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王伟光毕业论文

在海南大学，王伟光先生利用他在经济学和管理学方面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国际贸易实践经验开设了用双语教学的《跨国经营理论与实务》、《产销管理》和《生产与运作管理》等课程。另外，他还定期开设专题讲座，介绍国际贸易最新发展状况和美国旅游业的现状和发展。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以及他的博学和对教育事业的执著和热情无时无刻不影响及感染着他的学生，他讲授的专业课程以及专题讲座活动场场爆满。王伟光先生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是成功大学的杰出校友。在他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海南大学与台湾高校开展了经常性学术交流活动：如海南大学与台湾成功大学定期联合举办的“两岸产业发展与经营管理”学术研讨会已召开了四届，该研讨会分别在两校召开，共同邀请两岸知名专家学者参加，现已成为两岸规模最大，交流范围最广的学术交流活动，在两岸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王伟光先生对海南教育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金钱。截至目前为止，他已捐资50多万元在海南大学设立“王伟光学术交流基金和特困优秀学生资助基金”，先后资助了近百名海外特别是台湾的专家学者和大学生来海南大学进行学术交流；资助了50多名海南大学的教师到台湾参加学术研讨会和研修，其间借鉴台湾高校特别是成大MBA学科建设的经验，为海大MBA学位点的设立提供了直接的帮助；资助了10名海南大学学生到台湾成功大学学习；资助了100名海南大学学生贫困优秀学生完成了学业。同时，王伟光先生还在他的祖居地海南文昌捐助10万元，以资助该市贫困地区的100名贫困优秀学生。他捐出的金钱总额在200万元以上。为积极响应我省提出的二次引智的精神，他应邀义务到海南各市县给当地政府公务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开展培训活动。几年来，他花费了大量空闲时间收集和研究各地资料，奔波各地进行实地考察，结合他本人几十年的创业经验、企业管理技巧，无私传授。同时，他出资邀请海南大学的专家学者加盟，全方位多角度的为各市县的公务员和企业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为促进海南省有关市县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海南省外国专家局亦对他的义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除此以外，为支持海南科技科普事业的发展，王伟光先生于2000年捐资10万元在海南省科协设立“王伟光奖励基金”，奖励为海南省科技科普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促进了海南省科技科普事业。王伟光先生有着超人的毅力和高度的责任心，他为家乡教育所做的一切，绝不是每一个有充分的时间以及拥有雄厚财力基础的人都能办得到的。他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又是一位出色的外籍文教专家，他将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家乡教育事业上。他曾说过“我现在虽然是美国人，但我的根在中国，在海南，为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效绵薄之力就是我后半生的目标。虽然我的家人和朋友对我的选择表示不理解，说放着好好的事业不做却跑去教书，但我却认为人活一世，真正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赚钱够用就行了，家乡的教育事业才是我的真正事业，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王伟光先生7年来无怨无悔地为海南的教育事业奉献一切。王伟光先生的爱心善举和扎实而富有成效的工作，也使他深深赢得了家乡人民的称赞。7年来，他获得了众多奖励和荣誉，海南省人民政府分别于2002年和2004年授予他“椰岛纪念奖”和“椰岛友谊奖”，这是海南省人民政府授予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2005年9月，他又荣获2005年度“国家友谊奖”，应邀赴北京参加建国56周年国庆招待会，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了的亲切接见。受聘期间职务:教授国内聘用单位:海南大学上级主管部门:海南省王教授自1999年以来，在海大经济学院开设了《跨国经营理论与实务》、《产销管理》、《生产与运作管理》等课程。在教学中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把自己多年从事跨国经营的经验和技巧传授给学生；为促进海峡两岸高校的文化和学术交流，王教授发起并组织了三届“两岸产业发展与经营管理”学术研讨会，并给以了巨大的资金支持，其中在台湾举行的“第二届两岸产业发展与经营管理学术研讨会”成为两岸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交流；据估算，王教授为推动海大的学术交流、教师赴境外培训及资助特困生，无偿捐资近百万元。王教授有着超人的能力和高度的责任心，更重要的是，他热心家乡的公益事业，不计个人得失、不求回报，为海南的科技文化教育事业，为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以及建立和谐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此，王教授于2002年荣获海南省“椰岛纪念奖”。所获奖项:2004年度“椰岛友谊奖”所获奖项:2002年度“椰岛纪念奖”所获奖项:2005年度国家“友谊奖”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空前成就，“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概念引起国内外人们的普遍关注与研究。其中，尤以“中国模式”引人关注，并得到明确肯定和科学界定。与此同时，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得到彰显与创新。 中国模式”的明确肯定和科学界定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岁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经济增长年均达。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预计还可以快速增长十年以上。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也只出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二十年中。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空前成就，引起国内外人们的普遍关注与研究。提出了“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概念。尤以“中国模式”引人关注。但究竟什么是“中国模式”?它的内涵是什么?怎样科学地界定和表述?它具有什么意义和价值?近年来，主流观点在肯定“中国模式”的共识下进行了研究与论述。对“中国模式”研究卓有成效具有代表性者，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张宇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程恩富院长的论著。201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一书转载了张宇教授发表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年第1辑的《中国模式的含义与意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一文。该文系统分析了中国模式的形成，并指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增强，其意义和价值更加显著，人们逐步摆脱了从转轨经济学的角度考察转轨的特殊模式的思维方式。开始探索中国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模式所体现的一般规律和普遍意义。特别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发展制度和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新自由主义的体制模式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而中国模式则在危机中经受了考验，彰显其意义，激发了人们对中国模式的新的关注和思考。 该论文摆脱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系统，提出只有把握了中国模式的主题和目标，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中国模式的主题是：一，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二，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三，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和融入全球化的转型;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转型。就是把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统一为一体。 论文阐述了中国模式的内涵与特征。一，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二，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的新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式道路;四，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模式;五，实现自我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模式从根本上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具体而言，中国模式包括改革模式、发展模式、开放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四个方面的内容。 论文分析了中国模式的意义，认为应从两方面的统一中看待这一问题。一方面，对中国成功的模式和经验并不一定适用于任何其他国家;但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模式和经验只是一种特例而没有任何普遍意义。特殊性中包括着普遍性，个性中体现着共性。因此，另一方面，中国的模式和经验中必然包含着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中国模式的形成既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和国情及历史需求。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中国的经济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开辟了一条新的可供借鉴的道路，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 程恩富发表了几篇分析中国模式的论文。《马克思主义文摘》2010年第8期转载了他的《坚持完善“中国模式”是一个重大课题》一文，他不赞同有些学者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他系统论证了应当肯定中国模式的事实。讲中国模式是指中国经济模式，有两种含义：一是从经济或产业发展的道路和特征来界定，如工业化、城镇化、经济外向度等;二是从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发展的特征或内涵来界定。中国模式四个方面的显著特征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体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经济发展中的中国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是一种经济转轨的经济模式。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证。 作者特别指出：如果私有制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公有制的比重不断下降，达到私有经济在量和质上都超过了公有制经济，这时则是“私有主体型的产权制度”。如何保持和完善经济发展中的“中国模式”是需要学者和中国政府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国外政要和学者纷纷议论和评述“中国模式”的境遇下，我国明确肯定并科学界定中国模式的内容和意义是一种必要的理论创新工作。南非前总统塔博·姆贝基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模式适用于非洲。世界银行也认为中国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示范效应。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说：民主是一种“失败”的意识形态。“北京共识”说明“非民主”国家也可以让人民过上好日子。韩国经济学家全成兴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对于韩国的借鉴意义是多元化的。比如，“政治安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渐进式的改革。但最重要的是必须摆脱一味“追逐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 国外的不同人士从各自的角度对中国模式进行不同的解读。有的解读虽未从整体着眼，但也有一定道理。如韩国全成兴教授认为，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包括：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实现政治稳定，渐进式改革，在创新中考虑国家的实际情况及其历史沿革等。高盛公司的顾问拉马用汉字“淡”来解释中国模式。正如“淡”字融合了水和火一样，中国式的发展试图完美地实现“效率”与“公平”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中国通过中国模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国外媒体也在评论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在2010年11月16日的文章评论中国模式时说：中国崛起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以至于现在受到的考验不是北京的体制，而是我们的体制。中国模式成为强有力的替代模式和一种挑战，甚至让西方国家以及我们有关民主自由怡然自得的想法相形见绌。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原因何在?主要因为西方主要经济体美国、日本和欧洲仍然不景气，而中国却很兴隆。他说，美国领导层明显觉察到“美国模式”受到了挑战。如果美、日及欧洲不接受挑战的话，中国模式就是冷战之后的第一也是最佳希望。 当然，也有人不愿看到中国模式的吸引力，习惯于又拿“自由”、“人权”说事。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特别提醒受到中国模式吸引的国家：“如果你真的关心国家的发展，如果你希望你的人民获得长远的福祉，那么就必须让政治自由和尊重人权与经济发展相匹配”。其实，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发展与改革中的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正是中国模式成功的保证。讲中国模式应将这一条加上去。 从国外政要与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热议和解读来看，我国从正面系统而科学地论证和界定中国模式的内容及其意义，梳理和澄清国内外对此认识上的某些模糊与偏误，的确是一件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理论工作。它的社会影响会扩展到国内外。 国际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彰显与创新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以来时隔70多年的又一次大危机，它引起了国内外人们的历史回顾和反思。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危机理论不灵了的声浪在国内外高调传播。这次危机的突然爆发，蔓延的范围又是空前的，促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危机理论再学习、再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研究与应对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中，既着眼于新旧危机的一般规律性，又着眼于这次危机的特殊规律性，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 由于当代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出现与马克思、恩格斯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完全相同的情况，如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与发展，虚拟经济的膨胀及其与实体经济的新的关系，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与发展，等等。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显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我国学者和决策部门研究和应对这次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理论与实践的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危机的理论的科学性。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不是直接表现为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而是表现为消费需求过度、贷款消费，导致信用链条断裂，金融机构破产或遭遇危机。危机不是像过去从实体经济开始，然后波及金融系统，而是相反，危机从虚拟经济开始，传导至实体经济。然而，这种危机的新特点，是实体经济危机扭曲的表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度消费和大规模举债消费，表明原来没有消费能力的人们也靠举债进入消费领域。而大规模举债消费的实质，是由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只有靠贷款去购买房产和其他重要消费品。因而大规模贷款消费，掩盖了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事实，表现为虚假消费需求的旺盛。学者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危机理论，阐明了这次危机的根源依然是资本主义制度性原因，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要分清危机的表层原因与深层原因，技术性原因和制度性原因，诱发性原因和规律性原因。对危机的发展趋势和社会影响，我国应对危机的理论与政策措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怎样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应对危机等问题，都有系统的研究与评析。对包括经济危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所发展与创新。 第二，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证明我国学者开展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正确性和必然性。这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相联系的。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市场万能)，反对在微观领域和宏观层次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新自由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华盛顿共识”。它的核心思想，是由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斯蒂格利茨所概括的三句话：“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快速的自由化”。 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鉴于新自由主义在导致苏联瓦解、东欧剧变中的推波助澜作用，鉴于拉丁美洲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酿造的苦果，也鉴于国外许多有识之士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的积极意义，多年来在报刊上也进行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明确了我国的改革与发展不能以新自由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个别学者曾反对批判新自由主义，认为批判新自由主义是批判改革。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用铁的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失败。证明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需要政府的有效调控。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应对危机中的有效性和优越性。中国率先走出国际经济危机的漩涡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反对和批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影响，以“中国模式”走自己的路，并应对国际经济危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决策层的理论贡献与创新。 第三，“中国模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中的作用，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论证的。我国学者以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在研究和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中，提出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分析，决策层也出手快、力度大、及时采取了一整套应对危机的有效措施，获得了成功。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做出了贡献。 在研究国际金融危机中发表过一些有理论价值和创新思想的论著。如收入由李慎明主编的《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09-2010》(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中的一批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论文，可作为代表。其中包括如李慎明、王伟光、张全景、汝信、刘国光等的论文。 另外，吴易风教授的《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系统研究了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起因、发展轨迹和根源，当前危机和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另外赵剑英等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2009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收录了何秉孟、卫兴华与孙咏梅等研究当前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论文，都是力求将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统一起来的论著。 (作者为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