧钢琴，还带他到剧场欣赏歌剧，引起了他对音乐的兴趣，常常自己爬到椅子上去按琴键。父亲发现了他的这个爱好，想做为他的一个特长，作为将来向上爬的手段，于是天天用戒尺逼他练琴，累得他终于有一天支持不住了，他起而反抗：故意弹错音节。父亲气得吼声连连，戒尺雨点一样打下去，克里斯朵夫被制服了，不得不每天一边流泪一边弹琴，他对音乐厌恶透顶的同时，内心已被音乐占据，他不由自主的爱上音乐，并要把一生都献给这个凝聚自己所有喜怒哀乐的艺术。祖父留心把孙子随时哼唱的曲谱整理起来，还加了伴奏与和声，编成乐曲，取名为《童年遣兴》，在乐谱的封皮上还题上了小克里斯朵夫的名字，让克利斯朵夫弹奏，并呈报宫廷开了专场音乐会，他的表演受到全场欢迎，大公爵夸这个6岁孩子是“再世莫扎特”。从那以后，他受到莫大的鼓舞，开始有意识的弹琴作曲，这让祖父高兴得哭了起来。他做乡村货郎的舅舅崇尚“平常的人”，他感情真切，给了约翰另一种教育。他唱动听的歌谣，让约翰呼吸田野清新的空气，在夜里感觉大自然交响曲中数不清的乐器，到生活中去创作真正的音乐，使克里斯朵夫又受到更好的音乐熏陶。克利斯朵夫11岁时被任命为宫廷音乐联合会的第二小提琴手，跟管风琴师学和声，他学多种乐器，用他的收入补家庭生活的困难。祖父这时在欣慰中死去，父亲整日喝得烂醉如泥，根本指不上，生活的重担压在他的身上，他不得不经常应召到公爵府替讨厌的笨蛋去演奏，这使他深感屈辱和痛苦，也和仰慕金钱、权势的长辈更疏远了，他还找了几份家庭教师的兼职。生活的重担把他压得喘不过起来。只有舅舅带给他快乐，他们月下荡舟，听桨上滴水的琶音，看河面水气的颤动……约翰边接受音乐教育，边参加乐队演奏，他已经升任第一小提琴手，他有一个伟大的信念：将来要写出伟大的作品。 一次赴乡间野餐，克利斯朵夫在渡船上结识了一个博学多闻的青年奥多，两人成为知交。和奥多的友谊成为他未来爱情的先导。参议官新寡的太太克里赫，带着女儿弥娜，从柏林搬来与他家毗邻。太太请他做女儿的家庭教师，教女儿弹琴，弥娜和他年纪相仿，很赏识克利斯朵夫的天赋和品格，也不时修正他的举止和仪态，对他产生了好感。克里斯朵夫一次在弹琴时很冲动的吻了弥娜的手。很快，弥娜的母亲窥破了他们的关系，她以出身、门第和财产为由极力反对，这使克里斯朵夫认清了他和她们的距离，悲愤交加的离开了这里。爱情的打击还未在内心平息，父亲又醉死在沟里。两个弟弟都去外出谋生，他与母亲相依为命，他们换到了一处更简陋、便宜的住所。房东的外孙女洛莎迷恋他，可是他爱上了开小针线铺的年轻寡妇萨皮纳。不料，萨皮纳突然患流行性感冒去世了，悲痛之余，又和帽店女职员阿达相爱，但很快被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抛弃。爱情的打击使他消沉下去，整天和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泡在酒馆里。舅舅帮助了他，教育他突破情欲之网，重新振作精神，埋头音乐创作，克里斯朵夫警醒了。 克利斯朵夫在听音乐会时，感到演奏者萎靡不振，观众也听得百无聊赖，他懊丧的发现，所谓大师的作品无不充满着虚假和造作。他义无反顾地撕毁了以前俗套的乐曲，批评了几乎所有德国古典音乐大师的虚伪。守旧势力说他“标新立异”，“完全疯了”，曾喜爱他的大公爵也开始反感他，震动的乐坛联合反击，使他举办的演奏自己新作品的音乐会受到了挫折和冷落。就在事业受挫时，他受人利用，在杂志上发表了多篇音乐评论，把那些乐队指挥、演奏家、歌唱家乃至观众都得罪了。他孤独、愤怒，决意远走他乡。临行前，他去参加农庄的节日舞会，因一个姑娘不愿和醉酒的军官跳舞而遭打，他打抱不平打死了军官，被解救的姑娘让他到巴黎避难，他匆匆给母亲留了一张便条就逃走了，他出了边境，到了法兰西。 在巴黎，他过着艰苦的生活，一方面他要找工作糊口，另一方面他又不肯亵渎音乐艺术。最后，他为一个肉店老板女儿葛拉赛、一个汽车制造商的女儿史丹芬以及她的表妹葛拉齐亚教授钢琴。葛拉齐亚充满爱心，经常为克里斯朵夫的不幸命运而痛苦。在别人的引荐下，他参加了巴黎文艺界的活动，用交响诗的形式写成了话剧，并拿到剧院去演出。可社会党议员和一些别的政客们，虽是自命自由的思想家，其实禁止别人的思想自由。一个社会党议员热心促成他的歌剧《大卫》的上演，并拉自己的情妇担任剧中主角，结果这女人声音恶俗不堪，克里斯朵夫为撤换角色与议员闹翻，演出告吹。气得克里斯朵夫大病一场，唯一的收获是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是一个靠教书为生的青年诗人奥里维。他的几份教课的差事都因此丢了，生活又陷入窘境。克里斯朵夫的一切都得到葛拉齐亚的深切关注，她一直在无法给克里斯朵夫提供帮助而伤心。克里斯朵夫与朋友奥里维合租一所公寓，奥里维非常钦佩约翰的音乐天才和充沛精力，约翰也喜欢奥里维的智慧清明，谦和仁爱，他们都热爱自由。约翰随奥里维到平民中去，他看到了法国潜藏的生机。他要求团结抗暴，扫除贵族气息，而奥里维醉心宗教，梦想有一个爱一切的公平世界。他们在社会上经过几年的激昂奋斗之后，终于都为成千上万的淳朴心灵埋头创作了，他的《大卫》在法德两国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以前被喝倒彩的《伊芙琴尼亚》也被重新发现，受到热烈欢迎。大家公认克利斯朵夫是天才，生活也因此出现了转机。这时，克里斯朵夫发现自己和奥里维都爱上了工程师的女儿雅葛丽纳，他主动退出，促成他们的婚约，并搬到别处居住。克里斯朵夫的名气越来越大，但又一次遭到别人的陷害，出版商哀区脱篡改出版克利斯朵夫的作品，使他陷入困境。很快，他发现他的文章又有了改变，奥国大使馆还邀他前去演奏。原来当年狂热爱他、曾是他学生的葛拉齐亚，当上了奥国的伯爵夫人，是她在暗中保护他，使他又一次得以脱身。不久，“五一”节那天，他和好朋友奥里维参加游行运动，奥里维为救一个挤倒的孩子被人群踏在脚下，他在混战中刺死了一名施暴的警察，也不得不逃往瑞士。在瑞士，他思念亡友，心都要碎了。心情平息之后的他和一个医生妻子发生了关系。事后，他无法原谅自己的道德行为，托辞离开隐遁到一个小村里。在一次散步的时候，他偶遇已丧夫的葛拉齐亚，俩人沉入重逢的喜悦，虽然葛拉齐亚的儿子阻止俩人的结合，他们仍在心心相印中获得了满足。十年过去了，克利斯朵夫开始重新思索人生，他感到自己为创造以道德为目标的最高艺术已无能为力了，他把上帝当作心灵的寄托和理想的归宿。这时，他的作品在欧洲各地演奏并极受欢迎。他在德国杀死军官的旧案已经撤销，在法国打死警察的事也被人遗忘。他可以自由来入于德法之间。但约翰想逃避巴黎的伤心往事，自愿留在瑞士。在葛拉齐亚的支持下，他接受了巴黎的邀请，去指挥几个音乐会，他的演出引起巨大轰动，连过去反对他的人也捧他了。晚年的克利斯朵夫誉满欧洲，他继续创作，但他的作品已不像早年那样风雷激荡，而是和谐恬静。葛拉齐亚去世后，克里斯朵夫也闭门不出，他在弥留之际，脑际回想起临终的自慰：“我曾经奋斗，曾经痛苦，曾经流浪，曾经创造。让我在你的怀抱中歇一歇吧。有一天，我将为新的战斗而再生！”

读后感（一）——童年与世界 前天读完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觉得是一次灵魂的交流，突然多个世界向我展开，我觉得我必须和他们沟通，这也是我不得不写几篇读书笔记的原因，尽管本人不是很喜欢写这类东西。 童年与世界 《约翰·克里斯朵夫》给我最深印象的是他的童年： "每天他去发掘这个属于他的宇宙：--一切都是他的。--没有一件不相干的东西：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苍蝇，都是一样的价值；猫，壁炉，桌子，以及在阳光中飞舞的尘埃。一室有如一国，一日有如一生。在这些茫茫的空间怎么能辨得出自己呢？世界那么大！" 童年的人只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他的生命和外界世界紧密的联系到了一起。所以这是一个真的时代，他的词典里只有真与假，而不会有合适与不合适。不会为了现实的恩恩怨怨，适当与否而丧失自己对真的世界的关照。可以说每个人的童年都是悲天悯人的。 "他在家里，坐在地上，把手抓着脚。他才决定草毯是跳船，地砖是条河。他相信走出草毯就得淹死。别人在屋里走过的时候全不留意，使他又诧异又生气。他扯着母亲的裙角说："你瞧，这不是水吗？干么不从桥上过？"--所谓桥是红色地砖中间的一道道沟槽。--母亲理也不理，照旧走过了。他很生气，好似一个剧作家在上演他的作品时看见观众在台下聊天。 他也是魔术师，大踏步的在田野走，望着天，挥着手臂。他命令云彩："向右边去。"--但它们偏偏向左。于是他咒骂一阵，重申前令，一面偷偷的瞅着，心在胸中乱跳，看看至少有没有一小块云服从他；但它们还是若无其事的向左。于是他跺脚，用棍子威吓它们，气冲冲的命令他们向左：这一回它们果然听话了。他对自己的威力又高兴又骄傲。" 这些克里斯朵夫童年的趣事使我回忆起自己的童年。记得小时候我会在家的后院拿根木棒苦练"武林绝技"，扫尽"天下不平事"；我会在马路上突然躺下学大灰狼在地上打滚（当时为了什么事，我现在也已经忘了）。 童年的世界是荒谬的，但却是无比真实的。在那里有情，有义，有恐惧，可以勇敢的为了自己认为不平的事情大打出手，可以为了哥们儿上刀山下火海，这是一个人的世界。而在现在，面对更大的不平，面对义气带来的后果。我们反而学会了理智，有时候对错是次要的，适当才是我们需要追求的。或者适当与否就是对错。每个人即使对很多现象忿忿不平，很多行为心有不服，却总告诉自己那些感觉是荒谬的，是不合时宜的。成年人生活在世界上，可能并不会对不起别人，却一定会最对不起自己。"宁可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句是不合时宜的"奸诈"，仅仅是因为它是一句真话。 为其荒谬，故而可信！ 读后感（二）——敢为孤臣 克里斯朵夫在他进入青年时代，开始用自己的理想和生命感受去品味所有的音乐，包括大家公认的大师的音乐。并从自己的很早就开始负担整个家庭重任的生命感受出发，认为很多所有大师的音乐都是无病呻吟，虚伪至极。并从音乐中看出整个德国的病根。“德国艺术最要不得的虚伪还不在于艺术家想表现他们并不感到的情操，——因为这些情操本身就是虚伪的。音乐是心灵的镜子，而且是铁面无情的镜子。一个德国音乐家越天真越有诚意，就越暴露出德国民族的弱点，动摇不定的心境，婆婆妈妈的感情，缺少坦白，伪装的理想主义，看不见自己，不敢正视自己。” 这一个时期他的批判作为现代以适当性为核心的道德评价来说，是“不公平的”。但是“人生有一个时期应当敢不公平，敢把跟着别人佩服的敬重的东西——不管是真理还是谎言——一概摒弃，敢把没有经过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统统否定。” 这是一个理想的世界，也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崇高世界。而大众最害怕的就是崇高理想。“大众把崇高伟大当作游戏。要是他们看到了崇高伟大的面目，那就连望一望的勇气也没有了。”而敢于面对自己的真心，敢于面对崇高，这是何等的勇气！在现实中，他要付出何等的代价。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在崇拜鲁迅能那么深刻的看到中国人的劣根性，那是因为现代中国人总是作为旁观者在看到以前的中国人，无论他怎么掩饰。而真正批判到自己头上，他们就会愤怒，怒吼……克里斯朵夫面对的德国人，包括后来的法国艺术界就是这样。最后以至于艺术界包括一些小市民联合起来封杀了这位艺术青年，仅仅因为他说了几句自己心里的话。从此他成为了孤臣。 这让我想起了《雍正王朝》，这不是写雍正的，还是利用雍正这个历史人物演绎一出古希腊悲剧似的故事。雍正为了江山社稷，为了自己的政治追求，不惜得罪自己的兄弟，得罪上下官吏，敕死自己的儿子，更难得的是他敢得罪天下读书人。被天下人骂，被人编排成弑父夺嫡，冷血荒淫的人都在所不惜。这是个英雄，当然英雄往往是要演绎悲剧的。他让我最感动的是，他敢为孤臣。 恰恰也只有孤臣才有真正的朋友，朋友不是互相吹捧，不是在具体的恩惠上。而是在于交心，在于两个不同世界的沟通。而很多人更看重的确实前者，或者过于计较前者而损害后者的真意。克里斯朵夫的朋友如奥利维，葛拉齐亚，都是他心灵和生活的归宿和寄托。 而在现实中，我们往往害怕得罪多数人而说一些不温不火的话，作些不温不火的事情，大家和和气气。当然作为大众生活，这没什么错。但是在面临很多重大问题时，往往缺少大的智慧。人们说现代中国人缺少思想，是的，我记得有一个同学毕业论文写的是一篇十分有创意思想性的文章，预答辩的时候，一个老师辟头就问：“你写这些花里胡梢的东西，你想作大师吗？”那位同学没敢回答，下来后又重新按部就班的写了一篇毫无新意的文章，通过了。其实想做大师有什么丢脸，又有什么错？只是大师不会按照现行的规则行事罢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大师的要求太高，可能大多人数的才华平平，没有这个能力。（然而除了少数之外，大多数大师的才华不是只有当他们成为大师之后我们才看出来的吗？）所以每个人为了安全，就甘心按部就班，人云亦云。有谁愿意作炮灰了？但正因为有这些愿作炮灰的人，我们才有大师，否则不要谈什么创新，发展。我现在感觉他些愿做炮灰的人比那些大师本身更可爱，更可敬。 还有一例，就是关于中日关系问题。只要真真的考察一下近年来的中日关系，我们会发现日本尽管有很多问题，但中国本身存在这更多的问题。报道失实，大事辱骂等等。不是说所有媒体和官员都是不愿真实的，而是在现在民族主义情绪激昂的时候，任何“有利于”日本的做法都是“卖国”，更别说哪位领导人在对日问题上实行面向未来的政策了。但中日 关系不改善，何谈中国的和平崛起，何谈东亚的未来？这个事实很多人认识到了，可谁愿意去真正面对了？不安全，有被打为“卖国贼”的危险，有被口水淹死的危险。 任何时代，大众总是有的，而且总是占大多数的。但每个时代都需要英雄，尽管这样的人，人数很少，宛如沙漠中一小片绿洲，但正是这片绿洲给了我们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